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馬佐夫兄弟(全2冊)（簡體書）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絕筆之作，是作家哲學思考的總結，對現代哲學和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後世西方眾多作家都將其奉為圭臬。本書根據一樁誤判的真實弑父案創作而成，描寫了一場發生在地主老卡拉馬佐夫與三個兒子、一個私生子間，因財產和情欲矛盾而釀成的悲劇：老卡拉馬佐夫貪財好色，與長子爭風吃醋；次子為愛，希望父兄決鬥；三子善良，但無力解決矛盾；私生子弑父嫁禍長子，後選擇自殺。小說的成功之處在於對人物及其心理深入、徹底的透視與描摹，通過一場錯綜複雜、震撼人心的家庭、道德和人性悲劇，揭示了俄國社會在資本主義衝擊下萌生的種種尖銳矛盾。

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19世紀俄國現實主義作家，與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並稱“俄國文學三巨頭”，曾因參加反農奴制活動而被流放。他擅長心理描寫，深刻揭示人們精神上的病態情緒。高爾基稱其表現力可媲美莎士比亞，魯迅稱其為“人類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別林斯基譽其為“俄羅斯文學的天才”。他的代表作有《罪與罰》《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白痴》等。其作品影響了20世紀的很多作家，如福克納、加繆、卡夫卡等。

譯者簡介：

徐振亞，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教授，上海翻譯家協會副會長。長期從事俄羅斯文學教學與研究工作，2006年獲俄羅斯高爾基文學獎。主要譯作有《卡拉馬佐夫兄弟》《羅亭》等。

馮增義，1954年、1959年分別畢業於哈爾濱外國語學院俄語研究生班和莫斯科大學語文系研究生部。華東師範大學外語系教授，長期從事俄羅斯文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主要譯作有《卡拉馬佐夫兄弟》《懺悔錄》《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信選》等。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迄今為止最壯麗的長篇小說。小說里關於宗教大法官的描寫是世界文學中的高峰之一，其價值之高是難以估量的。

——奧地利心理學家 弗洛伊德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一部偉大的、前所未有的小說，它立於為數不多的精湛小說之巔。

——英國作家 毛姆

我的目標就是《卡拉馬佐夫兄弟》。寫出這樣類似的作品即為巔峰。我在十四五歲時就讀過這本書，後來又重讀了四次。在我看來這是部完美的作品。

——日本作家 村上春樹

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1879-1880）是世界文學中的一部名著。它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於19世紀40年代中期登上俄國文壇，他的早期作品大都取材於小人物並以心理分析見長，如成名作《窮人》（1846）和中篇小說《同貌人》（1846）。 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和在集會上宣讀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信而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被判四年苦役、四年兵役。 5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從西伯利亞回到彼得堡。 60年代初俄國農奴制改革前後，他積極參與了當時的社會思想鬥爭並恢復了文學創作活動。這時，他已公開摒棄了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但仍然執著地探索著俄國前途、人類命運等問題。作家的這種探索充滿矛盾並在作品中有鮮明的體現。 60年代以及後來的主要作品有《死屋手記》（1860-1862）、《地下室手記》（1864），長篇哲理小說《罪與罰》（1866）、《白痴》（1868）、《群魔》（1871-1872）、《少年》（1876）等。 《卡拉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壓卷之作，充分體現了作家創作的思想和藝術的特點，在俄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都具有巨大影響。
《卡拉馬佐夫兄弟》描寫的是俄國外省的一個貴族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來打算以阿廖沙·卡拉馬佐夫為主人公寫兩部小說。第一部寫“他青春時代的一剎那”，是“十三年前發生的事”；第二部才寫“我們的時代，即我們目前的活動”，是主要部分。作家於1880年11月寫完第一部小說，即《卡拉馬佐夫兄弟》後不久便與世長辭了。雖然這只是作家構思中的兩部曲中的一部，但仍然不失為一部完整的藝術作品。
卡拉馬佐夫一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之為“偶合家庭”的典型。在俄國農奴制轉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貴族家庭原來的優雅的外觀逐漸喪失，聯結家庭的道德紐帶已不復存在。家庭成員之間互相不理解，各自追逐自己的目標，鉤心鬥角。這是處於瓦解過程中的貴族家庭。在描寫這類題材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他的同時代人謝德林不同。謝德林在長篇小說《戈洛夫廖夫老爺們》（1880）中，寫出了一個貴族家庭衰亡的全過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貴族地主的貪婪、自私、道德墮落、寄生腐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著力刻畫的是這個家庭成員各自的生活立場，他們對外部世界的態度和思考，通過他們之間的思想碰撞，探討各種思想立場對個人命運的影響，進而探討俄國的命運和人類的前途。這樣，思想就成了這部小說主要的藝術描繪對象。
貫穿在這部小說中的一個主要思想便是“上帝存在，靈魂永生”。在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創造的思想形象時，巴赫金指出：“這些思想是他在現實生活當中發現的、聽到的，有時是猜到的；也就是說這是已經存在或進入生活的富於力量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種天賦的才能，可以聽到自己時代的對話，或者說得確切些，是聽到作為一種偉大對話的自己的時代……”①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來不是無中生有，從來不是杜撰它們”②，甚至可以指出這些思想在現實中的“原型”。上帝是否存在，靈魂能否永生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無意為之苦惱了一輩子的問題”③。
在小說中作家沒有直接描寫這一思想產生的淵源，雖然讀者在作品中完全可以感受到產生這種思想的現實氛圍。這便是俄國農奴制改革後資本主義在各方面的滲透，金錢作用增長，道德淪喪，社會分化，人民貧困等。小說中的許多場面都反映了這樣的氛圍，例如：老卡拉馬佐夫從事各種經營，積累起十萬盧布的資產；德米特里向商人薩姆索諾夫、富農“獵狗”借錢（一個貴族向商人告貸在農奴制時代是不可思議的！）。霍赫拉科娃勸德米特里去找金礦，成為企業家；旅店老闆特里豐·鮑里瑟奇殘酷剝削農民；斯涅吉廖夫一家生活在貧困之中；兒童遭受著種種苦難；等等。總之，正像作家在手稿中指出的那樣：“……不能不意識到俄羅斯糟透了……”“世界走上了邪道……”④但所有這一切現像都化為了主人公的行為、經歷、感受，與思想共存在同一平面上，而這一思想卻朝著橫向拓展。一個有無上帝和靈魂能否永生的問題，竟然與人能否愛人，是否相信人的自由個性，會不會無視道德原則為所欲為，與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有什麼關係，對俄國的未來，甚至人類的未來構想有何影響等倫理道德、社會政治、哲學等問題聯繫了起來，幾乎囊括了19世紀六七十年代俄國的主要問題。作者在談到這部小說與現實的聯繫時，曾明確指出：“您把四個人物（指卡拉馬佐夫一家父子四人——筆者註）綜合起來，就會看到對俄國現實，對我們俄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描繪，雖然已經縮小了一千倍。”①
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作為藝術描繪對象的思想並不是以個別思想或以無人稱真理形式出現，而是與思想載體——人物結合。思想是他世界觀的核心，是他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原則，與他最隱秘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支配著他的個性。只有在思想中並通過思想看到人物，也只有在人物身上並通過人物看到思想。一個思想意味著一個人的完整的觀點和立場，也可以說表現出了整個人。 《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便是這種“思想的人”，無論是伊凡、德米特里，還是阿廖沙、佐西馬，甚至老卡拉馬佐夫，都生活在自己的思想領域，都有“偉大的卻沒有解決的思想”。但他們都不囿於自身，而是竭力向別人講述自己的思想，希望被人理解，聽到不同聲音，從其他立場的回答。一個“思想的人”的存在也就是對話，是不同意識之間的對話交流，思想就是在不同意識對話中上演的事件，只有在對話中才能迫使“思想的人”講出自己最隱秘的思想。對於作家來說，描繪思想也就是描繪處於對話中的“思想的人”和他們的事件。

《上冊》
作者的話
第一部
第一卷 一個家庭的歷史
一 費奧多爾·巴夫洛維奇·卡拉馬佐夫
二 打髮長子
三 第二次結婚以及第二個妻子生的兩個孩子
四 第三個兒子阿廖沙
五 長老們
第二卷 不合時宜的聚會
一 來到修道院
二 老丑角
三 虔誠的鄉下女人
四 信仰不堅的太太
五 必定如此，必定如此！
六 這種人活著有什麼用！
七 野心勃勃的神學校學生
八 爭吵
第三卷 好色之徒
一 在僕人房裡
二 麗薩維塔·斯梅爾佳夏婭
三 一顆火熱的心在懺悔（詩歌）
四 一顆火熱的心在懺悔（故事）
五 一顆火熱的心在懺悔（“腳跟朝上”）
六 斯梅爾佳科夫
七 爭論
八 喝白蘭地的時候
九 色鬼
十 兩個女人在一起
十一又一個喪失了名譽的人
第二部
第四卷 折磨
一 費拉蓬特神甫
二 在父親家裡
三 和小學生們相遇
四 在霍赫拉科娃家
五 客廳裡的折磨
六 小木屋裡的折磨
七 空氣清新的室外
第五卷 贊成與反對
一 婚約
二 斯梅爾佳科夫彈吉他
三 兄弟倆互相了解
四 叛逆
五 宗教大法官
六 暫時還很不清楚的一章
七 “跟聰明人談談也是有趣的
第六卷 俄羅斯教士
一 佐西馬長老和他的客人們
二 已故司祭佐西馬長老的生平（傳略），阿列克謝費奧多羅維奇·卡拉馬佐夫根據他的自述編寫
三 佐西馬長老談話和訓言摘錄

《下冊》
第三部
第七卷 阿廖沙
一 腐臭的氣味
二 那樣的時刻
三 一根蔥
四 加利利的伽拿
第八卷 米佳
一 庫茲馬·薩姆索諾夫
二“獵狗”
三 金礦
四 在黑暗中
五 突然的決定
六 我親自來了
七 無可爭議的舊戀人
八 夢囈
第九卷 預審
一 佩爾霍金交上官運
二 報警
三 靈魂磨難的歷程。第一次磨難
四 第二次磨難
五 第三次磨難
六 檢察官捉住了米佳
七 米佳的重大秘密
八 證人的證詞。嬰兒
九 米佳被帶走了
第四部
第十卷 男孩子們
一 科利亞·克拉索特金
二 孩子們
三 一個小學生
四 茹奇卡
五 在伊柳沙的病榻旁
六 早熟
七 伊柳沙
第十一卷 伊凡·費奧多羅維奇哥哥
一 在格魯申卡家裡
二 一條病腿
三 小魔鬼
四 頌歌和秘密

“我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這樣的：在古代，基督教最初的三個世紀裡，基督教僅僅是作為一種宗教而出現在世界上，而且也只是一種宗教而已。但是當異端的羅馬帝國想成為基督教國家的時候，必然出現這樣的情況：這個國家雖然成了基督教國家，但只是把教會包括在自身之內，在許多方面依然是異端的國家。其實，出現這種情況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羅馬作為一個國家，依然保留了許許多多異端的文明和智慧，甚至連國家的目的和基礎這些東西都保存下來了。而基督教會進入國家之後，當然不可能再從自己的基礎、從自己賴以存在的基石上後退半步，它必然要追求上帝已經明確提出並指明的那些目的：把整個世界——當然也包括那個古代的異端國家——變成教會。因此，作為未來的目的，並非像我所反駁的那位作者所說的那樣，應該由教會這個‘社會團體’或者‘人們為了宗教目的組成的聯盟’在國家中謀取一個位置，恰恰相反，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理所當然地要完全演變成教會，並且也只能成為教會，而不是別的，要放棄與教會相左的種種目的。這一切絲毫不會降低它的地位，不會剝奪它作為一個大國的榮譽，影響它的統治者的顯赫聲名，只會使它離開異端的邪路，走上唯一能引向永恆目的的光明大道。所以，《宗教社會法庭原理》一書的作者在探討並提出這些原理的時候，假如能把它們僅僅看作一種臨時的、對我們這個罪孽深重的尚未結束的時代來說必不可少的折中辦法，而沒有別的意思，那麼他的判斷是正確的。可是只要這些原理的製造者敢於宣稱他現在所提出的這些原理——其中有一部分剛才已被約瑟夫神甫列舉過了——是不可動搖的，合乎自然的，永恆不變的，那就是直接反對教會及其神聖的、永恆的、不可動搖的使命。這就是我那篇文章的全部內容。”
“簡而言之，”巴伊西神甫一字一頓地說，“根據其他一些在我們十九世紀闡述得已經十分清楚的理論，教會應該演變成國家，就像從低級形態上升為高級形態，讓位於科學、時代精神和文明，然後完全消失。如果它不情願或者抗拒，那隻能在國家中留給它一個小小的角落，而且還要加以監督——這種情況在當代的歐洲各國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根據俄國人的理解和希望，卻不是讓教會演變為國家，從低級形態上升為高級形態，恰恰相反，國家最終應該成為教會，而不是別的。將來必定如此，必定如此！”
“我得承認，現在您多少給我增添了一點兒勇氣。”米烏索夫冷冷一笑，兩條腿又替換了一下位置，“據我的理解，這也許是要實現某種無限遙遠的、基督第二次降生時才能實現的理想。反正怎麼說都行。這是一種再也沒有戰爭、沒有外交官、沒有銀行等等的極其美妙的烏托邦幻想。在某些方面甚至有點像社會主義。而我原來還以為這一切都是要認真實行的，譬如說，教會現在就要審理刑事案件，判處鞭刑和苦役，也許還有死刑。”
“假如現在只有一個宗教社會法庭，那麼教會也不會把人送去服苦役或者送上絞刑架。罪行以及對罪行的看法到時候無疑會發生變化，當然是漸漸地改變，不是突變，也不是現在馬上就變，但是速度相當快……”伊凡·費奧多羅維奇說，平靜得連眼睛也不眨一下。
“您是認真說的？”米烏索夫盯著他說。
“假如一切都變成了教會，那麼教會就會把犯了罪的人和不服從的人開除出去，而不是去砍他們的腦袋。”伊凡·費奧多羅維奇繼續說道，“我問您，被開除的人出路何在？要知道那時候他們不但應該像現在這樣遠離人群，而且要離開基督。他們犯罪不但意味著他們跟人類作對，而且也是跟基督教為敵。當然，嚴格說來，現在也是如此，但畢竟沒有明確宣布，因此現在的罪犯常常這樣自欺欺人：‘我偷了東西，但不是冒犯宗教，我不是基督的敵人。’現在的罪犯經常這樣安慰自己，但是教會一旦取代了國家，那時候他就很難這樣安慰自己了，除非他否定世間的整個宗教：‘大家都犯錯誤，大家都搞歪門邪道，大家都是假基督徒，只有我這個殺人兇手和竊賊才代表真正的基督徒。’這種話是很難說出口的，這需要特殊的條件，需要百年不遇的環境。現在請您從另外一個角度重新審視宗教本身對犯罪的看法：難道不應該拋棄現在那種近乎異端的觀點嗎？難道不應該改變如今通行的那種為了保護社會而機械地開除腐敗分子的做法，徹底地而不是虛偽地轉變成拯救人、復活人的觀念嗎？……”
“此話怎講？我又不明白了。”米烏索夫打斷說，“又是一種幻想，一種模糊的東西，而且無法理解。什麼叫開除？開除是什麼意思？我懷疑，伊凡·費奧多羅維奇，您簡直是在開玩笑。”
“實際上現在就是這樣。”長老突然說道，大家一下子把臉都轉向他，“假如現在沒有基督教會，那麼罪犯作惡就沒有任何阻攔，事後也不會對他進行懲罰。這裡指的懲罰是真正的懲罰，並非他們剛才所說的那種表面的、在多數情況下只能刺激心靈的懲罰，而是真正的懲罰，唯一有效、唯一令人生畏、使人安分、能喚醒良知的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