大門重開前後的中國教會：良友電台內地聽眾信件研究(1959-1983)

本書旨在以1959 年至1983 年間來自中國大陸的聽眾信件為基礎，嘗試整理中國教會在大門重開前後處於歷史巨變中的面貌。

早於1949年初，遠東廣播公司以「良友電台」之名，開始藉大氣電波向中國大陸傳送福音節目，成為迄今面向中國廣播最久的福音廣播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教會的生存空間不斷萎縮。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在「極左」路線下，連串政治運動開展，至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國教會在政治風潮下幾至沒頂。數十年之久，中國教會一直隱蔽於竹幕背後，外間無從得知教會及信徒的情況。期間，製作中心設於香港的良友電台從未停止向中國大陸廣播；惟基於種種因素，廣播對象幾乎完全靜默。直至1979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宗教政策亦有所調整，中國教會的大門終得以重開。至此，寄自中國各地的聽眾信件數量陸續增加。這批珍貴的信件，記錄了竹幕低垂期間中國教會的處境及信徒的心聲。本書以1959年至1983年間來自中國大陸的聽眾信件為基礎，整理大門重開前後中國教會處於巨變中的面貌，在歷史大論述以外提供另一個民間角度。

吳劍麗

香港建道神學院哲學博士、道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文學碩士。現為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義務研究員。著有《夾縫中的少數派：基督新教在甘青地區的穆宣事業（1878-1951）》（2015）、《荒原仄徑：1949年前來華傳教士的穆宣足迹》（2020）。

自序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新政權意識形態及宗教政策的轉變下，中國教會旋即面對重重挑戰：先是不得不割斷與普世教會的聯繫，走上「三自」的道路；至上世紀五十年代，隨著一連串政治運動的展開，教會的生存空間不斷萎縮；其後文革十年，教會更完全隱蔽於低垂的竹幕之後；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教會大門始得以逐漸重開。此期間，要穿透竹幕向中國大陸傳遞福音信息，惟有廣播一途。向
中國廣播的福音機構中，以1949 年7 月29 日成立的遠東廣播公司歷史最為悠久。遠東廣播成立之初，即鎖定以中國聽眾為對象，並用「良友電台」的名稱自馬尼拉向中國大陸播報福音信息。1958 年5 月，香港錄音室正式成立，在向中國大陸傳播福音及栽培信徒的事工上，肩負了獨特的角色。

在遠東廣播服事時，曾聽前輩們分享早年向中國大陸廣播的點滴。自1958 年香港錄音室成立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前，基於種種原因，能寄達香港的聽眾來信寥寥無幾。由於廣播對象幾乎完全靜默，一眾同工無從得知節目的效果及聽眾的反應，惟憑藉信念堅持下去。及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來自中國大陸的來信始紛至沓來。猶記得前輩們憶述收到第一封來信的一刻，那份欣喜若狂委實難以形容。聽著這些故事，心嚮往
之，一直渴望有機會親睹來信原件。及後在崇基學院神學院進修期間，適逢遠東授權及贈送1958-2004 年間保存下來的中國大陸來信、電郵、傳真予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作研究之用；在論文指導老師邢福增教授的鼓勵下，決意以這批聽眾來信作為第一手資料，探討竹幕低垂期間中國教會的狀況，作為論文的研究方向。

本文以1959 年至1983 年間中國大陸聽眾寄達良友電台的現存信件為基礎，整理中國教會在大門重開前後處於歷史巨變中的面貌。由於這批珍貴的來信跨越半世紀時空，涵蓋中國各個省份區域，出自背景及社會階層各異的寫信人之手，如實記錄了他們個別的訴求與關懷；故有助從民間角度重構中國基督徒群體在當時代的處境，探討政治環境對基督徒實踐信仰所帶來的挑戰，並且補充過往大論述未能充份反映的區域獨特性及發展差異。

多年以後，這篇論文終於落實出版，惟未及付梓又遭逢波折。承載歷史的文字，意外地烙下了另一道時代的印痕。無論如何，它的出版於筆者有幾重意義。就個人而言，回顧來時路，它是一個事奉階段的印記，刻錄了上主的恩召和引導。在歷史研究方面，從民間視角對大門重開前後中國基督教的初步探索，盼可作為引玉之磚，供同道參考。重讀這篇論文，彷彿走過一趟信仰的旅程。在那個狂風惡浪席捲一切的時代，無
數平凡又不平凡的信徒，仰仗瓦器裡的寶貝，在亂流中始終穩立。深深冀盼，前人在漫長黑夜中持定盼望、矢志忠信的楷模，成為今日我眾的激勵。

藉此機會向幾位前輩致以由衷謝意。感謝邢福增教授的指導和幫扶，讓這篇論文得以完成。受業於邢師，何其有幸。這許多年來，老師的學養與風骨對學生的影響至為深遠，他的恩情也一直銘記在心。感謝盧炳照牧師，對筆者的事奉以至進修，總給予最大的支持和鼓勵；特別感激他在百忙中答允賜序。感謝盧家駇牧師，事奉超過半世紀，他的異象和熱誠始終如一，是筆者從確認召命到投身事奉的關鍵人物，也是學效的榜樣。感謝外子天逸，在朝聖的旅途上，有他相伴同行，實在是上主厚賜的恩惠和愛眷。特別鳴謝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出版這篇論文，讓這個小小成果得以呈現在讀者面前。

感恩頌讚歸予上主。祂是歷史的主，是在人的國中掌權的至高者。

吳劍麗
2021年8月16日
2022年6月1日修訂

總序 v
邢序 xvii
盧序 xxi
自序 xxiii

第一章　緒論 1
　一、目的 1
　二、研究回顧 3
　三、研究方法 14

第二章　背景―福音廣播在中國 19
　一、在華福音廣播機構概述 19
　二、中共對境外廣播的態度 28

第三章　中共政治路線對基督教的影響(1957-1983) 31
　一、反右運動 32
　二、文化大革命 33
　三、「嚴打」及反精神污染運動 40
　四、收聽敵台及對外通訊的危險 42
　五、英語熱 58

第四章　中國教會的處境 67
　一、不同地域的概況 67
　二、城與鄉 73
　三、「三自」與「家庭」 88
　四、教會處境及問題 99

第五章　基督徒的個人處境 131
　一、政治風潮下的經歷及掙扎 131
　二、宗教生活的維持與破壞 151
　三、信徒關注的神學課題及信仰疑問 180

第六章　基督教傳播的途徑 199
　一、個人佈道 199
　二、福音廣播 201
　三、信徒下一代 209

第七章　改革開放之初農村教會大幅增長現象之探討 219
　一、農村空間較大 225
　二、福音廣播在農村的影響力 227
　三、神蹟奇事 227

第八章　結論 233
　一、政治風潮下的中國基督徒與基督教 233
　二、福音廣播的角色及功能 234

參考資料及書目 243

一、目的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受「極左」路線影響，連串政治運動展開，中國教會的生存空間不斷萎縮；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令教會的活動完全停頓。中國教會隱蔽於低垂的竹幕後達數十年之久，期間外間幾乎無從得知中國教會及信徒的情況。直至1979 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宗教政策亦有所調整，中國教會的大門終得以重開。早於新中國建立之前，一群中國基督徒有見廣播是傳揚福音的有效管道，遂於三十年代初成立上海福音廣播電台，是為在華福音廣播之濫觴。其後，幾家福音廣播機構相繼成立。其中良友電台成為迄今面向中國廣播最久的福音廣播組織。

自1949 年初，良友電台藉大氣電波向中國大陸傳送福音節目。從電台啟播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近三十年之久，廣播對象一直靜默。直至改革開放，來自中國大陸的信件數量始陸續增加。這批珍貴的信件，從個體角度記錄了竹幕低垂期間中國教會的處境。

本書旨在以1959 年至1983 年間來自中國大陸的聽眾信件為基礎，嘗試整理中國教會在大門重開前後處於歷史巨變中的面貌。以1959 年內地聽眾信件作為研究起點，因前一年對中國教會而言是一個重大的轉折。1958 年8 月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意見》，推出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農業生產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政策；全國上下包括基督教教牧人員及信徒必須全力投入社會
主義建設，對教會活動構成重大影響。同年10 月實行聯合崇拜，全國各地教會合併，宗派正式消失，教堂數目銳減。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下，教牧人員亦成為接受勞動改造和政治運動教育的對象。中國教會自該年開始面對前所未有的衝擊。此外，由於在良友電台現存的信件原件中，最早的一封寫於1959年，故以此作為研究起點。

文化大革命是「極左」路線的高峰，期間宗教活動完全停止。1969 年至1978 年間，良友電台收到來自中國大陸的來信僅177 封。改革開放後，隨著宗教政策的轉變，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的作用漸受肯定，教會得以陸續重開；而1979年的內地來信隨即飆升至10,781 封。此後數年，來信數字一直維持過萬封。直至1983 年，受「嚴打」及反精神污染運動影響，來信驟降至3,132 封，反映了教會及信徒面對的壓力。本
研究以1983 年為終點，一方面該年的信件記錄了開放後一個重要的轉折，另一方面該年及之前的來信多有追述改革開放前教會及信徒的處境，極具參考價值。

二、研究回顧

1949 年至1979 年間中國大門關鎖，消息閉塞，外間無從得悉中國教會及信徒的處境。許多關注中國教會的人士，只能透過有限的渠道一瞥竹幕後的情況。觀乎部份相關研究，學者主要從以下幾個進路分析當時中國教會的處境：
第一個進路是政教關係。政教關係又可分為以下三個方
面：一，中共對宗教的定義及立場；二，中共的宗教政策；
三，三自愛國運動。
由於政權對宗教的生存及發展有直接影響，要了解中國教會及信徒在新中國的處境，絕不能忽略政權的意識形態及其對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定位及態度。在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共對海外人士而言幾乎是個陌生的概念；早期不少關心中國基督教狀況的著作，都從政治的角度，著墨介紹中共的革命理念及相關的政治事件，包括中共路線的修訂、三面紅旗政策、重要政治文件的發佈、肅反及鳴放等運動，以至文化大革命運動
等，並分析政治因素對中國教會及信徒造成的影響。例如《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以編年的時序，從政治及社會背景出發，論述1949-1997 年間在中共政治發展及社會處境不斷變化的形勢下，中國教會所受的影響。

另一方面，建國後展開的一連串政治運動，雖則其原意不一定專門針對基督教，但由於政治的影響力無孔不入，沒有任何宗教組織及成員包括中國教會及信徒，能夠置身事外而得以倖免。絕大部份研究指出，1949 年後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正正衝擊著中國基督教會及信徒的生存狀況。從一些研究數字，可見1949 年前後基督教生存狀況有巨大的改變。據統計，1949年前夕，中國共有八十四萬名領聖餐之新教信徒(Communicant
Protestant Believers)、教堂兩萬間；當時境內尚有五千六百名西教士，以及約兩千一百名中國牧師；然而於1949 年後，中國信徒及聖職人員及教堂的數目隨著群體離散與政治運動展開而驟降；至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關於中國教會的可見活動更完全停止。這些顯著的改變與中共對宗教的立場及處理手法有直接關係。這個範疇的研究是理解中國教會處境的基礎。與第一方面直接相關的課題，是中共宗教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同時也扣連起對中國教會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六條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無疑，中共對宗教的定義和態度引導著宗教政策的方向，而宗教政策則決定了教會的生存空間。相關的研究涉及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路線的轉變、統戰的對象和目的與手段，及個別的宗教政策文件（其中以1982 年3 月31 日頒佈的「19 號文件」為主）。關於中共宗教政策的介紹及分析，有趙天恩(1938-2004)
的《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及《洞燭先機―中共宗教政策及三自會論評》。前者是選輯自《中國與教會》7 的多篇相關文章，內容包括中共之基督教政策的發展歷程、從「三自」分析中共的基督教政策，以及一些重要的宗教文件的分析；後者則是作者個人多年來對中共宗教政策的研究心得，當中也包括對三自愛國運動的評論。8 此外，討論到中國基督教宗教發展的研究尚有賴恩融(Leslie T. Lyall, 1905-1996) 的Come Wind, Come Weather:The Present Experience of the Church in China 9 及《萬有主宰》10；
以及魏克利(Philip Wickeri) 的著作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Protestant Christianity, the Three-Self Movement, and China’s United Front 。

第三方面是以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由來及發展為研究課題。這方面的研究與上述兩方面有緊密的關係，因為政局影響宗教政策，而宗教政策又指導著三自愛國運動的發展。1954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後，儼然成為基督教的「全國統一領導機構」，並以中國教會的唯一代理者自居。1955 年的肅反運動及1957 年的反右運動後，許多重要的教會領袖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自此形勢更形清晰：基督教會及信徒已沒有選擇的餘地，必須在三自組織的控制及指導下走反帝愛國的道路。1958 年成為另一個轉折點，因為此後教會分為「地面」和「地下」兩個層面；前者為公開教會，受宗教局及三自組織管轄，後者則是一小撮的秘密家庭聚會，在法理上屬不合法的聚會點。

這方面的研究者粗略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中國大陸以外關注中國教會發展的學者。至於海外關注三自愛國運動的代表著作有魏克利的Seeking the Common Ground。作者在中國大陸有著重要的人脈關係，在書中深入探討三自愛國運動的由來及性質。邢福增、梁家麟合著的《五十年代三自運動的研究》從歷史角度考證五十年代政治運動與三自運動衍生的關係，並評檢近半世紀以來對三自運動的不同觀點。邢福增的〈反帝愛
國―建國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一文14 詳細分析基督教革新運動出現的背景，以及中共在基督教革新運動的開展及定調，以至在整個運動，甚至宗教領域中的主導性和操控權。

海外研究的特點是能夠以相對客觀的角度，在歷史考證的基礎上評檢三自愛國運動。第二類是官方或中國基督教兩會15 代表的著作。這類著作對三自愛國運動予以正面的肯定，多強調運動的必須性、正義性及貢獻；內容包括三自的原則、如何建立健全的教會組織、神學思想建設的推動等，也包括社會公益事業、與世界各基督教會的友好交往等等。16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2000 年由兩會出版丁光訓(1915-2012) 撰寫的《論三自與教會建設》、《論神學思想建設》、《論聖經》、《論上帝》、《論基督》一系列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