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核心信念是，為了“應對”過去，人們必須不斷保持對它的記憶。德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克裡斯蒂安•邁耶翻閱了世界史，以了解人們在戰爭或內戰後尋求和解時曾經做過什麼。他的發現既驚人又簡單：自古希臘人以來，世界一直依賴遺忘。然而，納粹時代的德國罪行不能被遺忘。公眾對他們的紀念是過去和現在都不可缺少。
本書回顧了人類歷史上數個通過遺忘達成的和解，如果人類無法遺忘，也就無法與過去和敵人和解，從而陷入永久的混亂，如果對非人的暴行選擇完全遺忘，則又有可能重蹈覆轍。本書從少有人關注的角度，揭開了歷史中長期被忽視的一面。
作者簡介
克裡斯蒂安·邁耶，慕尼黑大學古代史榮譽退休教授，前德國歷史學家協會主席，前德國語言與文學院院長，曾獲得德國格林兄弟文學獎、奧地利科學與藝術獅子勛章等。著有《自由的文化》《愷撒》《從雅典到奧斯維辛》。
名人/編輯推薦
☆ 克裡斯蒂安·邁耶是慕尼黑大學古代史榮譽退休教授，前德國歷史學家協會主席，前德國語言與文學院院長，並且還是柏林勃蘭登堡科學院、挪威科學院及雅典科學院的成員。
☆本書是作者曾於柏林發表的學術演講綜述。一方面，作者對於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兩德歷史，做出了極具思想性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對至今熱度不減的古代歐洲歷史有所關注。
☆是世界史，也是歐洲史：從古希臘、古羅馬戰爭開始切入，詳細呈現了歐洲從古至今，伯羅奔尼撒戰爭、愷撒被殺、猶太人出埃及、法國大革命、納粹屠殺……強調遺忘與銘記之間的力量博弈，錯綜複雜的利益斗爭。揭示關於記憶背後的文化、社會和政治之間的相互關係。
目次
第一部分 記憶
第一部分 記憶—壓抑—遺忘[1]…001
第一章 引人注目的發現…003
第二章 對待陰暗過去的公共手段…009
第三章 希臘人…013
立下遺忘惡行的決議：公元前404年至公元前403年的雅典大赦…013
另一重關係：復仇的欲望與必需的克制能力…032
勝利者與戰敗者…039
第四章 中世紀和近代…046
第五章 1945年以來的德國…059
第六章 記憶取代遺忘？…103
1945年以來其他國家所遇到的問題…103
第七章 1989年以後的德國…117
第二部分 德國統一中的精神問題…129
後記…180
書摘/試閱
“記憶不能磨滅，它還得存續下去，好使後人警醒。”德國聯邦總統羅曼·赫爾佐克在其1996年1月27日（即“納粹受難者紀念日”）當天發布的公告中如是宣稱。裡夏德·馮·魏茨澤克[1]也在他1985年5月8日[2]的演講中提到：“那些不想記住過往非人道行徑的人會喪失精神上的抵抗力，會再次被惡魔般的思想感染。”與上述兩則引言相類似的觀點不勝枚舉，它們的中心思想無非是：如果我們忘記納粹德國犯下的亙古未有的罪行，就會面臨重蹈覆轍的危險。這在當今已然成為一則廣為流傳的信條。
然而從一則公元851年簽署的條約的第一章中，我們可以讀出完全不同的意味。訂立條約雙方早在其中表明了他們的目的—“過往一切仇怨”，緊接著是對各種傷害行為和爾虞我詐的羅列，“無論是在你我之間直接發生的，還是關於你我的所有糾葛，皆得清償（abolitio）。雙方將忘記上述的一切，並連同所有的惡意和憤懣從心底一並拔除，以防止由以上種種邪惡與仇恨引發的報復行為出現”。
一邊是人們試圖通過記憶來防範重蹈覆轍的危險，另一邊卻在竭力抹除這些回憶，生怕因為它而再次造成惡端。
當我們縱覽史冊，便會發現人們通常會選擇後者的做法： 我們的祖先曾無數次借助決議、共識和對後人的叮囑來選擇遺忘各種不公、殘忍與惡行。那從古至今一長串的議和協定見證了這一切。在土耳其1923年與協約國簽訂的《洛桑條約》中確立了一則“寬免協定”，其序言中明確表示了希望諸國皆能遺忘（oubli）“一切曾破壞東方和平之事”。
與此類似的還有西塞羅在愷撒被暗殺後的第二天，即公元前44年3月17日，在羅馬元老院的講話：“一切有關既往嫌隙的回憶須泯滅於永久的遺忘中（omnem memoriam discordiarum oblivione sem piterna delendam）。”他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壘筑“和平的基石”，亦不失為一種對前人賢舉的效仿—公元前403年那場著名的雅典大赦。當時的大赦成功終結了一場雅典的內亂，這在西塞羅看來亦是化解眼下羅馬爆發內戰危險的良方。“赦免”（Amnestie）一詞最初的含義僅僅是“不再記得、遺忘”，它的發明應當歸功於希臘人。而這個詞直到公元前2世紀才首次以“赦免”的意義出現。
將近2000年以後的1946年9月19日，丘吉爾在他舉世聞名的蘇黎世演說中呼吁昔日的死敵能夠在神的佑賜下忘卻仇恨（blessed act of oblivion）。而此前人們都堅信，這般自14世紀蒙古人入侵以來還從未有過的殘暴罪行和血腥殺戮必須得到懲戒。在這番話中，丘吉爾或自覺或不自覺地也效仿了西塞羅。
1814年，法國大革命中發生過的恐怖惡行得到了幾乎同樣方式的對待。即便是路易十六在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斷頭臺， 在波旁王朝復辟不久後從流放地歸來的法國新國王路易十八還是在他準予頒行的《1814年憲章》序言中解釋道：“吾等勠力同心，以圖重建那個由於吾國吾民誤入歧途深淵而破碎的時序。”他就這樣隱晦地將法國大革命和法蘭西第一帝國的歷史一筆帶過，“改弦更張，以希冀根除記憶中吾等缺位時肆虐吾國之惡端，恰如吾等盼願吾民於浩浩歷史之中，再無此等惡端可尋，再無覆轍可以重蹈”。接著他在憲章第十一條中規定：“一切對於復辟前的言論和表決過程的追溯都是被禁止的（interdits）。對上述內容的遺忘是各級法院和全體公民的義務。”之前的例證裡所呈現的，大多為締約雙方就“遺忘”一事達成妥協，而此處則是勝利者單方面選擇了遺忘，盡管他有充分的理由去追懲那些將路易十六推向斷頭臺的舊敵。
用遺忘的做法來對待歷史的現象並不僅僅局限於歐洲。伊斯蘭化之前的阿拉伯人就有過諸如此類的嘗試。印第安人也有“埋葬幹戈”的說法（用於戰爭的武器不能隨意丟棄， 否則就很容易再次被人找到！）。1743年，易洛魁聯盟曾向弗吉尼亞州提議：“徹底掩埋雙方此前的交惡，好讓這段歷史不再為世人知曉，直至海枯石爛。”同時，此類事例在亞洲也有跡可循。
從我們今天所身處的時代來看，如果塞爾維亞族人能夠忘記，或者說至少不那麼清晰地記得科索沃戰役，以及隨之而來的奧斯曼帝國對他們的奴役，那麼在歐洲和世界範圍內將會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免遭塗炭。更不用說這一段更近於當下的回憶了—如果塞爾維亞族人能忘記20世紀發生在他們與克羅地亞人之間的恩怨糾葛，又會有多少人幸免於難呢？
所舉的此類事例已經夠多，我只在猶太人的歷史中尋得了反例，其中有一條出自《申命記》中所載的戒律，時至今日它仍被反復地強調。“你要謹慎，免得你忘記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的耶和華。”此外所遭受的苦難還有所犯下的罪過也須被銘記：“你要記念你們出埃及的時候，亞瑪力人在路上怎樣待你。”“你當記念不忘，你在曠野怎樣惹耶和華你的神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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