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行的繆斯：自傳、性別研究及其他（簡體書）

本書是一本自傳與性別研究及其他的合集。自傳部分，主要收錄有《張我軍、張光直與我們家》《虎口余生記》等篇章，除了自述家世和幼年不平凡的人生經歷外，還詳細追述了求學、治學經歷。性別研究及其他部分，主要包括《中國文化裡的“情”觀》《道在何處》《在愛字交會》《何謂男女雙性》等篇章。在對明清女性文學的研究中，孫康宜驚喜地發現了男女兩性間的互補與合作的獨特文化現象，糾正了西方性別理論一味強調“差異觀”的偏頗。

本書賣點

孫康宜先生多年來一直關照中國古典文學教學與研究，擅長運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與視角，闡釋中國傳統詩詞別樹一格，可讀性極強。該書是一本自傳與性別研究和學術研究的合集，作者詳細追述了求學、治學經歷，涵蓋了學術文章、隨筆等作品。

編輯推薦

耶魯大學獻給孫康宜教授的榮休致敬辭：

孫康宜教授，臺灣東海大學文學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自1982年起任教於本校。孫教授您是中國古代文學專家，精研詩學，並於比較詩學、文學批評、性別研究、文化理論、美學等領域創獲豐碩。您勤於著述，筆耕不輟，至今已出版8 部英文專著（含編輯）、30部中文著作，以及上百篇學術論文。您早年的英文專著《詞與文類研究》《六朝詩研究》《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使您晉升為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權威之一，也為您贏得世界性的贊譽。令人欣羨的是，這些為人稱道的起家之作僅是您成果累累的學術之旅的開端。

除了個人的英文專著及大量的中文著述外，您還編纂了多種對學界產生重大影響的論集：您與魏愛蓮（Ellen Widmer）教授合編《明清女作家研究集》，讓我們得以認識眾多此前明清默默無聞的女詩人的作品。您與蘇源熙（Haun Saussy）教授合作，出版《中國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輯譯了自漢朝至20世紀130多位女詩人的代表作。您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合力編纂了在中國文學研究場域中堪稱別樹一幟的《劍橋中國文學史》，這是一部涵蓋3000年、明白易曉的中國文學史，不僅學者專家獲益良多，一般讀者也喜得入門津梁。這林林總總的著述，為學人、讀者打開了進入中國文學世界的大門，惠人良多。

在此向您致敬之際，還要特別提到您艱難的人生路途，以及您的克難、超越精神。您在《走出白色恐怖》一書中憶述，在時局動蕩之時，令尊攜家口自北京遷居臺灣，四載以後，因白色恐怖遭國民政府逮捕，自此身陷囹圄，長達10年。令尊入獄時您才6歲，您倆再見到面時您已16歲。與此同時，您的祖父留在中國大陸，歷經親人離散之苦。您熬過了這些磨難，最後來到美國，開始了另一段漫長的、曲折的人生之旅。您先是取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及圖書館學碩士學位，終於本國*優秀的學府之一獲得博士學位。

您在本校長期任教，並在行政工作上貢獻良多，如您曾擔任東亞語言文學系系主任、研究所主任。您在教學上成就杰出，曾獲頒 DeVane 教學研究獎章。眾所周知，此一由全美大學優秀生聯誼會耶魯分會所頒授的教研獎項乃本校至高榮譽之一。

在此，為您以中文或英文著述，在文學、學術上所做的重大貢獻；為您作為學者及教授為耶魯大學做出的竭誠奉獻；也為您感人勵志的人生經歷——從一個備嘗艱苦的小女孩，浴火重生而終成首屈一指的學者、教授，以及在本校社群中深受愛戴的一員——“耶魯”向您致上最摯誠的“謝謝您”！

——耶魯大學（嚴志雄 譯）

輯一　走出白色恐怖 / 001

序言　從吞恨到感恩

——見證白色恐怖 / 003

作者自序 / 014

第一章　張我軍、張光直和我們家 / 018

第二章　“二二八”的聯想 / 028

第三章　6 歲 / 033

第四章　雪中送炭恩難忘 / 042

第五章　探監途中 / 049

第六章　父親的故事 / 054

第七章　母親的固守 / 058

第八章　出獄 / 063

第九章　骨灰的救贖 / 069

第十章　在語言的夾縫中 / 078

…………

輯二　性別研究及其他 / 205

中國文化裡的“情”觀 / 207

關於女性的新闡釋 / 213

20 世紀90 年代的美國女權主義 / 225

《花花公子》的常春藤盟校風波 / 235

何謂男性“自我認同”的危機？ / 238

我看江青自傳 / 244

周蕾論中國現代性 / 253

“末戀”的風行意義 / 256

貝多芬的“永遠的愛人” / 262

今夏，你看過“冬天”沒？ / 265

《霸王別姬》裡的情癡 / 270

愛在何處？ / 274

…………

輯三　訪談錄 / 617

《南方周末》朱又可采訪 / 619

附　錄 / 637

《孫康宜作品系列》校讀後記 / 639

性別與經典論

—從明清文人的女性觀說起

不久前，我曾在臺灣討論過如何建立文學經典的問題，最後終於選出了30部經典作品。在一篇題為《看！以臺灣為中心的文學經典》的文章裡，詩人陳義芝曾說，經典的建立乃是人文價值的建立。同時，他討論到如何突顯臺灣文學的主體性問題。至於選擇經典的方面，他也提出了不少很有見地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7本新詩經典的作者全是男詩人，蓉子、林泠難道不能相與頡頏？”這就牽涉到評價經典的準則問題，也把我們引到了性別問題來了。而這兩個息息相關的題目也正是目前歐美世界文學批評的研究重點。

性別與經典的問題始於人們對於多元文化的關注。所謂“多元”就是從不同的性別種族和族群來重新評價各種文化的表現和傳統。多元文化的新趨勢很大程度是受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女性主義的影響，以及現代社會日趨複雜而多元的自然反應。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就是有關文學經典的重新考慮的問題，也就是陳義芝所說的“不可能毫無爭議的問題”。在當今文學研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許多女性主義者認為，以男性經典作品為中心的傳統文學觀有改寫的必要，因為所謂的“傳統經典”並不能代表人們的“普遍經驗”（universal experience）。這樣的挑戰的聲音自然引發出一連串有趣的問題，例如：怎樣的作品才能成為文學經典之作？經典之作的可讀性如何？評定文學經典的美學標準為何？經典之作和次等作品的分別何在？一部經典之作應當涵蓋人類的普遍經驗，還是代表特殊人群的文化意識？

許多這一類的問題都是女性主義批評家先提出來的。她們多數認為經典的形成完全是出於權力的運作；是獨霸的夫權制提高了男性作者的地位，貶低了女性作家的成就。但另外有一些批評家卻認為經典的形成與權力或政治無關。總之，這一方面的爭論不少，也無形間促成了大家對經典的興趣。

自從研究明清文學以來，我一直對性別與經典論的概念感興趣。我發現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明清時代產生過更多的女詩人。僅僅在300年間，就有2000多位出版過專集的女詩人。而當時的文人不但沒對這些才女產生敵意，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還是女性出版的主要贊助者，而且竭盡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經典化。明清文人這種維護才女的現象實在很特殊，至少與19世紀的英國很不相同。當時英國產生了許多女性小說家，但男性批評家基本上對她們抱著敵視或嘲諷的態度。是什麼原因使得明清文人擁有如此特殊的“女性觀”？我認為歸根結底還是由於文化的關係，所以，我今天把性別與經典論放在明清文人文化的上下文中來進行討論。

這裡所謂的“文人文化”是相對於當時的實用文化而言的。在這個文人文化中，其中一個最令人注目的現象就是文人普遍地向往女性文本。在某一程度上，這個現象也是當時文人厭倦了八股文及其他實用價值的具體反映。他們大量整理女性文本，為女詩人出版各種不同的選集，使得婦女詩詞頓時成為熱門讀物。我們可以說當時的“女性研究”其實是明清文人對理想女性的向往的一種產物。他們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邊緣處境，一方面也對被歷史埋沒的才女賦予極大的同情。所以，當時許多文人不惜傾注大半生的時間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詩人的作品。從政治上的失意轉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說已經成了當時的風氣。例如，明末清初一本女性詩集—《紅蕉集》的編者鄒漪就說：“仆本恨人，癖耽奩制，薄遊吳越，加意網羅。”所謂“恨人”就是懷才不遇、內心感到不平的文人。他們從收集女詩人的作品中得到安慰及成就感，以至於其愛才心態無形中成了一種“癖”（也就是英文所謂的obsession或addiction）。所以，鄒漪說“癖耽奩制”，意思就是說，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女性的作品中。著名詩人王士禎的哥哥王士祿也在他的女性文學選集《然脂集》中說自己“夙有彤管之嗜”，所謂“嗜”就是“癖”的意思。後來，清代的文人也繼承了這個晚明的文人傳統，例如以提拔女詩人賀雙卿著名的史震曾在他的《西青散記》一書中，屢次說自己是個“感慨人”，其實就是“恨人”的意思。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獻在情趣的追求上，完全忽視了功利的考慮。他說：“人生須有兩副痛淚，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遇佳人。”這些文人之所以如此重視才女或佳人，乃是因為他們在才女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翻版。他們同樣是一群崇尚美學和愛才如命的邊緣人，他們中間有很深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在曹雪芹的《紅樓夢》裡也很清楚地表現出來了。

所謂“邊緣”當然是指相對於政治權力的主流而言的。雖然從政治的權力而言，這些明清文人自認為邊緣人或“多餘”之人，但從文學藝術的方面來看，他們卻常常是一些走在時代前端並向傳統經典挑戰的主要人物。有趣的是，正是這些邊緣文人把一向處於邊緣地位的明清女詩人提高到了經典的地位。有趣的是，目前不少西方文學評論家也認為，把邊緣引向主流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不斷地強調邊緣文學的重要性，不斷地擴大文學的視野，而漸漸把邊緣與主流合而為一。

明清文人是用什麼方法來提高女詩人的地位的呢？他們採用的就是這種把邊緣和主流逐漸混合為一的策略。首先，他們強調女詩人傳統的悠久性及重要性。為了證明這個大前提，他們從最具權威性的經典選集《詩經》說起，他們強調《詩經》裡有很大部分的詩歌是女性的作品。例如，鄒漪在他的《紅蕉集》的序言裡就說：“《三百》刪自聖手，《二南》諸篇，什七出後妃嬪御、思婦遊女。”大意是說，《詩經國風》裡的《周南》和《召南》，有70%的詩歌是女性的作品。雖然這樣的論點並無實際的根據，而且似乎有把虛構和史實隨便魚目混珠之嫌，但既然這個新的經典論很管用，此後幾乎所有文人都沿用這個說法。而且既然《詩經》是孔子編訂的經典選集，明清文人也就很自然地把他們整理婦女詩詞選集的工作視為重建文學經典的活動了。就如西方文學批評家溫德爾哈裡斯（Wendell Harris）所說，“所有文本的解釋都靠約定俗成的闡釋策略來維持”，明清文人所用來提高女性文學的方法就是這種凡事追溯到《詩經》傳統的“約定俗成”的策略。

另一方面，明清文人也把女詩人的作品放在《離騷》傳統的上下文來看待。例如，1618年蘧覺生編訂的女詩人選集《女騷》就反映了這種態度。在《女騷》的一篇序言裡，著名學者趙時用強調文學裡的“變”的作用；因為自從《詩經》的風雅篇以來，詩歌的風格與內容都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無疑是在說明，文學經典的範圍是不斷在拓寬的。言下之意就是，女性作品也應當作為新的文學經典的考慮之一。

這樣的策略很容易使我們想起六朝文學批評家劉勰在他的《文心雕龍》裡所提倡的經典論。在把《離騷》提升為新的文學典範的過程中，劉勰所用的方法正是強調“變”的重要性。所以他說，他撰寫《文心雕龍》的主要目的不僅在呈現文之心如何的“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而且還要說明它是如何“變乎騷”的。他所謂的“變”就是創立新的文學準則的意思。在《文心雕龍》裡，《離騷》首度被視為純文學的一種典範，而劉勰特別強調的正是屈原的“變”的文體，一種新的文學風格—很像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他的《西方正典》（）一書中所用來形容莎士比亞的陌生性（strangeness）。

我們可以說，明清文人在提拔女詩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實在不下於劉勰在《離騷》的經典化上所付出的苦心。有不少文人決心要把收集和品評女性作品作為畢生的事業。為此他們想出了許多把女性詩歌經典化的有效策略。其中一個策略就是以上所說的凡事追溯到《詩經》與《離騷》等古代經典的策略。他們不但要顯示出一個古老的傳統是如何在現代詩人身上（不論是男是女）運作出那般巨大的影響力的，而且也要證明現代詩人是如何創新，因而改變了這個傳統，拓寬了文學的視野的。這樣的策略其實也是歷代文人一向熟悉的文學經典策略，也是比較傳統的方式。

但另外一個比較富有創新的策略，確是明清文人的一大發明：強調女性是最富有詩人氣質的性別，因為他們認為女性本身具有一種男性文人日漸缺乏的“清”的特質。明末詩人鐘惺就在他的《名媛詩歸》的“序”裡把女性的本質和“清”的美學聯繫在：

若夫古今名媛，則發乎情，根乎性，未嘗擬作，亦不知派……唯清故也。清則慧……男子之巧，洵不及婦人矣！

後來這種把“清”視為女性的屬性的言論慢慢地成為明清文學評論中的主流了。“清”被說成是一種天地的靈秀之氣，也是女性詩歌優越的主要原因。所以，明末著名學者葛征奇說：

非以天地靈秀之氣，不鐘於男子；若將宇宙文字之場，應屬乎婦人。

編撰《古今女史》（1628年刊本）的趙世杰也說：

海內靈秀，或不鐘男子而鐘女人。其稱靈秀者何？蓋美其詩文及其人也。

此外，《紅蕉集》（清初刊本）的編者鄒漪也曾重復地說：

乾坤之氣不鐘男子，而鐘婦人。

後清朝雍正年間致力於收集女性作品的範端昂更以“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的態度來看待女性作品裡的“清”的素質：

夫詩抒寫性情者也，必須清麗之筆，而清莫清於香奩，麗莫麗於美女……舉凡天地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行，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皆會於胸中，充然行之筆下……而余終不能忘於景之仰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