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交涉與日本對華觀的流變1368-1598（簡體書）

從明代海上對外關係史視野觀察，包括對明朝與東亞鄰國政治關係的某些內容進行分析，我以為中日關係已經成為影響明代海上對外關係進展的主要因素甚至是主要矛盾。何以見得？明朝初年出臺禁止國內商民出海貿易的“海禁”政策，其主要背景就在於防範倭寇與方國珍余黨的串連勾結，此後又作為一項國策而長期延續。就是說，明代由於倭寇問題已經改變了自宋元以來對於中國商民的出海貿易政策。而明朝在與朝鮮王朝、日本室町幕府以及琉球王國的政治交往中，都不同程度地帶有搜集倭寇情報的內容，並一度依靠朝貢制度開展東亞海域安全事務的國際合作：甚至明朝於1614年頒布的管理澳門葡萄牙人的章程——《澳夷約》，也是因為葡萄牙在澳門藏匿“倭奴”而引起廣東地方官員的注意而制訂的。當地官員擔心澳門葡萄牙人“勾倭釀釁”，迫令他們交出一百余名在澳門的日本人押送出境，並刻石立約五條，其首條就是“禁畜養倭奴”。顯然，倭寇問題直接影響到明朝對澳門葡萄牙人第一個管理規章的出臺。因此，我們討論明代海上對外關係歷史進程時，不能不注意明代中日關係對其重要的影響。
清朝康乾時期官修史書《明史》卷322《日本傳》，簡明扼要地敘述了明代中日關係史。凡讀《明史·日本傳》的人，大約對倭寇侵擾明朝的活動都有較深的記憶。該傳結尾述及：“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罵，甚以噤其小兒女云。”就是說，當時一些鄉裡民眾在用惡語罵人時則斥對方為倭寇，甚至家長在面對哭鬧不止的小孩時，也以倭寇來嚇唬使其閉口。由此可見，在明朝人對日本的認知中，“倭寇”是一項繞不過的內容。而他們對“倭寇”的記憶則充滿著情感，有恐懼，有憎恨。那麼，當時的日本人又是如何認識明代中國以及日本自身的呢？
2004年，朱莉麗在山東大學攻讀中外關係史博士學位期間，有志於日本對華觀的研究，並前往日本搜尋資料。最近，她將修改後的博士學位論文定名為《明日交涉與日本對華觀的流變1368-1598》，即將交出版社出版，並希望我來寫序。我作為她當年的導師遂把她的這部修改稿重新學習一次，借此談點自己的粗淺理解，並向她表示祝賀！
從書名可見，朱莉麗不是單純研究日本人的對華觀，而是把它置放於日本與明朝交往的歷史過程中來展開對日本人對明朝認識的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朱莉麗也不是孤立地研究日本人對明朝的認識，而且也包含著日本人對自身定位和意識的研究。也就是說，圍繞日本人對於自身的意識和對明朝的認識，是本書探討日本對華觀的重要方法。或許，在作者看來，這樣才能更全面地揭示日本人的對華思想觀念，將日本人對華觀所體現的世界觀、原則化信念以及因果性信念揭示出來。在研究所運用的資料方面，她不僅深入分析了包括日本寺社日記、私人日記、外交文書、五山僧人文集、各大名文書等日本史料，而且也注意兼顧對明朝甚至朝鮮王朝與日本交往資料的探討。因此，在翔實資料基礎上探討日本與明朝交往過程中的日本自身意識與對明朝看法，是這部書的學術價值所在。

序
緒論
一、選題意義與研究角度
二、學術研究史述評
三、史料與方法

第一章 14世紀前日本人中國認識的流變與日明關係展開的背景
第一節 14世紀前日本人中國認識的流變
一、“漢委奴國王”“親魏倭王”“倭五王”——日本列島與漢魏晉宋
二、從“倭國”到“日本”——日本與隋唐交往中平等思想的萌生
三、“萬世一系”——日本同宋元交往時國體觀的彰顯
第二節 14世紀中期至16世紀末的日本社會與中日關係

第二章 從“抗禮中華”到“直入明國”——懷良政權、室町政權及豐臣政權的中國認識及對明政策
第一節 懷良親王的外交姿態
一、中世“神國思想”的發展與懷良親王首拒明朝使節的思想背景
二、“華夷”“神國”雙重認知系統下懷良親王對日本的定位
三、洪武期的明日交涉及《明史》懷良親王上表之疑問
第二節 足利幕府的對明認識及對明政策
一、朝貢關係的締造者——足利義滿
二、對明外交的中止者——足利義持
三、勘合貿易的再開者——義教及義政
第三節 豐臣秀吉與其“東亞新秩序”構想
一、戰爭前豐臣秀吉在與朝鮮交涉中表現出的對明野心
二、戰爭不同階段豐臣秀吉對明認識的調整及其策略轉變
三、豐臣秀吉對中國、朝鮮的定位與其追求的“東亞新秩序”
小結
……

第三章 以五山禪僧為代表的日本知識人的中國認識
第四章 商人、大名與明朝的接觸及其對明認識

結語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