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和研究資料（簡體書）

“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第一輯編選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極為重要的幾位學者——謝冕、錢理群、洪子誠、王富仁、丁帆、陳平原、陳思和、南帆的研究資料。他們不但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而且其言說的方式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評論研究提供了範式。
20世紀80年代，他們曾被稱為“中青年批評家”，其中大多數屬於“第五代批評家”。論者認為和前代學者／批評家相比，他們具有“宏闊的歷史眼光；頑強的探索精神；現代的理性自覺；深刻的自由意識”。這四個主要特徵，是這代批評家能在新時期開創文學研究／批評新天地的內因。四十年過去了，當年的“青年”已不再年輕，然而從學術生命上講，直到今天，他們依然是“年輕批評家”，充滿探索精神，充滿了對文學現場的關注熱情。
如果對白“五四”百年來文學批評的發展歷程進行梳理辨析，便能清晰地認識到這些學者和批評家在批評史上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和精神特徵。
1917年初，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先後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之門。1918年12月，周作人發表了《人的文學》，“人的文學”代表了“五四”的時代精神，亦上升為中國新文學的傳統，遂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流。
這一時期，雖然以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為代表的各個文學團體提出各自的理論主張，但“人的文學”，新鮮的、立誠的、現實的文學成為時代的“共名”。作為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第一代批評家，他們不僅是開創者，也是批評範式的確立者。
1928年後，時代的“共名”被打破，文學批評向更多元和差異方向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家、京派批評家以及持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批評家之間有著更多的對話、論爭和挑戰。1942年5月，隨著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逐漸占上風，這也是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座談會上，毛澤東指出：“在現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階級的，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相互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文藝界的主要斗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毛澤東的講話為那一時期的文藝批評劃定了嚴格的、不容置疑的批評標準。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北京）召開，這是新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起點。周揚在會上發表了影響中國文學創作數十年之久的講話，這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升級版”。周揚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實踐了這個方向，並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①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給批評指定的標準，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
1984年初，福建批評家林興宅在《魯迅研究月刊》發表了《論阿Q性格系統》，成為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濫觴。之後，時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劉再復發表了《用系統方法分析文學形象的嘗試——讀（論阿Q性格系統）》等文章加以支持。1985年3月在廈門大學召開的“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將劉再復關於“方法論變革”的一系列主張推向高潮。同年底，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分兩期刊發在《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劉再復在《論文學的主體性》中強調作家要超越現實主體，寫作時一定要進入藝術主體。這是向“五四”時期“人的文學”主張的回歸，也是新時期文學批評步入審美層面的開啟。“方法熱”直接的後果，一是大量西方的文學理論被介紹進來，對此前單一的政治社會學批評形成了極大衝擊；二是各省市作家協會和社科院也紛紛創辦了自主性的文學批評刊物。這是在之前沒有過的，之後也不再重現的輝煌。如：1984年1月25日，《當代作家評論》在遼寧省創刊，9月《文藝評論》（前身為《文藝評論報》）在哈爾濱創刊，10月上海比較文學的機關刊物《中國比較文學》出版；1985年1月《小說評論》在西安創刊，4月《文藝新世紀》在廣東創刊，4月10日《批評家》在太原創刊，5月《文藝評論家》在濟南創刊；1986年1月，《文藝爭鳴》《文藝理論家》分別在吉林和江西創刊；1988年1月，《南方文壇》在南寧創刊，6月《理論與創作》在長沙創刊；等等。
1985年前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文學批評起到了引領時代風潮的作用。時勢造英雄，第四代批評家正在披荊斬棘開創思想解放的批評道路，第五代批評家也是在這個時期順利走入批評領域。如陳思和、丁帆、許子東、黃子平、吳亮、程德培、李潔非、蔡翔、張志忠、季紅真、周政保等，就是順應時代而崛起的一代批評家，被稱為第五代批評家。
如果說，以周揚、馮牧為代表的第三代、第四代批評家大多數是黨的文藝幹部，他們的批評與闡釋黨的文藝政策是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具有較大的權威話語權，對文藝作品也有較大的威懾力，那麼第五代批評家（包括一部分第四代批評家），則是依靠對文學的審美構建而成為承上啟下的一代批評家。第五代批評家，大都在高校裡接受過系統的學術訓練，隨即留校任教，逐漸形成了學院批評的特點。這是文藝批評最為根本性的變化。批評家轉入高校最本質的變化就是批評的性質和功能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它不再具備審查作品、指導作家創作的權力。
可以說，第五代批評家中，從事純粹的文藝批評者並不多，主要是從史的角度對文學進行系統化研究。錢理群主編了《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洪子誠撰寫過《中國當代文學史》，丁帆撰寫過《中國鄉土小說史論》《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陳平原撰寫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國散文小說史》，陳思和主編過《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等。所以，稱他們為學者化的批評家更為合適。
另外，這代人最大的特徵是，他們的文學養料和精神傳承主要是從“五四”來的。20世紀80年代，一批在高校或學術機構的著名教授恢復了權威的學術地位，如李何林、王瑤、唐弢、賈植芳、錢谷融、徐中玉等，這些老先生都是“五四”一代學人的弟子，他們也是大多數第五代批評家的授業恩師。錢理群、陳平原的導師王瑤，早年師從朱自清，這一師承使得王瑤身上有鮮明的“五四”傳統和魯迅傳統。王瑤“因自己的導師和弟子而聲名益著，而弟子們也以他為中介，把'五四'的文化傳統，鏈接到當代的思潮中”①。王富仁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文學專業的博士，師從魯迅研究專家李何林先生，王富仁多次說“魯迅改變了我一生”，他本人的魯迅研究，開啟了魯迅研究的新天地。
在《陳思和文集》研討會上，一位思和先生的同代批評家說，陳思和研究巴金、胡風等“五四”一代作家的歷程，使他自己逐漸成為他研究物件的那種人格，似乎就是最好的注腳。
20世紀90年代，文學界的分化或者說多元化趨勢更趨明顯，文學制度也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批評，都擺脫了“思想斗爭”陳舊觀念的束縛，進入活躍繁榮自由的時期。第六代批評家郜元寶、張新穎、王彬彬、張清華、孟繁華、陳曉明、李敬澤、吳義勤、何向陽等，基本上都是高校畢業的碩士、博士，此後不管在高校從事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還是在作協系統擔任一定的領導職位，文藝批評的屬性基本沒有改變，還是延續了第五代批評家開創的範式。
文學批評最近面臨的挑戰是從新世紀開始的。此時網絡文學開始盛行，發表沒有門檻設置，人人皆作家，管你批評不批評，該寫的都在熱火朝天地寫。評論家的陣營也更趨分化，形成了傳媒批評圈和學院批評圈兩個較大的群體。傳媒批評“表面上呈現的往往是商業利益作為推手。媒體批評呼風喚雨，左右了社會的一半輿論導向”。學院派批評家常年避居學院的高墻大院，與當下社會和文學創作有一定的隔膜，但為了堅守學院派知識的純正性，他們依然在艱難地從事著文學批評。在這一波變化中，批評家內部的分化趨於明顯，各個代際的批評家參與到這場角逐中，但在稍後的幾年間，“80後”批評家因批評界、學界的焦慮而被迅速地捧了起來，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同時，網絡的普及，也相應地帶來了文學批評的繁榮。
對近百年的文學批評史做一個粗略的梳理就能發現，自1985年以後的當代文學批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然而，與作家研究文集、作品集的出版相比，文學研究領域資料的整理出版卻顯得相對滯後。對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依舊薄弱，對當代文學研究者、文學批評家進行研究的資料整理和出版這樣的基礎性工作也沒有系統地做起來，這和創作的繁榮，和批評對創作的響應是不相符的。
無論是“五四”一代批評家，還是1985年後的第五代批評家，對整個時代的文學創作，甚至是思想觀念的現代化，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創作的繁榮，與文學研究、文學批評直接和間接的介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只研究作家、作品，不研究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對研究整個文學的歷史是不全面的。
云南人民出版社一直有著出版優秀學者著作的優良傳統，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後出版過“名編輯文叢”“文藝學新視角叢書”“文體學叢書”“70後批評家文叢”“80後批評家文叢”等大型學者叢書，產生過積極的影響。當初與趙石定社長談起編輯“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的構想，他很支持，並表示要將當代批評研究作為一個重要的出版板塊來打造，這顯示出優秀出版人對學術和文化的擔當與情懷。
“叢書”第一輯共編選謝冕、錢理群、洪子誠、王富仁、丁帆、陳平原、陳思和、南帆八位學者的研究資料。他們是當代思想過渡和變遷重要的見證者、親歷者和參與者，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批評轉型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特別的貢獻。另外，這幾位先生又都是新時期非常重要的文學史家，一直筆耕不輟，對當代文學研究發揮著持續的影響。
思和先生認為：“只有傳道授業、出版和學術研究三位一體，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崗位。”這句對現代知識分子的期許之言，對我影響甚大。多年來，雖不能至，但努力踐行之。2013年底，延續著先生編輯“火鳳凰文庫”的理念，與先生共同策劃、主編了“80後批評家文叢”；2015年，再度和先生共同主編了“70後批評家文叢”；如今這套“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的策劃編輯，無非想再次通過自己切實的努力，在承傳、接續、播撒精神傳統方面，做一點自己的工作。對我而言，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後學既能親炙前輩們的風範，同時，也算是努力朝思和先生所言的“理想崗位”靠近了一步吧。
“叢書”能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趙石定社長的全力支持，感謝云南省新聞出版局在經費上的扶持，感謝李敬澤、孟繁華兩位前輩的支持，同時，亦感謝李浴洋兄的協助。最後，感謝所有為這套叢書付出辛勤勞動的編輯。

裡波：陳思和小傳
輯一：生平自述
陳思和：做父親的人
陳思和：《水滸》這部書
陳思和：我心中的賈植芳先生
陳思和：我心中的巴金先生
陳思和：我與批評（兩題）
陳思和：我往何處去——新文化傳統與當代知識分
子的文化認同
陳思和：三十年治學生活回顧
陳思和：寫作生活的回顧——《陳思和文集》七卷序
跋
輯二：研究文選
王安憶：重建象牙塔
張新穎：薪傳
謝有順：成為一個創造者——我所理解的陳思和老師

李輝：沉穩從容而行——為陳思和花甲之年而作
劉濤：“新時期”文學秩序的奠基者——陳思和先生的
六個面向
陳國和：陳思和學術思想概述——《陳思和文集》前言

郜元寶：上海文藝版《中國新文學整體觀》序
唐小兵：怎樣寫一部開放型的文學史
李楊：當代文學史寫作：原則、方法與可能性——從陳思和
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談起
王光東、劉志榮：當代文學史寫作的新思路及其可行性——
對於兩個理論問題的再思考
郭洪雷：“民間”的浪漫傳奇——兼論文學史修撰中的敘事
問題
李新宇：走出民間的沼澤
韓振江：在現代性的緊張中重讀陳思和的“民間”
楊位儉：民間的詩學——陳思和學術理想的一種讀解方式
1
郭冰茹：“潛在寫作”的命名與當代文學史研究空間的拓展
輯三：人生訪談
輯四：資料編目

那麼，在魯迅所代表的“廣場”知識分子傳統裡，有沒有負面的因素呢？我認為也是有的。既然廣場意識本身是傳統士大夫意識在現代生活方式下的延續，知識分子的思維定式中，不可能不殘留士大夫情結。廣場意識在“五四”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般的輝煌，但過後不久，一批最優秀的知識分子都在廟堂門口撞了礁。蔡元培在1927年支持國民黨清黨，陳獨秀在1920年代以後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鬧出那麼多風波，胡適在1940年代摻和到國民黨的選舉中去，周作人乾脆當了汪偽政府的教育督辦，這一些行為，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說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完美形象。唯獨魯迅，不但偉大，而且完美，但是他的這種完美，恰恰是以他自甘墜落到虛無絕境為代價換取的。魯迅與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受到士大夫情結的制約，醉心於尋找一種一攬子解決中國問題的新“道統”。這在消極的方面，他自以為是找著了，那就是他持之以恒給以打擊的“國民劣根性”，但在積極的方面，他始終沒有如意，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尼采學說到俄式馬克思主義，20世紀最流行的學說他都認真接受過，但又都被他老辣地看出了破綻。他與代表革命主張的政黨先後都攜手合作過，但又始終保持了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自由追求，這就使他一生都在悲涼和痛苦中度過①，所謂“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②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句，正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世界的深刻寫照。這種以懷疑、絕望、虛無的反叛精神來開創現代知識分子的實踐道路，本身就決定了知識分子廣場意識的虛妄性，不是每一個實踐魯迅傳統的知識分子都能夠承受魯迅那種深刻的內在矛盾的，所以廣場上的知識分子很容易在反對廟堂的斗爭中，不知不覺地向另一種廟堂轉移立場，最終總是消解了廣場意識。胡風的悲劇正反映了這個矛盾。胡風也是一個廣場上的猛士，在與社會陰暗勢力的無情斗爭與保持知識分子人格獨立方面，他都完美地繼承了魯迅，但是當他自以為獲得了社會發展的最先進立場後，他就幻想有一種能夠徹底拯救中國命運的新“道統”出現，並把這種幻想建立在對廟堂權力的崇拜之上。他作為完美人格形象的最後一筆，是權力及時地粉碎了他這種幻想。在絕望的精神地獄裡，魯迅是自甘墜落，胡風則是被迫打人，從這一點上說，胡風是縮小了魯迅傳統而不是發展了魯迅傳統。
無論魯迅還是胡風，他們對社會黑暗勢力的斗爭，都是嚴格地堅守在自己的專業崗位上進行的。魯迅不但用小說來挖掘國民的劣根性，而且用散文詩來表達自己所感受的深刻的虛無感，他後期用雜文寫作來進行斗爭仍然是一種文學創作，他終生都沒有離開過文學的崗位和知識分子的民間立場。1930年代共產黨在上海的領袖李立三曾希望魯迅發表反蔣宣言，然後跑到蘇聯去，這個要求被魯迅拒絕了。①很顯然，魯迅非常明白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專業崗位應該在哪裡。同樣，胡風一生雖然在政治上大起大落，但他自己的立場從未離開過文學批評的專業，他因文藝思想而上書，而獲罪，最終也因文藝思想為中國當代文學做出了別人不可取代的貢獻。魯迅和胡風都自覺地作為社會的良心與各種政治黑暗勢力有聲有色地展開斗爭，但他們的戰鬥崗位始終在自己的專業上，絕沒有成為一個浪跡天涯包打天下的文化大俠。可惜這樣一種傳統並沒有很好地被人繼承。知識分子的專業立場，愈到後來愈被輕視，學術與專業知識幾乎成了傳遞政治主張的工具。所以胡風之後的“廣場”猛士，前赴後繼的有，可歌可泣的有，但要從傳統的承傳意義上為其價值取向提供新的分量者，一無足觀。
因此，要說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實踐中，究竟有沒有一個新的傳統？我想既可說無，也可說有。要說它“無”，是因為在我認識的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傳統裡，一為學術專業化的價值體系，一為社會責任感的價值體系，兩者都被殘留的士大夫舊文化傳統所壓抑，以致窒息，猶如兩道黑暗沉重的閘門。如果新文化傳統衝不過這兩道閘門，就別想有光明的去處，所謂“現代知識分子轉型”也是一句空話。但要說它“有”，畢竟在前輩的實踐中留下了一些寶貴的經驗和業績，可以由我們去繼承，去接著做下去。魯迅和其他現代知識分子先驅們所開創的現實戰鬥精神，雖然至今猶有人在自覺地繼承，但若不與知識分子的學術專業化與民間化的轉型結合起來，仍然會停留在“廣場”的虛妄價值體系裡，終究是縮小魯迅傳統而不能發揚光大；同樣，學術專業化的轉型若沒有現實戰鬥精神的支撐，沒有民間立場的選擇，不但無法貫徹“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專業理想，而且所做的學術工作，不過是權力意識形態的注腳，更無價值可言。這些教訓和經驗，在世紀回眸中俯拾皆是，在正要邁向21世紀的今天，不容我們不正視。
寫到這裡，關於“我往何處去”的意思大致已經說完。我自己的“重進羅馬城”，也就是重進文學史，返回到被各種意識形態肢解得面目全非的20世紀文學歷史裡去，重新發揚光大我心中的知識分子傳統。對於我所整合、倡導的這一文學史傳統，肯定會有人不以為然。因為自1980年代後半期開始，中國和海外知識分子就已經在不斷反省20世紀以來的知識分子道路，這種反省到了1990年代變本加厲，幾乎近於全盤否定。它包含了兩種傾向：一種是希望否定以前主流意識形態構造的歷史傳統，重新組合知識分子的傳統，實現其內在價值的創造性轉換；另一種則是站在消極的虛無立場上否定20世紀以來的知識分子歷史，在這種全盤批判中，這一百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不但走了彎路，浪費了時間，還導致了中國的長期動亂和落後，簡直是罪魁禍首。在他們看來，不但“五四”新文化運動不該發生，陳獨秀、胡適之不該否定傳統全盤西化，連孫中山也不該革命推翻大清帝國，甚至譚嗣同也不該讓自己流血推動變法改革，總之，知識分子都犯了激進主義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