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簡體書）

在西羅馬帝國於5世紀滅亡之後，作為歐洲的經濟、文化和軍事強國之一的拜占庭帝國綿延繁榮了一千年，並在城市、建築、文學、藝術和社會經濟等諸多方面形成了獨特的拜占庭文明，從而在現代意象中占據了特殊的地位。在君士坦丁皇帝及其繼任者長達數世紀的統治之下，作為帝國首都的君士坦丁堡逐步發展成為羅馬政治文化、希臘智識傳統和基督教信仰的獨特融合體。彼得•薩裡斯重點關注了帝國之間的戰爭及其對拜占庭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在面對持續的外部挑戰和威脅當中，拜占庭帝國雖然運用其治國之道和政治策略在一定時期確保了帝國的延續，但☆終還是被西歐基督教勢力所拋棄而走向了終結。

彼得•薩裡斯 早年在牛津大學聖奧爾本斯學校和貝利奧爾學院接受教育，主攻拜占庭和中世紀史，於1993年獲牛津大學全靈學院獎學金；2000年起任教於劍橋大學，現為羅馬晚期、中世紀和拜占庭史教授，兼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研究員。

《拜占庭》重點關注的是帝國之間的戰爭，以及戰爭對拜占庭的政治和文化所產生的影響。拜占庭帝國依靠武力生存，又☆終亡於武力。戰爭與軍事貫穿了整個帝國的歷史，並深刻影響了帝國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和城市建築，它是羅馬政治文化、希臘智識傳統和基督教信仰的獨特融合體。當你花一周喝咖啡的時間，讀完這部濃縮了千年帝國史的小書時，一定會被這個極度迷人的中世紀文明所深深吸引，進而激發起進一步探求的閱讀熱情。

序 言
陳志強
“牛津通識讀本”《拜占庭》這本書，我還是第一次聽說。多年前，我和弟子武鵬副教授合作翻譯過曼格主編的《牛津拜占庭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那是一本嚴肅的學術類教材。牛津大學這麼快又出版新的拜占庭通史書了？這兩本書有什麼不同？帶著滿腹疑團，我尋找答案。
在海內外弟子的幫助下，我最終弄明白了，《拜占庭》是一本大學普及讀物，屬於七百多種“牛津通識讀本”系列圖書之一。根據出版社公布的現有讀本名錄，歷史類讀本近十分之一。這套書的選題與牛津大學的課程體系並不完全配套，也許是為了滿足在校各院系同學廣博的求知需求。以這兩本拜占庭史書籍來看，《牛津拜占庭史》的主編是學富五車的國際拜占庭學的著名權威，而《拜占庭》的作者則是“70後”中青年專家薩裡斯。這裡並非以此評判兩書的質量，只是想說明它們各自的突出點。例如，《拜占庭》的寫作重點集中，關注戰爭及其對拜占庭政治和文化的影響，在較短的篇幅中展現出這個中世紀大帝國千余年歷史發展的主線，讀者可以用一周喝咖啡的時間讀完它。又如，它語言通俗活潑，在一些歷史轉折點的重大事件和人物那裡製造場景，令人興趣盎然。這種書其實並不好寫，只有在深入研究拜占庭史和全面把握拜占庭歷史與文化系統知識後才能完成。因此，作者在前言中稱，他是在全球頂尖的拜占庭研究機構之一哈佛大學橡樹園圖書館完成此書的，可見他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拜占庭帝國從哪裡來？這個帝國與羅馬帝國是什麼關係？上千年的拜占庭帝國有哪些重要特徵？一度強盛的拜占庭帝國後來為什麼衰亡了？拜占庭歷史與文化的歷史定位是什麼？等等，這類問題在這本小書中都會有適度而生動的解答。
如果以宏觀的視野看待古羅馬帝國以後的歐洲地中海歷史，讀者就會發現，這個統一了地中海世界的羅馬大帝國留給了後世兩種政治模式：其一是東地中海世界（包括地中海和黑海）的中央集權制，其二是西地中海和西歐的地方集權制。前者的繼承者是統一的拜占庭帝國，而後者的繼承者是戰亂不休的西歐。在歐亞大陸西端的這個空間狹窄的試驗場上，兩種“大人群”治理模式經過了中世紀千余年的實踐，留給後人一段令人回味無窮的歷史故事。
今天被普遍貶斥的拜占庭帝國中央集權皇帝專制，事實上是從晚期羅馬帝國到拜占庭帝國發展史的必然結果。“公元3世紀大危機”將羅馬帝國拖入混亂的深淵，經濟危機、人口銳減、思想錯亂，激發了政治混亂，皇位持續更迭，康茂德被殺後便爆發了數十年之久的皇位爭奪戰，235年至284年間，約26個皇帝輪番坐莊，各地起義騷亂此起彼伏，內亂伴隨著日耳曼各部落成功入侵帝國，薩珊波斯軍隊也乘亂進攻，甚至於260年俘虜了羅馬皇帝。在此艱難時世，恢復政治秩序和相對安定的社會生活是羅馬人的普遍願望，強化帝制的發展趨勢由此突顯，至少人們對“五賢帝”之安定和“公元3世紀大危機”之混亂的優劣形成了共識和選擇的傾向性。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時代的帝國逐漸擺脫戰亂，以拜占庭皇帝專制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有效地中止了晚期羅馬帝國軍閥割據的政治局面，結束了憑借武力征戰奪取最高權力的殘暴方式，以一種血親世襲繼承原則取代了軍事強人普遍覬覦皇位的習俗。
此後，皇帝專制時緊時松，帝國中央集權時強時弱。一些鐵腕君主特別是能征善戰的皇帝將帝國帶入強盛，不僅社會生活穩定富足，而且有效地抵御住了強大外族敵人的入侵和東方遊牧民族持續不斷的劫掠。與此同時，個別平庸之輩或昏庸帝王造成的短時混亂和宮廷內爭，並沒有對民眾生活產生實質性影響。相對穩定的政治統一，促使拜占庭帝國的社會生活保持在總體上有序的範圍內，因此經濟發展環境相對良好，社會財富積累也相對迅速，甚至在特定時期進入短期良性循環的快速發展階段。該地區的城市生活質量達到了歐洲地中海世界的最高水平，並成為中世紀時期宗教文化生活最活躍的中心。
以更宏觀的視角來看，當時整個歐洲地中海和西亞地區的人口情況，就很說明問題。前工業時代社會財富的積累很難統計清楚，唯有人口是個相對準確的指標。因為只要百姓生活安穩，日子過得去，家長們就一定會生育孩子並把他們養大，富有之家更是把人丁興旺視為最佳生活的選擇，因此人口增長指標是衡量古代社會（包括國家）發展程度的最佳指標。晚期羅馬帝國之後，歐洲地中海地區最大的變動便是東部和西部地區分道揚鑣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東羅馬帝國即後世所稱的拜占庭帝國，保持著國家權力的相對集中，皇帝專制制度自君士坦丁一世後持續到1453年。與此同時，西羅馬帝國缺乏中央集權，各級封建領主以家族為基本單位，以土地為紐帶形成封主和封臣之間的封建關係，出現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我的封主的封主不是我的封主”的斷裂等級制。各級封建主之間形成了錯綜複雜的關係，他們相互衝突，內部戰亂不斷，外族持續入侵，長期的戰亂遍及西歐和中歐各地，這裡成為中世紀世界戰亂最為頻繁的地區。
這種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狀態和拜占庭帝國中央集權治下的統一帝國反差極為鮮明，其社會表現便是人口差異極大。根據學者粗略估算，自2世紀末羅馬歐洲人口達到6700萬到7000萬人以後，歐洲居民大多集中到了拜占庭帝國，甚至在拜占庭帝國收縮到東部地區後，其人口也遠遠超過西部地區。造成人口東向集中的原因雖然複雜，但戰亂促使人們向富足安定的地區流動，幾乎是沒有疑問的關鍵性因素。中世紀西歐內部多層次、多形式的戰亂造成人口和財富大量損失是沒有爭議的共識，該地區長期戰亂和貧窮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那裡遠比拜占庭世界更貧窮、痛苦和野蠻，人口死亡率更高。拜占庭帝國之所以長期占據歐洲地中海世界最富有地區、人口最多地帶，成為文化最活躍的中心，絕非偶然，是帝國中央集權政治下社會生活相對安定的必然結果，這與戰亂頻繁的歐洲其他地區形成鮮明對照。
馬其頓王朝巴西爾二世的“黃金時代”是拜占庭帝國發展的頂峰，也是帝國中央集權制國家由強盛而衰弱的轉折點。拜占庭帝國中央集權制在科穆寧王朝時期的“貴族治理”改革後發生了改變，皇帝家族政治逐步取代了原有的國家政治。大約與此同時，歐洲其他地區特別是西歐地區的家族地方集權，卻逐漸朝向國王為代表的中央集權制發展，出現了早期多層次政治無序狀態向著國家集中統一政治權力的發展趨勢。衰落階段的拜占庭國家集中統一政治權力自科穆寧王朝後愈發衰弱，不自覺地促使帝國中央集權降格為地方集權勢力。這一深刻變動為嗣後歐洲地中海世界在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西歐各國不斷強化的以國王集權為最高形象的民族國家恰好符合工業文明初起的政治經濟要求，那裡各個近代國家的發展愈發強勢，而拜占庭則從強勢的中央集權“帝國”蛻變為地方集權的家族統治，資源和疆域同比萎縮，進而被新興的中央集權的奧斯曼帝國所滅。
筆者多說了幾句，希望讀者在閱讀《拜占庭》一書時，既能看熱鬧，也能看門道。更多的解讀，則有賴於讀者在細讀此書中，細細品味，領悟參透。

前 言
第一章 何為拜占庭?
第二章 “統治之城”君士坦丁堡
第三章 從古代到中世紀
第四章 拜占庭與伊斯蘭
第五章 生存策略
第六章 文本、形象、空間與精神
第七章 帝國的終結
索 引
英文原文

第一章 何為拜占庭？
有機的軀體共唱贊歌；各地方言在拜占庭匯合；他們在拜占庭放聲歌唱；君王的聲音在街道回響。（查爾斯•威廉姆斯，《帝國景象》）

信仰、理性與帝國
在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宗教極端主義正在抬頭。理性高於信仰，這原本是18世紀的“啟蒙運動”在智識和文化方面的偉大成就之一。但是在當今世界，這樣的信念正在受到質疑和挑戰。宗教極端主義的部分擁護者甚至反對現代科學技術所取得的成就，認為它們敗壞道德。因此，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墻上貼滿了用希伯來語寫的海報，譴責那些使用互聯網或智能手機的人。然而，其他人（特別是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卻抓住了科學（尤其是現代通信技術）提供的機會來傳播信息，發表觀點。於是，科學就被這些人用於推廣他們所認為的真正的宗教事業。
那些從世俗視角看待世界的人，可能會認為這樣的立場自相矛盾，但事實上啟蒙運動在理性與信仰之間所挑起的對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歷史的反常。這一點可以從拜占庭的歷史中得到最清楚的驗證，這個基督教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延續了一千多年。
根據統治者推行的官方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拜占庭不僅僅是一個基督教社會，由皇帝作為上帝在人間的代表。帝國也被許多人認為是上帝對人類神聖統治的核心部分。從神秘主義的角度來理解，君士坦丁堡治下的世俗帝國與基督的天國融為一體。
因此，就其核心意識形態而言，拜占庭比同時代的任何其他社會、王國和帝國都更加深刻地受到宗教的影響。有人聲稱，拜占庭實現了天地合一。與此同時，它在技術和科學上是中世紀早期歐亞世界西部最先進的力量，它可以用秘密武器“希臘火”（可能是一種基於石油的化合物，借助虹吸效應，可以噴射並點燃，從而摧毀敵艦，燒死敵人）震懾來犯的穆斯林軍隊。此外，在首都的公共空間和皇宮都有巨型機械設備，來自拉丁西方的訪客無不為之驚嘆。
當然，正因為拜占庭被認為是高度宗教化的社會，啟蒙運動的作家和思想家才會對其不屑一顧。同時也正因為他們的輕視，中學和大學教程一直沒有關注拜占庭史，這一狀況過了很久才得到改觀。
愛德華•吉本的史學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給受過良好教育的英語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來，拜占庭歷史是“一個乏味、單調的故事，反復訴說著軟弱和痛苦”。他宣稱：“在王位上，在軍營裡，在學校中，我們只能徒勞地尋找那些值得名垂青史的人物。”對伏爾泰來說，這裡“匯集了毫無價值的演講和奇跡……是人類思想的恥辱”。他的法國同胞孟德斯鳩表示贊同，他把拜占庭複雜的政治關係描述為“反抗、暴動和背叛，僅此而已”。
正是孟德斯鳩率先使用“拜占庭式”一詞，來指代長期的官僚政治複雜性、無休止的陰謀和隨處可見的腐敗。理性思想在德國的代表人物黑格爾也同樣持批評態度，他告訴讀者，拜占庭帝國的“總體面貌呈現出令人厭惡的愚蠢特質；可憐的激情近乎瘋狂，扼殺了思想、行為和人性中任何高貴的成分”。由於政治方面的專制和宗教方面的虔誠，拜占庭被上述思想家描繪成一座拘禁智能和靈魂的監獄。結果就是，拜占庭的思想和科學成就遭到了否定。他們忽視了一點，那就是，拜占庭的宗教文化遠比官方認可的意識形態更加多樣化。
那些浪漫主義作家和神秘主義詩人，比如W.B.葉芝和查爾斯•威廉姆斯，在19世紀和20世紀被拜占庭文化所吸引。但他們之所以向往它，正是因為其所謂的理性的邊緣化和崇高的相應提升。終其一生，沃爾特•司各特爵士未能完成以十字軍東征時期的拜占庭帝國為背景的歷史小說《巴黎伯爵羅伯特》。對於這個備受偏見的古老文明來說，這是個好消息。因為在司各特的所有作品中，這是最浮夸的一部（不過，必須承認，作者本人是抱著同情的態度來寫這部作品的）。
在本書的剩餘篇章中，讀者將會看到，不管是啟蒙運動時期的批評者，還是浪漫主義時期的擁護者，對於拜占庭的認識都不夠全面。拜占庭的文化和社會比他們所認為的更為複雜，並且正是這種複雜性讓它如此迷人。拜占庭是基督教社會，但正是在這裡，僧侶、教士以及教會之外的世俗人士保存了古希臘（和異教徒的）哲學、文學和思想。正因為如此，這裡總會誕生一些個體，他們博覽群書，眼界開闊，他們更喜歡荷馬，而不是基督；更喜歡柏拉圖，而不是聖保羅。
拜占庭文化傾向於回避創新，但它融合了不同起源的多個民族，因此它必然會催生多種多樣的新的文學、藝術以及建築風格和樣式。它是個世界強國，幾個世紀以來與伊斯蘭世界衝突不斷，但它學會了與鄰國相處，並以巧妙務實的方式與鄰國打交道，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他者”被妖魔化，而這卻是拉丁國家和西方對待穆斯林東方的方式。拜占庭同時也是個大型經濟體，在許多世紀裡，保留了古代經濟的複雜特質。相比之下，在5世紀，隨著羅馬帝國統治的消亡，西歐已經喪失了這種複雜性。
總的來說，拜占庭是個非常特殊的文明，沒有哪個現代的民族國家或政體可以聲稱是它的後裔，也沒有哪個民族可以聲稱完全繼承了它的遺產。不僅是希臘人，還有土耳其人，不僅是俄羅斯人和塞爾維亞人，還有亞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敘利亞人和其他民族，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以及在不同程度上）聲稱自己繼承了拜占庭帝國的部分遺產。

為什麼稱“拜占庭”？
在前一節中，拜占庭帝國被描述為“我們稱之為拜占庭的那個基督教帝國”。這是因為居住在帝國的民眾很少有人自稱是“拜占庭人”。形容詞“拜占庭人的”有時被用來指稱君士坦丁堡的個體居民。這座城市在325年被君士坦丁皇帝以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君士坦丁之城，新羅馬）之前，在希臘語中一直被稱為拜占庭。
然而，即便是另一個形容詞“拜占庭式的”，它的用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文學的矯揉造作。16世紀的德國古典學者希羅尼穆斯•沃爾夫（1516—1580）借用這個詞來形容一些用希臘語描寫帝國事務的作者。17世紀，法國國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時期的宮廷學者資助出版了一批“拜占庭式的”希臘語文本，從而讓這個詞流行開來。此後，這個詞沿用至今，不過從事拜占庭研究的一些現代學者更傾向於將拜占庭帝國及其文明稱為“東羅馬”。
這是因為所有的拜占庭皇帝，以及許多民眾，都認為自己是羅馬人，他們生活的帝國是由奧古斯都和馬可•奧勒留開創的羅馬帝國的直接延續。拜占庭不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它就是羅馬帝國。在希臘語中，他們稱自己為“羅馬人”，正如現代土耳其人仍將許多說希臘語的基督徒（比如塞浦路斯的基督徒和伊斯坦布爾希臘語社區的剩餘居民）稱為羅馬人，而不是希臘人。在他們的想象中，他們就像李維和西塞羅一樣，是純粹的羅馬人。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回到3世紀和4世紀，當時的一系列權力斗爭幾乎讓羅馬帝國四分五裂。我們將重點觀察君士坦丁皇帝以及他一手締造的王朝。

從戴克裡先到君士坦丁
到3世紀初，羅馬帝國已經從羅馬城擴展到包含廣袤的領土和多元化的主體民族—西起英國，東至敘利亞，北起多瑙河，南至上埃及和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脈。羅馬人締造這個龐大的帝國，靠的是輝煌的軍事成就、高超的外交手腕，以及在羅馬人渴望擴展其控制的地區精心培育和協調地方實權人物的野心與期望。那些願意與羅馬合作，接受羅馬價值觀和文化的人，不僅被授予一定的地位、榮譽和等級，而且被委托對他們居住的領土進行日常管理。
羅馬帝國通過其努力所創造的世界基本上是以城市為基礎的。也就是說，被選入帝國計劃的地區精英都居住在具有紀念意義的城市中心，在拉丁語中稱“公民國家”，在希臘語中稱“城邦”。在那裡，他們被組織進市議會，名為參議院。皇帝主要通過這些市議會進行統治—他的意志通過帝國任命的總督傳達給議員，而總督又根據行省的情況向皇帝和羅馬元老院報告。這種相對的權力下放制度促進了對帝國廣大地區的統治，盡管國家的最高職位仍然專屬於一個集中於羅馬城的明顯保守的、植根於義大利的元老院階層。
3世紀中葉，這一制度遭受了巨大的壓力。羅馬人與萊茵河、多瑙河以北的多個蠻族部落所產生的經濟和政治聯繫，破壞了後者原始的、相對平等的社會結構，並導致他們的部落和聯盟規模日益龐大，最終他們的實力足以挑戰羅馬對邊境地區的統治。
與此同時，2世紀末，羅馬帝國擊敗了波斯人，把帝國邊界繼續向東推進。這場對羅馬的失利導致安息王朝的終結。多個貴族集團為了爭奪統治地位展開殊死搏斗，最終薩珊王朝取而代之，成為波斯帝國新的統治者。
226年9月，薩珊王朝創立者阿爾達希爾一世在泰西封的王宮加冕。他很快就發動了一系列戰爭為自己增加威望，同時團結他身後的波斯貴族。他的兒子沙普爾一世繼位後，延續了侵略政策。260年，他發動了一場大膽的戰爭，攻入敘利亞北部，洗劫了安提俄克，俘虜並羞辱了羅馬皇帝瓦勒良。
這場危機在羅馬帝國內部引發了一場社會革命。此前帝國皇帝由羅馬元老院任命，但此後的多位皇帝均由軍隊任命。軍隊從自己的隊伍中選拔統治者，這並非偶然。其結果是，連續多位出身卑微的軍人成為帝國皇帝，他們絕對忠於帝國的意識形態，不願意忍受失敗。284年，這一過程達到高潮，戴克裡先戰勝了他的對手，確立了自己的皇帝地位。隨後，他針對國內外的各類敵人，發動了一系列戰爭，並最終獲勝。
在戴克裡先的領導下，羅馬帝國恢復了和平，這給了他實施一系列行政改革的機會。他引入了權力分享制度，將帝國的權力下放到可能產生軍事威脅的地區。最終，他采取“四帝共治”的形式，將龐大的帝國交給兩位皇帝來治理，一位負責對付來自東方的敵人，另一位負責對付來自西方的敵人。每位皇帝都配有一名副手，被稱為“愷撒”。這些掌握著帝國權力的最高統治者平時居住在距離帝國邊境更近的帝國首都，比如西部的特裡爾，或東部的安提俄克。
與此同時，行政和財政體系也進行了重組，以便帝國能更好地控制各個行省。各省的軍政和民政權力分開，軍隊規模擴大。行省數量增加，規模縮小，以便加強中央權力對市議會的監督。
由於軍隊規模的擴大和帝國官僚機構的擴容，中央政府直接雇用的高級軍官和文官的人數增加了一倍多。這些官員主要從各行省的市議會成員中招募。與此同時，這些人還有機會進入元老院。
新的貴族集團開始形成，並主導帝國政治。至關重要的是，羅馬帝國內部的權力重組導致權力和影響力轉移到了帝國的東部行省，這裡的官方語言是希臘語。帝國皇帝居住在這些省份，以便監督羅馬的超強對手—新近好戰的波斯帝國。
這一事實將對羅馬帝國的政治文化，特別是皇帝及其周圍人的行為和舉止產生越來越明顯的影響。尤利烏斯•愷撒的養子屋大維於公元前31年擊敗競爭對手馬克•安東尼，取得統治權。在此之前，羅馬帝國一直采取共和政體，理論上由羅馬元老院和人民共同治理。
屋大維（他給自己取名“奧古斯都”，意思是“受人尊敬的人”或“超人”）率先成為皇帝。不過，他完整保留了羅馬憲法規定的共和制度，將自己的最高權力凌駕其上，並且將共和制度下的各類政府機構以混雜的形式融為一體，作為帝國政府的基本架構。因此，他並沒有把自己稱為羅馬世界的霸主（雖然他確實是），而是以羅馬共和國的首席執政官自居。在羅馬帝國說拉丁語的西部行省中，當地精英正是通過這些共和制度的術語來了解帝國的行政運作，並且向羅馬學習，從中發展出他們自己的政治文化。
相比之下，說希臘語的東部行省有著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除了希臘本土，這些地區曾經被波斯和埃及的偉大君主所統治，他們的國王被奉為神。反過來，這些統治者通常認為，他們的臣民不過是眾人皆知的（或事實上的）奴隸。神聖君主制在這些地區的文化中根深蒂固，一直延續至公元前4世紀，當時這些地區被來自馬其頓的天才軍事領袖亞歷山大大帝所征服，他令人們有點信服他也是一個神。
盡管亞歷山大和他的繼業者能夠讓埃及、敘利亞和巴勒斯坦走上希臘化的發展道路，並且向地方精英傳授希臘語，引入希臘的思想文化，但是被馬其頓的國王們所接受的統治風格必須有所調整，以便滿足當地人的期望。隨著羅馬帝國的勢力向東擴展，他們的那套神聖君主制的政治詞匯又被傳給了羅馬人。
比如在偉大的城市以弗所，當地人在用拉丁語撰寫的稱頌皇帝的銘文中，授予他們“大祭司”（意為羅馬教皇學院的主教）之類的共和制頭銜。與此同時，在用希臘語撰寫的文字中，他們又宣布皇帝是“至尊”或“唯一的統治者”。在東方的其他地區，皇帝被稱為“世界統治者”，擁有人身自由的羅馬公民則被稱為“奴隸”。
說希臘語的東部行省的政治文化，原本就有向西輻射的自然趨勢。但是，隨著“四帝共治”體系的確立，以及戴克裡先親自坐鎮東方的決定，這種影響得到了強化。因為這意味著帝國皇帝的權力需要在東方的政治環境中運作，而在這樣的環境中神聖君主制的傳統是最強的。為了能有效地推行他的權力，他必須以當地人熟悉的方式發布命令。
幾近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奧勒留•維克托這樣描述戴克裡先：他是個偉人，雖然有點怪癖：他想要一件金絲長袍外加一雙用絲綢和珠寶點綴的紫色涼鞋。盡管這件事破壞了他的謙卑形象，顯露出傲慢自大的心態，但是和其他事相比，這根本不算什麼。因為他是繼卡利古拉和圖密善之後，第一個允許自己在公眾場合被稱為“主人”，被當作神來稱呼和崇拜的羅馬皇帝。
因此，帝國的行政權力不僅變得軍事化，而且高度禮儀化，皇帝被描繪成神在人間的代表。特別是戴克裡先，他聲稱自己的權威源自朱庇特。朱庇特是羅馬國教的眾神之父，被描述為皇帝的神聖同伴。
305年，暮年的戴克裡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和馬克西米安一同退休。帝國東部的統治權由他的副手伽列裡烏斯繼承，帝國西部的統治權則交給君士坦提烏斯。306年，君士坦提烏斯打算穿越不列顛行省，去捍衛麻煩不斷的北部邊境，但他途經約克時意外去世。軍隊不承認君士坦提烏斯的副手塞維魯作為西部新的皇帝，而是支持君士坦提烏斯的兒子，年輕的君士坦丁。
隨之而來的是新一輪的內戰和衝突，因為不同的派系和軍隊都瞄準了他們的競爭對手，想要奪取帝國權力。然而，君士坦丁接連清除了這些對手。312年，他從馬克西米安的兒子馬克森提烏斯手中奪得羅馬城，並在米爾維安橋戰役中擊敗後者，從而確保了自己在帝國西部的統治地位。323年，他向東行軍，迎戰最後一個對手李錫尼。他先是在陸地上，隨後於324年又在海上接連兩次擊敗李錫尼。這次海戰的不遠處是連接歐洲和亞洲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那裡有古希臘人建造的定居點“拜占庭”。
正如我們所知，為了慶祝他的勝利，君士坦丁於次年將這座城市重新命名為“君士坦丁堡，新羅馬”。他現在是整個羅馬世界的唯一主宰，從他的新城市治理他的帝國。

新的宗教
正如他尊崇眾神之父朱庇特的行為所揭示的那樣，戴克裡先在宗教問題上是個保守派。在統治期間，他大肆迫害他眼中的異教徒。在他看來，帝國範圍內的異教徒是令神不悅的根源。其中最受其指責的就是基督徒。他們是帝國猶太臣民祖先信仰的分支和變異的追隨者。
基督徒提倡對他們所認為的唯一“真”神的專一崇拜。據稱，神的兒子化身為耶穌基督（希臘語的字面意思是“受膏者”）在巴勒斯坦傳道。提比略在位時，耶穌被羅馬當局抓捕並遭到處決。和猶太人一樣，基督徒拒絕獻祭帝國崇拜（這是所有帝國臣民必須履行的義務）。
對於有著傳統思維方式的羅馬人來說，在這方面可以原諒猶太人：他們拒絕獻祭有正當理由，因為他們的宗教禁止獻祭並且這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宗教。猶太人堅持祖先的傳統，對保守的羅馬人來說，這從根本上講是美德的體現。然而，基督徒不能提出這樣的要求，因為他們信奉的是全新的宗教。對許多羅馬人來說，這在措辭上是一個矛盾：宗教，從定義上講，只有古老的才是真正的。
因此，我們可以想象，當羅馬人聽到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時，必然十分震驚。君士坦丁聲稱，312年米爾維安橋戰役的意外獲勝要歸功於他的信仰轉變。據他後來描述，當時他看到天上顯現出一個巨大的十字架，他認為這是神給他的喻示。後來，在進入羅馬城時，君士坦丁拒絕在朱庇特神殿的祭壇上獻祭，這原本是歷任皇帝的慣例。相反，從312年起，他公開宣布支持基督教社團或“教會”，以更大的慷慨偏愛它和它的教士。
君士坦丁的皈依時常被認為過於突兀和難以解釋，這一事件完全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然而，在某些方面，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的做法也許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突然，他對於宗教的看法和許多生活在3世紀的先輩有相似之處。
比如，戴克裡先的所作所為表明，3世紀的幾位帝國皇帝故意把自己與特定的神或崇拜的物件聯繫在一起，他們試圖利用這些精神力量。傳統的羅馬宗教是“多神教”（意思是，羅馬人相信有許多神）。因此，這些皇帝有大量的神可供選擇。
然而，基督教在2世紀至3世紀變得日益流行，不僅因為它和猶太教一樣是“一神教”（意思是，基督徒相信只有一個神），而且其形式是“擇一神教”（雖然可能有許多神，但是倡導信徒只崇拜唯一的至高無上的真神）。軍隊中擇一神教的做法特別流行，通常他們都崇拜與太陽有關的神，比如光明神密特拉或太陽神索爾（“不可征服的太陽”）。
在3世紀時，隨著軍人的政治地位不斷上升，信奉太陽神為唯一真神的做法已經在羅馬帝國的公共宗教生活中變得越來越重要。比如，戴克裡先的前任奧勒良和他在西部的繼任者君士坦提烏斯一世，都是太陽神索爾的信徒，並且把自己與太陽神聯繫在一起進行宣傳。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從很早的時候起，基督教就是在類似的宗教群體中進行傳道，其中就包括信奉太陽神索爾的社會圈子；並且使用類似的太陽意象和相關詞匯來描述其自身特點，比如在《新約》中，基督被描述為“世界之光”或“白晝之春”。
因此，從多個神中選擇太陽神作為信奉物件，這種做法與“一神教”之間的聯繫非常密切。君士坦丁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考慮到這一點，312年左右，君士坦丁從最初信奉太陽神轉為皈依基督教，這種轉變可能並非如後人想象的那麼富有戲劇性。而且，直到323年，君士坦丁還在為他的“神聖同伴—太陽神索爾”鑄造錢幣。在君士坦丁堡，他還建了一座自己的雕像，化身為太陽神阿波羅。在公眾宣傳中，君士坦丁繼續使用那些可以吸引非基督教信徒的形式、表達和主題。不過，他很注意分寸，基督徒完全以寓言化的方式來理解這些宣傳，不會把他當作“異教徒”。
這很可能是政治實用主義的一種做法：君士坦丁必須小心，不要得罪異教徒，這些人在他的帝國統治階級中擁有強大的勢的理解，就像東部統治者長期認為的那樣：他是神在人間的代表或副手。信奉基督教的朝臣願意接受這種看法：頗有影響力的東部主教尤西比烏斯甚至就這個問題向皇帝發表過演說。
312年至337年，君士坦丁在這二十五年中始終支持基督教會及其領袖。在他去世之後，他的三個兒子（君士坦斯一世、君士坦丁二世和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分割了龐大的帝國，但是都采取了同樣的宗教政策。361年，皇帝頭銜短暫地落入異教徒朱利安的手中，但他只統治了不到十八個月就死於對波斯人的戰爭。
於是，在官方層面上，羅馬帝國更加公開、更加積極地支持基督教，因為皇帝開始立法，不僅在公共領域（通過建造教堂或禁止公開的異教徒祭祀）轉向基督教，而且也介入了家庭領域（試圖禁止長期存在的某些行為模式—尤其是涉及婚姻和性的行為—因為基督教會對此持反對態度）。
因此，在羅馬帝國的統治階級中，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皈依基督教，以博得皇帝的青睞。到4世紀末，基督教已不僅僅是皇帝偏愛的宗教（就像君士坦丁在位時那樣），它變成了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

新的政治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君士坦丁以自己的名字重新命名拜占庭，是為了慶祝勝利。但君士坦丁堡的建造不僅僅是為了自我吹噓。古希臘時期的拜占庭定居點，在某些方面有利於君士坦丁的統治（我們將在第二章中看到，它也有許多劣勢），因此他決定在前者的基礎上擴建這座城市。
君士坦丁堡橫跨海上交通要道，擁有壯美的自然風光。與力，而且他需要後者的合作和支持。另一方面，君士坦丁的公眾形象本身所包含的多元信息，很可能準確地傳達了皇帝個人宗教信仰的多元本質。與此同時，他對於自己與基督教真神關係此同時，它鄰近波斯帝國。或許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東部建立新的權力基地，為君士坦丁提供了切實有效的政治利益，有助於鞏固他的新政權。
除了基督教會和神職人員之外，他在東部缺少支持。他廢黜並殺害了李錫尼，這是一位在異教徒和基督徒當中都很受歡迎的皇帝。在東部大城市，對新政權的敵意不斷高漲。建造君士坦丁堡的好處就在於，能把皇帝本人從陌生的、具有潛在威脅的政治環境中解脫出來，便於他在自己創造的環境中確立自己在東部的地位。
與此同時，建造君士坦丁堡，並在當地組建新的元老院，這一策略使君士坦丁和他的繼住者能夠建立一個有利於他們統治的關係網絡，一些出身良好並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地方精英，願意在新的政治環境中成為他的代表、盟友和支持者。
為了鞏固他在東部的政治權力，君士坦丁必須在地方領袖和新的皇室貴族中選拔親信，具體包括：軍方“高層”、政府高官，以及那些傲慢的大地主，他們控制著東部大城市的議會權力。君士坦丁設法將這些人吸引到君士坦丁堡，讓他們加入他的政權。
為了吸引有影響力的大人物來他的新基地，君士坦丁給他們分配了大量土地，讓他們在城中建造私人住宅。332年，他還立法規定，這些人可以定期領到麵包口糧，而製作這些麵包的豐富的谷物供應來自埃及非常富饒的省份，帝國船隊橫跨地中海航道將其大量運送而來。
君士坦丁堡的建立，以及當地元老院的組建和擴容（尤其是君士坦丁的兒子君士坦提烏斯二世規定，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地位與羅馬元老院相等）對於新政權的合法化和保持穩定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項政策的目的很明確：設立君士坦丁堡元老院並邀請地方要員加入，從而在宮廷和行省之間建立起真正有效的聯繫，因為許多人在這些行省擁有土地。這些元老將成為皇帝的“朋友”，幫助他監管“統治之城”以外的帝國領土。350年，以演說知名的政治家忒彌修斯向君士坦提烏斯二世建議：對於皇帝來說，他必須聽到很多事情，看到很多事情，同時注意很多事情，他只有兩只耳朵、兩只眼睛和唯一的軀體……這確實很少。但如果他有許多朋友，他就能像先知一樣，看到遠方，聽到遠方發生的事，也將知道遠方的情況；他還能像神一樣，同時在許多地方生活。
君士坦提烏斯二世（337—361）用不著別人的鼓勵：他積極結交“朋友”，甚至把大片優質農田以直接授予或拍賣的方式提供給這些人，以便將他們的利益與自己的政權牢牢綁定。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和他的繼任者通過一系列的長期政策，把地中海東半部的貴族成員聚集在一起，形成統一的政治共同體。這些人日益認同羅馬人的政治身份，接受源自希臘的“高雅文化”，接受基督教信仰。最關鍵的一點，他們的政治野心集中在君士坦丁堡。正是這種羅馬人身份、希臘文化、基督教信仰以及對君士坦丁堡的獻身精神的結合（形成於4世紀），最終成為隨後一千多年時間裡拜占庭及其文明的獨特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