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下的魯迅：魯迅與左翼文人

這是一部研究魯迅與左翼文壇關系的著作。

是誰讓魯迅渴望相見又積怨尤深，筆墨相譏?又是誰罵魯迅「陰陽臉』使他怒髮沖冠，陳獨秀、郭沫若、葉靈鳳、向培良、楊?人……本書講述時代的孤獨者魯迅與左翼文壇的往事，作者以客觀公正的態度，用歷史的眼光，重新審視那個時代的筆墨官司。

房向東

曾任多屆中國魯迅研究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先後供職於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海峽文藝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單位編審；除七本魯迅研究專著外，另出版有散文隨筆集《釣雪集》《懷念狗》《醉眼看人》，以及短篇小說集《儒林內史》等。

序
何滿子
到明年，魯迅棄世將整整60年了。對於由他的乳汁哺養大的我們這一代，魯迅比無數活著的人更活著。對於那些敵視魯迅，或因為魯迅巨大的存在而對他們有所妨礙的人們，魯迅也仍然是他們驅趕不去的心病。魯迅去世以後，對魯迅的詆毀、中傷、曲解和居心叵測的陽尊而陰貶，即使不比他在世時更多，至少在手法上更為深曲，更所謂「皮裡陽秋」。比起那些直斥魯迅作品為「魯貨」的妄人來也更有蠱惑力，因而也更為陰毒。
如我們所熟知，在建國後的最初階段，蹧蹋魯迅主要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如在製造胡風、馮雪峰等人的冤案時，說什麼「魯迅看錯了人」，「魯迅被壞人所包圍」之類的讕言成為「一律」的輿論。接著是「四人幫」時期的把魯迅塑造成偶像，其目的，一面是將魯迅給真正的造神運動陪綁，把魯迅歪曲成造反英雄的守護神；一面將魯迅劈削成棍子，用以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武器。但不論前者和後者，都沒有能使魯迅和蹧蹋他的人一樣聲名狼藉。雖然如此，但從「左」的一面敗壞魯迅聲名的歷時頗久的活動仍然若干地給魯迅造成了損害。那主要的損害是，壞貨們在不明真相的群眾中造成了一個虛假的印象，即魯迅似乎和這些壞貨是同夥。
人們厭惡透了極「左」的那一套，同時人們也要求對歷史，特別是五四以來的文化運動進行反思；於是也要求重新認識過去那些與「左」的思潮沒有瓜葛的人物，乃至站在敵對方面的人物，重新評價。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歷史的反撥，為了嫌惡「左」，人們在感情上希望在極「左」思潮之外找尋抗衡人物，哪怕中間人物也好。這種逆反心理使林語堂、梁實秋、胡適，甚至漢奸周作人也成了研究的熱門人物。本來，對歷史人物進行再評價，對人物的功過是非重新做出理智的客觀的歷史估量，未嚐不是好事。五四以來文化上的著名人物大抵與魯迅有過關係；事實上，當時活躍在文化學術界人物也不可能不與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將魯迅有正面或負面、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研究他們時必須提到魯迅。尤其必須注意的是，由於以後成為極「左」路線的一些代表人物，是由當年與人民共命運的文化主流中的一翼蛻變而成的，魯迅當時正置身於主流之中；魯迅雖然也和本陣營的「左」的萌芽勢力相抗衡，做了許多艱苦的抵制（最具體地表現在《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順便說說，此文是瞭解魯迅思想人格和瞭解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人必須反覆認真閱讀的文獻）；但是，為了民族和人民解放運動的利益，魯迅不得不維護雖然夾有不純成份的但大方面一致的主流。為此，他必須譴責、批評、有時是規勸對主流起干擾作用的異己勢力，這在當時的形勢下是無可非議的。近年來的論客們卻常常在這些論戰上做文章，尋覓魯迅的「陰暗」面。事實上，這些曾被魯迅撻伐、諷刺或規誡過的人物，不論在以後的生涯中升沉如何，發生了何等樣的變化，在當時的情勢中，在魯迅所針對的問題上，都是該被指責和批判的，正義在魯迅的一方。只要是尊重歷史，不錯置時空，不懷偏見的人，都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而不是其他。
可是，由於挾著對「左」的一套的厭恨，當今有不少論客帶著一種逆反心理，一種給過去主流以外的人物「平反」的心態，對他們重新評價時，往往無視或故意抹煞時空和條件，佯作客觀超脫狀，在提到這些人物和魯迅的關係時，對他們當時所起的負面作用或置之不論，或曲予辯解，巧辭洗雪；甚至拿魯迅墊背以托高這些人物。這是近年來的一個新動向，是新一輪的對魯迅的貶抑和曲解。—其實，即使不論及魯迅，將魯迅的論敵抬高，就是假此形彼貶低魯迅。
論客們貶抑魯迅的動機當然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純然是自私的目的。比如，孤桐先生章士釗，舊民主革命時期和章太炎來往過，傾向大概不算壞；建國前夕是識時務之俊傑，且又和國家領導人有私誼，成了著名的上層統戰對象，晚節頗為光彩。但是在二○年代○初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當過總長，人稱「老虎總長」。不論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是十足加一的反動人物。由於他鎮壓女師大，對站在正義一方的魯迅萬分嫉妒，又兼魯迅戳穿了他們一夥的「國粹」假古董，便假權濟私撤去了魯迅的職務，作惡非止一端，都有歷史可按，醜跡昭著，人誰不知？可是孤桐先生的後人為了把尊人打扮成一貫正確，通體漂亮，竟撰文栽誣魯迅當年和他的鬥爭是「偏見」，說什麼章士釗主張「一生要與人為善，切莫加害他人」云云。那麼，錯誤竟全在魯迅，簡直滑稽之至。即使「三•一八慘案」的罪責可以推諉，難道鎮壓女師大，撤魯迅的職也叫「與人為善」？也叫「不加害他人」嗎？可笑！當然，這類曲解太幼稚了，沒有多少市場。
魯迅與舊禮教的衛道士「國粹派」之流戰，與北洋軍閥刺刀庇蔭下的「正人君子」陳源之輩戰，與誘勸學生進入研究室莫問國事的胡適之流戰，與國民黨御用文人如民族主義文學派戰，凡此種種，即使論客們想從雞蛋裡挑骨頭也沒有什麼文章可做。與創造社、太陽社以及三○年代「左」的暗流戰，也就是魯迅所說的要防備「同一陣營放來的冷箭」，迫使他在對敵作戰時也必須「橫著站」的那檔子事，也因為毛澤東說過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定了調，下面心懷嫌隙的諸君也只好限於在私下裡嘀嘀咕咕，或用旁敲側擊的小動作損害魯迅；而其對魯迅洩怨的方法，則是遷怒於與魯迅生前關係密切的戰友，如胡風、馮雪峰等人都被往死裡整。連類而及，如丁玲、聶紺弩、彭柏山等一批人也沒有好果子吃。這種對魯迅的怨恨在檯面上是擺不出來的，除了「實際解決」以外，不好在文字上做手腳，頂多只能拐彎抹角地嘁嘁喳喳一下，做不成正面文章。
事到如今，剩下的就是在海外的林語堂、梁實秋等人了。稍明事理的人都能判斷在當時的形勢和條件下，魯迅在和他們的論戰中居於正確的一方是不容置疑的；林、梁等人後來所走的道路，也證明他們與人民共和國不是同心同德。於是專就他們文學和學術上的若干成就做文章。以他們的成就證明魯迅當年在某些問題上對他們的不容為「偏狹」，使不熟悉歷史的新一代人在他們的誤導下難以辨明是非。這種以此形彼的手法有時是能若干地得售的。與之相類的是，近年來對漢奸周作人的近於狂熱的美化。研究周作人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怪的是，沒有一位論客肯正視這樣的重要事實：即自從由於周作人的挑釁而導致兄弟反目（這件事的本身就是周作人蓄意用捕風捉影的暖味來損害魯迅，以達到其背信棄義的卑劣目的的。說穿了十分卑瑣可笑，無非是他的日本女人想趕走魯迅，佔下魯迅購置的房產，並將贍養老太太的責任推給魯迅獨自承當，而這壞女人可以成為家庭主宰，自行其是，如此而已）。以後，周作人的文章，基本上是以傷害魯迅做為他的「終極關懷」的。周作人一貫處處標榜和魯迅走兩條路，對革命文學明諷暗嘲，他之最後終於當了漢奸，可謂事有必至。只是他會做文章，言偽而辯，說怪話也說得含蓄而有文采罷了。直到解放以後，所寫的《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中的人物》，即在靠賣魯迅吃飯時，仍在損害魯迅，惡毒地將現實主義的魯迅拉下來變成自然主義的魯迅。所有這些，聰明的論客們在宣揚周作人如何這好那好的「客觀」研究文字中，何嚐點明過一個字？善於抉發「文心」的評論家們對周作人「文心」的核心部分一點不感興趣，只是黏嘴抹舌地嘆賞他的智慧和境界，以此為「真賞」，真不知其玄機所在。
至於魯迅的文心，那真是清楚不過的。他一生都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戰鬥。為此，他必然要不妥協地站在殘民媚外的國民黨反動勢力及其幫兇幫閒們的對立面。如上所言，當時代表人民力量的主流並非是一塵不染，無可訾議的。在文藝方面，既有前蘇聯「拉普」的壞影響，又有當時史達林在政治上主張的「中間勢力最危險」的「左」的指導思想的危害，這種危害侵入文藝領域，由瞿秋白、馮雪峰等黨的代表播送和影響魯迅。按當時的理論水準，在當時的鬥爭形勢下，即使兩害相權取其輕，魯迅也只能選擇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力量的一方，維護其權威。直到「兩個口號」之爭，宗派主義的猖狂實在使魯迅不能容忍時，才有《致徐懋庸》那封有名的信所表示的和錯誤傾向不妥協的態度，堅持其獨立思考的勇邁精神。這是魯迅的深沉的痛苦，也顯示了他的發光的良心。而在這以前的一段時間裡，如對「第三種人」的爭論，都是為維護「左聯」的權威，即某種意義上的「遵命文學」。今天看來似乎不無可議之處，或可視為帶有宗派關門主義的偏頗。但這主要是由瞿秋白、馮雪峰等人為代表的當時成問題的路線影響所導致的。解放後馮雪峰曾著《黨給魯迅以力量》一書，如以當時的某些鬥爭來說，以瞿、馮為代表的影響實在是損害了魯迅的。當然，責任也不在瞿、馮，這是那時「國際」和上面的路線。在當時複雜的很不明朗的鬥爭環境中，魯迅也如他所說的看人要看其大節一樣，只能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勢力一方，配合其戰鬥，別無選擇。何況，「第三種人」確實也對進步文藝陣營進行干擾，對「左聯」冷嘲熱諷，態度並不友好；其中一些成員的社會性行動和文學傾向也確實有毛病，這些都在魯迅的批評中可以看到。再說，魯迅就他們的文學傾向進行批評，在正常的文學批評中也是應該的，只是人們習慣於將當時的文學論戰都當作政治鬥爭來看，問題的性質就沉重起來了。縱然如此，認真讀一下魯迅批評「第三種人」的文章，也可以發現和他對待國民黨御用文人的誅伐有所區別，並不採取勢不兩立的敵對態度，魯迅是掌握分寸的。至於文筆的辛辣，乃是其一貫的風格使然，魯迅批評同一陣營的戰友亦復如此。對老朋友，如數度分合，最後也並未徹底決裂的林語堂，魯迅的批評也是很不鬆和的，收於《且介亭雜文二集》中的《「題未定」草（二、三）》，反覆用以其人之文反治其人的辛辣尖刻可以為證，但究竟只是看問題的見解之爭，和對敵人的誅伐究竟不同。
魯迅熱烈地愛，也熱烈地恨，對於有害的事物，對國民性的痼疾，鞭韃固然不留情面；對於某些不良傾向，並非構成大患的，他也常義憤溢於言表，或因愛深而責重，如嚴父師之責子弟，其實出於對人生的愛心，但很多人以為未免太「偏激」。凡對陳腐的中國社會的死樣活氣的習俗有痛切感受的人，卻會覺得他「偏激」得可愛，覺得中國文化多麼需要魯迅式的反中庸、反鄉願的「偏激」呀！魯迅是人，當然也有缺點，如要吹毛求疵，有的是碴可找，但「偏激」絕非缺點，正是他的生命的華彩部分。
魯迅的「偏激」是對事不對人的。要傷著人，那是因事而傷人。比如，最近還有人因他批評梅蘭芳一事而嘖有煩言，呶呶不休。魯迅與梅蘭芳何怨何尤？他是評現象而及人。魯迅諷刺「男人扮女人的藝術」難道錯了嗎？這種扭曲人性的醜陋的傳統寶貝有什麼值得肯定？最近讀六月十七日的《光明日報》，刊有瀋陽市取締男扮女裝的模特兒表演的消息，試問這類惡劣的表演也取締錯了嗎？我們是否還應該稱頌男子留辮女子纏足呢？那些玩藝兒以前不也是被當時人嘖嘖稱美的嗎？這裡所涉及的是一個社會問題，美學問題，當然也是「國民性」的問題，豈僅是批判一個具體的對象而已！
當然，習慣於欣賞「男子扮女子的藝術」的人們是不喜歡這些逆耳之言的，他們習慣於這種「永恆的藝術」之美妙，不自覺自己的精神之被扭曲。天真地喊出皇帝是光屁股的孩子是討人嫌的，魯迅不也正是以人性之本然提示了這種「藝術」之扭曲人性嗎？而且，魯迅還不知趣地揭了底，揭出這種藝術「男人眼裡扮女人，女人眼裡男人扮」的欣賞者的心裡的隱祕呢！當然是無可饒恕的「偏激」、「不識相」和「可惡」了。
魯迅從來就為衛道的君子們所敵視，為屠伯們所痛恨，為「死的說教者」所嫉忿，為形形色色的幫兇幫閒們所疾首，為「蒙大旗做虎皮」的幫朋派友們所忌憚，也為講究「中庸之道」的「中正和平」的人們所不滿。而且正如魯迅所自陳，他的「壞處，是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偽自由書•前記》）分明是抨擊某一現象，因為所取的是標本，便被疑為專對私人，各就自己的瘡疤與圖像對號入座。不少讀者也往往只注意魯迅「罵」了某人，而不察魯迅指摘時弊的秉持公心。由於時間的距離，情況的隔閡，新一代的讀者更難以就彼時彼地彼事的具體情況判明是非，連就事論事也難以辦到；何況還有對魯迅的重重曲解，在給讀者以誤導呢？
誠然，有《魯迅全集》在，不存偏見的認真的讀者可以從中認識魯迅；從事魯迅和現代文學、現代中國研究的人，也有巨帙的《魯迅研究學術資料彙編》，搜集著與魯迅論戰過的幾乎全部文字，可供參比，藉這些文獻判明魯迅和論戰對手們的曲直所在。可是，這畢竟不是一般讀者所能細讀和泛覽的。房向東先生積數年之力，勾稽了魯迅和曾與之有過干涉的人物的資料，並廣採研究者的有關評論，寫成《魯迅與他「罵」過的人》一書，對當年的一場場公案做了集中的描述，分人成篇，頗似傳統的「學案」體的格式，扼述這些與魯迅有干涉過的人物的簡況和他們與魯迅的關係史，未曾與魯迅直接交往過的人也扼敘了對象的基本性狀，提供了魯迅之所以要「罵」的背景資料。對幾起重要的論戰，則扼要引錄了雙方論旨的原文。對論戰雙方的是非或做出自己的評價，或援引了研究者的見解。即使直敘事象，作者本人的傾向也鮮明地流露在客觀的敘述之中。對於理解魯迅，理解現代文學和文化史乃至理解現代中國，我想本書都是很有用的。
不管作者在書中對人物和事件的評價是否得當，乃至我自己也未必完全同意他的有些見解，但這些意見都是作者獨立做出，沒有懷著別的不光彩的目的去解讀魯迅，這一誠實的態度就值得肯定。作者盛情約我作序，故就平時對魯迅的一點想法寫出如上。魯迅至今還活著，並將隨著歷史永遠活下去，研究魯迅的工作也將永遠做下去。凡是認真而又誠實的研究者，必將獲得讀者的感佩，我相信本書及作者也是。
一九九五年六月於上海

（這是何滿子先生為本書初版做的序。本書原名《魯迅與他「罵」過的人》，經過修訂，新增二十萬字，現分為二書，分別是《「新月邊的魯迅」—魯迅與右翼文人》、《「太陽下的魯迅」——魯迅與左翼文人》，二書同時續用何序。）

目 錄
序（何滿子）...................................................2
引 言 ...................................................14
「過河拆橋」與「落井下石」--魯迅與陳獨秀......................24
壓稿風波·權威問題及太陽、月亮和夜--魯迅與高長虹..............44
庸俗、趣味、三閒及最前進--魯迅與成仿吾........................65
「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魯迅與郭沫若....................83
「陰陽臉」與「流氓畫家」--魯迅與葉靈鳳........................103
「假魯迅」·真革命--魯迅與潘漢年.............................. 115
雙腳踩著「革命」與「文學」這兩隻船--魯迅與張資平..............129
「革命小販」「無賴子」--魯迅與楊?人..........................135
「第三種人」--魯迅與杜衡......................................146
「左右開弓」的「自由人」--魯迅與胡秋原........................156
大學生「逃難」與「揭露」筆名--魯迅與周木齋....................161
「休斯風波」與「愛的哲學」--魯迅與傅東華......................173
《譯文》風波：「資本家及其幫閒們的原形」--魯迅與鄒韜奮........183

引 言
說起魯迅與左翼文壇的關係，我們就會想起「革命文學論戰」、「兩個口號的論戰」等，這些論戰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現代文學史已經有詳盡的論述。其實呢，論戰是由人挑起的，比如，說到「革命文學論戰」，就離不開魯迅與郭沫若、成仿吾這些人物的糾葛；說到「兩個口號的論戰」，也離不開魯迅與「四條漢子」等的恩怨。本書正是從「人」的角度，看魯迅與這些左翼文人的論戰甚至對罵的，盡量以客觀公正的態度，用歷史的眼光，重新審視這些筆墨官司。人物的糾紛，尤其是名人之間的糾紛，以及相關人物的命運，尤為讀者所關注。應該說，本書可以做為相關議題的補充，軟化了相關議題，多了可感性。
書名取《「太陽下的魯迅」——魯迅與左翼文人》。
魯迅視左翼文人為「同一營壘中人」。他正面與右翼文人陳西瀅、梁實秋之流戰，但卻需時時提防著「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魯迅多次在私人通信中談到他的這一感慨。應該說，這些通信或是直接或是間接地針對田漢等左翼文人的。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魯迅在致楊霽雲的信中說：「叭兒之類，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確是口是心非的所謂『戰友』，因為防不勝防。例如紹伯之流，我至今還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為了防後方，我就得橫站，不能正對敵人，而且瞻前顧後，格外費力。身體不好，倒是年齡關係，和他們不相干，不過我有時確也憤慨，覺得枉費許多氣力，用在正經事上，成績可以好得多。」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魯迅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說：「……最奇的是竟有同人而匿名加以攻擊者，子彈從背後來，真足令人悲憤……」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致蕭軍、蕭紅的信中，魯迅感慨：「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因此，倘受了傷，就得躲入森林，自己舐乾，紮好，給誰也不知道。我以為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沒有什麼灰心，大抵休息一會，就仍然站起來，然而好像終竟也有影響，不但顯於文章上，連自己也覺得近來還是『冷』的時候多了。」來自自己人的攻擊，魯迅是最為痛恨的。他在《給文學社信》中說：「給我以汙衊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並不為奇：慣了。但那是小報，是敵人。略具識見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學》是掛著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為什麼無端虛構事蹟，大加奚落，至於到這地步呢？莫非缺一個勢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學戲臺上跳舞一下，以給觀眾開心，且催嘔吐嗎？我自信還不至於是這樣的腳色，我還能夠從此跳下這可怕的戲臺。那時就無論怎樣誣辱嘲罵，彼此都沒有矛盾了。」後來提到此事時，他說：「寧可與敵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前面作戰，又要防著後面的子彈，魯迅是敵人的敵人，卻同時是「戰友」的異類。因腹背受敵，必須橫站。魯迅是一個獨然面對各種黑暗或灰色勢力、組織及宵小之輩的「戰士」，一個傲然獨立，卻是遍體鱗傷，過早地耗盡了體內的全部燃料，常四面受敵，不得不「橫站」著的「異類」。魯迅格外吃力，格外憤怒，格外絕望，魯迅是憤怒而又絕望的孤獨者。
讓魯迅「橫站」的田漢等左翼文人算是被魯迅「咬」住了。不過，應該說，魯迅對他並沒有「窮追猛打」，只是私下通信中說說。畢竟，魯迅還念及是「同一營壘」的。
其實，魯迅不只「橫站」在左右之間，也一直「橫站」在古今之間，中西之間，新舊之間，魯迅就是一個「橫站」著的「中間物」—魯迅「橫站」在無邊無際的曠野。
這正是我取這一書名的用意所在。
雖然歷史上有左翼和右翼之分，正如毛澤東所言，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但是，應該指出的是，所謂「左翼」和「右翼」，在概念上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第一，這是模糊的概念。什麼是左，什麼是右，其解析的空間非常之大，其彈性也非常之大。在國民黨做為執政黨，共產黨做為在野黨的三、四○年代，與共產黨站在一起的，肯定屬翼份子，比如郭沫若與周揚等，事實上，他們就是不曾公開身分的共產黨人；此外，那些不和一黨獨裁的國民黨政府合作的人，沒有在當時的體制內運作的人，比如早年的高長虹，還有魏建功、李小峰等人，似乎也應該屬於廣義的翼份子，至少是中間偏左的人物。
第二，這是相對的概念。一是相對於右，這很容易理解，沒有右翼的幫襯無以顯示左翼，反之，也成立；二是相對於當時特定的歷史，「左聯」時期的「左」的概念要嚴格許多，如胡喬木所言，「左聯」是半個黨，是黨的外圍組織。可是，到了「左聯」解散，「國防文學」提出，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左」的概念要相對寬泛一些。
第三，這是變化的概念。人是會變化的，魯迅生前就說過大意如此的話，極左是容易變成極右的。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張春橋，曾經是左翼文人，後來成為極左份子，成為「四人幫」的一員；楊邨人曾經「左」過，屬於「革命小販」一類，後來變節了；至於張資平，那更是應了魯迅所言，走向「極右」—成了漢奸了。
還要指出的是，做為文人的所謂左翼與右翼，雖然有程度不同的政治因素，但文人終究是文人，不是政治家，所以更多的是文化概念，主要是指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而不是政治上的左翼陣營與右翼陣營，不是政治概念。本書的「左翼」取的也正是文化的概念。
總之，希望讀者把本書的「左翼」當作寬泛的概念，把本書看作是魯迅與左翼文人是是非非問題的文化讀本，而不要認為是對相關人物的政治評判。
除了此書中大多一目了然的左翼文人，還有若干不好下判斷者，或者說屬於中間偏左人物吧，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們在為新中國工作著，我將其做為「附錄一」收在書中。
有一些人物，與魯迅有一些小糾葛，展開來寫，沒有太多內容，但如果不涉及，又顯得不夠「齊全」，比如魯迅與茅盾、馮乃超等，我選擇簡單介紹，文字雖少，像是讀書小品，畢竟留下一鱗半爪，也有可讀性，做為「附錄二」。
此外，本書所設議題，都是多多少少與魯迅有過論戰或糾葛的，其他的左翼文人，比如瞿秋白、胡風、馮雪峰、蕭軍、丁玲等，他們或是魯迅的知己，或是魯迅的追隨者，他們與魯迅的友誼為世人所熟知，基本上沒有什麼可評判的，本書不再涉及。

 

「過河拆橋」與「落井下石」
——魯迅與陳獨秀
魯迅與陳獨秀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巨人，雖然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相互欣賞，相互支持，但應該說實際的往來非常之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談魯迅與陳獨秀的文章甚少。說魯迅與陳獨秀的友誼嗎，因為眾所周知的陳獨秀的原因，顯然是不合適的；說魯迅與陳獨秀的論戰嗎，除了私下言談，又實在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論戰。據此，我深刻認識到，有的歷史話題只有到了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一定的時間段，才有可能發酵。
對魯迅與陳獨秀關係問題妄加非議的，當屬李敖的魯迅「過河拆橋」與「落井下石」說。這些倒是牽涉到了魯迅與陳獨秀關係的方方面面。因此，我就從李敖的胡言亂語說起吧！
早年，讀過牧惠先生編選的《千秋評論》，與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及龍應台的《野火集》一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甚至以為，臺灣的這幾個男女，有魯迅遺風，是魯迅的傳人。應該實話實說，《千秋評論》以後，我就再也沒有接觸過李敖的作品。二○○五年六月至二○○六年八月，李敖在鳳凰臺他的名牌欄目「李敖有話說」（我以下所引李敖言論均出自於此）突然糾纏上了魯迅，對魯迅再三發難，信口雌黃。此後，還把他的胡言亂語編輯成了名著，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了，廣為流佈。
一
在陳獨秀問題上，李敖要把魯迅描述成一個過河拆橋、落井下石的人。
先說過河拆橋。在李敖眼裡，陳獨秀似乎有恩於魯迅，魯迅是陳獨秀一手「提拔」起來的，他說：「當時魯迅這些人都是陳獨秀提拔起來的，或者幫忙大家一起共事，一起竄起來的。」
陳獨秀辦了《新青年》，先是透過錢玄同催促魯迅寫文章，後來陳獨秀自己也催促魯迅寫文章，陳和魯的關係，就是這麼簡單的關係。編輯需要稿件，向認為合適的作者組稿，如果作者答應了，應該說是作者對刊物和編輯的支持，哪裡有什麼提拔不提拔的問題？當年，魯迅們給《新青年》寫稿，甚至沒有一分錢的稿費，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只能說是魯迅對《新青年》和陳獨秀給予了支持。況且，後來魯迅也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他們屬於同仁雜誌的同仁，僅此而已。
倘說陳獨秀當了總書記，提拔魯迅當了宣傳部長，還勉強算得上「提拔」。不過，嚴格說來，也不是的，那時的共產黨處在非法的在野的地位，假如陳獨秀讓魯迅當了宣傳部長，也只是共同奮鬥的同志，不存在提拔不提拔的問題，因為他們沒有什麼私利可言，沒有像今天這樣有這個待遇那個待遇，還有若干特權；當年，他們一不小心就可能把自己折騰進了監獄，甚至送命。
什麼是提拔？當下的某些行政首長，任用自己的祕書到要害部門或油水多的部門工作，其作用力都來自上面，又「提」又「拔」，這才叫名符其實的「提拔」。總之，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與陳獨秀幾無關係，絕對不是陳獨秀「提拔」的結果，陳獨秀也無恩於魯迅，他們只是編輯與作者的關係，是編輯同仁的關係，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兩個並行的巨人。既是如此，何言過河拆橋之類？！李敖後一句說的，「或者幫忙大家一起共事，一起竄起來的」，這還有點像人話，與事實相對接近。
李敖這個所謂的文章高手，在一句話裡，前後兩層意思不能互相支持，甚至是矛盾的。
二
再來看所謂的落井下石。李敖說：「陳獨秀當年是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就是文學院院長，他後來做了中國共產黨的創辦人，可是因為政治路線不同，最後中國共產黨把他開除，他也坐了牢。可是坐牢的時候，被一個人落井下石，人家坐牢你怎麼可以落井下石呢？那個人是誰啊？不是別人，就是魯迅。」
魯迅怎麼對陳獨秀落井下石了，魯迅當年下的「石頭」在哪裡？魯迅又有什麼必要對陳獨秀落井下石呢？李敖接著說：
今天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這些紀錄裡面，大家都知道陳獨秀是有功勞的，大家也談到說是胡適、魯迅，他們都是有功勞的，可是大家不要忘記，在陳獨秀被國民黨抓起來的時候，魯迅不但不能像胡適這樣子去救陳獨秀，反倒用他一貫的諷刺跟清涼話來諷刺陳獨秀。我們在濮清泉的這篇文章《我所知道的陳獨秀》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啊，他說魯迅在《新青年》上面，他是一名戰將，但不是主將，我們歡迎他寫稿，這是那個陳獨秀的口氣，可是陳獨秀入獄以後，魯迅曾以何干之的筆名，在《申報》自由談上面，罵陳獨秀是《紅樓夢》中的焦大，焦大因為罵了主子王熙鳳而落得吃馬屎，陳獨秀創辦了中國共產黨，他在為黨受苦受難的時候，坐牢的時候，被國民黨打壓的時候，魯迅居然這個樣子的對待陳獨秀，大家不覺得魯迅這個人的所謂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這個風骨，有點問題嗎？
我們先來說說「諷刺跟清涼話來諷刺陳獨秀」以及「陳獨秀是焦大」的問題。李敖提到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⑴這篇長文，牽涉到魯迅的有這樣一段話：
我問陳獨秀，是不是因為魯迅罵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貶低他呢？ ( 陳入獄後，魯迅曾以何干之的筆名在《申報•自由談》上，罵陳是《紅樓夢》中的焦大，焦大因罵了主子王
熙鳳，落得吃馬屎。) 他說，我絕不是這樣小氣的人，他若罵得對，那是應該的，若罵得不對，只好任他去罵，我一生挨人罵者多矣，我從沒有計較過。我絕不會反罵他是妙玉，魯迅自己也說，謾罵絕不是戰鬥，我很欽佩他這句話，毀譽一個人，不是當代就能做出定論的，要看天下後世評論如何，還要看大眾的看法如何。總之，我對魯迅是相當欽佩的，我認他為畏友，他的文字之鋒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們說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說他的文章勝大刀。他晚年放棄文學，從事政論，不能說不是一個損失，我是期待他有偉大作品問世的，我希望我這個期待不會落空。
這雖非陳獨秀的原話，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中，紀錄下了很多陳獨秀的談話，他說：「陳講給我的話，大體都還記得，復述出來，可以保證其精神大意不走原樣，但求一字不差，乃不可能之事，為慎重起見，他的講話，一般都不用引號。」這樣看來，其真實性的程度還是比較高的，上述引文基本上能代表陳獨秀的觀點。
既是如此，我們就要查查魯迅署名「何干之」的這篇《言論自由的界限》的文章，看看魯迅怎麼說。文章不長，照錄如下：

看《紅樓夢》，覺得賈府上是言論頗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著酒醉，從主子罵起，直到別的一切奴才，說只有兩個石獅子乾淨。結果怎樣呢？結果是主子深惡，奴才痛嫉，給他塞了一嘴馬糞。
其實是，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要弄
不下去罷了。然而得到的報酬是馬糞。所以這焦大，實在是賈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會有一篇《離騷》之類。
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的境遇。他們引經據典，對於黨國有了
一點微詞，雖然引的大抵是英國經典，但何嚐有絲毫不利於黨國的惡意，不過說：「老爺，人家的衣服多麼乾淨，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髒，應該洗它一洗」罷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國報同聲致討，連《新月》雜誌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學士的團體，這時就也來了一大堆引據三民主義，辨明心跡的「離騷經」。現在好了，吐出馬糞，換塞甜頭，有的顧問，有的教授，有的祕書，有的大學院長，言論自由，《新月》也滿是所謂「為文藝的文藝」了。
這就是文人學士究竟比不識字的奴才聰明，黨國究竟比賈府高明，現在究竟比乾隆時
候光明：三明主義。
然而竟還有人在嚷著要求言論自由。世界上沒有這許多甜頭，我想，該是明白的吧，
這誤解，大約是在沒有悟到現在的言論自由，只以能夠表示主人的寬宏大度的說些「老爺，您的衣服……」為限，而還想說開去。
這是斷乎不行的。前一種，是和《新月》受難時代不同，現在好像已有的了，這《自
由談》也就是一個證據，雖然有時還有幾位拿著馬糞，前來探頭探腦的英雄。至於想說開去，那就足以破壞言論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現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論自由的明令，也千萬大意不得。這我是親眼見過好幾回的，非「賣老」也，不自覺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鑑焉。
我們通讀全文，找不到「陳獨秀」三個字。這篇文章是針對誰的呢，魯迅已經寫得明明白白，「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的境遇」。《魯迅全集》的注釋是這樣寫的：「新月社以一些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核心的文學和政治團體，約於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員有胡適、徐志摩、陳源、梁實秋、羅隆基等。該社曾以詩社名義於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報副刊》出過《詩刊》（週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創辦新月書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綜合性的《新月》月刊。一九二九年他們曾在《新月》上發表談人權等問題的文章，引證英、美各國法規，提出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意見，意在向蔣介石獻策邀寵。但文章發表後，國民黨報刊紛紛著文攻擊，說他們『言論實屬反動』，國民黨中央議決由教育部對胡適加以『警誡』，《新月》月刊曾遭扣留。他們繼而變換手段，研讀『國民黨的經典』，著文引據『黨義』以辨明心跡，終於得到蔣介石的賞識。」「邀寵」之類，寫得不夠委婉，似與事實也有距離，然胡適等是在體制內運作，是希望蔣介石一黨獨裁的政府好，這一點，與焦大希望賈府好是一致的。魯迅文章中活的焦大是誰，話說得很明白，一般不會有歧義。
陳獨秀的這段談話，是濮清泉引出的，或者說是他提示的結果。我甚至懷疑，濮清泉並沒有看到魯迅的原文，陳獨秀也沒有看到原文，他們只是聽了耳食之言，以訛傳訛，如果他們看了原文，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嗎？陳獨秀會把胡適的帽子戴到自己的頭上？甘當焦大？
魯迅罵焦大，事實上已經為自己定位了，即，他是體制外的人物，不會做焦大這樣的事，換言之，他是不會與當權者合作的。與統治者「不合作」是魯迅一貫的態度。至於「新月派」文人那種對國民黨當局所寄存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和與虎謀皮的天真，也表明他們把自己定位在體制內。魯迅說過，「新月派」「看似硬其實軟」，正是點中要害。比如胡適罵國民政府，陳獨秀也罵國民政府，雖然他們都不提倡暴力，胡適容忍了一黨獨裁，當時只希望有個「好人政府」，罵成了座上賓；陳獨秀成立反對黨，鼓吹政府不等於國家，鼓動政權更迭，罵成了階下囚。誰硬誰軟？不言自明。以胡適為首的「新月派」人士是依附在政府身上，力爭做一個「諍友」的角色，即魯迅說的：老爺，您的衣服髒了，你看人家柯林頓穿得多乾淨！他們要當現政權的「諍友」，僅此而已。想法好像不錯，但你如果面對的是一個壞政府，你「諍」而人家不「納」，依然故我怎麼辦？那就只能紙上談兵，繼續對「民主」和「自由」進行學術研究了。
捎帶一句，陳獨秀說魯迅是「妙玉」，在我看來，這也不是罵，也有傳神之妙。我想，這主要是考慮到魯迅有潔癖這一點與妙玉近？不過，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我估計，魯迅不會像妙玉那樣輕視劉姥姥。妙玉有點矯情並還出世，魯迅則有天然之野性，為人行文野趣盎然；魯迅是入世的，雖然這個「世」讓他極不滿意，雖然他很想躲進他的「一統」樓。
當然，魯迅的文章中沒有出現「陳獨秀」三個字，也不能證明《言論自由的界限》絕對與陳獨秀無關。細讀魯迅原文，我覺得這一段有可能——也僅僅是有可能——暗指陳獨秀：
然而竟還有人在嚷著要求言論自由。世界上沒有這許多甜頭，我想，該是明白的吧，這誤解，大約是在沒有悟到現在的言論自由，只以能夠表示主人的寬宏大度的說些「老爺，您的衣服……」為限，而還想說開去。
《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寫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此前，國民黨政府曾兩次開庭審訊陳獨秀。據《國聞週報》記者《陳獨秀開審記》⑵一文記載，陳獨秀在第一次庭審回答問題時確實談到了言論自由問題：
問：何以要打倒國民政府？
答：這是事實，不否認。至於理由，可以分三點，簡單說明之：（一）現在國民黨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無發言權，即黨員恐亦無發言權，不合民主政治原則。
對庭審的情況，當時有不少報紙快速詳細報導，魯迅應該是較為關注，對情況相當瞭解的。他所說的「還有人在嚷著要求言論自由」是不是由此而發呢？如果這裡的「還有人」指的是陳獨秀。那麼，魯迅為什麼不同意其要求自由言論的觀點呢？
從魯迅原文可以看出，魯迅對新月社諸君子和後面「還有人」的態度是明顯不同的，對前者使用的是嘲諷的口氣，對後者則要溫和得多。他認為前者是小罵大幫忙，對後者則是認為不應該對當時的言論自由抱有希望：
要知道現在雖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說開去，是連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
有了言論自由的明令，也千萬大意不得。這我是親眼見過好幾回的，非「賣老」也，不自覺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鑑焉。
「還有人」如果指的是陳獨秀的話，他不過是提醒老朋友，以其閱歷之豐富，早該看出政府的獨裁實質，要認清殘酷的現實，不要對政府的言論自由抱任何希望，存任何幻想，與一黨獨裁的專制政府談自由，無異於與虎謀皮。魯迅是善意的，充其量是批評，還稱不上罵，也沒有將其比作焦大的意思。
從魯迅文章的事實出發，哪怕可能暗指了陳獨秀，可是，這是如李敖所說的「落井下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