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都想做，什麼都不想做（簡體書）

引 言 / i

第一部分：重力 / 001

第一章：倦怠者 / 003

“人們每分每秒都在工作”：安迪·沃霍爾 / 036

第二章：懶蟲 / 061

“這座沉重的肉山”：奧遜·威爾斯 / 094

第二部分：反重力 / 119

第三章：白日夢想家 / 121

“我居住在可能裡面”：艾米莉·狄金森 / 151

第四章：遊手好閑者 / 179

“忍受乏味”：大衛·福斯特·華萊士 / 216

結 語 / 244

注 釋 / 251

參考文獻 / 262

授權許可 / 267

索 引 / 270

致 謝 / 276

1.

這本書探討了我們與這種聲音之間困惑不安、左右為難的關係。在當代西方，我們的生活受制於一種持續不斷的神經衝動，它促使我們活動起來，不容停歇。現代文化中的典型形象是焦慮不安的“手機黨”，在火車上、家庭餐桌上或床上，他們收發電子郵件，處理工作文件，或者更新社交媒體，沉迷遊戲以及網紅自拍短片來填滿一切休息或沉默的空閑。焦慮不安地消遣，是唯一能讓你從沒完沒了的待辦任務清單中解脫出來的方法。不工作變得和工作一樣持續不斷，令人疲憊不堪。我們知道自己別無選擇，只能停下來，但這樣做會讓我們無比恐懼、輕蔑及內疚。

一種對“必須停下來”嘲笑或貶低的文化加速了我們永不停歇的忙碌。一種爭強好勝的工作狂精神，確保了數以百萬計的男男女女將他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工作上。能量飲料和流感藥物的廣告向我們承諾，我們能戰勝疾病和疲憊，重獲力量，為自己（以及我們的雇主）贏得又一天工作的時間。

2.

我們對停下來感到不適，自覺浪費了時間，也導致了一種不斷分神的狀態。它猶如“不停工作”的孿生兄弟：當我們作為生產者的能力達到極限時，我們可以激活自己作為消費者的能力。如今，出生不久的孩子，眼睛、耳朵以及神經系統就已受到來自電視、平板計算機的圖像和信息源源不斷的攻擊。在住宅、辦公室或街道這樣的有形空間裡，他將被數字生活的虛擬網絡及其持續不斷的廣播、更新、數據、購買推送所淹沒。在他離開那些設備的間隙，就會萌生出被遺棄和空虛的感覺。

我們不敢按下手中設備和思想的開關，就好像害怕隨時會陷入空虛一樣。然而，這種行動上的謹小慎微與那種對安寧恬靜、遁世隱居的強烈渴望共存，後者打破了連續不斷的噪聲流。在我的診室裡，不止一個病人會經常表達這樣的願望 —希望這個世界蕩然無存，或自己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說起精神緊張、疲勞帶來的幸福感，說起無所事事的周末早晨，能夠盯著報紙上的一行字，進入佛教禪宗的太虛之境。

我們發現自己在“強迫自身做太多事情”和“希望什麼都不做”之間徘徊。上網消遣即是對這兩者一種不可思議的融合。對比白色 T 恤上的 23 處細微不同、狂刷網紅貓咪的視頻，或者一連幾個小時瀏覽社交媒體動態，這種過度的活躍變成了浪費我們（或我們雇主）的時間、阻礙我們生產創造的行為。

3.

近年來，數不勝數的暢銷書、文章和 TED 演說都在討論網絡時代所面臨的層出不窮的公共和私人決策，面對他們強加給我們的選擇，這些媒介為我們的惰性提供了改良的妙方，引導我們穿過焦慮不安的叢林，去發現我們內心真正的渴望。然而，它們都沒有考慮到這樣一種可能性，也就是我們真正想要的其實是不用做出任何選擇。我們文化中“非做不可”的精神被徹底根植於我們體內，以至於我們不能讓自己聽到，甚至很難去想象一個叫停的聲音。撇開其他的不談，咨詢室至少提供了一個可以傾聽到這種意願的地方。在清晨和晚間的就診時段，也就是患者經過公司財務或法律高壓熔爐的煎熬，即將度過漫長的一天之際，我聽到了他們以同樣低沉的聲音說：“我太累了，我可能分分鐘就會睡著。”“我受夠了這一切。我只想停下來。”

4.

大約四個月前，她一覺醒來，覺得沉重無力，內心枯燥沉悶，好像整個世界都被染成了灰色。她突然對同事日常的玩笑感到不適，也不再參加下班後的飲酒狂歡，同事們也許因此詫異，但他們也並沒有什麼表示。“大多數倫敦人不都是這副樣子嗎？”

她此前也有過抑鬱情緒，但這次卻明顯不同。以前，她被某種平靜的存在感支撐著。“我知道情緒低落會過去的，所以我可以告訴自己那些負面想法不是真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每次我試著安慰自己時，就會有另一個聲音跳出來說，胡扯，這才是真正的現實。其他的一切都只是一些好玩的故事罷了。”

她的解決辦法就是投入工作，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讓自己過度勞累。“不可思議的地方在於，做了這麼多事情，忙到了一定程度，你會覺得自己好像什麼都沒做。你不再熱愛這份工作，但也不覺得它討厭，你甚至沒有注意到你正在處於工作之中。”正是這種長期無意識地過度工作讓她勉強支撐著，但她不確定自己還能堅持多久。

我想知道她這種越來越糟糕的絕望情緒背後是否有童年創傷，內心深處是否壓抑著某些往事。更準確地說，我希望是這樣，哪怕這會令人不快。我需要一個能合理解釋她巨大空虛的故事，賦予這空虛一些外在和實質的表象。

然而，她卻告訴我自己在悉尼繁華市區一個充滿愛的家庭中度過了青春時光，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在小時候，她的聰明才智、創造力和活力就展露無遺。父母不辭辛苦地接送她上下學，還送她去學芭蕾、畫畫和鋼琴，給她輔導家庭作業，為她準備營養豐富的三餐，他們無疑是成長路上為她加油助威的堅強後盾。她的父母經常斬釘截鐵、明明白白地告訴她，她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當然，“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這是我們成功文化中無處不在的信息（或是一成不變的理念），無論是迪士尼動畫的樂觀自信、耐克盛氣凌人的廣告語，還是“管理大師”和崗上教練的標語口號，都與此如出一轍。然而，索菲婭的父母為她量身定制了這份信念，在空洞的骨架中注入了情感的血肉，這樣的理念不只是一個架空於內心之外的普遍公式，而是讓她百爪撓心的內在訴求。

隨著年齡的增長，父母不會將自己對教育和職業的偏好強加於她。反而對她如何規劃未來充滿好奇，不遺余力地為她提供工作機會，帶她提前參觀大學校園，並介紹她結識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他們熱衷於探索她每一份轉瞬即逝的熱情，捕捉她不甚明朗的志向，哪些願望是她的，哪些是她父母的，漸漸越來越難分辨。

當自身能力和外部現實不再約束你的時候，你反而既不安心，又無法放鬆。這和父母、老師、老闆對著你耳朵下達權威禁令這種內在驅動的超我要求有所不同。社會理論家韓炳哲（Byung-Chul Han）所說的“成就型社會”（achievement society）就避開了禁令和要求的力量，不要求“你必須做到”，而傾向於激勵我們“你可以做到”。

5.

沃霍爾在 1963 年接受《時代》雜志的采訪時，說過一句有名的話：“機器出問題的時候比較少，我想成為一臺機器，你呢？”1966 年，他又對《觀察家報》的記者說：“我從來沒有被一幅畫感動過。我不想思考。如果我們都是機器，世界將變得更好。反正最後什麼也沒有，別人做什麼並不重要。反正我的作品不會流傳下來，我用的都是便宜的顏料。”

作為沃霍爾人生與創作的重要主題，“人變成機器”是一個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它表達了一種願望，希望從快樂與痛苦、愛與恨、興奮與恐懼以及由此產生的所有“問題”中解脫出來。如果能成為一臺機器，就擁有了控制自我的特權，脫離了自己的欲望以及隨之而來的挫敗感的永久奴役。但是，這種對情感創傷的解決方案可能會造成另一種創傷，使人淪為一具行尸走肉。

沃霍爾去世近 30 年後，我仍然認為他代表著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精神，因為他揭露了我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之中，生命力與去生命化之間的矛盾。通過他的人生和作品，我們有幸進入到了消費文化那光鮮亮麗、華麗妖嬈的內核之中。然而一旦進入其中，我們就會感到一種來自慣性和冷漠的強大吸引力，仿佛消費主義正向邏輯的核心，即是對人生的巨大否定，而這種否定，我們無法抗拒。

在沃霍爾看來，美國文化的優越之處在於其大規模生產和消費的根本均衡。產品的激增並沒有激發我們的需求，反而抵消了欲望本身。沃霍爾聲稱，他的畫作預示著一個理想的未來，在這個烏托邦裡，所有畫作的尺寸、形狀和顏色都是一致的。套用《哲學》中的句子，“如果需要你做出決定或是選擇，那就錯了。”因此，他的創作、寫作和言談都在追求一個始終不渝的目標，那就是把世界變得扁平，揭示其內在的同一性，也就是虛無性，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一切都是虛無的”。博克裡斯說：“從做愛到藝術創作，他都反復強調，‘最令人興奮的事情就是什麼也不去做’。”

在迪士尼和皮克斯的動畫世界中，每個人都是與眾不同的，每個人都有獨特之處，但眼前的這個世界裡，每個人、每件事卻都是一模一樣的，正如沃霍爾為自己構思的那檔電視節目——“沒什麼特別節目”（Nothing Special）。“沒什麼特別節目”，這一表述更加彰顯了他“消費主義時代叔本華”的地位。在叔本華這位德國的哲學先驅看來，“存在”只是從“不存在”中逃逸出來的一個轉瞬即逝的虛幻光點。“不存在”是我們從死神那裡借來的一筆貸款，以睡眠作為日常利息。

沃霍爾那些頗具魅力的圖像事實上是一匹攜帶著冷漠病毒的特洛伊木馬。在我們這個七天二十四小時全天候信息爆棚的時代，酷刑、種族滅絕與明星整容吸引著我們的注意力，以柔和的色彩包裹創傷業已是我們的文化常態，誰敢說自己逃脫得了病毒的侵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