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曹操(精裝版)：讀《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朱永嘉作品；原汁原味講透曹操，設身處地讀懂三國（簡體書）

曹操歷來是個頗有爭議的人物，關於他的描述，魏人與吳人大不一樣，同樣一件事，如赤壁之戰，魏、蜀、吳三方的記載也差異甚大。本書以《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為主線，鳩集各種史料，從大眾讀史的視角，梳理其生平事跡，並圍繞東漢末年的社會情形與局勢，詳細解讀曹操及相關三國時期著名歷史人物和事件，在種種矛盾的陳述中，作出合理的推斷。作者設身處地，溝通古今，思考深遠，飽含歷史經驗和思想、政治智能。

朱永嘉，歷史學者，1931 年生，早年師從陳守實、周予同、譚其驤等文史名家，曾任教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後從事秦漢史、三國史、明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論李贄》《商鞅變法與王莽改制》《劉邦與項羽》《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從萬歷到康熙》等。

目錄

自序

上篇

一、關於《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的一些情況

二、曹操的青年時期及其鎮壓黃巾起家

三、東漢末年軍閥混戰

四、起兵討伐董卓

五、曹操的實力逐步壯大

六、曹操攻滅呂布、袁術的戰爭

七、官渡之戰前雙方的形勢

八、官渡之戰

九、曹操平定河北袁紹集團

十、平定三郡烏丸

十一、給曹操前半生的為人行事做一個小結

下篇

一、曹操對中央權力的加強

二、曹操占領荊州

三、孫劉聯盟與赤壁之戰

四、赤壁之戰後曹操的對內政策

五、赤壁之戰後關中漢中的情況

六、曹操專權及其與吳、蜀的戰爭

七、曹操之死及其諸子之間的關係

自 序

本書原是我上課前的一份講稿，在課前發給學生閱讀，上課時，再根據學生的提問作討論，之後整理成冊。由於是做講稿用，隨手信筆而來，口語化的地方甚多，故文章結構不很嚴密。為了引導學生閱讀《三國志》及《後漢書》的原文，講稿中引文較多，有時在不同的問題上，引文亦難免有重復之處。讀史還是原汁原味的好，反復地咀嚼原書，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自有不同的滋味。

曹操是東漢末的亂世英雄，理學家的正統觀念興起後，曹操的歷史地位被貶低了，包括羅貫中的小說《三國演義》在內的戲說及戲劇舞臺上的曹操都被臉譜化了，所以毛澤東同志才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提出要為曹操翻案的問題，接著郭沫若、翦伯贊都寫了為曹操翻案的文章，為歷史人物翻案一時成為大家關注的熱點。幾十年過去了，現在可以冷靜地討論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曹操這樣的歷史人物了。或許他一生不同尋常的經歷，他的為人、行事，今天仍會對我們有所啟迪。

記得1962年陳守實師在《文匯報》上發表《讀〈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曾經講到年譜是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最好的長編，在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時，通過年譜比單獨把歷史人物的某些歷史事件抽出來作翻案文章要好。這是針對20世紀50年代末關於為曹操翻案討論的某些文章而言的，故這次我講曹操便采取年譜式的辦法，逐年講與曹操相關的事件。陳先生還講道:“年譜又是屬於個人的歷史輯錄，很容易犯從整個歷史割裂出來的偏缺。關於這點，即錢大昕的洪（洪適、洪邁）、陸（陸遊）、王（王應麟、王世貞）五譜都不能免。”（見1962年4月12、13日《文匯報》，以下引文同。）換一句話說，作歷史人物的年譜，不能把他與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及與他們相關的人物割裂開來，那樣的話就看不到他與那個時代之間的關聯了。故我論曹操時，就盡量把那個時代的背景與曹操的活動結合起來，不僅講曹操，而且把與曹操相關的各類人物聯繫起來講，才能透視出那個時代的狀態以及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來。陳師還講到年譜不應“為了標顯譜主”，或是“為譜主在歷史上辯白”，那是說年譜應客觀公正、實事求是地顯示譜主本來的面目，功是功，過是過。在這一點上我論曹操力求謹遵師訓，對曹操是有功說功，有過說過，既不加任何掩飾，亦不作任何溢美之辭。曹操這樣的歷史人物，在整個歷史進程中，對他的評價是容易發生變動的，如亂世偏安的時期與太平時期對曹操的評價便不完全相同，那麼通過年譜考察寫出來的人物，也就能對其價值的歷史演變作出比較客觀的評說了。

歷史是在矛盾的陳述中，逐漸剝離出它的真相來的。曹操那個時代是亂世，三國鼎立的時期，對曹操的描述，魏人與吳人就大不一樣，同樣一件事，如赤壁之戰，魏、蜀、吳三方的記載差異甚大，這就能幫助我們在種種矛盾的陳述中，作出比較合理的推斷。裴松之的《三國志》注，長處在於他能把不同的記載匯聚在一起，便於人們從矛盾中識別真偽。裴注引用魏晉人的著作，多至二百一十種，唐宋以後，這些著作便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引的資料首尾完整，字數要多於陳壽原書，這就為我們研究曹操這個歷史人物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定於一說不一定對我們客觀地研究歷史人物有利，如果把對歷史人物的評說，僅僅停留在褒貶這一價值取向上，固然有益，但亦有限。歷史對後人的啟迪，往往不僅在知其然，更在知其所以然——無論正面還是負面的人與事的所以然，這才是歷史真正的價值所在。如何才能知其然?讀史時，要設身處地才能體會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惟其如此才能溝通古今，以幫助我們去應對現實，把握未來，這就是以史為鑒。王夫之在《讀通鑒論》卷末的《敘論四》中曾經說:“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經過設身處地的思考，知其所以然時，把這個所以然說出來，那就是引而申之的論，正如王夫之所言:“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是以有論。協而一之，是以有論。心得而可以資人之通，是以有論。”我這份講稿所以名之以論，也只是我作為今人讀古書所得，引而申之，以溝通古今罷了。

這些年來讀史的風氣不太盛，我希望這本書能引起大家讀史的興趣，能引導大家設身處地去思考曹操這個歷史人物，從他的為人行事，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受到一些有益於今人的啟迪，其中興味，不認真讀書是體味不到的。

書中的三幅地圖，出自郭沫若主編之《中國史稿地圖集》，記得此地圖集亦是陳可畏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時來滬找我在譚其驤先生處以《中國歷史地圖集》為底圖繪製而成的，也是北京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與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室合作的產物，我只是知其事，並未實際參預此項工作，今又借用其成果而已。

上 篇

一、關於《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的一些情況

(一)1959年為曹操翻案的由來

1959年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場關於曹操評價的大討論，那年的1月25日，《光明日報》的副刊《文學遺產》發表郭沫若《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公開提出為曹操翻案。2月19日，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在《光明日報》的《史學》副刊上發表《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從赤壁之戰說到曹操》。3月16日，郭沫若發表了《再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郭沫若所以借蔡文姬歸漢作為曹操翻案的文章，亦有借此為他自己在抗戰開始時自日本歸國說事的意思。3月23日，郭沫若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替曹操翻案》一文，乾脆直接提出為曹操翻案的問題。一石激起千層浪，那時對曹操的歷史評價立即成為歷史研究和人們關注的熱點。3月31日，我的老師譚其驤先生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論曹操》一文，批駁郭沫若的觀點，認為對曹操不存在翻案的問題，而且根據史實對郭文逐條加以批駁，接著在7月3日寫成《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7月10日發表於《文匯報》。譚其驤這兩篇文章都是針對郭沫若的文章，譚其驤的結論是:“曹操是一個有優點，有缺點，功勞很大，罪孽也不小的歷史人物。從全面看問題，總的評價應該是功過於罪，但我們不能，也用不著因為他有功而諱言其罪，過去的許多人並沒有把他說成是罪過於功，所以案子基本上無須翻。若一定要把犯過的罪也翻過來，說是並無其事，或雖有其事，但算不得罪，那恐怕是翻不過來的，因為那是歷史事實。”譚其驤這些話說得比較尖銳，但也還客觀。回過頭來說，是不是罪，那取決於評論者當時的價值取向。譬如鎮壓黃巾起義，究竟算不算罪，在古人看來，特別是從古代官方看來不是罪，從農民革命的視角講當然是罪。屠城的問題，當然不好，但古代勝利者往往習以為常，從今天來看，那就是反人類罪。所以評論歷史，還得有一點歷史主義的眼光，離不開人物當時所處的環境及其所受的傳統觀念的影響。對歷史所起的影響，是進步還是倒退，不能拿今天國外那些觀念去一刀切，那說明不了任何問題。關於曹操的評價，在當時引起廣泛的社會影響，1959年上半年，全國的報刊發表的論文和報道便多達一百四十篇以上，我在1959年《復旦學報》第六期上發表了題為《論曹操抑止豪強及其法家思想》的文章，沒有說翻案不翻案的問題，只是直接論述那時曹操的指導思想及其政策趨向，現在看來，亦還站得住，沒有大的問題。後來人民出版社為曹操討論還編了專門的論文集。

為什麼郭沫若與翦伯贊他們會在這個時候忽然心血來潮地提出為曹操翻案的問題呢?要為曹操翻案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毛澤東一生始終對曹操推崇備至，他年輕讀書時，在《講堂錄》中便稱:“天下無所謂才，有能雄時者，無對手也。以言對手，則孟德、仲謀、諸葛而已。”也就是曹操、孫權、諸葛亮三人才稱得上對手，劉備還排不上號呢!煮酒論英雄，本是曹操與劉備。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又多次贊揚過曹操。1952年，毛澤東視察河南安陽時，他贊揚曹操在許昌的屯田。1954年，毛澤東在北戴河遊泳時，為身邊的工作人員背誦曹操的《觀滄海》一詩: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這是一首借表滄海之宏景以敘志的詩，詩意非常宏偉，毛澤東借曹操這首詩，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講述曹操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詩人。他在讀書筆記中還說:“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那麼寫，戲裡這麼演，老百姓怎麼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毛澤東這樣評價曹操應該說還是客觀的。戲臺上給曹操上白臉變奸臣，應該說是宋元以後的事，為什麼?與各個時代環境有關，與正統觀念有關。這件事暫且擱下。從毛澤東這一段話，可以看到1954年夏天毛澤東在北戴河時，就已提出要為曹操翻案的問題，就在那個時候，他寫了《北戴河·浪淘沙》一詞: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漁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 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毛澤東這首詞，是在北戴河度夏時面臨渤海灣，有感於曹操《觀滄海》那首詩發思古之幽情而創作的。曹操《觀滄海》在《晉書·樂志》中題作《碣石篇》，1954年7月23日，毛澤東給自己女兒李敏、李訥寫信時說:“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是曹孟德到過的地方，他不僅是政治家，也是詩人。他的碣石詩是有名的。”

(二)碣石山究竟在哪裡

這裡附帶有一個要討論的問題，即曹操東臨碣石，這個碣石山究竟在哪裡?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那一帶有沒有這樣一個使曹操可以登高遠望大海的碣石山呢?不僅曹操登臨過碣石山，秦皇、漢武都登過此山以觀滄海，曹操以後北魏的文成帝和北齊的文宣帝也曾登上碣石山觀海，北魏的文成帝還“大饗群臣於山下”，“改碣石山為樂遊山”(《魏書·高宗文成帝紀》太安四年)。北魏酈道元所著《水經注》講到原來陸上碣石山為海水所侵，脫離了大陸，“立於巨海之中”。到清末由於見不到“立於巨海之中”的大山，才認為北朝以後，此山由於地殼的變化，已沉入海底，故有碣石滄海之說。毛澤東詞中“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實際上是接受了這一說法的，所以他在給女兒李敏、李訥的信中會說“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是曹孟德到過的地方”，大概由此而來。根據是什麼呢?據他的保健醫生徐濤回憶，有些天，毛澤東在海岸沙灘漫步，嘴裡總是念念有詞地背誦《觀滄海》，夜裡工作疲勞後，稍作休息，出門觀海，有時也是這樣低聲吟誦。他還找來地圖，查證出曹操是來過這裡的，所以才寫作《浪淘沙·北戴河》這首詞，所以才有給他女兒信中所寫的那幾句話。但曹孟德登臨的碣石山是不是正如毛澤東所說在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呢?

1976年2月，譚其驤先生在《學習與批判》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碣石考》，其引《水經注》講到碣石滄海的狀況，有一段生動具體的描述，其云:“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裡，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隱，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另一方面自漢至明，歷代地理志都載有碣石山，既沒有說在海中，也沒有說古今碣石山有別，可見都是指今天在昌黎縣西南的碣石山，距海有三十裡，不僅不在海中，也不在海邊，很難臨碣石觀滄海，故碣石山並不在北戴河、秦皇島、山海關一帶，在那兒找不到能“大饗群臣於山下”的平坦地區。譚其驤先生的結論認為，魏武及秦皇、漢武所登的碣石山，就是今天昌黎縣北的碣石山，但山前的地貌，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發生變化。約在東漢中葉以前，山前余脈露出地表，延伸至海邊特立著一塊巨石，被目為“碣石”，此後海水南侵，山前平地被淹，余脈露出水面的石塊枕海如甬道數十裡，那塊“碣石”則隨潮水漲落時隱時現，有“天橋柱”之稱。約在酈道元之後的北朝時期，海水大規模後退，山前出現大片平陸，從此碣石不再成為登臨勝地，那些枕海石和那塊特立的碣石，終於全部都被埋沒在平陸之中了。不同歷史時期，只有碣石山前的那塊碣石，近兩千年來曾經三度改變其相對位置，先是“著海旁”，繼而“立於巨海中”，最後沉埋於地表之下。所以把秦皇島、山海關、北戴河這一帶作為曹孟德登碣石觀滄海的地點，不一定正確。

花那麼多筆墨講一個碣石的位置，是為了說明一個問題，如碣石的地理位置，並不是哪一個人說了就能定的，在歷史著作中有許多矛盾的陳述，只有比較研究各種矛盾的陳述，才能從中找出一個比較符合實際，能比較正確地解釋歷代著作中所出現的相互矛盾的陳述，歷史的事實是在互相矛盾的陳述中顯露真相的。如碣石的問題，只是一個地名的正確地理位置問題，它的結論只能是唯一的，至於對一個歷史人物的品評，則更要複雜得多。因為不僅在事實的表述上，在歷史記載上有許多矛盾，而且牽涉到記述者主觀的好惡，各人在價值取向上亦各有不同，這就更需要冷靜、客觀地比較和思考，才能在弄清事實的基礎上，比較正確地評述他在歷史上的功過得失。弄清事實的前提是要直接去閱讀原始的資料，比較各個歷史時期人物何以有不同的評判，它背後真實的動因是什麼，才能最終得出比較合情合理的觀念，這也不可能是絕對的，所以我想強調讓大家一起來閱讀原著，就是為了能比較客觀地弄清事實，而且這也只能是相對的。雖然碣石山這個具體地點可以討論，它也許不在秦皇島、北戴河、山海關一帶，但它並不影響毛澤東《浪淘沙·北戴河》這首詞的詩情畫意和廣闊的古今聯想所表述出的當年曹操北征三郡烏丸統一北中國以後東臨碣石的那種豪邁氣魄。毛澤東曾對其子女表示:“曹操的文章詩詞，極為本色，直抒胸臆，豁達通脫，應當學習。”他還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本事。”曹操《觀滄海》那首詩所借滄海與日月星河表達的自我詠志的英雄氣概，確有巨大的震撼力，中華民族應該以有曹操與毛澤東那樣不僅在文字上，而且在斗爭實踐上能氣勢磅礴地“換了人間”的詩人而自豪。

(三)盧弼給曹操貼了不少大字報

為什麼為曹操翻案的熱烈討論發生在1959年初呢?這個問題還是與毛澤東有關。1958年12月，毛澤東讀《三國志集解》時對盧弼的注文作了一段批語:

此篇注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李太白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此為近之。

正是這一段批語引發了1959年全國範圍內對曹操評價的大討論。這次討論還貫徹了“雙百”方針，允許不同意見的爭鳴，有主張和贊成翻案的，如郭沫若與翦伯贊這些名家;也有主張不存在翻案不翻案問題的，如譚其驤;也有不少人具體評價曹操當時作為的，並不提翻案或不翻案的問題。大家客觀地擺事實講道理，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學術討論風氣，如果能長期堅持這種心平氣和，各抒己見、實事求是地開展學術討論，實在是一件好事，絲毫也沒有現在流行的對這一段歷史和人物庸俗化、商業化極其濃厚的媚俗氛圍。

做學問，總離不開刨根究底打破砂鍋問一個究竟，毛澤東的批示是批在盧弼的注文上，盧弼的這一段注文是注在裴松之注引的曹操自撰《讓縣自明本志令》，系在陳壽《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的建安十五年(210年)。要弄清毛澤東的這一段批文，得先講清陳壽這個人及他的《三國志》，還有裴松之的注和曹操的《讓縣自明本志令》是怎麼一回事，盧弼是什麼時候的人，他在注文中究竟講了什麼，毛澤東這麼批他的根據是什麼，李白《望鸚鵡洲悲禰衡》這首詩究竟是什麼意思。借這些問題，講一下研究曹操這個歷史人物必備的相關原始著作的情況。

(四)關於陳壽其人與其所著的《三國志》

《武帝紀》是《三國志》裡《魏書》的第一篇，該書的作者是西晉初年的陳壽，《晉書》有《陳壽傳》，稱其:

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

他本來是蜀漢的人，晉滅蜀以後入晉，在晉武帝時，受張華的推薦，“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對其著作的評價，其本傳稱:

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可見拿筆桿子寫史的人，也能借此生財，這類事古已如此，魏收著《魏書》的情況比陳壽更要惡劣得多。所以讀歷史書，決不能只聽一家之言，否則的話很容易被作者的曲筆所誤導，只有考察不同人、不同視角矛盾的陳述，才能顯現事實的真相。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很多時候會被書中所言誤導，當今之檔案何嘗不是如此，整理與記錄者，哪個不帶有自己的偏好?

以書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三國志》講到作者陳壽為什麼在書中以魏為正統，其云:“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跡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陳壽在《三國志》中為什麼以魏為正統，是因為晉承魏而來，如果處於偏安局面，史家修史時，為偏安一隅者爭正統，那麼蜀漢成為正統也就勢在必行。如習鑿齒是東晉人，那就為偏安在四川的蜀漢爭正統，史書對前朝人物的偏好，往往與當時他的實際處境有關。現在再來爭這個正統就缺乏實際意義了。

(五)裴松之及其《三國志》注

下面我們介紹一下裴松之的注。裴是南朝宋人，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宋書》有傳，稱:“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為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享年八十。以上是作者的狀況。

關於裴松之的注，《四庫提要》是這樣說的:“綜其大旨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四庫提要》對裴松之注的評述還是客觀而公正的，裴注在字數上，要多過《三國志》原書數倍，裴注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而在《隋書·經籍志》中能看到的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更是十不存一了。就保留古代資料這一點講，也是非常有史學價值的。故歷史的著錄，只憑一家之言那是最不可靠的，只有博采眾說，在矛盾的陳述中，才能辨明事實的真相，說清論者是非的背景，才能得出比較客觀公正的評述。裴松之注中，在引文之後，也往往加上自己對注文的評論和分析。故那種靠禁書的辦法，希望一家之言以定是非，其實是最愚蠢的做法。有許多偷雞摸狗的事，當時就見不得人，有許多欺人之說，是經不起別人的推敲的，他們的身後事誰與評說?至少他們自己是評說不了的。你權力再大，怎麼管得了你身後人的嘴巴呢?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堵水是堵不住的，所以有什麼必要害怕別人說話呢?那等於把自己放在做賊心虛的位置上，何況現在通信發達，出版的渠道那麼多，反而使自己陷於在歷史上弄虛作假的被動境地。自以為聰明，實際上反被聰明所誤。陳壽的《三國志》，必須結合裴松之的注文一起來讀，通過各種矛盾的陳述才能作出比較客觀公正的判斷，才能透視出各種陳述者各不相同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