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研究資料（簡體書）

“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第一輯編選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極為重要的幾位學者——謝冕、錢理群、洪子誠、王富仁、丁帆、陳平原、陳思和、南帆的研究資料。他們不但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而且其言說的方式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評論研究提供了範式。
20世紀80年代，他們曾被稱為“中青年批評家”，其中大多數屬於“第五代批評家”。論者認為和前代學者／批評家相比，他們具有“宏闊的歷史眼光；頑強的探索精神；現代的理性自覺；深刻的自由意識”。這四個主要特徵，是這代批評家能在新時期開創文學研究／批評新天地的內因。四十年過去了，當年的“青年”已不再年輕，然而從學術生命上講，直到今天，他們依然是“年輕批評家”，充滿探索精神，充滿了對文學現場的關注熱情。
如果對白“五四”百年來文學批評的發展歷程進行梳理辨析，便能清晰地認識到這些學者和批評家在批評史上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和精神特徵。
1917年初，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先後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之門。1918年12月，周作人發表了《人的文學》，“人的文學”代表了“五四”的時代精神，亦上升為中國新文學的傳統，遂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流。
這一時期，雖然以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為代表的各個文學團體提出各自的理論主張，但“人的文學”，新鮮的、立誠的、現實的文學成為時代的“共名”。作為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第一代批評家，他們不僅是開創者，也是批評範式的確立者。
1928年後，時代的“共名”被打破，文學批評向更多元和差異方向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家、京派批評家以及持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批評家之間有著更多的對話、論爭和挑戰。1942年5月，隨著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逐漸占上風，這也是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座談會上，毛澤東指出：“在現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階級的，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相互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文藝界的主要斗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毛澤東的講話為那一時期的文藝批評劃定了嚴格的、不容置疑的批評標準。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北京）召開，這是新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起點。周揚在會上發表了影響中國文學創作數十年之久的講話，這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升級版”。周揚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實踐了這個方向，並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①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給批評指定的標準，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
1984年初，福建批評家林興宅在《魯迅研究月刊》發表了《論阿Q性格系統》，成為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濫觴。之後，時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劉再復發表了《用系統方法分析文學形象的嘗試——讀（論阿Q性格系統）》等文章加以支持。1985年3月在廈門大學召開的“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將劉再復關於“方法論變革”的一系列主張推向高潮。同年底，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分兩期刊發在《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劉再復在《論文學的主體性》中強調作家要超越現實主體，寫作時一定要進入藝術主體。這是向“五四”時期“人的文學”主張的回歸，也是新時期文學批評步入審美層面的開啟。“方法熱”直接的後果，一是大量西方的文學理論被介紹進來，對此前單一的政治社會學批評形成了極大衝擊；二是各省市作家協會和社科院也紛紛創辦了自主性的文學批評刊物。這是在之前沒有過的，之後也不再重現的輝煌。如：1984年1月25日，《當代作家評論》在遼寧省創刊，9月《文藝評論》（前身為《文藝評論報》）在哈爾濱創刊，10月上海比較文學的機關刊物《中國比較文學》出版；1985年1月《小說評論》在西安創刊，4月《文藝新世紀》在廣東創刊，4月10日《批評家》在太原創刊，5月《文藝評論家》在濟南創刊；1986年1月，《文藝爭鳴》《文藝理論家》分別在吉林和江西創刊；1988年1月，《南方文壇》在南寧創刊，6月《理論與創作》在長沙創刊；等等。
1985年前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文學批評起到了引領時代風潮的作用。時勢造英雄，第四代批評家正在披荊斬棘開創思想解放的批評道路，第五代批評家也是在這個時期順利走入批評領域。如陳思和、丁帆、許子東、黃子平、吳亮、程德培、李潔非、蔡翔、張志忠、季紅真、周政保等，就是順應時代而崛起的一代批評家，被稱為第五代批評家。
如果說，以周揚、馮牧為代表的第三代、第四代批評家大多數是黨的文藝幹部，他們的批評與闡釋黨的文藝政策是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具有較大的權威話語權，對文藝作品也有較大的威懾力，那麼第五代批評家（包括一部分第四代批評家），則是依靠對文學的審美構建而成為承上啟下的一代批評家。第五代批評家，大都在高校裡接受過系統的學術訓練，隨即留校任教，逐漸形成了學院批評的特點。這是文藝批評最為根本性的變化。批評家轉入高校最本質的變化就是批評的性質和功能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它不再具備審查作品、指導作家創作的權力。
可以說，第五代批評家中，從事純粹的文藝批評者並不多，主要是從史的角度對文學進行系統化研究。錢理群主編了《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洪子誠撰寫過《中國當代文學史》，丁帆撰寫過《中國鄉土小說史論》《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陳平原撰寫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國散文小說史》，陳思和主編過《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等。所以，稱他們為學者化的批評家更為合適。
另外，這代人最大的特徵是，他們的文學養料和精神傳承主要是從“五四”來的。20世紀80年代，一批在高校或學術機構的著名教授恢復了權威的學術地位，如李何林、王瑤、唐弢、賈植芳、錢谷融、徐中玉等，這些老先生都是“五四”一代學人的弟子，他們也是大多數第五代批評家的授業恩師。錢理群、陳平原的導師王瑤，早年師從朱自清，這一師承使得王瑤身上有鮮明的“五四”傳統和魯迅傳統。王瑤“因自己的導師和弟子而聲名益著，而弟子們也以他為中介，把'五四'的文化傳統，鏈接到當代的思潮中”①。王富仁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文學專業的博士，師從魯迅研究專家李何林先生，王富仁多次說“魯迅改變了我一生”，他本人的魯迅研究，開啟了魯迅研究的新天地。
在《陳思和文集》研討會上，一位思和先生的同代批評家說，陳思和研究巴金、胡風等“五四”一代作家的歷程，使他自己逐漸成為他研究物件的那種人格，似乎就是最好的注腳。
20世紀90年代，文學界的分化或者說多元化趨勢更趨明顯，文學制度也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批評，都擺脫了“思想斗爭”陳舊觀念的束縛，進入活躍繁榮自由的時期。第六代批評家郜元寶、張新穎、王彬彬、張清華、孟繁華、陳曉明、李敬澤、吳義勤、何向陽等，基本上都是高校畢業的碩士、博士，此後不管在高校從事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還是在作協系統擔任一定的領導職位，文藝批評的屬性基本沒有改變，還是延續了第五代批評家開創的範式。
文學批評最近面臨的挑戰是從新世紀開始的。此時網絡文學開始盛行，發表沒有門檻設置，人人皆作家，管你批評不批評，該寫的都在熱火朝天地寫。評論家的陣營也更趨分化，形成了傳媒批評圈和學院批評圈兩個較大的群體。傳媒批評“表面上呈現的往往是商業利益作為推手。媒體批評呼風喚雨，左右了社會的一半輿論導向”。學院派批評家常年避居學院的高墻大院，與當下社會和文學創作有一定的隔膜，但為了堅守學院派知識的純正性，他們依然在艱難地從事著文學批評。在這一波變化中，批評家內部的分化趨於明顯，各個代際的批評家參與到這場角逐中，但在稍後的幾年間，“80後”批評家因批評界、學界的焦慮而被迅速地捧了起來，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同時，網絡的普及，也相應地帶來了文學批評的繁榮。
對近百年的文學批評史做一個粗略的梳理就能發現，自1985年以後的當代文學批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然而，與作家研究文集、作品集的出版相比，文學研究領域資料的整理出版卻顯得相對滯後。對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依舊薄弱，對當代文學研究者、文學批評家進行研究的資料整理和出版這樣的基礎性工作也沒有系統地做起來，這和創作的繁榮，和批評對創作的響應是不相符的。
無論是“五四”一代批評家，還是1985年後的第五代批評家，對整個時代的文學創作，甚至是思想觀念的現代化，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創作的繁榮，與文學研究、文學批評直接和間接的介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只研究作家、作品，不研究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對研究整個文學的歷史是不全面的。
云南人民出版社一直有著出版優秀學者著作的優良傳統，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後出版過“名編輯文叢”“文藝學新視角叢書”“文體學叢書”“70後批評家文叢”“80後批評家文叢”等大型學者叢書，產生過積極的影響。當初與趙石定社長談起編輯“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的構想，他很支持，並表示要將當代批評研究作為一個重要的出版板塊來打造，這顯示出優秀出版人對學術和文化的擔當與情懷。
“叢書”第一輯共編選謝冕、錢理群、洪子誠、王富仁、丁帆、陳平原、陳思和、南帆八位學者的研究資料。他們是當代思想過渡和變遷重要的見證者、親歷者和參與者，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批評轉型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特別的貢獻。另外，這幾位先生又都是新時期非常重要的文學史家，一直筆耕不輟，對當代文學研究發揮著持續的影響。
思和先生認為：“只有傳道授業、出版和學術研究三位一體，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崗位。”這句對現代知識分子的期許之言，對我影響甚大。多年來，雖不能至，但努力踐行之。2013年底，延續著先生編輯“火鳳凰文庫”的理念，與先生共同策劃、主編了“80後批評家文叢”；2015年，再度和先生共同主編了“70後批評家文叢”；如今這套“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的策劃編輯，無非想再次通過自己切實的努力，在承傳、接續、播撒精神傳統方面，做一點自己的工作。對我而言，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後學既能親炙前輩們的風範，同時，也算是努力朝思和先生所言的“理想崗位”靠近了一步吧。
“叢書”能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趙石定社長的全力支持，感謝云南省新聞出版局在經費上的扶持，感謝李敬澤、孟繁華兩位前輩的支持，同時，亦感謝李浴洋兄的協助。最後，感謝所有為這套叢書付出辛勤勞動的編輯。

錢理群：錢理群學術紀事（1981-2019）
輯一：生平自述
錢理群：八十自述
錢理群：給自己的七個命名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後記》
錢理群：我的文學史研究情結、理論與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書後
錢理群：《知識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總序》
錢理群：我和貴州、安順地方文化研究（摘要）
錢理群：我的教育思想與教育改革實踐（摘要）
錢理群：我的“中國人及中國社會改造”的思想與實踐——《八十自述》之二

輯二：研究文選
洪子誠：錢理群：熱情與懷疑
趙園：話說老錢
王得後、黃子平、孫歌、戴錦華、趙京華等：大時代與思想者——“錢理群作品精編”座談會實錄
汪暉：錢理群與他對魯迅心靈的探尋
解志熙：兩難而兩可的選擇——也談魯迅“心靈的探尋”
王得後：對於魯迅的發現和解讀——和錢理群學兄討論
王乾坤：中國的堂吉訶德們——讀錢理群《豐富的痛苦》
薛毅：試談錢理群獨特的學術個性
吳曉東：錢理群的文學史觀
路楊：玄黃時代的“大文學史”視野——錢理群20世紀
40年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啟示
賀桂梅：重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李浴洋：承擔意識與行動精神——“錢理群魯迅”的提出及其核心義涵
姚丹：魯迅研究的“現世性”光輝——讀錢理群《魯迅與當代中國》
李云雷：錢理群的“雙重反思”
孫郁：晚年錢理群的第二課堂
陳平原：老錢及其《安順城記》
王德威：“腳踏泥土，仰望星空”

輯三：學術訪談
錢理群、楊慶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
錢理群、唐小兵：對話錢理群：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

輯四：資料編目
錢理群自述文章目錄
錢理群發表文章目錄（1980-2021）
錢理群著作目錄
錢理群編纂書籍目錄
錢理群研究資料目錄

在討論中提出了四個方面的問題。
1.首先溯本求源，指出“知識譜系”的概念來源於法國後現代思想家福柯的知識考古學和權力譜系學；強調將地方文化知識譜系的提出，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來考察，該命題實則已超越了具體的地域局限，而具有某種普泛性的蘊含。所進行的是一個全球化新時代下的地方文化研究，要追問的是全球性文化危機下的地方文化研究的意義與價值：在全球化時代，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後出現的文化趨同現象，正在蠶食和瓦解著傳統意義上的國家邊界，原有民族國家的文化防護膜已被明顯地軟化和弱化，於是出現了國家性文化特徵淡隱而地方性文化特徵凸顯的趨向。不僅如此，在全球化快速消滅差別、去除個性的發展過程中，以多元性和多樣性為支點的地方性特徵，已經成了制約全球化單一與趨同法則最重要的平衡點。在這個意義上，地方文化知識譜系的構建就成了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這裡所說的地方文化在全球化時代堅守文化多元性與多樣性上的特殊作用與意義，是一個要害，並且有了共識：全球化是一個悖論。在消抹差別，追求統一的同時，它還需要用差異性和多樣性來加以支撐。失去了地方性和多樣性，全球化不僅沒有意義，而且必然造成災難。全球化並不僅僅是單純地與國際慣例接軌，它還應有注重地方性和本土性的一面，這是制約單一化的手段，也是全球化的內在張力。要警惕將某一種文化絕對化和普世化，將全球化變成用某一種文化征服全球，形成單一的世界文化格局的文化霸權主義。所以，統一和分殊，普適價值與多元文化，正是全球化悖論中不可分割的兩個側面。從這一點看，我們今天來關注貴州文化，強調本土建設和本土文化，包括強調少數民族文化，正是為了維護這種多樣性、地方性特點，這不是對全球化的抵抗和消解，而是為了使之更協調、更有序，也更有益。應該說我們面臨的是兩難選擇：一方面，為改變貴州發展的低水平的現狀，必要走現代化、全球化的道路；另一面又必須面對現代化、全球化的邏輯及其陷阱，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即是自然生態平衡的破壞，與消滅文化差異導致的文化生態平衡的破壞，對貴州來說，則意味著貴州文化傳統內核的喪失。我們必須對此保持必要的警惕。
2.在指出今天我們研究貴州、安順文化全球視野下的意義時，還必須強調安順地方文化研究的特殊性：我們的地方文化知識體系的提出和建構，不是出於他者的眼光，而是來自內部的一種自我闡釋衝動，是源於自我意識覺醒後的一種自我審視、自我描寫的訴求，是出於尋求自我的生命之根，出於構建自己的精神家園的需要。在我們這裡，“自我一貴州、安順一世界、全球”，形成了一個統一、有機的思想、學術、生命的網絡，這是真正屬於我們的特殊意義和價值。
3.討論的另一個問題，是知識體系的構架：地方文化知識譜系，絕不是一堆雜亂無章的知識堆積，而是有著其內在的邏輯結構和學科構成與學理支撐的知識體系架構，因此其構建過程，就應當是一個多學科、多層面，協同努力，互補遞進的系統工程。由此提出的是兩個關鍵環節。第一就是“學科構架”，它至少涉及考古學、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文化學、民俗學、文獻學、語言學、文學、藝術、音像、戲曲等多種門類，多種學科。這種多學科、多門類的研究，也應該是新時代地方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論。
4.學科構架、方法論之外，還有一個組織方式問題。一些綜合性、跨學科的重點課題、重點項目，確需多人合作，集體協同，因而需要有相應的組織依托和資金保障，更有不少課題、專題、項目等，應該也必須由文化學者們以個體勞動的方式去實施和完成，進行過程中的某些環節如資料查閱、田野作業，以及成果出版等，也需要獲得相應的資助與支持。這樣，地方文化知識譜系的構建，就必須建立一個政府與民間、體制內外的合作機制。在這方面，如前文所說，安順有了一個較好的基礎，但還需要有持續的努力。
（三）地方文化研究與鄉村建設的有機結合一屯堡文化研究
問題是，我們的安順地方文化研究，從哪裡切人和突破？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與研究，我們最終選擇了“屯堡社會與文化研究”。所謂“屯堡”是安順的民間村落，其特殊之處，在於它是明王朝實行“調北征南”的軍事政治戰略，大批中原和江南各省軍士及其家屬入住西南，在黔中一帶形成了一種有著獨特的生活方式、禮儀習俗、語音語義、衣著服飾、宗教信仰和建築風格，並保持相對封閉狀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它是江淮漢文化與貴州山地文化的結合，因而也最能體現貴州移民文化的特點，有很大的社會文化發展潛力與研究空間。我們的研究正是從這裡人手，並且經過持續的努力，在2004年和2008年分別取得兩大成果，出版了《屯堡鄉民社會》（孫兆霞、杜應國、羅布農等）和《建構與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戲形態研究》（朱偉華、杜應國、劉丹倫、何幼等）兩部研究著作，證明在看似落後的邊緣地區，仍然可以有前沿性的課題與成果。其意義更在於，這是我們“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村落的再聚集、再出發。就像我在為《建構與生成》一書所寫的《序言》裡所說的那樣，“到了21世紀初，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面臨著‘中國向何處去，我們自己向何處去’的問題，又不約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中國的農村。這幾十年一貫的關注本身就意味深長”。
而我們更為關注的，是屯堡社會、文化的研究和當下處於社會轉型期的鄉村建設、改造與文化重建的關係。也就是說，我們是懷著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深入到屯堡老百姓中間，和他們一起重新審視歷史傳統，尋找現實農村建設與改造之路的。這也就決定了我們的屯堡社會、文化研究的特點：一方面，它不同於通常理解的下鄉做扶貧工作，而是帶著一個課題，去做學術研究、文化研究的；另一方面，我們的工作雖然是從學術出發，但最後又內在地需要走出學術，直接參與到鄉村（九溪）的改造與建設實際工作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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