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研究資料（簡體書）

“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第一輯編選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極為重要的幾位學者——謝冕、錢理群、洪子誠、王富仁、丁帆、陳平原、陳思和、南帆的研究資料。他們不但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而且其言說的方式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評論研究提供了範式。
20世紀80年代，他們曾被稱為“中青年批評家”，其中大多數屬於“第五代批評家”。論者認為和前代學者／批評家相比，他們具有“宏闊的歷史眼光；頑強的探索精神；現代的理性自覺；深刻的自由意識”。這四個主要特徵，是這代批評家能在新時期開創文學研究／批評新天地的內因。四十年過去了，當年的“青年”已不再年輕，然而從學術生命上講，直到今天，他們依然是“年輕批評家”，充滿探索精神，充滿了對文學現場的關注熱情。
如果對白“五四”百年來文學批評的發展歷程進行梳理辨析，便能清晰地認識到這些學者和批評家在批評史上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和精神特徵。
1917年初，胡適、陳獨秀在《新青年》先後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開啟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之門。1918年12月，周作人發表了《人的文學》，“人的文學”代表了“五四”的時代精神，亦上升為中國新文學的傳統，遂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流。
這一時期，雖然以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為代表的各個文學團體提出各自的理論主張，但“人的文學”，新鮮的、立誠的、現實的文學成為時代的“共名”。作為百年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第一代批評家，他們不僅是開創者，也是批評範式的確立者。
1928年後，時代的“共名”被打破，文學批評向更多元和差異方向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批評家、京派批評家以及持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批評家之間有著更多的對話、論爭和挑戰。1942年5月，隨著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逐漸占上風，這也是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座談會上，毛澤東指出：“在現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階級的，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相互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文藝界的主要斗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毛澤東的講話為那一時期的文藝批評劃定了嚴格的、不容置疑的批評標準。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北京）召開，這是新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起點。周揚在會上發表了影響中國文學創作數十年之久的講話，這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升級版”。周揚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新中國的文藝方向，解放區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堅決實踐了這個方向，並以自己的全部經驗證明了這個方向的完全正確，深信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錯誤的方向。”①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給批評指定的標準，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
1984年初，福建批評家林興宅在《魯迅研究月刊》發表了《論阿Q性格系統》，成為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濫觴。之後，時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劉再復發表了《用系統方法分析文學形象的嘗試——讀（論阿Q性格系統）》等文章加以支持。1985年3月在廈門大學召開的“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將劉再復關於“方法論變革”的一系列主張推向高潮。同年底，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分兩期刊發在《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劉再復在《論文學的主體性》中強調作家要超越現實主體，寫作時一定要進入藝術主體。這是向“五四”時期“人的文學”主張的回歸，也是新時期文學批評步入審美層面的開啟。“方法熱”直接的後果，一是大量西方的文學理論被介紹進來，對此前單一的政治社會學批評形成了極大衝擊；二是各省市作家協會和社科院也紛紛創辦了自主性的文學批評刊物。這是在之前沒有過的，之後也不再重現的輝煌。如：1984年1月25日，《當代作家評論》在遼寧省創刊，9月《文藝評論》（前身為《文藝評論報》）在哈爾濱創刊，10月上海比較文學的機關刊物《中國比較文學》出版；1985年1月《小說評論》在西安創刊，4月《文藝新世紀》在廣東創刊，4月10日《批評家》在太原創刊，5月《文藝評論家》在濟南創刊；1986年1月，《文藝爭鳴》《文藝理論家》分別在吉林和江西創刊；1988年1月，《南方文壇》在南寧創刊，6月《理論與創作》在長沙創刊；等等。
1985年前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文學批評起到了引領時代風潮的作用。時勢造英雄，第四代批評家正在披荊斬棘開創思想解放的批評道路，第五代批評家也是在這個時期順利走入批評領域。如陳思和、丁帆、許子東、黃子平、吳亮、程德培、李潔非、蔡翔、張志忠、季紅真、周政保等，就是順應時代而崛起的一代批評家，被稱為第五代批評家。
如果說，以周揚、馮牧為代表的第三代、第四代批評家大多數是黨的文藝幹部，他們的批評與闡釋黨的文藝政策是聯繫在一起的，因此具有較大的權威話語權，對文藝作品也有較大的威懾力，那麼第五代批評家（包括一部分第四代批評家），則是依靠對文學的審美構建而成為承上啟下的一代批評家。第五代批評家，大都在高校裡接受過系統的學術訓練，隨即留校任教，逐漸形成了學院批評的特點。這是文藝批評最為根本性的變化。批評家轉入高校最本質的變化就是批評的性質和功能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它不再具備審查作品、指導作家創作的權力。
可以說，第五代批評家中，從事純粹的文藝批評者並不多，主要是從史的角度對文學進行系統化研究。錢理群主編了《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洪子誠撰寫過《中國當代文學史》，丁帆撰寫過《中國鄉土小說史論》《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中國西部現代文學史》，陳平原撰寫過《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中國散文小說史》，陳思和主編過《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等。所以，稱他們為學者化的批評家更為合適。
另外，這代人最大的特徵是，他們的文學養料和精神傳承主要是從“五四”來的。20世紀80年代，一批在高校或學術機構的著名教授恢復了權威的學術地位，如李何林、王瑤、唐弢、賈植芳、錢谷融、徐中玉等，這些老先生都是“五四”一代學人的弟子，他們也是大多數第五代批評家的授業恩師。錢理群、陳平原的導師王瑤，早年師從朱自清，這一師承使得王瑤身上有鮮明的“五四”傳統和魯迅傳統。王瑤“因自己的導師和弟子而聲名益著，而弟子們也以他為中介，把'五四'的文化傳統，鏈接到當代的思潮中”①。王富仁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文學專業的博士，師從魯迅研究專家李何林先生，王富仁多次說“魯迅改變了我一生”，他本人的魯迅研究，開啟了魯迅研究的新天地。
在《陳思和文集》研討會上，一位思和先生的同代批評家說，陳思和研究巴金、胡風等“五四”一代作家的歷程，使他自己逐漸成為他研究物件的那種人格，似乎就是最好的注腳。
20世紀90年代，文學界的分化或者說多元化趨勢更趨明顯，文學制度也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文學批評，都擺脫了“思想斗爭”陳舊觀念的束縛，進入活躍繁榮自由的時期。第六代批評家郜元寶、張新穎、王彬彬、張清華、孟繁華、陳曉明、李敬澤、吳義勤、何向陽等，基本上都是高校畢業的碩士、博士，此後不管在高校從事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還是在作協系統擔任一定的領導職位，文藝批評的屬性基本沒有改變，還是延續了第五代批評家開創的範式。
文學批評最近面臨的挑戰是從新世紀開始的。此時網絡文學開始盛行，發表沒有門檻設置，人人皆作家，管你批評不批評，該寫的都在熱火朝天地寫。評論家的陣營也更趨分化，形成了傳媒批評圈和學院批評圈兩個較大的群體。傳媒批評“表面上呈現的往往是商業利益作為推手。媒體批評呼風喚雨，左右了社會的一半輿論導向”。學院派批評家常年避居學院的高墻大院，與當下社會和文學創作有一定的隔膜，但為了堅守學院派知識的純正性，他們依然在艱難地從事著文學批評。在這一波變化中，批評家內部的分化趨於明顯，各個代際的批評家參與到這場角逐中，但在稍後的幾年間，“80後”批評家因批評界、學界的焦慮而被迅速地捧了起來，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同時，網絡的普及，也相應地帶來了文學批評的繁榮。
對近百年的文學批評史做一個粗略的梳理就能發現，自1985年以後的當代文學批評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然而，與作家研究文集、作品集的出版相比，文學研究領域資料的整理出版卻顯得相對滯後。對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依舊薄弱，對當代文學研究者、文學批評家進行研究的資料整理和出版這樣的基礎性工作也沒有系統地做起來，這和創作的繁榮，和批評對創作的響應是不相符的。
無論是“五四”一代批評家，還是1985年後的第五代批評家，對整個時代的文學創作，甚至是思想觀念的現代化，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然，創作的繁榮，與文學研究、文學批評直接和間接的介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只研究作家、作品，不研究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對研究整個文學的歷史是不全面的。
云南人民出版社一直有著出版優秀學者著作的優良傳統，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後出版過“名編輯文叢”“文藝學新視角叢書”“文體學叢書”“70後批評家文叢”“80後批評家文叢”等大型學者叢書，產生過積極的影響。當初與趙石定社長談起編輯“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的構想，他很支持，並表示要將當代批評研究作為一個重要的出版板塊來打造，這顯示出優秀出版人對學術和文化的擔當與情懷。
“叢書”第一輯共編選謝冕、錢理群、洪子誠、王富仁、丁帆、陳平原、陳思和、南帆八位學者的研究資料。他們是當代思想過渡和變遷重要的見證者、親歷者和參與者，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批評轉型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特別的貢獻。另外，這幾位先生又都是新時期非常重要的文學史家，一直筆耕不輟，對當代文學研究發揮著持續的影響。
思和先生認為：“只有傳道授業、出版和學術研究三位一體，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崗位。”這句對現代知識分子的期許之言，對我影響甚大。多年來，雖不能至，但努力踐行之。2013年底，延續著先生編輯“火鳳凰文庫”的理念，與先生共同策劃、主編了“80後批評家文叢”；2015年，再度和先生共同主編了“70後批評家文叢”；如今這套“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的策劃編輯，無非想再次通過自己切實的努力，在承傳、接續、播撒精神傳統方面，做一點自己的工作。對我而言，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後學既能親炙前輩們的風範，同時，也算是努力朝思和先生所言的“理想崗位”靠近了一步吧。
“叢書”能順利出版，首先要感謝趙石定社長的全力支持，感謝云南省新聞出版局在經費上的扶持，感謝李敬澤、孟繁華兩位前輩的支持，同時，亦感謝李浴洋兄的協助。最後，感謝所有為這套叢書付出辛勤勞動的編輯。

輯一：生平自述
丁帆：我的少年時代
丁帆：“我的大學”和我的文學啟蒙老師
丁帆：丁帆談枕邊書
丁帆：我的自白——文學批評最難的是什麼
丁帆：批評家“再造形象”和“騎士精神”的能力
丁帆：我的創作夢——在第三屆“雨花文學獎”頒獎儀式上的發言
丁帆：我走過的四十年的文學道路（上）

輯二：研究文選
樊國賓：師父
潘向黎：似這般分明響亮
劉曉蕾：刺猬的魅力——畢業之際，寫給丁帆老師
王堯：作為學者和思想者的丁帆
何言宏：批判的學術如何可能？
孟繁華：丁帆：在現代與傳統之間
梁鴻：丁帆：“歷史一美學”批評及其啟蒙性
劉衛東：丁帆學術思想論略
邢麗鳳：建構批評的自主性——丁帆的《揚子江評論·卷首語》及其批評理念
黃軼：從價值維度的重構談丁帆的百年文學史觀
傅元峰：當思想穿越歷史的霧靄——丁帆啟蒙文學史觀論析
陳曉明、叢治辰：啟蒙理念與文學史敘述——評丁帆主編《中國新文學史》
吳義勤、王秀濤：回到文學自身——評丁帆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史》
王堯、張蕾：評丁帆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史》
何錫章、王婷：評丁帆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史》兼及新文學史寫作的思考
楊洪承：“新文學史”的百年反思和不懈探求——以丁帆新近主編《中國新文學史》為例
劉巍：“堅守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丁帆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史》
王達敏：世界文學視域中的中國鄉土小說研究
畢新偉：繪製鄉土中國的全景圖——讀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
姜玉琴：在城市疆域中拓展的鄉土小說——對丁帆先生鄉土小說研究之研究
……
輯三：人生訪談
輯四：研究編目

無論“後克羅齊式的死胡同”如何，克羅齊的“直覺即表現”的審美理論還是適用的，尤其是在這個工具理性橫行、技術至上的時代，我們的批評一定需要有將文學批評拉回到充分體驗文學文本後“再造形象”的文學本質的自覺意識。否則，我們的文學批評則是一種無效，也是無意義的乏味文字遊戲而已。我們的文學評論和文學批評始終徜徉在林林總總的陳舊理論模式之中不能自拔，往往說出的是與批評物件的文學文本毫無關係的話語，在“雞同鴨講”的語境中無法形成“對話”關係，這種各說各的情形已經在中國批評界流行了幾十年，在毫無生機的文學土壤中瘋長，且不斷蔓延，這是理論的悲哀，還是文學的悲哀？抑或就是文學批評自身的悲哀呢？
當然，我也不是一概反對純理論的分析，但是，在具體的文學文本的解析中，倘若你所運用的理論恰恰與你研究的文本物件，具體來說就是你所面對的作家作品，是在一種恰如其分的對接中完成了一次靈魂的交媾，這無疑是一種有效的文學批評，這種解析雖然沒有過多的文學形象的再造和表現，但是，在文學批評最大化的分析中，讓文本呈現出多維的意義來，表現出文學作品更多的人文意義，也是可取的。然而，不幸的是，這樣的批評家在中國是稀少的，搞文藝學的學者被囚禁在大量的理論術語、範疇的牢獄之中，很少關注和閱讀大量的作家作品，而在文藝學與當代文學學科交叉口，我們會遇見許多派生出來的文學批評新人，他們往往成為從理論中抽繹出許多語詞的掮客，用術語來包圍文學文本，這樣便可通吃一切作家作品了，就像我們時常譏笑官場上的套話那樣，我們許許多多的評論和批評文章不也是充斥了用理論術語這個“套馬桿”去“套評”文學作品的普遍現象嗎？
我常常在想，我們在參照西方文學批評的時候，在目迷五色的批評方法中，我們似乎過多迷戀哲學化了的理論話語，被其學理性的學術魅力所左右；尤其是學院派的批評家們，將學問之上的抽象思維提高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恰恰忽略了文學批評的文學特性，把“再造形象”的感性思維棄之如履，讓人們在沒有形象的“死水”中永遠摸不到那塊有溫度的“文學化石頭”。
我之所以喜歡以賽亞·伯林的文學批評，就是因為他的這些文字是可以當作散文來讀的，那些理論觀念往往是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表達的，同樣給人以震撼，而這種震撼則是以文學化的語流而直指人心，沒有絲毫的理論炫耀和賣弄，讓人在十分舒服的文學形象的表現中獲得哲理的沉思，這才是文學批評的高手，其文字不僅有效，而且更具藝術的魅力。
十幾年前，我在讀《伯林談話錄》時，就被其中分析俄羅斯著名作家和批評家的獨到見解所征服。伯林是一個思想家，但是他又是一個文學家，他對許多思想家和理論家進行了否定性的批判，比如對阿倫特的否定性批判就充滿了蔑視的口吻。這種非理性的批評讓人感覺到這種文字在文學化的過程中似乎不太嚴謹，但是，當你看到了他的理論分析以後，你不得不為其“再造形象”的“表現”直覺所折服。尤其是當他面對俄羅斯作家作品的時候，更是顯現出一個文學家的天賦與才能。他對涅恰耶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亞歷山大·赫爾岑、普希金、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曼德爾施塔姆等作家作品的分析，既準確又十分獨到，更充滿著機智的文學表達，將其分類成“刺猬和狐貍”的形象比喻，就充滿了文學寓言的表現力。
批評家除了具備那種對文學作品進行轉換時的“再造形象”的能力外，還要具備一種伯林所說的知識分子階層中的“騎士精神”。
伯林對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的評價也是通過他們的評論思想和風格來進行褒貶的，這就促使我在這十幾年中一直思考一個問題：我選擇做什麼樣的批評家呢？是別林斯基，還是車爾尼雪夫斯基，抑或是杜勃羅留波夫式的批評家呢？
無疑，我選擇具備“騎士精神”的別林斯基，盡管他的文字尚有不足之處，盡管他只活了三十七歲，但是，作為俄國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奠基者，在他身上充分體現出了那種知識分子批評家的“騎士精神”，正是他的正義感和形象激憤的批評文字讓我對這個俄羅斯的大批評家脫帽敬禮！
什麼是“騎士精神”呢？我以為這就是一個批評家價值理念中的正義感以及所擁有的真理性。別林斯基之所以欣賞赫爾岑，就是因為赫爾岑是俄國激進主義之父和社會反抗之父，他雖然十分溫和，但是他的文字卻是尖銳犀利的，他影響了俄羅斯和蘇聯的幾代人，連列寧都認為他是“反君主制的奠基者”。別林斯基讀了赫爾岑的小說《誰之罪》後告訴他“不僅要為俄國文學史活著，而且要為俄國的歷史活著”。因此，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才會成為比盧梭的《懺悔錄》還要優秀的天才之作。這些都有賴於他的思想始終都是站在人性的、歷史的和審美的立場上對整個19世紀俄羅斯進行了全景式的描寫與思考，所以他影響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如果要追問一個知識分子作家或批評家與一個歷史寫作者和記錄者有什麼區別的話，那麼，那種冷峻的、沒有激情的作家和批評家是毫無“騎士精神”的。
赫爾岑與相識的托克維爾偶遇的故事就能說明問題。1848年，赫爾岑在法國參加政治集會時被捕，途中遇上了時任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外交部長的托克維爾，便請求托氏說服警察釋放他，孰料被冷漠的托克維爾婉言拒絕了。試想，在一個漠視人性的作家或批評家那裡，你能指望他的大腦裡迸發出真理的思想火花來嗎？所以，許多人在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時會陷入一種歧義性的沼澤之中，難以判斷作者的價值取向，只有與他的《論美國的民主》進行對讀，才能猜測出其所要表達的意思來。這樣的歷史學家的行為是被赫爾岑和伯林這樣的思想家所不齒的，盡管他也反對帝制，但不願與同道者結盟而伸出援助之手的非騎士精神讓人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