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簡體書）

《劇變》是一部恰逢其時的巨作。在個人與國家都對未來充滿迷茫，危機接踵而至的當下，普利策獎得主、《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賈雷德·戴蒙德再一次回歸歷史，嘗試解答危機應對這一關乎人類未來的重要命題。對個人而言，危機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成長軌跡，如處理不當，個人終其一生會生活在負面情緒中。對整個人類社會而言，危機可使一種文明沒落，使一個國家解體，使一個時代終結。但在戴蒙德看來，二者並無差異，國家甚至可以借鑒個人化解危機的邏輯框架以實現自救。就此，戴蒙德再一次跳脫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互設的知識壁壘，重建自然狀態與文明秩序相融的歷史敘事線索，巡禮7個案例國家的危機應對歷史。他以一位社會觀察者的自謙視角，從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進化生物學等多學科出發，給出了“危機應對12個步驟”：1． 直面危機2． 主動承擔責任3． 明確問題的邊界4． 尋求幫助5． 借鑒榜樣6． 自我力量/國家認同7． 誠實自我評估8． 應對危機的過往經驗9． 耐心10. 自身靈活性11. 核心價值觀12. 個人約束條件/國家地緣約束正如丘吉爾所言：“永遠不要浪費一場好危機。”危機與劇變總是結伴而行。戴蒙德的危機應對方案或許可以幫助人類重塑危機意識，畢竟在瞬息萬變的時代，個人、企業、國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都要不斷進行選擇性變革。你做好準備了嗎？這或許也是戴蒙德為我們設下的一個開放性思考題。

致我的中國讀者
序 言

第一部分 個人
第一章 個人危機

第二部分 國家：已經展現的危機
第二章 芬蘭與蘇聯之戰
第三章 現代日本的起源
第四章 全民的智利
第五章 印尼，一個新興國家的崛起
第六章 重建德意志
第七章 澳大利亞：我們是誰？

第三部分 國家與世界：醞釀中的危機

第八章 日本：前路何方
第九章 美國的未來——優勢與最大的問題
第十章 美國的未來——三大“其他”問題
第十一章 世界將去往何處

結語
致謝
圖片來源
拓展閱讀

序 言

椰林俱樂部的遺贈

兩個故事

大多數人在一生中都會經歷一場個人劇變或危機，有的人還不止經歷一場。有些危機可以通過我們自身的改變而化解，有些則不行。同樣地，國家也會遭遇危機，有些危機可通過國家自身的變革而順利解決，有些則不行。心理治療師積累了大量關於解決個人危機的案例和見聞，並試圖從中找尋規律。那麼，這些結論可否幫助我們找到化解國家危機之道？

在本書的開端，我打算通過講述自己經歷的兩個故事來解釋個人危機和國家危機。據說，孩子大概從4 歲開始記事，當然，有關特定事件的記憶能夠追溯到更早的時候，我就屬於這種情況。因為我最早的記憶是發生在我5 歲生日後不久的波士頓椰林俱樂部大火事件。儘管我沒有親歷這場大火，但我從做外科醫生的父親那裡聽到許多駭人的敘述，因而間接獲得了相關消息。

1942 年11 月 28 日，人潮湧動的波士頓椰林俱樂部突發一場大火。火情迅疾，俱樂部唯一的逃生出口卻被堵住。結果造成492 人在這場大火中喪生，還有數百人因窒息、吸入煙霧、被踩踏而受傷或被灼傷。（插圖0.1）波士頓的醫療系統一時難以負荷—需要治療的不僅有那些在大火中遭受身體傷害的人，而且包括那些心靈受到重創的人。其中有遇難者的親屬，他們因失去至親而悲痛欲絕，還有那些死裡逃生的人，他們眼睜睜地看著身邊的人被大火吞噬，自己在倖存的內疚中輾轉反側。十點一刻以前，人們一如往常地相約在椰林俱樂部，慶祝感恩節週末，觀看橄欖球比賽，或者擁抱休假歸家的軍人。時鐘敲響11 下，歡聲笑語戛然而止，只殘留冰冷的軀體，遇難者的親屬和倖存者的生活就此天翻地覆，他們預期的生活脫離了軌道。那些遇難者的親屬為親人死去自己卻活著而感到羞愧，他們失去了生命中舉足輕重的人。這場大火動搖了我們—僥倖逃過一劫的人，以及遠在火災現場外的波士頓居民（包括當時只有5 歲的我）對公正世界的信念。那些受到懲罰的人並非頑劣之輩，更不是惡人：他們只

是再普通不過的平凡人，無故喪生的平凡人。

有的倖存者和遇難者親屬終其一生被傷痛折磨。有少部分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大部分人在經歷最初幾周的極度痛苦後，開始逐漸進入一個緩慢的恢復階段，他們從最初的不願接受現實，到重新審視自己，嘗試重返正軌，然後發現自己的世界其實並沒有全然崩塌。許多在那場大火中失去配偶的人後來再婚了。不過，數十年後，即便恢復得最好的人，依舊是大火前後兩種新舊身份“馬賽克式”共存。在本書中，我們會多次使用“馬賽克”（mosaic）這個比喻，形容個人或國家內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艱難共存的狀況。

椰林俱樂部大火提供了一個關於個人危機的極端案例。我之所以稱其為極端，僅僅是因為這場災難同時降臨在多個人身上。事實上，這場災難中受害者的數量如此之多，以至引發了另一種危機，導致心理治療領域亟須找到新的解決路徑（我將在第一章談到）。我們當中的很多人在生活中會直接經歷危機，或者間接地體驗親人或朋友所經歷的危機。無論是只有一個受害者的危機，還是導致多達492 人喪生的椰林俱樂部大火事件，對於受害者而言，它們帶來的痛苦同樣沉重。

我們再舉一個國家危機的例子做比較。20 世紀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初，我旅居英國。當時，我和我的英國朋友都未全然意識到，這個國家正處在一場緩慢的危機之中。曾經的英國獨領風騷，科技水準領先世界，文化歷史源遠流長，令國人為之自豪。彼時，英國人仍沉湎於往日的榮光—坐擁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艦隊、數之不盡的財富，還有遼闊的帝國版圖。不幸的是，到20世紀50 年代，英國經濟開始走下坡路，版圖範圍逐漸縮減，國家實力式微，英國對自己在歐洲扮演的角色感到迷茫，並且必須面對長期存在的階層差異和驟然襲來的移民浪潮。1956—1961 年，這一昔日巨人迎來了緊要關頭：它解散了餘下的艦隊，經歷了首次種族暴亂，其在非洲的殖民地陸續獨立，蘇伊士運河危機更是揭露了一個屈辱的事實—英國已不再是那個可以為所欲為的世界強權了。我的英國朋友很努力地去理解這些事件，並試圖把它們解釋給我這個外國人聽。英國民眾和政治家關於自己國家身份和角色的討論在種種衝擊中愈演愈烈。

60 年之後的今天，英國成為新我和舊我共存的“馬賽克式”國家，它褪下了往日帝國的華服，換上了多元社會的新衣。英國通過高水準的福利制度和高質量的公立教育體系來縮小不同社會階層間的差異，但它曾享譽世界的海軍力量和經濟實力再未能恢復如初，在處理與歐洲其他地區的關係方面（“脫歐”事件）留下了不好的名聲。不過，英國始終是世界上最富裕的6 個國家之一，仍然在象徵性的君主制下實行議會民主制度，並且在科技領域名稱列世界前茅，還繼續使用英鎊而不是歐元作為國家貨幣。

這兩個故事呈現了本書的主題。個人、團隊、企業、國家，乃至世界都有面臨危機和壓力的時候。危機可能來自外部壓力，比如個人遭遇離婚、喪偶，或者是一國受到他國的威脅或攻擊。危機也可能來自內部壓力，比如個人身體不適，或國家內部出現紛爭戰亂。無論是應對來自外部還是內部的壓力，都需要選擇性地做出改變，對國家和個人來說都是如此。

這裡的關鍵字是“選擇性”。個人或國家不可能完全改變和拋棄過往的一切，這也不是他們所希望的。真正的挑戰在於，在危機中的個人或國家需要取捨，分清哪些部分運作良好，不需要改變，哪些部分不再可行，需要改變。在壓力之下，個人或國家必須直面自身的能力和價值。一方面，他們必須判斷出自身的哪些方面在面對新局面時仍然適用，從而將其保留。另一方面，他們也需要鼓足勇氣識別那些必須改變的方面。這就要求個人或國家找到符合自身能力和自身條件的應對危機的新方法。與此同時，他們要劃清界限，明確那些對其身份認同至關重要、絕不可以改變的元素。

以上就是個人危機和國家危機的相似之處，但我們也要意識到兩者之間的重大差別。

什麼是危機

我們應該如何定義一場“危機”？簡單來說，英文中的“crisis”（危機）一詞來自希臘語中的名詞“krisis”和動詞“krino”，它們有以下幾種解釋：“使分開”“做決定”“加以區分”“轉捩點”。因此，我們可以把危機看成一個緊要關頭、一個轉捩點。和“大多數”其他“時刻”相比，這一“時刻”前後的情況會“極其”不同。我之所以要強調“大多數”“時刻”“極其”這幾個詞，是因為有一個現實問題—要決定這一時刻應當有多麼短暫、前後情況的變化應當有多麼劇烈，以及和大部分其他時刻相比，這一時刻應當有多麼罕見才能被視為“危機”，而不僅僅是另一個小事件或循序漸進的自然演化過程。

轉捩點意味著挑戰。當以往的處理方法不再適用於應對新挑戰時，危機感會使我們產生壓力，這種壓力激勵我們去尋找新的解決方法。如果個人或國家找到了新的、更好的應對方法，我們就可以說這場危機被成功地化解了。不過，在本書第一章中，我們將會看到，其實成功化解危機和未能成功化解危機之間的界限並不明顯：成功可能僅僅是局部的或一時的，相同的問題可能會捲土重來。（例如，在1973 年，英國通過加入歐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來“解決”它在國際上的角色定位危機，但在 2017 年，出於同樣的目的，英國又以公投的方式離開歐盟。）

現在，我們來說一說實際問題：一個轉捩點要多短暫、多關鍵、多罕見，才能被稱為“危機”？在人的一生中，或在上千年的區域歷史長河中，有多少時刻應當被貼上“危機”的標籤？這些問題有不止一種答案，不同的答案為不同的目的服務。

其中一種極端的解釋把“危機”一詞界定為長間隔、極罕見的劇變：人的一生僅會發生幾次，國家更是幾百年才一見。舉個例子，根據這一定義，在一位古羅馬的歷史學家看來，在大約西元前 509 年羅馬共和國建立之後，古羅馬所經歷的能被稱得上“危機”的只有三次事件：首先是頭兩次布匿戰爭（西元前 264—前241 年及西元前218—前201 年），其次是古羅馬

從共和國時期進入帝國時期（約西元前 23 年），最後是日爾曼人入侵導致西羅馬帝國的覆亡（約476 年）。當然，這位歷史學家並不會就此認為其他發生在西元前509—西元476 年的事情都微不足道，他只是把“危機”一詞留給了最非同尋常的三件事。

另一種極端的解釋可見於我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同事大衛·裡格比與他的助手皮埃爾– 亞歷山大·巴蘭、讓·博西瑪曾共同發表的關於美國城市“技術危機”的出色研究報告。他們把“技術危機”定義為專利應用持續減少的時期，其中“持續”一詞被量化。根據這些定義，三位元學者發現，美國的城市平均每 12 年會經歷一場平均持續 4 年的技術危機，一個中等的美國城市每10 年當中有3 年處於這樣的技術危機階段。大衛等三人發現，這有助於理解一個與實際利益緊密相關的問題：為什麼有些美國城市能夠避免上述定義中所描述的技術危機，有些城市卻不能？不過，那位古羅馬的歷史學家可能會認為大衛等人的研究物件不過是一些暫時存在的小事，而大衛等人則會反對古羅馬歷史學家對長達985 年的古羅馬歷史譜系中的其他事件視而不見的行為。

我的觀點是：“危機”的定義可以隨著不同的發生頻率、不同的持續時間以及不同的影響範圍而變化。我們無論是研究罕見的大型危機，還是分析頻繁的小型危機，都能從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在這本書中，我採納了從幾十年到上百年的時間範疇。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在書中所論述的國家都經歷過“重大危機”。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沒有經歷過更頻繁出現的小轉折。

無論是個人危機還是國家危機，我們通常只關注單個的緊要關頭，比如妻子向丈夫提出離婚的那一刻，或者是（智利歷史上的）1973 年 9 月 11 日，也就是智利軍方推翻民主政府，智利總統自殺的那一天。有些危機的降臨確實毫無預兆。比如，發生在2004 年12 月26 日的印度洋海嘯，奪走了 20 萬人的生命。又比如，我正值盛年的表弟在駕車過程中不幸在鐵路道口與火車相撞，留下了他的妻子和4 個孩子。不過，大部分個人危機和國家危機都是多年裡漸進式變化累積的結果，就像上述的夫妻在離婚前就已長期存在婚姻問題，智利在遭遇政變前一直面臨政治和經濟難題。這樣的“危機”是對長期累積的壓力的一種突然的覺知或反應。澳大利亞前總理魏德倫就清楚地意識到這一本質（我們會在第七章談到）。1972 年12 月，他在短短 19 天內出臺了一個包含重大變革的旋風計畫，但他對此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這些改革只是“承認（澳大利亞）已然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