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研究資料（簡體書）

“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第一輯編選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極為重要的幾位學者——謝冕、錢理群、洪子誠、王富仁、丁帆、陳平原、陳思和、南帆的研究資料。他們不但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而且其言說的方式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評論研究提供了範式。
20世紀80年代，他們曾被稱為“中青年批評家”，其中大多數屬於“第五代批評家”。論者認為和前代學者／批評家相比，他們具有“宏闊的歷史眼光；頑強的探索精神；現代的理性自覺；深刻的自由意識”。這四個主要特徵，是這代批評家能在新時期開創文學研究／批評新天地的內因。四十年過去了，當年的“青年”已不再年輕，然而從學術生命上講，直到今天，他們依然是“年輕批評家”，充滿探索精神，充滿了對文學現場的關注熱情。
如果對白“五四”百年來文學批評的發展歷程進行梳理辨析，便能清晰地認識到這些學者和批評家在批評史上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和精神特徵。
1917年初，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先後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之門。1918年12月，周作人發表了《人的文學》，“人的文學”代表了“五四”的時代精神，亦上升為中國新文學的傳統，遂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流。
這一時期，雖然以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為代表的各個文學團體提出各自的理論主張，但“人的文學”，新鮮的、立誠的、現實的文學成為時代的“共名”。作為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第一代批評家，他們不僅是開創者，也是批評範式的確立者。
1928年後，時代的“共名”被打破，文學批評向更多元和差異方向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家、京派批評家以及持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批評家之間有著更多的對話、論爭和挑戰。1942年5月，隨著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逐漸占上風，這也是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座談會上，毛澤東指出：“在現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階級的，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相互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文藝界的主要斗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毛澤東的講話為那一時期的文藝批評劃定了嚴格的、不容置疑的批評標準。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北京）召開，這是新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起點。周揚在會上發表了影響中國文學創作數十年之久的講話，這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升級版”。周揚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實踐了這個方向，並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①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給批評指定的標準，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
1984年初，福建批評家林興宅在《魯迅研究月刊》發表了《論阿Q性格系統》，成為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濫觴。之後，時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劉再復發表了《用系統方法分析文學形象的嘗試——讀（論阿Q性格系統）》等文章加以支持。1985年3月在廈門大學召開的“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將劉再復關於“方法論變革”的一系列主張推向高潮。同年底，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分兩期刊發在《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劉再復在《論文學的主體性》中強調作家要超越現實主體，寫作時一定要進入藝術主體。這是向“五四”時期“人的文學”主張的回歸，也是新時期文學批評步入審美層面的開啟。“方法熱”直接的後果，一是大量西方的文學理論被介紹進來，對此前單一的政治社會學批評形成了極大衝擊；二是各省市作家協會和社科院也紛紛創辦了自主性的文學批評刊物。這是在之前沒有過的，之後也不再重現的輝煌。如：1984年1月25日，《當代作家評論》在遼寧省創刊，9月《文藝評論》（前身為《文藝評論報》）在哈爾濱創刊，10月上海比較文學的機關刊物《中國比較文學》出版；1985年1月《小說評論》在西安創刊，4月《文藝新世紀》在廣東創刊，4月10日《批評家》在太原創刊，5月《文藝評論家》在濟南創刊；1986年1月，《文藝爭鳴》《文藝理論家》分別在吉林和江西創刊；1988年1月，《南方文壇》在南寧創刊，6月《理論與創作》在長沙創刊；等等。
1985年前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文學批評起到了引領時代風潮的作用。時勢造英雄，第四代批評家正在披荊斬棘開創思想解放的批評道路，第五代批評家也是在這個時期順利走入批評領域。如陳思和、丁帆、許子東、黃子平、吳亮、程德培、李潔非、蔡翔、張志忠、季紅真、周政保等，就是順應時代而崛起的一代批評家，被稱為第五代批評家。
如果說，以周揚、馮牧為代表的第三代、第四代批評家大多數是黨的文藝幹部，他們的批評與闡釋黨的文藝政策是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具有較大的權威話語權，對文藝作品也有較大的威懾力，那麼第五代批評家（包括一部分第四代批評家），則是依靠對文學的審美構建而成為承上啟下的一代批評家。第五代批評家，大都在高校裡接受過系統的學術訓練，隨即留校任教，逐漸形成了學院批評的特點。這是文藝批評最為根本性的變化。批評家轉入高校最本質的變化就是批評的性質和功能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它不再具備審查作品、指導作家創作的權力。
可以說，第五代批評家中，從事純粹的文藝批評者並不多，主要是從史的角度對文學進行系統化研究。錢理群主編了《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洪子誠撰寫過《中國當代文學史》，丁帆撰寫過《中國鄉土小說史論》《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陳平原撰寫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國散文小說史》，陳思和主編過《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等。所以，稱他們為學者化的批評家更為合適。
另外，這代人最大的特徵是，他們的文學養料和精神傳承主要是從“五四”來的。20世紀80年代，一批在高校或學術機構的著名教授恢復了權威的學術地位，如李何林、王瑤、唐弢、賈植芳、錢谷融、徐中玉等，這些老先生都是“五四”一代學人的弟子，他們也是大多數第五代批評家的授業恩師。錢理群、陳平原的導師王瑤，早年師從朱自清，這一師承使得王瑤身上有鮮明的“五四”傳統和魯迅傳統。王瑤“因自己的導師和弟子而聲名益著，而弟子們也以他為中介，把'五四'的文化傳統，鏈接到當代的思潮中”①。王富仁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文學專業的博士，師從魯迅研究專家李何林先生，王富仁多次說“魯迅改變了我一生”，他本人的魯迅研究，開啟了魯迅研究的新天地。
在《陳思和文集》研討會上，一位思和先生的同代批評家說，陳思和研究巴金、胡風等“五四”一代作家的歷程，使他自己逐漸成為他研究物件的那種人格，似乎就是最好的注腳。
20世紀90年代，文學界的分化或者說多元化趨勢更趨明顯，文學制度也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批評，都擺脫了“思想斗爭”陳舊觀念的束縛，進入活躍繁榮自由的時期。第六代批評家郜元寶、張新穎、王彬彬、張清華、孟繁華、陳曉明、李敬澤、吳義勤、何向陽等，基本上都是高校畢業的碩士、博士，此後不管在高校從事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還是在作協系統擔任一定的領導職位，文藝批評的屬性基本沒有改變，還是延續了第五代批評家開創的範式。
文學批評最近面臨的挑戰是從新世紀開始的。此時網絡文學開始盛行，發表沒有門檻設置，人人皆作家，管你批評不批評，該寫的都在熱火朝天地寫。評論家的陣營也更趨分化，形成了傳媒批評圈和學院批評圈兩個較大的群體。傳媒批評“表面上呈現的往往是商業利益作為推手。媒體批評呼風喚雨，左右了社會的一半輿論導向”。學院派批評家常年避居學院的高墻大院，與當下社會和文學創作有一定的隔膜，但為了堅守學院派知識的純正性，他們依然在艱難地從事著文學批評。在這一波變化中，批評家內部的分化趨於明顯，各個代際的批評家參與到這場角逐中，但在稍後的幾年間，“80後”批評家因批評界、學界的焦慮而被迅速地捧了起來，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同時，網絡的普及，也相應地帶來了文學批評的繁榮。
對近百年的文學批評史做一個粗略的梳理就能發現，自1985年以後的當代文學批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然而，與作家研究文集、作品集的出版相比，文學研究領域資料的整理出版卻顯得相對滯後。對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依舊薄弱，對當代文學研究者、文學批評家進行研究的資料整理和出版這樣的基礎性工作也沒有系統地做起來，這和創作的繁榮，和批評對創作的響應是不相符的。
無論是“五四”一代批評家，還是1985年後的第五代批評家，對整個時代的文學創作，甚至是思想觀念的現代化，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創作的繁榮，與文學研究、文學批評直接和間接的介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只研究作家、作品，不研究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對研究整個文學的歷史是不全面的。
云南人民出版社一直有著出版優秀學者著作的優良傳統，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後出版過“名編輯文叢”“文藝學新視角叢書”“文體學叢書”“70後批評家文叢”“80後批評家文叢”等大型學者叢書，產生過積極的影響。當初與趙石定社長談起編輯“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的構想，他很支持，並表示要將當代批評研究作為一個重要的出版板塊來打造，這顯示出優秀出版人對學術和文化的擔當與情懷。
“叢書”第一輯共編選謝冕、錢理群、洪子誠、王富仁、丁帆、陳平原、陳思和、南帆八位學者的研究資料。他們是當代思想過渡和變遷重要的見證者、親歷者和參與者，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批評轉型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特別的貢獻。另外，這幾位先生又都是新時期非常重要的文學史家，一直筆耕不輟，對當代文學研究發揮著持續的影響。
思和先生認為：“只有傳道授業、出版和學術研究三位一體，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崗位。”這句對現代知識分子的期許之言，對我影響甚大。多年來，雖不能至，但努力踐行之。2013年底，延續著先生編輯“火鳳凰文庫”的理念，與先生共同策劃、主編了“80後批評家文叢”；2015年，再度和先生共同主編了“70後批評家文叢”；如今這套“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的策劃編輯，無非想再次通過自己切實的努力，在承傳、接續、播撒精神傳統方面，做一點自己的工作。對我而言，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後學既能親炙前輩們的風範，同時，也算是努力朝思和先生所言的“理想崗位”靠近了一步吧。
“叢書”能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趙石定社長的全力支持，感謝云南省新聞出版局在經費上的扶持，感謝李敬澤、孟繁華兩位前輩的支持，同時，亦感謝李浴洋兄的協助。最後，感謝所有為這套叢書付出辛勤勞動的編輯。

陳平原：陳平原學術紀事（1978-2020）
輯一：生平自述
陳平原：“好讀書”與“求甚解”——我的“讀博”經歷
陳平原：小書背後的大時代——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漫說文化》說起
陳平原：四十而惑
陳平原：在範式轉移與常規研究之間
陳平原：從“觸摸歷史”到“思想操練”
陳平原：“現代中國研究”的四重視野——大學·都市·圖像·聲音
陳平原：學者的人間情懷
陳平原：學術史研究隨想
陳平原：有情懷的專業研究
陳平原：與《讀書》結緣
陳平原：與時代同行的學術史研究

輯二：研究文選
李新字：走近陳平原
夏中義、周興華：論陳平原的“學人角色自覺”
陳國球：山移海動見平原——我眼中的平原君
劉克敵：沿著魯迅的道路一對王瑤與陳平原之學術研究的不完全考察
王風：陳平原先生旁論
黃子平：文學史的“邊際研究”——讀陳平原《在東西方文化碰撞中》
王飆：火山遺跡的勘察者——讀《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
解志熙：文學史的新寫作及其理論問題——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
嚴家炎、錢理群、吳福輝等：《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討論紀要
吳曉東：文化視野中的小說類型學——評陳平原著《千古文人俠客夢》
歐陽哲生：追尋現代中國學術的傳統——讀陳平原著《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有感
賀桂梅：“從晚清說起”——對陳平原學術史研究的讀解
鄭勇：從文人與文事到文心與文脈
葉雋：當局者的敏銳與旁觀者的智能——讀《當代中國人文觀察》
……
輯三：學術訪談
輯四·資料編目

如果把上述諸章的標題給一個未讀過該書的人看，我敢斷定他會以為這是一部晚清社會史著作。再看《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各章的標題，無不緊扣著文學自身的問題及其相關問題：“新小說的誕生”“域外小說的刺激和啟迪”“商品化與書面化傾向”“由俗入雅與回雅人俗”“集錦式與片斷式”“文白並存的小說文體”等章標題，不僅令人一望而知這是一部文學史著作，而且讓人感到這是一部抓住了所研究的文學現象特有問題的文學史著作。當然，這種比較有些簡單化，我也不是有意貶阿英褒陳平原。事實上，作為該領域的第一部研究專著，阿英的《晚清小說史》的開創之功是不可沒的。我在這裡之所以拿《晚清小說史》與陳著比較，除著眼於它恰好與陳著有著共同的研究物件外，更考慮到它的學術思路的典型性——在以“文學中的社會問題”為主題的文學史著作中，《晚清小說史》堪稱典型，至今它所代表的這種學術思想仍然盤根錯節。因此，《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的出版，不僅在學術水平上超越了《晚清小說史》，更重要的是它標志著文學史寫作主題的歷史性轉換，即把文學史寫作上以文學中的社會問題為主題轉換為以文學自身的問題為主題。這個轉換是根本性的。這個人們期待已久的學術理想終於在一次較大規模的文學史寫作實踐中得以完全實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鼓舞的進展。
但陳平原並沒有因此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堅持文學史必須以文學本身的問題為主題，同時也清醒地意識到文學本身的問題是在種種社會歷史文化關係之中發生和發展的，因此他對影響文學發展的社會歷史文化因素極為關注，進行了深入的考察。但對這種社會歷史文化因素的考察，最終是為了說明文學本身問題的，而不是相反，這個原則陳平原是毫不動搖的。在這個原則之下，陳平原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中所進行的社會學研究，便具有了全然不同的意義：這是一種真正的文學社會學研究。人們紛紛贊揚陳平原在該卷中成功地引入種種“純文學”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如結構、視角、類型、風格、文體等，而我的感覺是他對文學社會學方法的運用似乎更為出色。在第一章“新小說的誕生”這一概述和第二章“域外小說的刺激與啟迪”這一動力學研究之後，陳平原緊接著在第三章中專門研究了“商品化與書面化傾向”對清末民初小說發展的影響。他指出，在清末民初，由於新小說市場的建立以及作家的專業化，商品意識迅速介入小說家的創作過程，直接影響了這一時期小說思潮的演變，並且進一步分析了這種影響的正負兩面性：一方面小說的商品化固然使清末民初小說作家在藝術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另一方面卻也使得作家不一定走科舉仕進或入幕幫閑這些中國文人千百年來走慣的老路，獲得了人格上的獨立；而經濟上不依附達官權貴，思想上也就更可以離經叛道，說話寫文章更少顧忌——晚清小說之所以集中筆墨抨擊官場，這正是原因之一。同時，作為“顧客”的大眾消費口味不但逼作家闖政治上的禁區，而且可能逼他們闖藝術上的禁區。由此他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小說的商品化，既有負面影響，也有正面影響”（第65頁）。這一辯證的看法比“五四”先驅者們一味譴責晚清小說商品化傾向要恰當得多，這正是真正的文學社會學的效用。因此，更準確地說，陳平原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中所做的主題轉換，是變以文學中的社會問題而為以社會關係中的文學問題為主題。我們不要小看了這個轉換的難度。類似的動議已醞釀多年，但到目前，像陳著這樣切實付諸實踐並取得成功的文學史專著還找不出第二部，不就是證明嗎？
我讀《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所得的另一個突出印象是，作者在寫作中著意將他對這段小說現象的見解放在主體的地位。這與一般文學史著作之堆砌史料而缺乏分析或人云亦云、缺少主見，是迥然不同的。從文學史編寫來看，該卷的上述特點既標志著文學史編寫工作者主體意識的回歸，也標志著文學史著作中作者的史識已居於主體的地位。這二者實際上是二而一的：作者的主體意識最終應落實為其個人識見成為其著作中的主體。因此，我把陳著的上述特點稱為主體的歸位。一般地說，史學著作可以分析為兩種成分，一是史實，一是史識（從寫作過程看則是史實敘述與史識闡發或歷史分析）。這二者關係如何處理，迄今為止仍是言人人殊，我以為妥當的看法應是以史實（包括史料）為基礎，以史識為主體。固然這二者在不同類型的文學史著作中的比重會因為讀者物件的不同而或多或少，但它們的關係從根本上說來不是量的關係：不論讀者物件有何變化，史實的基礎性和史識的主體性是不應改變的。據此來檢討一下近幾十年來的文學史著作，有兩個突出的毛病：其一，是流為單純的史料考辨和史實敘述，這是一種實證主義或唯事實主義，它往往表現在某些個人著述的文學史著作中。其二，是即使有所分析，也流於人云亦云，乍看似乎面面俱到、穩妥無誤，其實平庸無見。這可以說是一種大全主義或保守主義，它往往表現在教科書式的文學史著作中。上述兩種毛病都意味著文學史寫作中主體意識的沉淪。這是文學史研究的痼疾，以至於“自覺”地摒棄個人見解成為文學史編寫工作的一個不成文的原則。這就難怪盡管各種文學史著層出不窮，但大同小異，缺少特色，陳陳相因，進步甚微了。認真的讀者對此強烈不滿是理所當然的，嚴肅的文學史工作者也深感歉疚。近年來，主體的歸位已成為讀者與作者的共同要求。響應著這種要求，陳平原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的寫作中，旗幟鮮明地甚至可以說是不遺余力地突出了史識的主體性。這有兩個突出的表現：其一，他破天荒地把一般文學史寫作中必不可少的史料考辨和介紹放到附錄中去解決，而把正文全部留為表達史識之用，以突出自己作為研究主體對這一段小說史的理解和把握。在畏縮的學術界，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勇敢的舉動。當然，小說史的寫作應該建立在大量準確的史料基礎上，但小說史並非“史事編年”或“資料長編”，這一點目前的學術界不會再有什麼爭議了。可能會引起爭議的是陳平原進一步從寫作體例上將小說史分為“正文”和“附錄”兩部分，並斷然宣稱史料的介紹只能是“附錄”，“正文”應該是史識的表達。這種毫不通融的區劃或許有些“一刀切”之嫌，但無疑有助於突出“史識”的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