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巴哈文集(第3卷)：比埃爾‧培爾對哲學史和人類史的貢獻（簡體書）

《費爾巴哈文集（第3卷）：比埃爾·培爾對哲學史和人類史的貢獻》是費爾巴哈哲學史著作，研究的物件是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的先驅、17世紀下半葉有影響的懷疑論者比埃爾·培爾。
在這《費爾巴哈文集（第3卷）：比埃爾·培爾對哲學史和人類史的貢獻》中，費爾巴哈基於培爾的著作研究培爾的思想。培爾以懷疑論為武器，批判為宗教神學辯護的思辨形而上學和神學目的論（主要批判物件是萊布尼茨的“神正論”和“前定和諧”的觀點）。培爾認為思辨形而上學和神學目的論無法說明罪惡的來源，也無法說明懲罰的合法性，培爾進而主張信仰與道德並沒有等同關係，認為一個無神論者也完全可以是道德高尚的人，進而設想了一種由無神論者組成的社會的可能性。通過對培爾思想的分析與批評，費爾巴哈發展了自己的宗教觀和道德觀。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1804－1872），德國著名哲學家，被視為德國古典哲學和馬克主義哲學之間的橋樑，其哲學深刻地影響了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瓦格納和尼采等幾代思想家，費爾巴哈哲學中的唯物主義更被看作是馬克思唯物主義的理論來源。
塗紀亮，曾任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名譽理事長。1992年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2002年中國翻譯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榮譽稱號。塗紀亮先生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現代外國哲學研究領域的主要開創者之一，畢生從事哲學翻譯和研究工作，在費爾巴哈、李凱爾特、維特根斯坦、蒯因等哲學家的翻譯和研究上成績斐然，翻譯出版的譯著20餘部，研究專著10余部，主編和合著10餘部。

知識、信仰與道德的關係在18世紀的表述。

費爾巴哈在完成關於萊布尼茨的專著之後就把他的注意力轉向比埃爾·培爾，這一情況對費爾巴哈的哲學發展來說具有特殊意義。費爾巴哈是通過研究萊布尼茨的《神正論》而促使自己進一步研究培爾的。人們通常認為萊布尼茨的《神正論》完全了解培爾所特別尖銳地強調的信仰與理性之間的矛盾，並把培爾本人看作一個過時的、從笛卡爾信徒中分出來的次要人物。費爾巴哈對培爾的著作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這使他得以理解培爾的十分獨特的意義，並對18世紀自由思想的這位偉大先驅寫出了這部有重大價值的著作。這部著作於1838年首次發表，10年後經過修訂和補充再次發表於《費爾巴哈全集》第6卷中。
通過這部著作，培爾仿佛被人重新發現。可是，我們這位作家的同時代人卻對培爾沒有正確認識。即使完全撇開從教會的成見對培爾的評述——“如果他什麼也沒有寫，那就更好些”；甚至那些持比較開明觀點的人們，當時也常常拘泥於這樣的成見：培爾的影響僅僅限於他自己的那個時代，並且完全消失於那個時代。直到19世紀，法國科學界對培爾的看法仍然不外是：無論哲學或者文學史都只給他一個二流作家的地位。當人們知道只有那些特別有耐心的、願意獻身於這位作家的讀者，才能看懂培爾的那八卷厚厚的、對開本的、印有兩欄優美字體的著作時，這種廣泛流行的評價愈加堅定了。通過費爾巴哈的這部引人人勝的專著，所有這一切令人不快、令人厭煩的成見都消失了。人們在這部專著中發現，培爾的全部思想以一種可以理解的方式被陳列出來；無論對哲學或者對人類史來說，培爾都保存著一種經久不逝的價值。
但是，對作者來說，這部以培爾思想發展為特徵的著作還不只是作為一部單純的歷史作品而寫的。費爾巴哈把人們在19世紀上半葉仍在反復試圖達到信仰和知識之間的和解，與從前啟蒙先導時期這位已對這一對立的關係發表過決定性意見的代表人物進行對比。培爾早已看出並且無可反駁地證明這兩者是無法和解的。費爾巴哈希望他的那些對此尚不了解的同時代人理解這一點。費爾巴哈把這位作家仿佛當作同時代人呈現出來，並使他自己與這位作家如此相互支持，以致他能自由地繼續發揮這位作家的許多見解，同時又不偏離他所選定的方向。恰恰是這種共同的理論上的唯理論觀點，使他與培爾站到一起。他們對理性和信仰之間的矛盾持共同的觀點，但在對理性權利的袒護上仍然保留一個唯一的區別：在這點上，培爾的態度是不自覺的，費爾巴哈的態度則是自覺地決定的。不過，通過對這種共同觀點的研究（這種研究超越了信仰，只有它才能最終克服理性和信仰之間的矛盾），已在這裡呈現出一個開端，一個當然只有用贊同這個重要前提的觀點才能認識的開端。通過這部關於培爾的著作，費爾巴哈必然被引向對宗教問題作出劃時代的解決，而在這裡已經顯現出這個解決辦法的大致輪廓。
現在，為了理解費爾巴哈在撰寫上述著作時，以不假思索地放棄那項對他來說是易於完成的任務的原因，人們現在應當把握住如下的情況。費爾巴哈如此有教益地使培爾的思想成果再現出來，這就不禁引起人們對培爾的生平遭遇的興趣。在費爾巴哈的這部著作中，我們找不到對這種遭遇的敘述。在某些節裡偶爾有一些關於培爾生平的零星敘述，但它們只能被一些具有豐富學識的讀者所了解。我們注意到，費爾巴哈在他的《近代哲學史（從培根到斯賓諾莎）》中，或者在他關於萊布尼茨的專著中，都沒有忽視對這些大思想家的生平的敘述；而在關於培爾的著作中卻沒有敘述培爾的生平，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奇怪，尤其是當時人們從通常流行的參考書和工具書中獲得的對培爾生平的了解還趕不上對他的著作的了解。只是由於費爾巴哈首先關心的是這位作家當時的實際思想內容，因此他認為這位作家與以前的時代環境的聯繫已成為一件被假定為眾所周知的次要事情。

《費爾巴哈全集》（第2版）第5卷序言
第一章 天主教——精神與肉體的矛盾
第二章 新教——信仰與理性的矛盾
第三章 神學和科學
第四章 宗教和道德；培爾關於無神論的思想
第五章 道德的獨立性
第六章 教義與理性的矛盾
第七章 信仰與理性的矛盾在培爾著作中的意義
第八章 培爾作為論戰者的意義
第九章 培爾的性格及其對哲學史的意義
注釋和說明
人名索引

一般說來，真正的宗教信仰，唯一真正的、可信賴的宗教信仰只能存在於那樣的地方，在那裡，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信仰不會獲得任何世俗的好處，不信仰也不會遭到任何世俗的打擊。如果國家把信仰當作一種間接的徭役，那它就是直接要求人們弄虛作假。可是，如果不信教就受到地獄的詛咒，而信教則獲得天國的祝福，那麼宗教信仰也不是自由的。用永恒的懲罰威脅不信教者，這恰恰意味著強迫他們信教；因為，他們以這種方式向人們灌輸恐懼心理，從而使人失去自由。因此，誰用關於永恒快樂的美好言詞去爭取別人，而當別人想背離他時就用關於永恒地獄的恐嚇言詞加以威脅，誰就是採用強制性的措施，使用非精神的、不道德的，甚至卑鄙的手段，以求把人們爭取到自己方面來。他把一種麻醉劑強加於人，以便使人處於那樣一種狀態，在那裡，他的理性沉沒於恐懼或希望的激情中，而逐漸忘記了自己的誓言。
你們不用奇怪，教會也求助於外部的強制措施；這種情況已是司空見慣，完全符合邏輯；只有相反的情況才是不正常的。如果某個人對於把人的感性本能應用於灌輸信仰並不感到羞恥，那他為什麼不能利用純粹肉體的器械、利用棍棒、皮鞭、絞繩，來達到他的那個能使任何手段神聖化的信教目的呢？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個原則不是耶穌教僧團的特殊原則，而是基督教教會和宗教信仰的一個普遍的、古老的原則（例如，我們可以想一下所謂為了虔誠信教而進行的欺騙），它早已是奧古斯丁為對異教徒進行迫害所作的辯護的基礎；同樣地，這些刑事的強制手段也不是孤立的、特殊的、異常的現象。毋寧說，它們與教會的整個本質和精神極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們甚至作為一種立足於感性動機之上的制度，包含在教會的概念之中。
然而，依靠不道德的手段產生出來的東西，對於人來說也必然不具有道德的意義和影響。誠然，這種狡猾的理論到處宣稱，幸福僅僅是信仰和善行的結果，並且只能期望它是這樣的東西；可是，在這種理論中作為結果的東西，在實踐中、在生活中、在人自身之中則變成根據，變成目的。人們之所以信仰，是為了不要進地獄；我們的幸福就是我們之所以信仰的目的；誰不信仰，誰就永遭滅亡。因此，教會是一個偽善者，因為它在假裝保護人的最珍貴之物的幌子下，恰恰奪去了人的最珍貴之物，奪去了人的唯一真實的財富，這就是人的思想自由，人作出判斷的獨立性和不受誘惑性，人的信念的純潔性，人對真理的無私的愛，人的合乎道德的情操；同樣地，信仰也是一個偽善者，因為它在心靈中所做的事情與此一模一樣，它使理性、從而也使無私地、純潔地熱愛真理的能力（這是任何一種高尚的、合乎道德的信念的原則），受制約於自私自利的利益，受制約於對保存自己和獲得幸福的貪欲。信仰雖然放棄了理性，放棄了人的崇高之物，可是沒有放棄卑賤之物，沒有放棄感性的、利己主義的利益和動機。信仰雖然對人說：我給予你以真理；可是，事實上，信仰所給予的不是一個無私的物件（當這個物件與感性的動機和情欲相分離，它就變成人的目的；這個物件只與客觀的利益，例如真理相聯繫），而是一個預先已對人發揮誘惑作用的物件，即人們渴望的物件；然而，人們渴望的物件恰恰不是真理，而是幸福。如果某個人聽到這樣的話：信仰使人幸福，不信仰則永遠不幸，那麼這個人怎麼會不去信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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