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傳奇(增訂本)（簡體書）

序

在其《什麼是作者》（What is an Author? ） 一文中，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描述了科學學科的創立與他所稱的話語實踐的創始之間的區別。他說，“在科學學科中，開創行為與其未來的發展演變處於同等地位：這一行為本身僅僅是它使之成為可能的多種變革的一部分”。學科創立者對研究範圍有一個明確的限定，後繼者在這個範圍內或圍繞相關領域展開研究工作，深入挖掘該學科的內在含義，“重新發現”與“通行知識形式”類似的內容，或將創始者的話語重新嵌入“一個全新領域”，這個過程，福柯稱之為“重新激活”。然而話語實踐的情況卻截然不同：

話語實踐的創始……其光輝地位使其後來的發展和轉變黯然失色，必然會與後者相分離……如果我們需要回歸，那是出於一種根本性的、建構性的遺漏，而不是偶然性的或由於難以理解所導致的結果。實際上，創始行為本質上就是如此，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扭曲變形的影響……因遺漏而造成的障礙並非來自外部，它來自所討論的話語，這種話語賦予它自身的法則……此外，它始終是對文本自身的一個回歸……特別關注那些出現在文本間隙中的東西，那些空白（論述不夠縝密）和表達中所缺失的東西。我們回歸到那些空白的空間，它們被遺漏所掩蓋，或被有誤導性的虛假的充足感所隱匿。

福柯稱馬克思（Marx）和弗洛伊德是話語實踐創始者的典範，他可能是在轉述後者對夢的解析的論述。弗洛伊德教導說，要想對夢或者其他任何一種無意識的表述做出解釋，就要“回歸”到一種不僅是被扭曲的、面目全非的（entstellt），而且通過製造出一種帶有“誤導性的、虛假的充足感”的外表來對這種扭曲進行二次扭曲的文本中去。而且，這樣一個“回歸”只能通過參與這些扭曲過程——通過重復這些過程，即通過改變這些過程——來揭示這些扭曲的真相。

盡管此類自我掩飾的扭曲行為，長久以來都被人們看作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特有的研究物件，然而近年來，該扭曲行為的概念領域被擴展，並將精神分析話語的運作本身也納入其中。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與雅克·德裡達的研究著作讓弗洛伊德話語本身的地位受到了質疑，它們並非只是簡單地把弗洛伊德當作一個普通個體，將精神分析概念和範疇運用到他個人的著作上，就此對精神分析先驅本人進行精神分析，而是指出該理論的問題所在，認為該理論在將意識功能描述成是起源於充滿衝突的無意識動態過程中，不得不對傳統理論所依賴的感知概念和真理概念進行移置。

精神分析由此對它自己提出的問題，也是本書想要探討的問題，即精神分析思想本身能脫離它努力去思考解釋的那個過程的影響嗎？無意識過程的破壞性扭曲行動在理論上能夠簡單地被看作某個客體嗎？或者它們絕對不會在理論的客觀/物件化（theoretical objectification）過程中留下痕跡？精神分析思想本身肯定不會參與—重復—它試圖描述的破壞過程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回歸”弗洛伊德的文本中，正如福柯所描述的那樣。因為，如果精神分析思想參與了它所描述的過程，那麼弗洛伊德的著作就構成了一個他特有且隱秘的，盡管不是獨一無二的，關於這種參與過程的場景。或者，應該說是某種斗爭的場景：因為構建潛意識理論的雄圖偉業不可避免地需要與某個處心積慮混淆意義的過程展開斗爭，厘清其中真正的意義。我試圖追蹤還原的正是這種斗爭的痕跡和見不得人之處。在還原過程中，我別無選擇—盡管這也是種樂趣—唯有回到弗洛伊德寫作用的德語中去。這並非由於德語更接近弗洛伊德的原有意圖，盡管這無疑是正確的，而是因為那些原始意圖的混淆過程在此描述得非常生動，而這種描述方式無法通過任何自認為忠實於原著的翻譯表達出來。這一概念始終貫穿於《標準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學著作全集二十四卷本》（the Standard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in 24 Volumes ，以下簡稱《標準版》或S. E.）的編輯標準之中，它認為“德語原文”知道自己在談論什麼，或者至少知道自己想要說什麼。盡管這一假設總是指導著“理論”或“認知”作品的翻譯工作，但在涉及這樣的語篇——其首要任務是證明存在某種無所不在的力量，迫使語言說出與主體有意識地想要表達的內容不一致的東西——時，這樣的假設就不再成立了。就是這種表達上的差異把弗洛伊德的德語文本變成了一個特有的舞臺，精神分析思想的問題和斗爭在這個舞臺上逐漸展現出來。對這些文本中的那些清晰而明確的主張和聲明也必須保持同樣小心謹慎的態度，就像弗洛伊德對夢中表達的話語，或者，實際上對所有夢的表達所持的態度一樣。我們記得，那些夢的表象只是為夢的破壞、移置（Entstellung）過程提供所需材料，而且總體上看，這些表象過於清晰，反而更加不可靠。

相對於《標準版》及其表達的思想而言，本書中的弗洛伊德的“形象”看起來似乎被丑化，這並不奇怪。本書引用《標準版》的地方都做了準確標識，以便讀者能夠認出這種丑化的痕跡，並進行思考。因為，只有在將大眾所熟知的弗洛伊德和另一個不太令人舒服的弗洛伊德之間的區別進行評述的過程中，他的傳奇才能重新獲得那種神秘力量，我們一直都“知道”這種神秘力量，但對它的思考卻越來越少。

塞繆爾·韋伯

1982年

目 錄

序 / v
神秘的思考 / 001

第一部分　精神分析的分裂 / 055
走自己的路 / 057
關於自戀 / 067
觀察，描述，形象化語言 / 083
元心理學與眾不同 / 111

第二部分　其他內容 / 159
葉狀體的含義 / 161
詼諧：兒童的遊戲 / 193
長絨卷毛狗 / 219

第三部分　愛情故事 / 249
分析師的欲望：在遊戲中猜測 / 251
離開！ / 275
猜測：通向完全不同的道路 / 291

神秘的思考（節選）

大約二十五年前我撰寫的三篇文章，構成了《弗洛伊德傳奇》的第一版，它們試圖探索弗洛伊德的寫作和思維是如何被逐漸卷入它們努力想要描述和解釋的物件之中的。這種觀察者被牽涉入所觀察事物中的現象與大多數科學或學術文獻正好相反，後者力圖讓觀察者與研究課題保持一段安全的距離。弗洛伊德文本中特有的移位（movement），讓“所研究主題之外存在著一個域外觀察位置”的假設不斷受到質疑，而這反過來又要求讀者採用一種新型的解讀方式。這是一種傳統上更常用於文學作品而不是“理論”文本的解讀方式。如果一個文本的命題、語義和主題方面的內容更多地受到句法移位的影響，被加強或削弱，那它就可以被認定為一部文學作品了。它所表達的內容永遠無法與它採用的表達方式分開。不僅如此，在文學作品中語言“如何”表達從來就不僅僅是講述“什麼”語義內容的工具。這是弗洛伊德的作品與“文學作品”所共有的一個特徵：它們都需要一種解讀方式，它隨時可以根據所指含義的變化而做出調整，即使所指含義加強或削弱了文字的表面意義。與一些文學作品不同的是，弗洛伊德作品的命題意義從來不能予以輕率看待。但也沒有必要把它當成“金科玉律”。因此，“思維”和“認識”、“感知”和“觀察”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與寫作的關係—不再是理所當然就是如此。

這種對新型解讀方式迫切的需求當然並非弗洛伊德首創。自從康德（Kant）伊始，至少在哲學史上，“思維（thinking）”被小心而堅決地與“認識”分開對待。在《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of Pure Reason ）第二版前言的腳注中，康德對它們之間的區別做了如下闡述：

要認識（know）一個物件，我必須能夠證明其可能性，無論是從現實角度，由經驗來證明，還是通過因果推理證明。但我可以思考任何我喜歡思考的事情，只要我不與自己本身相矛盾。也就是說，只要我的概念是一個可能的想法就行，即使我不能保證在所有可能性的總和中是否存在一個客體與它相對應。

要成為“思維”，一個想法不必對應於一個真實存在的物體：它只需避免與其本身相矛盾。康德繼續闡述說，例如，我們可以暢想諸如“自由”這樣的想法，即使無法將它等同於某個確定的實體或歸屬於一個明確的動作。盡管如此，它仍然可以是一個合理且很有必要的想法。它甚至可以包含某種“認識”，盡管這種認識對理論理解沒有幫助。康德稱這種認識為“實踐性的”，因為與理解相比，它與實幹的關係更多一些。

因此，在康德看來，“認識”與“思維”之間的區別指的是“認識本身內部的區別”，即一個可以在時空上確定的物體的理論知識，和那些無法通過時空確定的事物的實踐知識之間的區別。這些實踐知識依然有資格作為“思想”而存在，只要它們與自己本身不矛盾即可。

試將康德筆下對認識和思維的區別與弗洛伊德的進行比較。後者即將創立精神分析學說時，講述了一次他與“露西（Lucy）小姐”的談話。

弗洛伊德：如果你當時就知道自己愛上了男主人，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露西：我不知道，或者說，我不想知道。我想把這想法從我腦海中抹去，永遠不再想它。一個人既知道又不知道某件事情，這樣的特殊情景，我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好的描述了。

在接受弗洛伊德治療的整個過程中，露西一直“知道”自己對“男主人”的愛慕之心，但只是在過了一段時間後她才承認自己“知道”。那麼，在此之前，她知道某件事，但又不知道（自己知道這件事），或者正如她自己所說，不願“再想它”。也就是說，她不想再念念不忘，再重復它，或者更真實地說，不想承認它。重復做一件事，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在重復，可能就是造成不知道自己知道的那種“奇怪的狀態”的原因。沒有比這一推斷更背離康德對思想（thought）的定義了，後者要求其中有一種內在的一致性，不存在任何矛盾衝突。在不想“再想它”的狀態中，露西盡可能地應驗了康德對“思想”的定義要求。但盡管她可能不想去想它，“它”一定在“想”她。她對弗洛伊德承認，說她“一直知道這一點”，可以說她確認了這一事實，即使就其本身而言她並沒有去想它。

弗洛伊德知道，他未來的讀者對這次交談的反應與露西本人剛開始的反應不會有什麼不同：如果一種想法前後不一致，它就不值得去思考。因此，他沒有試圖讓讀者相信露西承認“她一直知道這一點”這一行為意味著多麼重大的內涵，以及這種“無意識知道”的“奇特的狀態（eigentümlichen Zustand）”所蘊含的意義。相反，他只是證實，除非他們願意承認他們自己也已經處於這種狀態，否則他們將無法理解他剛剛敘述的內容。由於這不是一個可以控制或假設的行為，弗洛伊德采取了一種不同的方法。他講了一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

只有那些有時發現自己處於這種狀態的人可以清楚地理解這個狀態。我對這種情況有深刻的記憶，它就栩栩如生地站在我面前。雖然我想記起當時我腦子裡的各種想法，但結果令人失望。當時我看到了與我所期望的不同的東西，我絲毫沒有動搖我的期望（Absicht），盡管它本應被所看到的景象排除出我的大腦中。我沒有意識到這種矛盾，也沒有再注意到對所察覺景象的否認（Affekt der Abstoßung），這無疑就是眼前景象對我的內心沒有產生任何影響的原因所在。我對維護女兒的母親、溺愛妻子的丈夫、寵愛親信的統治者身上體現出來的這種絕妙的“視而不見（Blindheit bei sehendenAugen）”感到極為震驚。

實際上，這個故事和它試圖回憶和探究的那種奇特狀態一樣怪誕或奇特（eigentümlich）。一方面，弗洛伊德從一開始就宣稱他在記憶中非常明確地經歷了這種過程，“它就栩栩如生地站在我面前”。他可以理解露西的感受，因為與很多讀者不同，他自身有一些類似的經歷。另一方面，當他努力去回憶當時腦子在想什麼的時候，他又不得不承認“結果令人失望”。

事實上，期待聽到一個有趣故事的讀者一定不僅會感到失望，而且也會感到迷惑。弗洛伊德到底記住了嗎？還是沒有記住？他只是假裝記住了來誘導讀者做這方面的努力嗎？還是他有意讓讀者失望，因為他不想泄露他所記住的東西？還是說，他記住了，卻不記得自己記住了，與露西小姐知道，卻不知道自己知道的情況類似？無論是哪種情況，他的故事都非常抽象和籠統：沒有具體的情景，沒有具體的事件，只有一個普通小故事，描述當時他所“察覺景象”與“期望”不一致。但這個小故事本身就不值一提，並沒有導致他調整他的期望值。而且，弗洛伊德不僅拒絕接受親眼所見的證據事實，而且承認說他一直沒有意識到這個“矛盾”，由此他一直陷於這種矛盾中。後者表現出來的這種意識的缺乏後來被冠之以“無意識”之名：這不僅是對某個客觀物件缺乏意識，而且是對意識本身的（掩飾）行為的視而不見。鑒於這種視而不見的存在，弗洛伊德所稱的“否認的結果（affect ofrepudiation）”必須被理解為不僅影響對客體身份的感知，而且也影響了行為主體。簡而言之，存在兩個方面的運動，既拒絕對客體的感知，同時又將主體與其自身隔離，將主體驅散，分布在某個行動中—與其說是抑制對客體的感知，不如說是拒絕主體的暗示—這個行動是我們無法意識到的。

正是這種趨於發散的動態變化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眾多分支結果讓弗洛伊德的寫作與思維不僅有別於那些非精神分析領域的作者，也不同於絕大多數精神分析理論的作者。這種發散構成了元心理學概念化活動的重要特徵，也使弗洛伊德在使用概念時形成了特有的不穩定性和頗有諷刺意味的開放性。而且這種發散性在弗洛伊德的寫作風格中也可以辨認出來，正如這裡所引用的段落所示，盡管運用敘事性和自傳性的話語進行表達，卻總是以一種削弱敘事性和自傳性之穩定性的方式存在。因為無論是敘事體還是自傳體都不會兜個圈子再回到起點。更確切地說，它們被嵌刻在一些完全顛覆了它們的自我身份的場景之中。我想探究的正是這種場景式記錄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