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義的根源(第二版)（簡體書）

前言：兩個世界的後代
約翰•格雷

觀念造成的後果（而且不僅僅是後果）往往出乎肇始者的本意——這一事實構成以賽亞•伯林著作持續不斷的主題，這並非因為觀念付諸實踐時往往會遭修正——對於這一主題，我們相當熟悉。在“觀念如何被理解”這一點上的種種分歧，以及人之利益及動機的錯綜交織，都意味著任何觀念一旦實施，必會被人摻假或扭曲。正如伊曼紐爾•康德所說（也是伯林最愛引用的至理）：“用扭曲的人性之材打造不出任何筆直之物。”不論伯林是否正確地闡釋了康德，其所傳達的信息毫不含糊：觀念與其實踐的差距恰是人類不完美的尺度。
伯林著作燭照出一個更耐人尋味的事實。一旦觀念進入世界，必定煥然一改；一旦復現，本質已然變異，不復初衷。大衛•休謨聲稱我們對因果關係的信仰，與其說是理性的推斷，不如說是習慣的產物。這一觀念進而成為其懷疑主義哲學的一部分，後來卻被用於服務宗教，實令這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始料不及。如果他真能預見這一前景，他會嚇壞的。然而，他未曾預見的恰恰成為事實：虔誠教徒J. G.哈曼就是利用了休謨的觀念辯護神跡的真實性。休謨利用起因懷疑論爭辯我們不可能知道神跡發生，哈曼亦用同樣懷疑論爭辯神跡確已發生。於休謨，懷疑是哲學追問的終結，於哈曼，懷疑卻是躍向信仰的起點。
正如伯林所澄清的那樣，哈曼是浪漫主義發展的關鍵先生：“在我看來，有一個人給予啟蒙運動最沉重的打擊，啟動了浪漫主義進程……哈曼由休謨開始談起。他說休謨是正確的。如果你要問如何認識宇宙，那答案會是認識它靠的不是智能，而是信仰。”作為啟蒙運動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哈曼給反啟蒙運動的思想武庫裡填入了某種悖論式的東西。當我們想起伯林的觀點：哈曼反對所有啟蒙思想家共同認可的理念，這種悖論就愈發突出。
彼此爭吵的思想群組，最後統統歸入“啟蒙運動”，質疑它們是否共有一些智性追求蔚然成風，而伯林從未相信它們會有什麼共同追求。當然，啟蒙運動完全不是一場齊一運動。盡管如此，“這些思想家還是達成了一個共識：美德最終在於知識；只有知道自己是誰，知道我們需要什麼，知道從哪裡獲得所需和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最佳手段達到目的，我們才能過上幸福的、有德行的、公正的、自由的和滿意的生活”。不管他們之間有什麼差異，這些差異頗多至深，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深不可弭，啟蒙思想家都會接受三個基本假設：所有的真問題都能得到解答，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所有的答案必須是兼容性的。並非只是啟蒙思想家，甚至也不只是西方相信這些假設——“這些正是理性主義的西方傳統的一般假設，不管這傳統是基督教的還是異教的，是有神論的還是無神論的。”他們表達了一種持久不衰的哲學，盛行於漫長世代和多種文化之中，而伯林列出的那些假設則支撐起西方主流傳統，並且他寫道：“它……也是浪漫主義萌蘗之處。”浪漫主義並不單單是對啟蒙運動的反擊，而是“迄今為止西方意識最重大的變革”。
此說堪稱高見遠識，極有可能夸張。但我們無須接受伯林關於“浪漫主義在現代思想體系中一錘定音”的斷言，才能發現他對浪漫派教益的描述。如他所示，正是浪漫派將原創性引入藝術。他意欲表明藝術家作為創造者這一理念正是一種浪漫主義遺產。一直到十九世紀初期浪漫主義蓬勃發展之時，創新本身才被視為是藝術作品中一種富有價值的特質；只有那時我們才開始相信藝術家的任務就是要給這個世界帶來一些新意。除了原創性的理念，一些浪漫派還秉持另一種概念，即藝術家幾乎是上帝一般的人物，可以任意重塑這個世界。原真性的重要性不斷得到強化：人類應只追隨他們自己創造的價值觀或某種程度造就了他們自我的價值觀——這一理念本身成為一種價值觀，也許遠比其他價值觀重要，最終發展成一種理念，也即文化，或理想狀態的文化應該是整體簡單，自身純粹，未受外來影響異化。正是從這一點浪漫主義開始溢出藝術，影響延及倫理學與政治。
在1965年華盛頓特區系列演講中，一開始，伯林先做了具有導言性質的評論，描述了浪漫主義這種範圍更大的影響，而《浪漫主義的根源》一書正是由演講輯錄而成。編輯亨利•哈代記錄了伯林講座筆記的一個觀點：“浪漫主義並非單單具有歷史學的意義。今天的很多現象——民族主義，存在主義，仰慕偉人，推崇非人體制、民主、極權主義——都深受浪漫主義潮流的影響，這種潮流流布甚廣。就此而論，它並非一個與我們時代毫無幹系的主題。”
這段話突顯出伯林的思考：浪漫主義的影響非常矛盾。按照自由主義的標準理解：浪漫主義的政治影響幾乎完全負面。在許多二十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家，如弗裡德裡希•哈耶克、卡爾•波普爾、雅各布•托曼等人看來，浪漫派是現代非理性主義政治的鼻祖，這種非理性主義政治猶如度數很高的啤酒，不僅解了民族主義者費希特的渴，而且使得那些與歐洲法西斯關聯密切的危險思想家上癮，如極右反動派查爾斯•莫拉斯。
伯林並未否認朝這個方向發展的浪漫主義具有危險性。在他的第五篇演講“奔放的浪漫主義”中，他承認浪漫主義思想一開始就蘊藏這種危險。浪漫主義者對於創造力的信仰其實包含著對於因果關係，甚至對於邏輯的拒斥。對他們而言，理性是一種限制，而自由是意志的勝利。他們嘲笑和平的共存和理性的妥協；在他們看來，對深度尊奉的價值觀的激情表達，不管其實踐起來結果如何，才是唯一的真正人性，值得崇拜。由此生發出原真性膜拜，只有狂熱信奉和虔誠踐行被當作美德。人類生活就是一個戰場，理想與生活方式總是抵牾，不可調和。任何緩和這種抵牾的嘗試都是懦弱和自我麻痹之舉，因為只有全心獻身於自由選擇的事業，人類才能成就自我決定和自我創造。正如伯林所總結的，這種浪漫主義呈現出，“兩種因素——其一是自由無羈的意志及其否認世上存在事物的本性；其二是破除事物具有穩固結構這一觀念的嘗試。某種意義上，這兩種因素構成了這場價值非凡、意義重大的運動中最深刻也是最瘋狂的一部分”。
浪漫主義助燃反自由的運動。不過，伯林認為它同樣滋養並更新了自由主義。“多重價值並存且互不兼容的觀念；多元性、無窮性、人的一切答案和決定的非完滿性的觀點；在藝術或生活中，任何聲稱完美和真實的單一回答在原則上都不是完美和真實的”——這一浪漫主義睿識，既啟發了許多反自由主義的運動，又幫助鍛造出更為持久的自由主義哲學。除了關注人類行為的非理性之源，浪漫派還有更多貢獻。通過堅持人類理想的多樣性，他們表達了對寬容的需求（盡管實際上他們可能會拒絕寬容），因為寬容，因為需要“在人類事務中保持並非完美的平衡……因此，浪漫主義的結局是自由主義，是寬容，是行為得體以及對於不完美的生活的體諒；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強”。借由觀念史上常見的反轉，浪漫派給自己鄙夷的理念和價值觀延續了生命力。
會有一些人質疑伯林所捍衛的“人類事務中並非完美的平衡”是否真的來自浪漫主義關於人類價值多元性和不可兼容性的主張——如果確實如此，這種並非完美的平衡是不是和自由主義是同一種東西？是不是又會陷入某種伯林的“相對主義”？一旦追問起來又是漫遊無疆，此處不宜糾纏。不過，在伯林的回擊中，有些觀點值得討論。
首先，至少值得爭辯的是，伯林勾勒出了一種自由主義的輪廓，這種自由主義並未建立在他所描述的“理性主義是西方傳統的一般假設”之上。囿於這種傳統思考，許多人都會理所當然地認定自由主義必須是一個得到明晰陳述的體系，由普遍性原則構成，比如，關乎人權的原則，而通常被指認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及運動，往往會有歷史性變異，假設是否切合變異，則令人懷疑。伯林呼吁自由主義必須基於實踐，主要基於寬容和體面實踐之上，而非對錯原則之上。這種自由主義思想並未引起哲學家普遍關注，作為寥寥呼應者之一，阿維賽•馬加利特在其卓犖之作《體面社會》（The Decent Society, 1996）中表達了相似觀點，屬於防守性哲學，思想來源清晰可見。無論如何，伯林表達的立場都有一個優點，對於那些對有悖於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的種種衝突做過深入研究的作者，伯林皆能清楚呈現其態度。部分由於這一原因，它可能會被證明要比現在正統的自由主義更具適應性。論及自由主義生活方式的力量與脆弱性，我們可能從亞歷山大•赫爾岑和伊萬•屠格涅夫那裡得到更多的了解，而非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或約翰•羅爾斯。
伯林找到了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的聯繫，這一聯繫彰顯了一個普遍的事實。不論是思想傳統抑或將其具身化的人類都不是簡單的整體，無法個個封閉起來，互不相干。當浪漫主義者將某種純粹之物尊為至高無上的價值時，他們其實也在設計將為人類的敵人所用的武器。同時，他們視而不見觀念付諸實踐的後果。任何觀念，包括他們自己的觀念都有可能變異為對立面。
對於這種現象，伯林進行了解釋。他的價值不止於是填補觀念史上的一頁空白。他揭示出我們所有人都是諸多傳統的後代，身上攜帶的觀念都是糾纏一團的矛盾。我們無法擺脫浪漫主義的影響，一如我們無法擺脫啟蒙運動的影響。我們甚至不應嘗試擺脫，因為，正像伯林在最後一場演講的結語所說：“我們是兩個世界的後代。”本書思想激蕩，充滿悖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伯林見微知著的閱讀方式。浪漫主義的信條本來鼓吹自我封閉的文化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它卻在伯林筆下變成對相互競爭但優雅平衡的各種價值體系的有力辯護。

一 尋找一個定義

也許你們期待我的演講一開始就給浪漫主義做些定義，或者試圖做些定義，或者至少給出些歸納概括什麼的，以便闡明我所說的浪漫主義到底是什麼。但我不想進入這個陷阱。杰出、睿智的諾思洛普•弗萊教授指出，當一個人意欲從事對浪漫主義這個問題的歸納時，哪怕只是無關宏旨的話題，比如說吧，英國詩人萌發出了一種對待自然的全新態度—姑且說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吧，他們的態度迥異於拉辛和蒲柏的態度—就會有人從荷馬史詩、迦梨陀娑、前穆斯林時期的阿拉伯史詩、中世紀西班牙詩歌中，最終從拉辛和蒲柏的詩中找出相反的證據。因此我不準備歸納概括，而是用其他方法傳達我所思考的浪漫主義的含義。
事實上，關於浪漫主義的著述要比浪漫主義文學本身龐大，而關於浪漫主義之界定的著述要比關於浪漫主義的著述更加龐大。這裡存在著一個倒置的金字塔。浪漫主義是一個危險和混亂的領域，許多人身陷其中，迷失了，我不敢妄言他們迷失了自己的知覺，但至少可以說，他們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正如維吉爾所描述的黑暗洞穴，所有的腳印指向一個方向；又如波呂斐摩斯的洞穴，一旦有人進入，便不可重見天日。因此，我只能如履薄冰地涉足這個領域。
浪漫主義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近代規模最大的一場運動，改變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觀念。在我看來，它是發生在西方意識領域裡最偉大的一次轉折。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歷史進程中的其他轉折都不及浪漫主義重要，而且它們都受到浪漫主義深刻的影響。
不僅是觀念史，就連其他有關意識、觀念、行為、道德、政治、美學方面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主導模式的歷史。任何時候觀察一種獨特文明，你都會發現這種文明最有特色的寫作以及其他文化產品都反映出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支配著寫出這些東西的作家、畫出這些東西的畫家、譜出這些音樂的作曲家。因此，為了確定一種文明，為了闡明該文明的種屬，為了理解人存身其間思考、感受、行動的世界，很重要的一點是，要盡可能地分離出這種文化所遵從的主導模式。以古典時代的希臘哲學或希臘文學為例。如果你閱讀，比如說，柏拉圖的哲學，你會發現支配他的是一種幾何或數學模式，很明顯，他的思維原則基於如下的觀念—即存在某些公理式的真理，不可動搖、不可摧毀的真理，由此，人們可能通過嚴密的邏輯推導得出某種絕對正確的結論；人們可能通過柏拉圖所推崇的某種方法獲得絕對的智能；世界上存在一種可以獲取的絕對知識，只有我們能夠獲取這種絕對的知識。幾何學，或者說廣義的數學，堪稱這種絕對知識的範式，最完美的範式。根據這種絕對的知識、根據這些真理，人們可以一勞永逸地、恒定不變地、無須更改地組織我們的生活；一切苦難、懷疑、無知，人類的各種罪惡、愚蠢都將從地球上消失。
相信世上存在一種完美的前景，相信只需借助某種嚴格的學科，或某種方法就可達到真理，至少這是與冷靜超然的數學真理相似的真理—這種信念影響了後柏拉圖時代的許多思想家，當然包括具有類似信念的文藝復興時代思想家、某些像斯賓諾莎那樣的思想家、十八世紀的思想家，甚至十九世紀思想家，他們認為有可能（如果不是絕對的話）達到某種近乎絕對的知識來整飭世界，創造某種理性秩序，由此，悲劇、罪惡、愚蠢，這些在過去造成巨大破壞的事物，最終可以通過應用謹慎獲得的知識和普遍理性得到避免。
這是一種模式—我僅以它為例。毫無例外，這些模式的初衷是要將人類從錯誤中解放出來，從困惑中解放出來，從不可認知但又被人們試圖借助某種模式認知的世界中解放出來；但是，毫無例外，這些模式的結果就是重新奴役了解放過的人類。這些模式不能解釋人類的全部經驗。於是，最初的解放者最終成為另一種意義的專制。
讓我們來看另外一個例子—一種與上述文化平行的文化，即尚具可比性時期的《聖經》文化即猶太文化。你會發現一種完全不同的主導模式，一套完全不同的觀念體系，對於希臘人來說是不可理喻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家庭生活的信念，源於父與子的關係，也許還源於部落成員之間的關係。人們據此解釋自然和人生。這種基本的關係—比如子女對父親的敬愛、兄弟情誼、諒解、上級對下級發布的命令、責任感、僭越、罪孽以及由罪孽派生出來的贖罪需要—這套綜合屬性成為創造《聖經》的人們以及深受其影響的人們解釋整個宇宙的依據，但對希臘人來說純屬不可理喻。
比如一首為人熟知的聖詩。當贊美詩的作者說，“以色列出了埃及……滄海看見了它就奔逃，約旦河倒流。大山踴躍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大地“因見主的面便要震動”。對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來說，這完全無法理解，因為關於世界親自應和神的命令的信念，關於萬事萬物之間的關係，不論是有生命的事物還是無生命的事物之間的關係，都必須根據人類的關係，至少要根據神界或人類的人格關係來解釋的觀念，這些都與希臘人關於神以及人神關係的觀念相去甚遠。因此，對於那些通過受到猶太影響的眼鏡閱讀的讀者來說，他們在閱讀希臘人的作品時，很難領會為什麼希臘人缺少責任觀念和義務觀念。
讓我來嘗試說明一下不同的文化模式會顯得多麼陌生。為了追溯意識變遷的歷史，這非常重要。人類的基本觀念已經發生過不可盡數的革命，但有時已經很難追溯了，因為我們籠而統之地認為所有的革命好像都一樣。維柯這位義大利思想家，大概是第一個使我們關注古代文化陌生性問題的人。他的思想在十八世紀初得以綻放。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一個生活貧寒、聲名隱微的人也曾綻放其思想。比如，他指出，一首著名的拉丁六韻詩的結尾“Jovis omnia plena”（“朱庇特主神遍及一切”），從字面意義上來看，就有些不可理喻之處。一方面，朱庇特是一個投擲雷電的大胡子神靈。另一方面，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切“omnia”—都被這長著大胡子的神靈“充斥”了。維柯充滿驚人的想象卻又中肯地指出，那些與我們相距遙遠的古代人，他們的觀念與我們的觀念肯定大相徑庭。他們就是能夠構思出來這種想法—他們的神靈不僅是一個掌管神祇和凡人的大胡子巨人，而且充斥了整個天空。
再舉一個大家更為熟悉的例子。當亞裡士多德在其《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討論友誼這一主題時，他出乎我們的意料地說，朋友有很多類型。比如，有種友誼指兩人之間熱烈的愛慕之情；另一種友誼卻存在於人們的商業關係之中，存在於貿易往來之中，存在於買賣過程之中。對於亞裡士多德而言，世上有這兩種類型的友誼並不奇怪：有些人會全身心投入愛中，至少是對愛懷有滿腔熱情；而有些人只有買賣鞋子的關係—但二者都可以視作友誼。不過，這個事實，也許在經過了基督教，經過了浪漫主義運動，或者別的什麼運動之後，在我們看來，就顯得不可思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