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

《離婚》一九四九年版本完整正體中文版
保留原始用字★並附表說明、對照

婚姻這個東西肯定有毛病。
解決得了人、卻解決不了問題。

⇨人生有張清單，讀書做官結婚生子弄個小三
⇨完成清單又怎樣？最後只剩一張嘴

一個懂你的辛酸、搶救你人生的故事
（↗其實做不到）

《離婚》於一九三三年首次出版。本書以一九四九年版本為基礎，僅針對明顯錯字或排版錯誤進行修改，最大限度保存這部作品在文字上的特有風格。

《離婚》這部作品，老舍自言是「擠」出來的，原因在於出版社之間的競爭。雖然寫作時間較短，寫作時的燥熱天氣也相當程度困擾老舍，但他完成的這部代表作，不但是他個人的代表作，也寫活了男人們的中年危機──浪漫的，或者不那麼浪漫的。雖然沒有家國之思的磅礡，卻更貼近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且有如一個替身，代替太多苦悶的人說出心中的苦悶。

★老李還是慢慢的說，可是話語中增加了力量。『「我並不想嘗嘗戀愛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點———詩意。家庭，社會，國家，世界，都是腳踏實地的，都沒没有詩意。大多數的婦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內———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們更平凡一些；我要———那怕是看看呢，一個還未被實際給教壞了的女子……

★「共產黨！」張大哥笑著喊，心中確是不大得勁。在他的心中，共產和槍斃是一件事，而且是應當如此；共產之後便共妻，共妻便不要媒人；應當槍斃！

雖然已是近一世紀前的作品，但現今讀來，除了用字遣詞的差異外，老舍描述的心境卻幾乎沒有隔閡感。小說最後的結局，雖然留下遺憾，卻也不脫人生的必然。收放自如的寫作風格，讓本篇作品雖然是頂替之作，也被被認為是老舍個人的經典代表作之一。

◎標註相異用字（附對照表）
本書並保留老舍許多獨特的、具有北京風味的用字與用語。老舍的作品原來就以其融合北京風情與英式幽默的筆觸而著名，本書在最大限度下保留老舍的文字風格，讓讀者能夠讀到最原汁原味的老舍文學。

 

 

老舍（一八九九年－一九六六年）原名舒慶春，字舍予，「老舍」是他的筆名。生於北京，滿洲正紅旗人。中國現代小說、戲劇的代表作家。

老舍幼時家貧，在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啟蒙，後來考取北京師範學校。他在二十世紀的二○年代時曾經擔任過老師、校長等教員職務，也在此時受到五四運動影響，並前往英國講學。英國講學期間，他閱讀大量的英語文學作品，並開始寫作。他亦曾短暫旅居新加坡，最後回到北京，於大學任教。此時的老舍目睹中國在國民黨北伐、抗日下遭受的艱苦與磨難，創作出《駱駝祥子》《四世同堂》《龍鬚溝》《茶館》等小說、戲劇作品。

然而，雖然老舍曾被共產黨稱為「人民藝術家」，亦曾在作品中頌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擔任過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書記處書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務，但仍在文革時慘遭迫害，跳太平湖自盡，享年六十七歲。一九七八年時恢復名譽。遺作為《正紅旗下》

新序

這本小說是硬「擠」出來的。
一二八的前一年，我寫完了《大明湖》，（我的唯一的以濟南為背景的長篇小說），交給《小說月報》去發表。一二八的毒火，燒了東方圖書館；《大明湖》的稿子也變為灰燼。停戰以後，我不願重寫《大明湖》――我的稿子向來没有副本，故重寫不易。《現代》索稿，我開始寫《貓城記》。
言明：《貓城記》在《現代》雜誌連載後，由良友公司刊行單行本。可是，現代書局再三的說，牠有印行《貓城記》的優先權，不願讓給「良友」。
于是，為免教「良友」落空，乃趕寫《離婚》；所以，牠是硬擠出來的。現在良友停業，由我將版權收回，交晨光重排出版。
在濟南熱死許多人的那一夏天，我，頭纏濕巾，腕墊吸墨紙，以阻熱汗流入眼中，濕透稿紙，跟酷暑與小說拼了命。結果，雖没戰勝文藝，可打敗了暑熱。在七十多天的功夫，我交了卷。
這本小說的文字與結構都比以前所寫過的略有進步，恐怕是「一氣呵成」的一點功效。在別的方面，我不敢說牠有什麼好處，也就不便亂吹。
到了美國之後，出版英譯《駱駝祥子》的書店主人，問我還有什麼著作，值得翻譯。我笑而不答。年近五十，我還没有學會為自己大吹大擂。後來，他得到一部《老張的哲學》的譯稿，徵取我的意見。我搖了頭；譯稿退回。後來，有人向書店推薦《離婚》，而且《駱駝祥子》的譯者願意「老將出馬」。我點了頭。現在，他正在華盛頓作這個工作。幾時能譯完，出書；和出書後有無銷路，我都不知道。

老舍，一九四七年五月，紐約。

前言 我怎樣寫《離婚》
新序

《離婚》
原、今用字・混用字對照表

我怎樣寫《離婚》

也許這是個常有的經驗吧：一個寫家把他久想寫的文章撂在心裏，撂著，甚至於撂一輩子，而他所寫出的那些倒是偶然想到的。有好幾個故事在我心裏已存放了六七年，而始終没能寫出來；我一點也不曉得牠們有没有能夠出世的那一天。反之，我臨時想到的倒多半在白紙上落了黑字。在寫《離婚》以前，心中並没有過任何可以發展到這樣一個故事的「心核」，牠幾乎是忽然來到而馬上成了個「樣兒」的。在事前，我本來没打算寫個長篇，當然用不著去想什麼。邀我寫個長篇與我臨陣磨刀去想主意正是同樣的倉促。是這麼回事：《貓城記》在《現代》雜誌登完，說好了是由良友公司放入「良友文學叢書」裏。我自己知道這本書没有什麼好處，覺得牠還没資格入這個「叢書」。可是朋友們既願意這樣辦，便隨牠去吧，我就答應了照辦。及至事到臨期，現代書局又願意印牠了，而良友撲了個空。於是良友的「十萬火急」來到，立索一本代替《貓城記》的。我冒了汗！可是我硬著頭皮答應下來；知道拼命與靈感是一樣有勁的。
這我纔開始打主意。在没想起任何事情之前，我先決定了：這次要「返歸幽默」。《大明湖》與《貓城記》的雙雙失敗使我不得不這麼辦。附帶的也決定了，這回還得求救於北平。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這兩個字就立刻有幾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開映。啊！我看見了北平，馬上有了個「人」。我不認識他，可是在我廿歲至廿五歲之間我幾乎天天看見他。他永遠使我羨慕他的氣度與服裝，而且時時發現他的小小變化：這一天他提著條很講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騎上自行車——穩穩的溜著馬路邊兒，永遠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遠走不到目的地，太穩，穩得幾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種生活趣味的展示。我不放手他了。這個便是「張大哥」。
叫他作什麼呢？想來想去總在「人」的上面，我想出許多的人來。我得使「張大哥」統領著這一羣人，這樣纔能走不了板，纔不至於雜亂無章。他一定是個好媒人，我想；假如那些人又恰恰的害著通行的「苦悶病」呢？那就有了一切，而且是以各色人等揭顯一件事的各種花樣，我知道我捉住了個不錯的東西。這與《貓城記》恰相反：《貓城記》是但丁的游「地獄」，看見什麼說什麼，不過是既没有但丁那樣的詩人，又没有但丁那樣的詩。《離婚》在決定人物時已打好主意：鬧離婚的人纔有資格入選。一向我寫東西總是冒險式的，隨寫隨著發現新事實；即使有時候有個中心思想，也往往因人物或事實的趣味而唱荒了腔。這回我下定了決心要把人物都拴在一個木樁上。
這樣想好，寫便容易了。從暑假前大考的時候寫起，到七月十五，我寫得了十二萬字。原定在八月十五交卷，居然能早了一個月，這是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天氣非常的熱——濟南的熱法是至少可以和南京比一比的——我每天早晨七點動手，寫到九點；九點以後便連喘氣也很費事了。平均每日寫兩千字。所餘的大後半天是一部分用在睡覺上，一部分用在思索第二天該寫的兩千來字上。這樣，到如今想起來，那個熱天實在是最可喜的。能寫入了迷是一種幸福，即使所寫的一點也不高明。
在下筆之前，我已有了整個計畫；寫起來又能一氣到底，没有間斷，我的眼睛始終没離開我的手，當然寫出來的能夠整齊一致，不至於大嘟噜小塊的，勻淨是《離婚》的好處，假如没有別的可說的。我立意要牠幽默。可是我這回把幽默看住了，不准牠把我帶了走。饒這麼樣，到底還有「滑」下去的地方，幽默這個東西——假如牠是個東西——實在不易拿得穩，牠似乎知道你不能老瞪著眼釘住牠。牠有機會就跑出去。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呢，多數的幽默寫家是免不了順流而下以至野調無腔的。那麼，要緊的似乎是這個：文藝，特別是幽默的，自要「底氣」堅實，粗野一些倒不算什麼。Dostoevsky的作品——還有許多這樣偉大寫家的作品——是很欠完整的，可是他的偉大處永不被這些缺欠遮蔽住。以今日中國文藝的情形來說，我倒希望有些頂硬頂粗莽頂不易消化的作品出來，粗野是一種力量，而精巧往往是種毛病。小腳是纖巧的美，也是種文化病，有了病的文化纔承認這種不自然的現象，而且稱之為美。文藝或者也如此。這麼一想，我對《離婚》似乎又不能滿意了，牠太小巧，笑得帶著點酸味！受過教育的與在生活處處有些小講究的人，因為生活安適平靜，而且以為自己是風流蘊藉，往往提到幽默便立刻說：幽默是含著淚的微笑。其實據我看呢，微笑而且得含著淚正是「裝蒜」之一種。哭就是大哭，笑就狂笑，不但顯出一點真摯的天性，就是在文學裏也是很健康的。唯其不敢真哭真笑，所以纔含淚微笑；也許這是件很難作到與很難表現的事，但不必就是非此不可。我真希望我能寫出些震天響的笑聲，使人們真痛快一番，雖然我一點也不反對哭聲震天的東西。說真的，哭與笑原是一事的兩頭兒；而含淚微笑卻兩頭兒都不站。離婚的笑聲太弱了。寫過了六七本十萬字左右的東西，我纔明白了一點何謂技巧與控制。可是技巧與控制不見得就會使文藝偉大。《離婚》有了技巧，有了控制；偉大，還差得遠呢！文藝真不是容易作的東西。我說這個，一半是恨自己的藐小，一半也是自勵。

原文收錄自一九四八年四月，《老牛破車》，晨光本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