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抵抗：「巴勒斯坦之音」的絕響

後殖民論述大師愛德華．薩依德最後訪談錄
薩依德是當代最傑出的文化評論家，他以強大的言論火力，捍衛巴勒斯坦建國運動，其影響力巨大，被喻為「巴勒斯坦之音」。
本書是他生前最後幾年接受美國知名媒體人巴薩米安的系列訪談。主張「文化是一種抵抗滅絕和被抹拭的方法。」說明大眾抵抗對文化、歷史、社會變遷的核心性。

「巴勒斯坦之音」――薩依德最後的發聲
「凡是政治認同受到威脅的地方，文化都是一種抵抗滅絕和抹拭的方法。
文化是「記憶」抵抗「遺忘」的一種方式。」

本書是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生前最後的文獻，薩依德於2003年9月25日因白血病逝世，本書於同年底出版，是他生前最後幾年接受美國知名媒體人巴薩米安（David Barsamian）的系列訪談。
最早一篇始於1999年2月8日，最後一篇完成於2003年2月25日。其中經歷911恐怖攻擊事件，正是美國與伊斯蘭世界多事之秋。
1969年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的一番話；「看來沒有巴勒斯坦人這回事，……他們並不存在。」惹惱了這位當代大知識份子，自那以後薩依德以強大的言論火力，捍衛巴勒斯坦建國運動，成為該運動在西方的代言人。他高分貝的發言，並以其學術界的傑出成就，其巨大的影響力有如傳播網之發音，因此被喻為「巴勒斯坦之音」。
薩依德是當代最傑出的文化評論家，也是西方學術界卓然特立的知識分子典型，兼具學者、美學家、媒體與國際政治觀察家、政治異議分子等多重角色，著述不輟，尤以「東方學論述」望重士林，開啟二十世末葉的後殖民思潮。其《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可稱為他在文化研究工作上的雙璧。
自1999年起巴薩米安與薩依德進行一系列的訪談，訪談記錄編輯成為本書。所有的訪談都是在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的KGNU電台播放，KGNU是美國首要的社區電台之一，其中兩個訪談曾經全國性放送，一次是透過「替代電台」（Alternative Radio），一次是透過「接觸」 電台（Making Contact）。最後的訪談是在2003年2月，半年後，薩依德即因糾纏十餘年的白血病逝世，舉世知識界痛為哀悼，《文化與抵抗》成為這位「巴勒斯坦之音」最後的發聲。
多年來薩依德為巴勒斯坦所做的努力，讓他付出不少代價，他被污衊為「散播恐怖的教授」。猶太人防衛聯盟稱他為納粹，他的辦公室被縱火，收到數不勝數的死亡恐嚇。
與巴薩米安的這一系列訪談，主題包含：反恐戰爭、美伊戰爭、以巴衝突，乃至於當代的巴勒斯坦詩歌。「文化是一種抵抗滅絕和被抹拭的方法。」薩依德說明了大眾抵抗對文化、歷史、社會變遷的核心性，特別是對巴勒斯坦人的追求──追求被承認和公道──的核心性。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評論大師、後殖民思潮先驅、也是一位特立獨行的集大成人物。薩依德1935年出生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1950年代赴美國，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這位知名的巴裔美籍學者，也公認為是巴勒斯坦獨立運動在西方最雄辯的代言人。2003年9月25日薩依德因白血病逝世。
薩依德著作等身，尤以「中東三部曲」：《東方主義》（Orientalism）、《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開啟「東方學論述」場域，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東方研究的思考與研究的方向。薩依德尚著有《世界、文本與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After the Last Sky）、《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以及他的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等書。

巴薩米安（David Barsamian）
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市「替代性電台」（Alternative Radio）的創辦人及台長。他的作品包括《公共廣播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Public Broadcasting）、《宣傳與公共心靈：與杭士基談話錄》（Propaganda and the Public Mind: Conversations with Noam Chomsky）和《阿馬德：直面帝國》（Eqbal Ahmad: Confronting Empire）。較早作品有薩依德的訪談錄《筆與劍》（The Pen and the Sword）和好幾本杭士基的訪談錄，包括《共同善》（Common Good）、《階級福利》（Class Walfare）和《異議編年史》（Chronicles of Dissent）等。

【各界推薦】
「〔薩依德是〕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評論家之一。」――《紐約時報》
「巴薩米安是我們這一代的特克爾（Studs Terkel，美國作家、口述歷史學家）。」――津恩（Howard Zinn，歷史學者）

【導讀】
導論╱巴薩米安（David Barsamian）

「我無法過一種沒有擔當或懸浮的生活，我不遲疑於公開表白我對一個極不熱門的政治追求的親附。」薩依德寫道。
一九六七年的以阿戰爭激起了他的政治熱忱。一年後，他的第一篇政治論文〈被定型的阿拉伯人〉（The Arab Portrayed）面世了。一九六九年，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一番惡名昭彰的話惹惱了薩依德：「看來沒有巴勒斯坦人這回事……他們並不存在。」他毅然決定「接下這個微微荒謬的挑戰，也就是去否證她，去清楚說出一段有關失喪與剝奪的歷史。這是一段必須解救出來的歷史――一分鐘一分 鐘、一個字一個字、一英寸一英寸地解救。」
自此多年以來，他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在美國的主要代言人。
「為巴勒斯坦人說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你得到的回報只是羞辱、謾罵和排斥……我有多少朋友避談這個話題？我有多少同事不願捲入巴勒斯坦的爭論？又有多少自由派人士有時間為波斯尼亞、車臣、索馬利亞、盧安達、南非、尼加拉瓜或越南的人權和民權請命，卻置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於不顧？」
他就巴勒斯坦問題所作的高分貝發言讓他付出了不少代價。他被污衊為「散播恐怖的敎授」。猶太人防衛聯盟（Jewish Defense League）稱他為納粹。他位於哥倫比亞大學的辦公室被縱火。他與家人都「收到數不勝數的死亡恐嚇。」
超過十年時間，薩依德都是巴勒斯坦國民議會（Palestine National Council， PNC）的一員，但阿拉伯的民族主義者卻對他怒氣十足。這不但是因為他主張「以色列猶太人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平共存的觀念」，也是因為他認識到「不存在軍事選項」。他寫道：「我對『武裝鬥爭』的概念非常不以為然，因為這種革命冒進主義只會導致無辜的平民死亡，無助於巴勒斯坦問題的政治改善。」
自一九九一年退出巴勒斯坦國民議會後，薩依德成為阿拉法特和所謂的「和平進程」的主要批判者之一。當「奧斯陸協議」（Oulo Accords）於一九九三年十月在白宮的南草坪簽訂以來，他是一片樂觀氣氣中的罕有反對聲音。他一眼就看穿「奧斯陸協議」的底細，並稱之為「一紙巴勒斯坦的凡爾賽和約」（a Palestinian Versailles）。
「柯林頓就像個羅馬皇帝一樣，把兩個附庸國的國王拉在一起，讓他們握手言和。」他這樣告訴我。
與這種政治積極主義齊頭並進的是他對人文學（humanities）的巨大貢獻。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一書中，他教我們看穿文學對伊斯蘭教、阿拉伯人和中東的再現方式。他也揭發出知識怎樣被用來合法化和維護權力。《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出版於一九九三年，它與《東方主義》並為薩依德重大文化 研究工作的雙璧。
奇怪的是，儘管工作繁忙，但這位「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還是抽得出時間來彈鋼琴和撰寫音樂與歌劇方面的評論，他受到賽沙爾（Aimé Césaire）的一首詩的啟迪，並喜歡引用它：

但人的工作才剛開始
還有待人去征服
所有隱藏在他激情暗處的暴力。
没有種族能獨佔
美、智與力，
而在勝利的集合點上
所有種族都會有一席之位。

不經意地，詩歌在我第一次訪談他的時候幫了我一個大忙。我們在他哥倫比亞大學的辦公室見面，而我有一點點緊張。他一開始就問我是不是準備好「好問題」這只讓我的緊張有增無已。要直到我提到當代巴勒斯坦大詩人達維希（Mahmoud Dar wish）的一首兩行詩，我們的談話才開始熱絡起來。接下來的那些年，我對他進行了一系列的訪談，最後彙整成為《筆與劍》（The Pen and the Sword）一書，由共同勇氣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
要用筆墨形容依依德的巨大活力，知性激發和熱忱是很困難的。他喜歡透過談話交換意見。讀者也許會有興趣知道。他在接受訪談時都是隨問隨答的。我們沒有事先彩排，問題也沒有經他事先過目。
自一九九○年代初期，薩依德就為了對抗白血病而戰。他進進出出醫院，周而復始地接受治療。在這中間，他盡力寫作和講學。他的敵人希望他閉嘴，但誠如他在本書的其中一篇訪談裡說的：「除非我死掉，否則這種事不可能發生。」

〈原著編輯說明〉識 ◎巴薩米安

導論

1｜單一國家方案
2｜二〇〇〇抗暴運動：巴勒斯坦人的起義
3｜他們希望的是我閉嘴
4｜恐怖主義的根源
5｜以巴勒斯坦人的觀點看以巴衝突
6｜在勝利的集合點

地圖
附錄：愛德華．薩依德主要著作及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名詞索引

【內文試閱】
單一國家方案
A One-State Solution

一九九九年二月八日
科羅拉多州，博爾德，KGNU電台

．阿拉法特（Yasir Arafat）的健康明顯欠佳。他會抖，形容憔悴。你對他的健康情況有什麼所知？
上星期我相當湊巧遇到阿拉法特的一個忠實追隨者（我們坐同一班機），他告訴我阿拉法特的健康好得不得了，只是有一點點抖，如此而已。但其他人卻相信他得了帕金森氏症，一個住在迦薩地帶、不久前見過他的醫生也是這種看法。不管怎樣，過去一年來見過阿拉法特而又跟我談過話的人都表示，他的靈活性和警覺性都大不如前。所以我懷疑帕金森氏症之說是真的。儘管如此，他仍然抓住一切不放。大至國家文件小至下屬請假單都要經過他簽署。任何事情都要先經過他的辦公桌。他仍然是個雞毛蒜皮都管的總經理（micromanager）。他的大部份下屬（包括他的部長）都有怨言，卻沒能力改變什麼。
我覺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大多數人都忽略的：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地區內最大一名雇主。除了臃腫的官僚體系以外，他的安全衛隊人數高達四萬。這是非常沒有生產性的經濟部門。除此以外，拜他的消費習慣所賜，自治政府對任何下層建設毫無認真的投資。所以，依我所見，巴勒斯坦現在的狀況是死水一灘，一天比一天壞，而這主要是歸咎於他的統治方法。他關心的只是抓牢權力，確保沒有對手挑戰他的地位或政治結構發生任何改變。就像約旦的統治者一樣，他的權力大部份都是以色列和美國所授與的。

主流媒體完全知覺不到有什麼正在發生著

．你的書從前在阿拉法特統治的地區被禁。現在還這樣嗎？
確實情況很難知道。你可以買得到它們。它們偷偷摸摸在流通。在一個電子郵件、影印和傳真大行其道的時代，沒有什麼是真的禁得了的。一年前我在那裡的時候，被一個雜貨店老闆認出（他也賣書）。他告訴我：「我有賣你的書，但都是放在櫃台下面，以防有『民族權力機構』的人經過看到。」那是在希伯倫市（Hebron）。更諷刺稀奇的是，在我的書被禁的一年後，我收到資訊部長拉布（Yasir Abed Rabbo）──禁書令就是他簽署的──一封信，想徵得我的同意，讓他們可以在約旦河西岸出版我的書。我當然不同意。

．以色列的情況怎樣？
可以買得到。

．其他阿拉伯國家呢？
視情況而定。我沒做過調查。在埃及和黎巴嫩幾乎都可以買到。我聽說我一些書在約旦被禁而另一些在不同的波斯灣國家被禁。但這是每一個作家都會碰到的事。那些國家行的是獨裁統治和君主專制，做什麼事全憑一時高興。哪個當政者看不順眼什麼，就會說：「我們不應該讓它流通。」於是那東西就被禁掉了。他們有時也會禁掉某一期的雜誌或某一天的報紙。所以情況是完全沒有一定的。但我從黎巴嫩那裡的出版商得知，在一些較大的波斯灣國家，例如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文化與帝國主義》的阿拉伯文譯本是被禁的。我想摩洛哥和突尼西亞也是同樣情形。阿爾及利亞的情形我不得而知，但我不認為他們目前有進口很多書。

．自一九九三年十月「「奧斯陸協議」」簽訂以來，你對所謂的「和平進程」的批判就沒有停過。多年以來，主流媒體──至少是美國的主流媒體──都蓄意忽略你。不過，最近你的能見度卻大大增加。《新聞週刊》、《紐約時報》、全國公共電台、公共電視網都看得到你或你的文章。這意味著什麼？
我想這並不只是因為我的批判奏效，而是有許多人現在已看出事實的真相。我們剛才談到審查制度，而美國這裡也有一種變相的審查制度，那就是把你邊緣化。你上不了主流媒體。但現在的情形卻稍微有點不同，人們可以從網路上讀得到你發表在別處的東西──比方說我發表在阿拉伯國家報章的文章。《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之所以會邀我寫一篇東西，談我為解決以巴問題而提的雙民族國家（binational state）構想，就是因為他們有人在網路上看過我的文章。它的主編打電話給我。他說，事情已經很清楚，不只和平進程行不通，猶太復國主義也是行不通的。因為這樣，他們想尋求一些新的見解。不過，我不認為這代表美國媒體真有什麼洗心革面的改變，而只不過表示他們願意朝旁邊瞄一眼：他們想要顯得有包容性，所以把我也納進去。這一點，只要看看一般媒體對最近一連串事件──比方說和平進程在「瓦伊協定」（Wye agreement）後的凍結、以色列大選的逼近和約旦國王胡笙之死等等──說了些什麼就一清二楚。全都是老調重彈，同樣一套刻板印象，同樣一套舊的論述。那是一個不動如山的系統，完全不受事實或真實的觸動。這是很讓人錯愕的。主流媒體完全知覺不到有什麼正在發生著。我還記得有一次應邀上公共電視網的《查理．羅斯秀》（The Charlie Rose Show）。羅斯反覆要向我灌輸老掉牙的觀點，不讓我把任何一句話說完。我要說的話太惹人生氣了，他不允許我說出來。

公民權的標準不應該以種族為依歸

．為什麼現在你要呼籲建立一個雙民族的國家？
自從一九四七年底離開巴勒斯坦以後，近年來是我人生第一次會定期到約旦河西岸、迦薩地帶和以色列走走。去年我去了五次。我去得愈多次，對一個事實的印象就愈深刻：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人口分布是不可逆地交織在一起的。這是第一件會讓你震驚的事。以色列人有築路狂。他們在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帶築了很多路，但這些路是刻意避開巴勒斯坦人的城鎮和村莊的。儘管如此，這個地方太小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是不可能完全不相往來的。其次，許多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雇去建築和擴大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帶的屯墾區。這真是最大的諷刺之一。另外，也有些巴勒斯坦人在台拉維夫、西耶路撒冷和海法打工討生活，例如當餐廳侍者等。約旦河西岸的情形也是一樣。希伯倫之類的城市看得見屯墾者，更不用說的是耶路撒冷及其周遭地區，其中包括拜特哈尼那（Beit Hanina）這樣的巴勒斯坦人大鎮──它過去從不是耶路撒冷的一部份，但現在卻成了耶路撒冷市界的一部份。所以，不管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互動有多麼冷漠和帶有敵意，他們都是生活在同一個地方。這個事實，不是你把人們推到另一條邊界後面或另一個國家去所可以改變的。打從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一開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就已牽扯在一起。所有這一切，在我看來都意味著必須採取某種安排，讓人們可以和平生活在一起。和平，是不可能透過隔離實現的。
另一個我想也很重要的因素是，擁有以色列公民身分的年輕一代巴勒斯坦人的態度，他們的領袖是國會議員巴沙拉（Azmi Bishara）。他們一直跟以色列的猶太人住在一塊，但身分卻有如二等公民──有時甚至如同非公民，因為他們沒有遷移或擁有土地的權利。他們強烈意識到了自己是被壓迫的少數族群，正展開為民權和公民權而鬥爭。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受到世俗化以色列人非公開的支持。這些以色列人相當憂心教士階層的權力過大、法律會愈來愈宗教取向，以及正統派的力量會壓過保守派和改革運動。這一切匯聚為一種重要的意見氣候（美國媒體對此又是隻字不提），人們開始談到制憲的問題（以色列是沒有憲法的），談到公民權的標準不應該以種族為依歸，應該讓阿拉伯人擁有全面的公民權。這種發展趨勢讓我非常動容。我跟這兩邊的人都談過話，有分別談的，有一起談的。這是一個錯不了的思想趨勢。
第四個讓我有此想法的因素是人口學上的現實。到了二○一○年，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人口就會勢均力敵。我談的不是全世界的巴勒斯坦人或全世界的猶太人。我談的只是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帶的情況。那地方太小了。南非要比以色列大二十倍，卻仍然維持不了種族隔離政策。以色列是四邊被阿拉伯國家包圍的，到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的人口旗鼓相當之後，它更不可能把一種實際跟種族隔離無異的政策維持下去。如果你把中東地區其他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加進來，人數更是大大超過以色列。
把這些因素加在一起，讓我認為除了建立一個雙民族的單一國家以外，沒有別的選擇。當然，這個目標要能實現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目前看來猶如一種烏托邦思想──有些人甚至會認為是狂想。但只有這個奠基於平等願景的構想能讓人們活下去，而不是一心想著把對方消滅。我努力去激起人們討論和反省，看看有哪些辦法可以讓這樣的國家誕生或存活。

讓我們以他們的存在而不是他們的不存在思考他們

．你的包容主張和「單一國家」方案，跟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一個舊流派是呼應的。
就像許多巴勒斯坦人一樣，我也讀過以往猶太復國主義者之間的內部爭論。我在這裡是用最寬廣的意義來使用「猶太復國主義」這個詞。他們中間有些人相當有器量，比方說布伯（Martin Buber）、鄂蘭（Hannah Arendt）和希伯來大學的第一任校長馬格內斯（Judah Magnes）。他們明白到，如果把侵略性的屯墾政策一意孤行下去而罔顧阿拉伯人的感受，雙方的衝突勢所難免。就連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也說過，歷史上從未有一個民族會自己舉手相讓，任由另一個民族把他們的土地搶走。所以猶太復國主義者早知道衝突在所難免。馬格內斯特別意識到這一點，他事實上是個理想主義者。
讀他的東西愈多，思索他的話愈多，你愈會發現他是走在時代前頭的，是個不平凡的心靈。有意思的是，他是個美國人。他說：「讓我們用更道德和更深刻的方式思考阿拉伯人問題。讓我們以他們的存在而不是他們的不存在思考他們。」我發現，這種精神或明或暗也見於新一代以色列歷史學家的作品中。他們爬梳各種歷史資料和檔案文件，重新檢視了以色列的國族論述，發現它的獨立和解放神話是奠基於對阿拉伯人存在的否定、或擦拭、或頑固的迴避。以色列過去五十年來所做的事當然不是為了尋求安全。沒有安全是這個樣子的。以色列一直努力要維持一種隔離阿拉伯人的政策，但這種政策總有行不通的一天，這一方面是因為人口學上的趨勢，也是因為事實已經證明，巴勒斯坦人愈挨揍愈不肯屈服。他們甚至愈來愈決絕和頑強了。
所以那是一種清新的意見氣候，是從猶太復國主義內部產生的。我無意去否定它或批判它。但要知道它基本上是個猶太人內部的辯論，而不是發生在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之間。布伯、鄂蘭和馬格內斯這些人確實想要照顧巴勒斯坦人的需要，可惜事情最後卻朝兩極化的方向走，這是因為英國人滿肚子權謀，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領導班子──卡曾爾森（Berl Katznelson）、本－古里安和魏茲曼（Chaim Weizmann）之流──又都是相當聰明的政客，讓馬格內斯這些個人──他們從頭到尾都只是一些個人──一點贏的機會都沒有。那是個相當有侷限性的辯論，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太高估其重要性。
我想，像我這一類有幸不用住在以色列或巴勒斯坦，不用面對日復一日壓力而可以站在一個距離外反省的人，該做的是引發討論和辯論，把敵對陣營的成員也引進討論之中。這種事情或多或少已經開始發生。現在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知識份子經常會對話，經常會舉行會議，但他們的討論不像過去那樣，是著眼以政府的方式解決問題，類似和平進程的一種附屬品。那一類的討論過去已經相當多，但都一事無成。現在的則是一種全新的討論，賴以奠基的是耐心的學術研究、仔細的檔案文件爬梳工作。它不是由有政治野心的人所發起。它主要是學術性的，參與者是些遠離主流政治而在學術界和知識份子圈擁有一定地位的人。這是一個相當新的現象。我不認為媒體對這方面有足夠的關注，它們都是一心一意盯著邁向失敗的和平進程的動向。

．以色列本土有二十％左右的公民是巴勒斯坦人。一九九八年底，你曾經有機會在你母親的出生地拿撒勒（Nazareth）跟他們其中一些人談話。但你們談話的場地有個匪夷所思的名字叫「法蘭克．辛納屈堂」（Frank Sinatra Hall）。
那是法蘭克．辛納屈捐錢蓋的，他是以色列的大力支持者。我想那是一九七○年代的事。他被說服，在拿撒勒蓋一座場館。拿撒勒是一個以阿拉伯人佔大多數的城鎮，但也住著些猶太人，主要是住在拿撒勒上城區。其原初構想是蓋一個運動場地，供阿拉伯和猶太少年一起打籃球。雖然場地蓋好了，但顯然沒有能發揮功能。後來它被以色列總工會（Histadrut）所接收。經過一段時間，它成為一個出租的場地。你可以租它來開晚會或舉行什麼活動。我注意到，那地方除了有個大禮堂，還有一家咖啡館、一家酒吧和一個撞球場，是個人們聚會的好地方。
那次演講是巴沙拉為我安排的，也是我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接觸到身為以色列公民的巴勒斯坦人。但凡有巴勒斯坦人的地方，就會有幾十個又幾十個的派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也不例外。來聽我講話的那群人基本上是巴沙拉的信徒，他們有老有少，還有一些其他的好奇者，他們因為從未看過我而想看看我。那是個有意思的晚上。我被問到我的政治思想發展歷程，被問到我是怎樣發展出現在的立場的。但他們知道我思想立場的人並不多，有些甚至連我這個人都沒聽過。
所以那是個有趣的練習。參加者基本上可以自由發問。他們可以問我任何想問的問題。身為一個對語言感興趣的人，透過他們的發問和評論，我可以聽得見其他阿拉伯政治立場的腔調──復興黨（Baath）的、納瑟派（Nasserite）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但我也注意到他們有一種獨立的聲音，反映出這群人有著跟其他所有阿拉伯人不一樣的經驗。他們以少數民族的身分住在一個猶太國家裡，所以要比任何其他阿拉伯群體更熟悉以色列人。他們每天都會碰到以色列人，例如在大學裡或職場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