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收入洪子誠教授近年的16篇論文、講稿，圍繞中國當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係，討論當代文學如何在世界文學的參照中來定位自身：一方面，外國文學是當代文學（創作和理論）的重要資源，參與了當代文學形態的生成；另一方面，對外國文學的態度和處理方式，也影響、制約著當代文學的發展方向。20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研究已經取得很大進展，但在與世界文學的關係方面，無論資料的搜集整理，還是研究的深入開展，都還存在欠缺。這本書通過對整體問題和個案的論述，希望打開這一領域更多的研究空間。
作者簡介
洪子誠，廣東揭陽人，1939年4月生。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並留校任教，從事中國當代文學、中國新詩的教學、研究工作， 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當代中國文學概觀》（合著）、《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新詩史》（合著）、《中國當代文學概說》《1956：百花時代》《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文學與歷史敘述》《材料與注釋》《我的閱讀史》《讀作品記》《訪談與對話》等。
名人/編輯推薦
當代文學如何處理外國文學資源的個案分析
序
自序（節選）
近幾年來，我寫了一些討論當代文學與外國文學關係的文章，現在將它們集合在一起，總計有16篇。開始寫的時候，並沒有整體的計劃，沒有確定的中心議題，也沒有打算編成一本書的想法。當時只是對一些作家、文本、現象感興趣。當然，從學科的方面，也有因當代文學（特別是20世紀50—70年代）與外國文學關係的研究還開展得不夠，希望借此能引起重視的考慮。現在將它們放在一起，沒有全局性規劃的缺點，就顯得很醒目：各篇之間欠缺有機關聯，文字也多有惹人厭煩的重復。更重要的是，如果討論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一些重要的方面就不該忽略，譬如“亞非文學”就沒有談及。曾經想彌補這方面的不足，但知識、材料各方面的準備無法一蹴而就，勉強寫出來肯定更露馬腳，也就放棄了這個念頭。
這些文章的大部分，也可以說是文學接受史一類的性質，但它們和一般討論中外文學交流、影響、接受的文字也有不同。它們的側重點，是討論中國當代文學在建構自身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外國文學的“資源”。我們知道，50年代開始的當代文學具有“國家設計”的性質，這種設計的重要方面，是如何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中來想象、定義自身，以及在此基礎上，為世界文學提供何種普遍性的“中國經驗”。當代文學在它的開展過程中，除了處理本土古典和現代的文學經驗之外，五四以來對新文學影響深遠的外國文學，是它面臨的更為緊張而緊迫的問題。這三四十年間，兩大陣營的冷戰格局，亞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族獨立運動的浪潮，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內部分裂，這一切構成當代文學生成的背景，成為當代文學設計自身的重要依據，直接規約著對外國文學資源處理的尺度，當代文學內部矛盾、衝突的性質和展開方式，也與這一“冷戰文化”緊密相關。
收入《我的閱讀史》和《讀作品記》中的《“幸存者”的證言》《一部小說的延伸閱讀》《〈瑪琳娜·茨維塔耶娃詩集〉序》《相關性問題：當代文學與俄蘇文學》等文，也與本書討論的問題相關。
感謝文章寫作過程中許多朋友的幫助：汪劍釗回答了有關葉夫圖申科《娘子谷》詩和肖斯塔科維奇第十三交響曲歌詞中，“猶大”和“猶太人”差異的疑問，同意將他新譯的《娘子谷》作為文章的附錄收入；周瓚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資料室借出60年代全部的內部刊物《現代文藝理論譯叢》；周展安提醒加洛蒂《論無邊的現實主義》60年代雖然沒有中文全譯本，但內部刊物也登載過相關的資料；王俊文從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和日本國會圖書館，查找了日本《東風》《日本與中國》《國際貿易》等刊物，和日本批評家佐佐木基一的資料；羅湉提供了法國學者、批評家摩尼葉的簡歷等情況；因為欒偉平的幫助，得以方便地查閱北大圖書館《恐懼與無畏》的十多種庫存本；孫民樂通讀全書後提出若干修改意見……這些文章大多曾在刊物刊登，《文藝研究》《文藝爭鳴》《現代中文學刊》《新文學史料》《學術研究》《南方文壇》《海南大學學報》《小說評論》等刊物的編輯在審讀中，訂正了資料的差錯，提出不少修改意見。
目次
自序
1954年的一份書目
題解 / 1954年的一份書目 / 問題一：歐洲19世紀文學 / 問題二：現代派 / 問題三：“世界化”之路
《〈娘子谷〉及其它》：當代政治詩的命運
蘇聯“第四代詩人”葉夫圖申科 / “復出”的不同方式 / “藝術摧毀了沉默” / 政治詩的命運
《司湯達的教訓》：“19世紀的幽靈”
愛倫堡與中國當代文學 / 不同的司湯達圖像 / 左右兩舷都遭到斧劈的船 / 瞬間與永恒 / “19世紀的幽靈”
當代中外文學關係的史料問題
教義之外的神秘經驗的承擔者
——讀《在有夢的地方做夢，或敵人》
當代文學中的法國文學 / “比冰和鐵更刺人心腸的快樂” / “是什麼，就叫什麼” / “仔細檢查”我們的信仰 / “教義之外的神秘經驗的承擔者”
死亡與重生？
——當代中國的馬雅可夫斯基 84
“進攻階級的偉大兒子” / 無產階級詩人的“樣板” / “死亡”與“復活” / 多個馬雅可夫斯基圖像 / 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同貌人”
與《臭蟲》有關
——馬雅可夫斯基，以及田漢、孟京輝
與《臭蟲》有關 / 形式主義批判：一個歷史背景的考察 / 朱光潛的“演員的矛盾”和黃佐臨的“戲劇觀” / 《臭蟲》和《水庫》的未來想象 / 兩個《臭蟲》的對話：孟京輝的響應
《反華電影劇本〈德爾蘇·烏扎拉〉》
電影《德爾蘇·烏扎拉》的批判 / 批判集的主要內容 / 幾個不解的疑點 / 真實性的確認 / 《在烏蘇裡的莽林中》的中譯本
《恐懼與無畏》的相關資料
《恐懼與無畏》的版本 / 作為“教科書”的《恐懼與無畏》 / 蘇聯文學變革中《恐懼與無畏》的續寫 / 一個插曲的兩種寫法
可愛的燕子，或蝙蝠
——50年前西方左翼關於現實主義邊界的爭論
幾個標志性事件 / 地理空間和政治文化身份 / 開向不同方向的窗戶 / 異化，卡夫卡的“超越性”
內部的反思：“完整的人”的問題
“修正主義”遇上“教條主義”
——1963年的蘇聯電影批判
“他們故步自封” / 蘇聯電影“新浪潮” / 不是孤立的現象 / 影片讀法舉例 / 一再推延的自省
當代詩壇的兩個“斯基”
伊薩科夫斯基詩的傳播 / “生活抒情詩” / 馬雅可夫斯基譯介熱潮 / 當代的馬雅可夫斯基形象 / “政治抒情詩”的文化資源
“透明的還是污濁的？”
——當代文學與南斯拉夫文學
1957年前後出版的幾個譯本 / 劉白羽的批判和維德馬爾的響應 / 郭小川《望星空》事件 / “黃皮書”《娜嘉》 / 瓦爾特同志來到中國
1950年代的現實主義“大辯論”
——以兩部論文資料集為中心
“大辯論”的幾個特徵 / 兩部論文資料集 / 《關於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 / 西蒙諾夫《談談文學》 / 愛倫堡：《〈瑪琳娜·茨維塔耶娃詩集〉序》 / 盧卡契：《關於文學中的“遠景問題”》《近代文化中進步與反動的斗爭》 / 維德馬爾《日記片斷》；裡夫希茨《談維德馬爾的〈日記片斷〉》 / 何直《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 / 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 / 大潮已退，但余響仍存
1964：我們知道的比莎士比亞少？
1964，莎士比亞年 / 紀念計劃受挫 / 周年紀念“制度”的終結 / “荒謬”的莎士比亞 / 1964，怎樣聯合、拉攏莎士比亞 / “但是”，之後是“局限性” / “我們知道的比他少？——這是胡說八道”
書摘/試閱
1954年的一份書目（節選）
這個題目很大，幾乎可以開設一個學期的課。在兩個鐘頭的時間裡討論，即使是概略性的描述也不容易。這需要找到一個合適的切入點。在讀材料的過程中，我發現1954年《文藝學習》第5期刊登的一份書目，或許可以成為有效的入口。它的名字是《文藝工作者學習政治理論和古典文學的參考書目》。為什麼說這個書目對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有效的？有這樣的理由。第一，發布這個書目的《文藝學習》編輯部在“關於本書目的幾點說明”中說，它是“專供文藝工作同志學習用的”，“以便有系統有計劃地進行自修而開列”；也就是說，它主要不是面對一般的文學愛好者，而是針對影響當代文學走向的、從事創作與批評實踐的作家、批評家。第二，雖然是以刊物編輯部的名義發布，其實在1954年7月17日，書目經過中國作協主席團第7次會議討論通過，也就是說有權威性，不是個人或一份雜志開列的書單。我們知道“當代文學”是國家文學，借用現在的一個說法，有一種“頂層設計”，文學形態、文學生產的制度與開展方式一開始就有明確的規劃；書目的制訂、提出，反映了文學界高層有關文學發展需要吸納、改造的文化資源方面的預設。第三，它出現在當代文學的初期，為我們觀察後來發生的變化提供了初始的依據。
書目共開列150多種，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和中外古典文學名著兩個部分。理論著作21種，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政治、哲學論著，其中馬、恩著作3種，列寧2種，普列漢諾夫1種，斯大林6種，毛澤東4種，另有合集2種。理論書目反映了蘇共二十大之前的政治局勢，因此，斯大林著作多達6種，也選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以及蘇聯領導人日丹諾夫、馬林科夫的著作、講話——這些，包括斯大林著作，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的“去斯大林化”之後或者被汰除，或者權威性受到削弱。理論著作的另一個特徵是大多為政治、哲學理論，文學理論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主要收入蘇聯三四十年代有關文藝問題的決議、文藝界領導人講話的《蘇聯文學藝術問題》，而沒有其他中外文學理論著作。既沒有《詩品》《文心雕龍》，也沒有亞裡士多德《詩學》、萊辛《拉奧孔》、黑格爾《美學》……
文學名著部分有三個子項目：中國、俄羅斯和蘇聯、其他各國。中國古典名著從《詩經》《論語》到《聊齋志異》共32種，另外有魯迅的3種。中國部分今天不在這裡討論。外國文學的“俄羅斯和蘇聯”部分，從18世紀的《克雷洛夫寓言》、格裡鮑耶多夫（書目中的格裡包耶多夫）《聰明誤》，到19世紀普希金《歐根·奧涅金》、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契訶夫的《櫻桃園》有25種，另有高爾基的7種，馬雅可夫斯基2種。“其他各國”從《伊利亞特》（書目中的《依利亞特》）、《奧德賽》《伊索寓言》，到朝鮮的《春香傳》，共67種。從書目的外國部分中，可以提出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俄羅斯、蘇聯文學在書目中單列，占有絕對優勢。這體現了當年的國際政治和文學形勢。“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不僅指政治、經濟，也指文學。當時我們對“世界文學”的想象是：“世界”只有兩國，一國是蘇聯，另一是“其他國家”。
第二，“其他各國”中，歐洲，特別是英、法是中心。英國莎士比亞、拜倫、雪萊、司各特（書目中的司各脫）、狄更斯、哈代、蕭伯納等13種，法國莫裡哀、司湯達（書目中的斯丹達爾）、巴爾扎克、雨果、左拉、莫泊桑、羅曼·羅蘭、巴比塞等24種，德國歌德、席勒、海涅5種，如果加上古希臘史詩、悲喜劇8種，在書目各類中占絕對多數。相比較，亞洲國家只有可憐的5種：印度的《摩訶婆羅多》《沙恭達羅》《泰戈爾選集》（書目中的《太戈爾選集》），日本紫式部《源氏物語》，朝鮮的《春香傳》。非洲、拉丁美洲的作品沒有出現在這個書目中。
第三，書目的“說明”說，他們只開列古典文學部分，現代中外作品“同志們自己能夠選擇，所以沒有列入”。這既是個托詞，也存在矛盾。因為魯迅、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都是現代作家。其實，現代作家作品的選擇最費心思。這裡有現代作品經典化的難題，也與當時政治、意識形態的複雜性有關。
在對書目的選擇、結構做這樣的分析之後，可以進一步提出關於書目選擇的標準、尺度問題。可以從空間和時間兩個方面看。空間上前文已經提到，就是以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優勢地位；以當時地緣政治的用語就是區分為“西方”和“東方”。這和二戰之後冷戰、兩個陣營的世界格局有關。雖然這份書目基本上沒有觸及20世紀蘇聯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作家作品，但在五六十年代當代文學的實踐上，對待“西方”現代文學所做的工作，就是篩選出有限度接納的部分。這包括以現實主義方法對資本主義世界批判的“進步作家”，和傾向蘇聯社會主義的西方左翼作家。如法國的羅曼·羅蘭、阿拉貢、艾呂雅，美國的德萊塞、馬爾茲、法斯特，英國的林賽，日本的小林多喜二、宮本百合子、德永直，土耳其的希克梅特，智利的聶魯達等。當然，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名單也在不斷變動中。例如蘇共二十大之後，法斯特宣布退出美國共產黨，被看作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也就在肯定的名單中消失了。
從縱向的時間上，當代文學將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當作分界點，在這個點上將文學分切為“古典”和“現代”。當代文學從19世紀及文藝復興、啟蒙時代的外國文學中發現更多的積極性，在指出它們的“局限性”、批判它們的“消極面”之後有較多的包容。而從橫向看，對於20世紀外國文學來說，情況和應對方式就要複雜得多。其中，如何處理被冠以“現代主義”名目的文藝流派，不僅在中國，在其他國家的左翼文藝界，都是有爭議的棘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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