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南苗族基督徒與國家（1900-1960）

這是一本探討中國西南苗族皈信基督教的專書，論述中國西南苗族在時局的影響下如何在基督徒、中華國族與苗族之間的身份認同中求取平衡與進行轉換。這個議題牽涉到信徒如何藉由宗教在今世尋求成功與在來世尋求千禧年的永恆盼望。而這樣的企求又可視為是苗族追尋現代化的過程，所以本書也將這段歷史置於「現代性」（modernity）探討之中。這個身份尋覓的過程，就算到了當代依然可見，在今日中國西南苗族的社群中，基督教依然發揮著或多或少的影響力。正如曾在中國西南傳教多年的英國傳教士王樹德所言，基督教在中國西南地區的傳播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故事，就像一塊石頭丟入了湖心，激起了層層的漣漪，至今仍然餘波蕩漾。

胡其瑞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現任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負責執行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書、照片與文物的數位典藏工作。在博士求學階段以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宗教、歷史與文化為研究核心，主要關注基督宗教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容受與轉變。在取得博士學位後隨即進入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開始嘗試運用數位人文研究工具與平臺檢視過往的研究並開展新的研究領域，但仍一本初衷地運用淺顯易懂的文字，透過報紙或網路平臺向社會大眾介紹令人既陌生又熟悉的中國西南少數民族。

序

感謝神！這本書是由我的博士論文〈中國西南苗族的基督新教與現代性(1900-1960)〉改寫而成，探討的是中國西南苗族在與政權的互動下，如何游移在苗族、中華國族與基督徒之間的認同轉變。多年以前，在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的博士班入學口試試場中，蔡彥仁老師看著我的研究計劃問了我一個問題：「你說要研究苗族基督教，你說的是哪一種基督教？」關於這個問題我一直沒有很好的答案，但是當本書完成之後，我大概知道該怎麼回答多年前的這個問題了。對於一個基督徒而言，基督教就只有一個，也就是《聖經‧以弗所書》四章中所說「一主、一信、一洗、一神」的「正統基督教」；但若對一個宗教研究者而言，基督教又可再分為「天主教」、「東正教」以及宗教改革之後的「基督新教」。然而，所謂的「基督教」其實往往隨著信徒各自的體會、歷史記憶、族群背景，乃至於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所說的「習性」(habitus) 而有不同的詮釋，也許自使徒保羅開始到在中國西南山坳間的少數民族基督徒，他們所信仰的基督教其實都是不盡相同的。

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基督徒經歷的是一場國民化與民族化的過程，也是一場追求現代化與信仰本色化的轉變。有趣的是，在傳統的研究中總把這些過程當作是信仰世俗化的開端，就像彼得‧柏格(Peter Berger) 的世俗化理論說的中國西南苗一樣，宗教信仰將漸漸走向消亡。但是，從「美國例外論」、「宗教市場經濟理論」，以及本書所關注的中國少數民族身上可以看出，宗教不但沒有隨著追求現代化而消亡，就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是方興未艾。

在這本書中我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宗教帶給信徒的，是在『今生』的成功還是在『來世』的永恆盼望？」本書前半部，苗民試圖藉由成為基督徒、在教會學校中讀書識字、追求現代化，並透過參與政治的方式寄望改變族群地位，可以說是一種為「今生的成功」所做出的努力，而這些努力也確實獲得了一些成果。諸如：石門坎教會成為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苗文的創制讓族群有了自己的文字，一些苗族的教會菁英也在政治場域上嶄露頭角。

但是，大量經由教會學校培育出來的小知識份子，他們卻面臨到「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窘境，僧多粥少的職缺與族群地位的不平等讓他們在投注了大量的時間求學後，卻沒有辦法在外面的世界有所發揮，回到家鄉卻又沒有足夠的位子。看到苗族知識份子楊漢先的回憶，我才知道原來「畢業即失業」這個感嘆不是當代才有的，早在20 世紀上半葉的西南苗族社會中就已然出現這個問題。創立石門坎教會的柏格理(Samuel Pollard) 牧師曾說：「讓他們受教育以後，卻仍然把他們留在目前極端貧窮狀態中，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這個觀察最終也發生在這群小知識份子的身上。然而，卻也有一群苗族基督徒，在本書的後半部中成為了「千禧年王國」與「彌賽亞主義」式的信徒，開始追尋「來世的永恆盼望」。

但是所謂的基督信仰，卻揉雜了歷史記憶中的遷徙故事、苗王傳說，以及與他族之間不愉快的過去。在本書的最後，這些「基督徒們」在政權的壓力下爆發了一次又一次的群眾事件，而這些事件當中我們雖然看到許多帶有基督教元素的符碼出現在謠言中，但謠言裡卻也充斥著許多符合族群傳統的非基督教元素。顯然，在本書中所提到的「基督教」在歷史的進程中曾經融合了許多的思想，成為一個「各自表述」的信仰。

或許是經歷了過去這段風風雨雨的信仰歷程，當代的中國西南苗族基督徒非常強調他們信仰的「純正性」，這種情況就像《聖經》中以色列人從被擄到歸回一樣。特別是我親自前往的貴州西北葛布教會及其所屬支堂，即便生活困苦艱難，但是教牧教務同工仍然努力想要回到黨居仁(James R. Adam) 牧師時期的榮景而兢兢業業地持守教會事工。這本書論述的區域是以貴州西北為核心然後擴及川南與滇西，這裡的族群多為苗族與彝族，而苗族中又以「大花苗族」（Ahmao，阿卯）為多數。貴州一直以來就以「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的順口溜著稱；而我的田野地則是有著「威赫納，去不得」之稱的赫章縣。與沿海地區蓬勃發展的基督教相比，這裡的資源雖然相對而言是匱乏的，但是他們對信仰的持守與認真的態度，我想只要親身經歷過的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會為之動容。之所以會開啟貴州西北少數民族教會的研究，始自2009 年四川成都的一個小茶館。透過王明珂院士的介紹，我和西南民族大學的秦和平教授見了面，他告訴我赫章縣的少數民族基督教還是一個可以發展的題目。在累積了幾年的資料耙梳與紙上談兵之後，我在黔西北基督教必讀經典―《窄門前的石門坎》作者張坦老師的引薦下來到了葛布教會，這本書就是這樣開始的。

我的博士論文有兩位指導教授：王明珂院士與李玉珍教授。2005 年我自軍中退伍，隨即進入史語所擔任王老師的助理，這段期間來來去去，或擔任獎助，或約聘助理，都在王老師的照顧之下，讓我們一家生活無虞，也謝謝王老師的引導與支持，讓我一頭掉進西南少數民族的璀璨世界裡。玉珍老師總是關心我們一家的生活點滴，並時時提醒我讀書求學和陪伴家人兩者不可偏廢，她總是叨念：「孩子的成長只有一次。」我也總將這句話放在心上。當我將本書初稿呈請兩位老師過目並請為拙著賜序時，他們都是一口答應。凡此總總，令我永遠銘記在心。我的口試委員，蔡彥仁教授、郭承天教授、黃宣衛教
授、魏捷茲教授，以及多次在論文寫作上給予我建議的林美玫教授，謝謝諸位教授的指點，讓我的論文可以更加聚焦也更加精鍊，使轉寫成為專書時結構上也更加嚴謹。其實第一次去葛布時，我連赫章在哪裡？怎麼去？我都沒有把握。王老師特地幫我找了大陸的朋友請託現任西南民大的張中奎教授陪我走了一趟黔西北，感謝張教授的一路陪伴；
本書兩幀葛布教會新堂的照片就是多年以後張教授重回葛布教會時拍給我看並同意我使用的，特此誌謝。

貴陽的張輝先生交友廣闊，透過他我結識了許多對此議題學有專精的學者專家，使研究的起步相當順利。葛布教會的張洪德組長、王紹才先生都是在田野中照顧我最多的報導人。從他們身上我不但獲悉了葛布教會的發展歷史，他們的一言一行也成為我在信仰上的榜樣。同時，兩位報導人一位是大花苗，一位是彝族，剛好帶給我兩個有趣對比的族群觀點。澳洲雪梨的 Colman（陳偉雄），按輩份我得尊稱為陳叔，因為Colman 的協助，讓我能夠進入墨爾本神學院圖書館，蒐集到許多珍貴的內地會傳教史料，也將是擴充未來研究不可或缺的寶貴素材。Pamela（陳太太）學識淵博，對拙博論給予的肯定，是我改寫出版很大的動力。作為本研究的先行者，張坦老師也是本書許多一手史料的提供者，在那個基督教研究仍為險學」的年代裡，張坦老師確實開了風氣之先。

在論文撰寫過程當中，我先後獲得幾個單位的補助與支持，對於一個有著稚齡孩子要養的博士生而言是極為寶貴的，包括「行政院陸委會中華發展基金」(201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門博士生獎助」(2014)、「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201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培育」(2015)、以及「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助」(2015) 等，感謝各位評審委員對本研究的肯定與鼓勵。

同時，本書的部分篇章也曾先後在不同的場合與期刊中發表過，包括〈基督新教循道會與中國內地會在黔西北苗族地區傳教工作之比較〉1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少數民族藏品的來歷與蒐藏意義試析〉兩文部分內容成為本書的第一章與第二章的背景介紹；〈內地會教育事工在當代中國的再現―以貴州赫章縣葛布教會聖經學校為例〉與〈「今生的驕傲」或「來世的權能」？近代中國西南苗族基督徒的困惑與抉擇〉是本書第三章的骨幹；第四章則由〈從民族到國族―國民政府與貴州西北基督教會教育主權的衝突與合作〉 擴充而成；發表於《新史學》的〈1950 年代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與苗族的「天啟末世」運動－以鬧升天、搬家與皇帝事件為例〉改寫成本書第六章；〈本色化運動下西南少數民族教會的靈恩運動(1920-1960)〉則橋接了從「今生」到「來世」轉變的第五章。感謝每篇審查人對拙文的建議與指正，使本書得以順利並有系統地擴增與整併。

在論文完成之後，很榮幸能夠被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接受出版，非常感謝中原大學吳昶興教授的推薦以及宜霖小姐暨編輯同仁們的協助；本書的初稿完成於我在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的時候，在項潔主任的引導下，把我帶入了數位人文的領域，也開啟了本研究下一階段可以進行的新方向與可以嘗試的新方法。

從論文到成書是一段艱辛的過程，感謝我的父母，胡象賢先生與黃潔卿女士，即使取得學位後可能跟楊漢先一樣面臨「畢業即失業」的窘境，但他們仍舊能夠體諒並全力支持；家姐其華，肩負起照顧家父母的責任，讓我可以放心追求學位與謀職。從論文寫作到專書出版，中研院民族所何翠萍教授、淑莉學姐、晨揚兄，近史所的康豹教授、耀煌學長，廈門大學張先清教授、交通大學連瑞枝教授，以及鵬慧學姐、Tommaso 都在各方面給予拙著許多的支持、提點與啟發；同時我也要感謝葉韋君博士與戴妙如小姐從專業編輯的角度給予初稿許多寶貴的修改建議。

總序／vi
王序／xi
李序／xv
自序與謝詞／xix
導論／1

第一章／從邊疆民族到中華國民／25
第一節／自然生態與族群分布／25
第二節／國家權力進入川滇黔邊區／36
第三節／民族化與國民化過程／68

第二章／從蚩尤後裔到基督選民／91
第一節／西南苗族傳統與基督教的會遇／91
第二節／從衝突到融合／116
第三節／苗族族皈依基督信仰的動因／145

第三章／從知識沙漠到最高文化區／161
第一節／教會學校的發展／161
第二節／教會學校與土著民族社會的轉變／187

第四章／從政治邊緣到國防要地／199
第一節／國民政府對西南地區的經略／199
第二節／本地知識份子政治參與／228
第三節／石門坎五年運動與政教關係的轉變／240

第五章／從洋教到本色宗教／263
第一節／苗族文字的創制與民族歷史的建立／263
第二節／土著民族教會的本色化運動與自立運動／285
第三節／宗教本色化與靈恩運動／302

第六章／從靈恩的信仰到千禧年的追尋／321
第一節／千禧年運動與苗族教會的鬧升天／321
第二節／鬧搬家事件及其原因／336
第三節／鬧皇帝與彌賽亞主義／351
第四節／苗民群眾運動中的天啟末世元素／363

結語／389
參考文獻／405

這是一本探討中國西南苗族皈信基督教的專書。本書的基督教以基督新教為主，而基督教在西南地區的傳播，又因清末
民初貴州西北地區大批苗族信徒的皈依而成為研究重點。這個區域剛好位於貴州、四川與雲南三省的交界處，以往的研究常常稱呼這個區域是「川滇黔邊區」。明確地說，本書所謂的川滇黔邊區應該包括了當代貴州省赫章與威寧兩縣、部分四川省南部，以及雲南東北部。以自然地理來說，是川南的凉山以南與貴州和雲南間的烏蒙山兩側區域。「中國西南」是一個帶有多種意涵的名詞。司馬遷的《史記‧西南夷列傳》為後人定義了一個位於中原王朝西南方的區域；而在這塊區域上居住的人就成為司馬遷筆下「西南夷」―一個帶有貶抑意味的稱呼。錯綜複雜的高山、縱谷、丘陵與平原，形成了多元的資源型態以及複雜的族群分布。

在這塊土地上，散居著多個非漢民族，其中，又以彝族（舊稱儸儸） 與苗族為主要的聚居族群。由於資源的競爭與土地持有狀況的差異，讓上述兩族群曾被明顯區分為持有土地的儸儸地主以及苗族佃戶與奴隸。自清末以來，數個基督教的差會團體陸續派遣傳教士們來到這裡，將基督教的「福音」，帶給了這塊土地上的少數民族，並且獲得他們的熱烈迴響，在川滇黔交界的少數民族中形成了大規模的改信基督教運動。在本書中，我探討中國西南苗族在時局的影響下如何在基督徒、中華國族與苗族之間的身份認同中求取平衡與進行轉換。時間的斷限始自 1905 年基督教傳入貴州西北的威寧
與赫章兩地，終於 1960 年前中共建政初期多次以苗族為首的群眾運動。這個議題牽涉到信徒如何藉由宗教在今世尋求成功

與在來世尋求千禧年的永恆盼望，又因這樣的企求可以視為是苗族追尋現代化的過程，所以我也將這段歷史置於「現代性」(modernity) 探討之中。從信徒的角度來看，一個宗教帶給信徒的，是「今生」的功成名就還是「來世」的更美家鄉？這個問題一直是個大問號。對信徒而言來世的盼望是重要的，但若是可能，今世的成功最好還是一併加添給我。而所謂今世的成功，是否又可不僅止於個人物質上的富足，而是能翻轉一個族群在國族中的地位？但若今世成功的目標達不到的時候，信徒又會以怎麼樣的心態來對待自己的信仰？傳教者又會怎麼樣修正自己所傳講的信念？正如基督宗教《聖經》裡的〈啟示錄〉(Revelation) 雖然為信徒帶來了末日將至的「即臨感」(sense of immediacy)，但當末日遲遲未到，傳教者對於「中繼階段」的無限延長勢必要提出一個合理的說明，方能說服信眾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本書要討論的中國西南地區的苗族當中。值得關注的是，大部分基督徒會因中繼階段無限延長而使得他們的末世觀從寄望來
生轉而重視今世，致使宗教走上制度化；而本書主要關注的苗族，卻是將今世轉向了來生，在整個宗教發展史上是一個獨特的現象。傳統對於少數民族改信基督教的研究，多半將觀點歸因於基督教天啟末世思想(apocalypticism) 為他們帶來了盼望，使他們在社會或政治機制強大的壓力下獲得救贖，成為受壓迫者心理投射的極端產物，此即許多人類學研究中所稱的「拜貨教」(Cargo Cult)5。

許多論者也用這樣的觀點詮釋清末民初的漢人社會中未出現大規模信教的原因。然而，這樣的詮釋其實忽略了信仰族群的主體性，僅重視外在環境對人心理所造成的結果。從社會背景來看，清末民初的中國，正處於政治與社會變動極大的時代。在思想上，知識份子為求國家強盛，格外重視民族團結與國族概念，國族認同的口號喧囂塵上，也希望將「團結」
與「進步」的思想帶給邊疆少數民族。與此同時，來華的外籍傳教士也在「將福音傳遍地極」的使命感號召下進入中國的邊疆地區，希望能將「福音」帶給邊疆民族。而作為相對弱勢的邊疆民族，他們也期待能有機會走出山坳進入城市，脫離以往被歧視與奴役的身份，進入現代化社會並與其他族群平起平坐。

對於邊疆民族而言，傳教士所帶給他們的是一種進步的想像，讓他們相信藉由教育能夠改變自身的處境。所以我們可
以說，西南少數民族接受基督教的過程是追求現代化的一種策略，但由於國家正逢外力入侵，邊疆民族的國家與國族認同成為國防安全的隱憂；當國家試圖對邊疆民族傳達國族認同與國家意識時卻發現，外國的傳教士早已在此地建立了為數眾多且影響深遠的教會與學校，使其原本就模糊的中國認同更加游移。因之，當國家的力量開始與傳教士、邊疆民族碰撞的時候，這段歷史值得我們進一步的觀察。必須注意的是，傳統的研究常將少數民族視為一個整體，認為少數民族只有一種聲音、一種認同。但即使是少數民族，

也因為不同的自然生態、物質條件與歷史記憶，對國家、宗教、與我族各有其不同的立場；甚至是同一個族群，也可以分成數個不同立場的次群體，使得近代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基督教的發展，充滿了多元性。基於這樣的多元性，我希望將本書的視角不僅僅只關注於中國西南地區的苗族，而是將苗族基督徒放在西南地區複雜的族群關係，甚至是整個中國基督教發展的脈絡下觀察。因之，在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大環境之下，西南的苗族基督徒與中國基督教有何關連性？產生什麼相似的反應？又在什麼樣的因素下發展出屬於苗族基督徒的特殊性？而又是什麼動力影響了他們信仰的轉變？這便是本書想要探討的重點。

在「民族化與國民化」浪潮下，邊疆民族如何看待我族與中華國族的關係？在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indigenization) 運
動中，他們又如何走上本民族的自養、自傳與自立道路？在普世靈恩運動的風潮下，他們又顯現出什麼樣貌的靈恩化信仰？而這些思潮所創造出來的基督信仰，又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回應傳教士、國家、甚至是他們自己的歷史記憶？傳教士的到來，似乎讓苗民看到能夠使他們在今世得到富足與成功的曙光，但最終其實並未如其所願。這樣的失落感，可能反饋成為一種離教的動力，也可能使他們轉而寄望一個更美好的永恆。而這種寄望達於永恆的想像，又可以是消極等待基督與新天新地的降臨，但也極有可能爆發出彌賽亞領袖式的暴力衝突。

造成苗族走到這一步的原因，是來自基督信仰的教導，還是發自族群內部的歷史記憶，或者，其實兩者兼而有之？這當中所牽涉到的，包括了政治權力的延伸、地方菁英的反思，甚至是族群認同下歷史記憶與宗教信仰彼此間的容受與轉變。就像在中國西南傳教多年的英國傳教士王樹德所言，基督教在中國西南地區的傳播是一個「沒有盡頭的故事」，就像一塊石頭丟入了湖心，激起了層層的漣漪，即使到了今日，基督信仰也還在西南地區不斷地發揮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