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家國何處是：從庾信到陳子龍（簡體書）

本書是一本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著集，主要收錄有《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和《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兩輯專論。《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孫康宜先生一改傳統文人評論六朝詩歌冠以“浮華”“綺靡”的泛泛之論，而是從“表現”和“描寫”這兩個既對立又互補的範疇來討論，認為中國古典詩歌就是在表現與描寫兩種因素的互動中，逐漸成長出來的一種既複雜又豐富的抒情文學。《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孫康宜先生將“面具”美學和性別理論運用於明清詩詞研究之中，指出“面具”不過是一種“方便”的手段而已，即借他者之口，表自我之實。

耶魯著名教授孫康宜先生在《千年家國何處是：從庾信到陳子龍》中，對六朝詩歌的分析精準到位，賞析兼具，比學術圓潤，比散文嚴謹，屬別具一格的古典文論著作。同時，通過對陳子龍與柳如是詩詞情緣的關係和明清詩詞中詩與面具的互利關係獨到的詩詞研究，在國內外古典詩詞研究中獨一無二，令人信服。孫康宜教授深受中西文學的熏陶，所做研究，屬集中西方文化大成之作，每每將個人心得與史學價值融會貫通，使讀者深受教益。

編輯推薦

耶魯大學獻給孫康宜教授的榮休致敬辭：

孫康宜教授，臺灣東海大學文學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自1982年起任教於本校。孫教授您是中國古代文學專家，精研詩學，並於比較詩學、文學批評、性別研究、文化理論、美學等領域創獲豐碩。您勤於著述，筆耕不輟，至今已出版8部英文專著（含編輯）、30部中文著作，以及上百篇學術論文。您早年的英文專著《詞與文類研究》《六朝詩研究》《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使您晉升為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權威之一，也為您贏得世界性的贊譽。令人欣羨的是，這些為人稱道的起家之作僅是您成果累累的學術之旅的開端。

除了個人的英文專著及大量的中文著述外，您還編纂了多種對學界產生重大影響的論集：您與魏愛蓮（Ellen Widmer）教授合編《明清女作家研究集》，讓我們得以認識眾多此前明清默默無聞的女詩人的作品。您與蘇源熙（Haun Saussy）教授合作，出版《中國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輯譯了自漢朝至20世紀130多位女詩人的代表作。您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合力編纂了在中國文學研究場域中堪稱別樹一幟的《劍橋中國文學史》，這是一部涵蓋3000年、明白易曉的中國文學史，不僅學者專家獲益良多，一般讀者也喜得入門津梁。這林林總總的著述，為學人、讀者打開了進入中國文學世界的大門，惠人良多。

在此向您致敬之際，還要特別提到您艱難的人生路途，以及您的克難、超越精神。您在《走出白色恐怖》一書中憶述，在時局動蕩之時，令尊攜家口自北京遷居臺灣，四載以後，因白色恐怖遭國民政府逮捕，自此身陷囹圄，長達10年。令尊入獄時您才6歲，您倆再見到面時您已16歲。與此同時，您的祖父留在中國大陸，歷經親人離散之苦。您熬過了這些磨難，最後來到美國，開始了另一段漫長的、曲折的人生之旅。您先是取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及圖書館學碩士學位，終於本國*優秀的學府之一獲得博士學位。

您在本校長期任教，並在行政工作上貢獻良多，如您曾擔任東亞語言文學系系主任、研究所主任。您在教學上成就杰出，曾獲頒 DeVane 教學研究獎章。眾所周知，此一由全美大學優秀生聯誼會耶魯分會所頒授的教研獎項乃本校至高榮譽之一。

在此，為您以中文或英文著述，在文學、學術上所做的重大貢獻；為您作為學者及教授為耶魯大學做出的竭誠奉獻；也為您感人勵志的人生經歷——從一個備嘗艱苦的小女孩，浴火重生而終成首屈一指的學者、教授，以及在本校社群中深受愛戴的一員——“耶魯”向您致上最摯誠的“謝謝您”！

——耶魯大學（嚴志雄 譯）

輯一　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 / 001

中文版序 / 003

緒論 / 006

第一章　陶淵明：重新發揚詩歌的抒情傳統 / 011

第二章　謝靈運：創造新的描寫模式 / 058

第三章　鮑照：對抒情的追求 / 095

第四章　謝朓：山水的內化 / 133

第五章　庾信：詩人中的詩人 / 174

輯二　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 / 219

北大修訂版自序 / 223

譯者原序 / 226

年譜簡表（公元紀年） / 228

重要書目簡稱 / 230

原英文版前言 / 232

第一編　忠國意識與艷情觀念 / 237

第二編　綺羅紅袖情 / 284

第三編　精忠報國心 / 342

結語 / 398

【附錄一】柳如是《夢江南懷人》二十首 / 401

【附錄二】明清女詩人選集及其采輯策略 / 409

參考書目（ 2012 年 12 月增訂） / 441

後記 / 478

作者治學、創作年表 / 481

附錄 / 517

孫康宜：苦難成就輝煌 / 519

《孫康宜作品系列》校讀後記 / 526

第一章　陶淵明：重新發揚詩歌的抒情傳統

第一節　卓爾不群的詩人

陶淵明（約365—427）是中國歷史上少數幾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其聲名經久不衰，也許只有杜甫（712—770）才可以與他比肩而立。他既大刀闊斧地從事文學革新，又不乖離經典中國詩歌強烈而持久的抒情傳統。如此強勁的創造力和綜合力集中在一位詩人身上，是需要有一個強大的時代去支撐他的。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陶淵明要麼出生得太早，要麼出生得太遲。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東晉（317—420），相對來說，是一個在詩歌創作方面沒有什麼激動人心的活力的時代，正如梁代文學批評家劉勰（約465—約522）所批評的那樣：

江左篇制，溺乎玄風……

鐘嶸（約468—518）在其《詩品》一著中也雄辯地對這個時代做出了類似的描述：

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

事實上，陶淵明的詩歌不僅絕不同於他同時代的詩歌，而且也絕不同於緊接東晉之後的那些時代的詩歌。他的詩歌，作為文學的藝術品，既不見賞於他的同時代人，又不為其後數百年中的許多文學批評家和詩人所理解。但是，再往後的人們沒有讓他湮沒無聞，及時地給了他普遍的承認。過去他一直被摒棄，如今則大大地得到了補償。自然，我們這些文學研究者不禁被這場奇特的文學公案—陶淵明詩起初頗遭冷遇，後來卻大得青睞—驚得目瞪口呆。我們能不能簡單地假定：凡偉大的詩人開始都必然遭受一定程度的阻遏與冷遇，即便其遭遇不像陶淵明一案那樣富有戲劇性。然而，歷史告訴我們，沒有合理的論據可以支持這樣的假定，相反卻有推倒它的例證—在本書研究範圍之外，確有大批詩人是為同時代人所承認的—不過這種承認必須接受後人的重新檢驗。那麼，究竟誰該對這種憑借文學鑒賞力做出的判決負責呢？什麼原因使得後人偏偏讓某位詩人“復活”，而不是其他人？這些問題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但它們對陶淵明研究來說，卻非常重要。

現在，讓我們回到陶淵明那個時代的文學環境中去。

在文學上，整個東晉時期最著名的是玄言詩。這種詩歌以哲學命題為其特徵，是自公元3世紀以來流行於時的一種思辨活動“清談”的反映。最初，玄言詩是對清談的有意模仿。最著名的玄言詩人孫綽（314—371）在寫給另一位玄言詩人許詢的詩裡，就使用了各種清談色調的語言：

仰觀大造

俯覽時物

機過患生

吉兇相拂

智以利昏

識由情屈

野有寒枯

朝有炎郁

失則震驚

得必充詘

很顯然，這首詩的基本形態不是感情的，而是哲理的。它根本就是一種哲學的推理，宣講陰陽、吉兇之間必然的交替。

類似的推理腔調，也是王羲之《蘭亭》詩的特點：

仰視碧天際

俯瞰淥水濱

寥閴無涯觀

寓目理自陳

大矣造化工

萬殊莫不均

群籟雖參差

適我無非親

作者試圖解釋的哲學，是關於宇宙均等（第五、六句）的理論—這也是玄學思想的中心。這首詩顯得比孫綽那首更具有人的色彩，因為其哲學原理的顯著內容來自對“水濱”特殊景象的觀察（第二句）。不過，它讀起來還是像建築在某種現成學說之上的一條定理，沒有多少感情。確實，玄言詩裡缺少的便是情感的伴音，正是這一點，使得它的哲理性大大超過了抒情性。

比較一下王羲之的這首詩和他的《蘭亭集序》，人們會為兩者之間的差異感到震驚：《蘭亭》詩打著哲學智能的標記；《蘭亭集序》則相反，以真率的抒情而著稱。實際上，王羲之的這篇名作甚至是中國傳統文學中最具有抒情詩特質的散文作品之一。它寫的是公元353年在風景勝地蘭亭所舉行的一次暮春祓禊儀式。作為一個有權勢的貴族家庭的頭面人物，王羲之在上巳節這天邀集了40多名東晉社會的顯赫人士，其中有來自強大的謝氏家族的謝安、謝萬兄弟，還有玄言詩人孫綽和許詢。王羲之和來賓們按照年齒的長幼列坐在水濱，飲酒賦詩。這次雅集，與會者創作了37首題為“蘭亭”的詩篇，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即為此而作。當時，他快滿50歲了，對於生命之無常感到悲哀，於是在《序》文裡直抒此情：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王羲之希望通過《蘭亭》系列詩的創作，作為對這次集會的永久性記錄，來克服自己的悲哀，全序就以這樣的願望作為結束，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詩在後世默默無聞，倒是這篇序本身卻借籍以傳！這說明，對於傳統的文學批評家們來說，“抒情”是中國詩歌的文學要素，也就是《蘭亭集序》永遠受歡迎的原因。但如果哪一首詩的主旨像王羲之的《蘭亭》詩那樣是哲理的論說，那麼它就喪失了美的魅力。通常，當人們說到玄言詩的時候，都默認它具有“非抒情”的特點。東晉是一個被玄言詩法統治的時代，一個被認為詩歌沒有生命力的時代，只有像鐘嶸、劉勰那樣的文學批評家才會注意到它！

陶淵明的詩歌風格是對王羲之、孫綽那種詩歌風格的尖銳突破，盡管按照傳統的劃分方法，他們的作品都被歸入“東晉詩歌”這同一部類，梁代文學批評家劉勰曾試著把整個中國文學都納入一個包羅萬象的系統，但在他的《文心雕龍》中卻似乎沒有提到過陶淵明。這看來是很奇怪的。我的觀點是，這種從總體上對陶淵明之文學革新的輕忽，至少要由文學分期（periodization）的常規做法來負一部分責任。讓我們仔細讀一讀陶淵明在王羲之影響下寫成的《遊斜川》詩，來看他的詩法與東晉總的詩歌風格之間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