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不服從：以失序設計打開生活想像

失序才能帶來都市活力！
社會學大師理查•桑內特──都市設計實踐指南

╲╲╲社會學X都市規畫╲╲╲　
顛覆城市的僵化生活

◆特別收錄帕布羅．森德拉──臺灣版前言
◆榮獲2020英國《衛報》最佳書籍

2008年起，西班牙經歷經濟衰退最嚴重的數年。政府財政、文化資源受限之際，在地表演藝術團體聯手建築師，反而為當地僵化的都市規畫創造出截然不同、以「失序設計」為概念的新型態文化基礎設施──塞維利亞半邊陲空地上的馬戲學校。前期他們先架設了馬戲團帳篷，以及稱為「 蜘蛛」的特製組合貨櫃；兩種設施皆為自建且採用再生素材。其他團體也陸續加入合作，在同一片土地上進行新的建設：執行視聽計畫的攝影實驗室、開放式教室、綠色廊道。豐富多樣的文化場合和活動在此地應運而生。

由於不斷有新建物、元素納入組合，加上持續歡迎新的團體加入其中，被稱為帳篷（La Carpa）的這個空間，展現了過往都市基礎設施從未有過、充滿彈性且具自然成長的能力。

當代都市規畫常以「區分功能」與「同質化人口」的概念打造城市，促使城市發展成一個個規矩、服從限定功能的空間，進而扼殺其他有機的使用可能。以此論點回顧、反思「帳篷」的例子：城市作為多數人口居住與活動的空間，是否能藉設計失序型態的基礎設施，協助城市展現彈性，掙脫既定秩序，持續進化、變形，以回應更多使用者的需求？

《城市不服從》由著名的社會學家理查‧桑內特，以及建築師暨學者帕布羅．森德拉共同撰寫。以桑內特於1970年的著作《失序之用》（ The Uses of Disorder）為基礎，開展討論。

全書分為三部。第一部縱觀了1970年迄今，城市規畫的發展與限制，以理想的公民社會為標的，藉運作「開放城市」的探討，桑內特試圖釐清，當代城市如何透過「失序基礎設施」的介入，被改造成多元、可變，獲得隨使用者需求自行進化的成長能力。

第二部中，森德拉闡述自己將「失序設計」執行於實務的心得，透過建築設計的五個執行方式，提出改造城市基礎設施的實驗／作與流程，並列舉案例對照。第三部則收錄兩位作者對談，分析「失序設計」之於現代社會的涵義與發展方向。

臺灣人口稠密，而其中多數集中居於都市，讓城市空間與基礎設施能自我成長茁壯，以廣納更多生活需求，成為當下都市規畫重要課題。《城市不服從》促使我們展開全新思考：如何以失序設計協助都市自然進化，對應各種居住需求，毋須服從既定秩序，邁向更臻成熟的開放城市。

●臺灣知名學者聯合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王志弘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李清志 實踐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康旻杰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曾憲嫻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副教授
黃偉茹 國立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副教授
黃舒楣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龔書章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教授

「混亂既蘊藏危機，也激發活力。正視混亂，可以啟動都市設計新思維。」──王志弘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這本書背後是跨越近半世紀的年輕對話、兩位空間規劃設計專業者難得誠摯地反省專業，嘗試不成為抹滅創造力、開放性和多樣性的幫兇，在看似失序混亂嚷嚷之處，打開學習之窗。」──黃舒楣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Richard Sennett／理查‧桑內特
社會學家。黑格爾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主持聯合國城市發展與設計委員會。啟發者之一是漢娜‧鄂蘭。《城市不服從》書內的論述基礎，立基於其第一本著作《失序之用（ The Uses of Disorder）》。

Pablo Sendra／帕布羅．森德拉
倫敦大學學院巴特萊特規劃學院，規劃與城市設計學系講師。他將學術生涯的知識實踐於城市設計。他是城市設計實踐 Lugadero 與 Civicwise 的聯合創始人。

【自序】
臺灣版前言
帕布羅．森德拉

我們身陷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 emergency）。從二〇二〇到二〇二一年的這場大疫（Covid-19），正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典型危機；而這個世紀也早已出現過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危機。
疫情證明了一件事：城市、其中的制度以及居民和社區其實具有應對危機的能力，只要改變優先目標、生活習慣並與他人團結一心採取行動。疫情也證明了，我們的城市所面臨的諸多問題與挑戰──例如社會和環境不平等──在危機時刻會更為惡化，因此我們必須要為面對將來的緊急狀況做更充分的準備。這些挑戰以及解決的方式，和我們當前面臨的環境危機相當類似。若要針對氣候緊急狀態做足準備，我們也需要改善城市中的社會和環境不平等問題、住宅負擔能力與體面住屋的權利、我們在城市中移動的方式、在公共空間優先重視人而非車，以及理解並提升城市中社會基礎設施的價值。
面對氣候變遷問題，首先要從戰勝社會和環境不平等開始。在Covid-19引發健康危機期間，儘管白領勞工可以重新調整工作環境，並且安全地在家遠端工作，藍領勞工卻只能面臨失業，或繼續通勤到工作地點，以至於接觸病毒的風險大增。這類不平等也出現在住家規模與使用戶外空間的機會等層面，影響深遠的不平等問題隨處可見。享有大自然與乾淨空氣等資源，以及與這些因子相關的心理與生理健康狀況，也都突顯了不平等的問題。這些不平等在在證明了，在職場附近有理想的住家環境是一項基本權利，必須要受到制度保障，而本書《城市不服從》提出的自治開放式制度可以確保資源平均分配，也確保沒有人會被棄之不顧，就是一種解決之道。
在移動性方面，疫情證明了在城市中，數百萬人每天花費約兩小時以機動交通工具通勤，不論是使用私人或公共交通工具，都已經不再是符合環境永續標準的做法。像倫敦這樣具備高效率大眾運輸系統的地方，地下鐵仍舊在尖峰時刻擠得水泄不通，上百萬市民賴以維持其通勤工作。當前需要的策略不該只限於提升大眾運輸的效率，而是應該向市民推廣居住在鄰近工作場所的地方，改以步行或騎自行車上班。對於在倫敦市中心就業的服務業勞工或體力勞動者而言，不可能負擔得起附近區域的房價，這表示降低通勤人數──進而降低碳排放量──的關鍵策略之一，就是為所有人提供可負擔的住所，讓人人都可以住得更接近工作地點。
這時就必須談到健康危機帶來的另一項重要啟示，同時也和應對氣候緊急狀態密切相關：在城市中使用機動車輛已經過時，街道必須重新回到以行人為主的狀態。在疫情之前，巴塞隆納率先實施﹁超級街區﹂，亦即大幅減少分配給汽車的空間，並且拓寬公共空間，以供民眾聚會、遊玩並在城市中漫步。四年前，這類措施被視為有爭議，但疫情卻證明了降低車用空間和優先為民眾提供公共空間，是再自然不過的設計，尤其是考量到氣候緊急狀態的情況下。許多城市和區域在疫情期間都群起效尤，將車道改造成遊戲街道，讓居民可以進行非正式的聚會。
另一個相關議題是，疫情也證明了，提供綠化和開放空間讓民眾可以在戶外安全活動的重要性。隨著像倫敦這樣的國際城市出現稠密化的現象，綠化空間、開放的公共空間以及一般的聚會空間都明顯減少。由於居住地點不同，民眾接觸到綠化空間和大自然的機會也有差異，這也是和疫情相關的另一項不平等問題。城市中滲透性表面減少，會導致淹水問題變頻繁，因為城市在消除綠化空間的同時，應對淹水的能力也會下降。
在這個事事皆以經濟價值衡量的世界，Covid-19引爆的健康危機反而突顯出空間、建築、組織和團體的社會價值有多重要，人們因此有機會也更有意願相聚、交流和相互關心。 在本書中，我們討論到穩固的社會基礎設施（包括建築和組織層面 ）有其影響力，可以促進社交和照護關係。我們在書中提到的社會基礎建設實例是格蘭佛（Granville）社區廚房，這個社交型態的廚房在疫情之前，幾乎每個週五都會在位於倫敦西北區南基爾本住宅區（South Kilburn Estate）社區大樓供應晚餐，任何人只要到場就可以領取。這樣的週五晚餐是為了讓居民有空間可以聚在一起，並且與鄰居同樂，除了可以領取免費的健康食物，來自不同社經背景的居民也因此有空間與彼此交流。在疫情期間，格蘭佛社區廚房轉型為食物援助基礎設施，每週遞送食物包裹給數百個家庭，也讓家庭可以從社區中心領取包裹，後來這成為該地社區不可或缺的服務，尤其是對那些較高風險且在家防疫的居民來說。此外，居民還會運用領取食物包裹的通知，把握每週與鄰居閒話家常的機會，畢竟當時是無法與人面對面交流的時期。這正證明了這類組織和其所使用的建築，價值不在於經濟層面，而是他們打造了社會基礎設施。疫情期間，世界各地有許多其他的互助平台應運而生，呼應了本書的討論到的部分內容，也就是提供社福需要從兩個層面著手：由國家提供基本的服務，並確保沒有人被棄之不顧；而穩固且緊密連結的公民社會則要發展出互助網，提供另外一層的社福。很類似地，全世界都有互助團體成立以應對氣候災害如水患，或是氣候變遷引發的長期影響，例如乾旱或其他危機。為了克服即將來臨的挑戰，並且實現環境福祉與環境正義，我們需要一套重視全民環境的制度，並確保最弱勢的一群人不會遭到忽視，同時也需要公民社會組織，來對民眾和其生活環境提供照顧。

前言
帕布羅．森德拉與理查．桑內特

現代城市正被僵化與過度功能限制的型態壓得喘不過氣，這類生硬環境束縛住大眾的行動自由，壓抑著非常規的社會關係，繼而也箝制了城市成長的力量。在書裡我們提出能夠取而代之的方案：以無限定型態的城市規畫、提升生活品質的設計來解套，破除既有的僵化。
從現今的曼哈頓天際線為例，舉目皆是這座城市被過度限制功能的證據。位於空中鐵道（High Line）北端的哈德遜城市廣場（Hudson Yards），顯現出受商業力量驅動的城市主義；紐約、倫敦等大城也都因為這種城市主義澈底蛻變。哈德遜城市廣場集豪華公寓和出租空間、飯店、辦公室、餐廳與頂級品牌購物中心於一身。中央是名為容器（Vessel）的雕塑風格階梯井，設計宗旨的考量來自為商業行銷打造打卡景點，無關實用。廣場南區銜接到 棚（Shed）的區域，是座可變形的巨大建築，預計作為多用途藝術場館，供大型表演使用。
如此大規模的發展，卻無法協助促進一般市民組織地方活動，這個功能固定的建築終將無法再進化，只有衰落一途。
相對的，位於哈德遜城市廣場東側邊界的時裝區（Garment District）則是充滿活力又多元的社區，各式商家林立；有相較近期才遷入的韓國移民，也有歷史久遠的移民社區，勞工、中產階級的住家比鄰，學校和教堂座落其中。像這樣複雜，通常吵鬧又缺乏秩序的社區，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卻有辦法不斷進化、繁榮發展。
我們希望能藉《城市不服從》，明確闡述如何設計出這類型的社區；換言之，什麼樣的基本型態、什麼樣的城市DNA，能讓一個區域像時裝區般自我成長茁壯。
本書是以作者之一，理查．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的著作為基礎。《失序之用》（The Uses of Disorder）一書於一九七〇年出版，桑內特於書中指出，時裝區之所以能有「多種類型的生活彼此交織」，原因就在於這些屬於下曼哈頓中城的各自區隔，都沒有足夠力量畫分出明顯界線。同時書中也提出警告，「不虞匱乏」的居住狀態──建立起各式邊界，或是消除與周遭人群共享資源的需求──正在將多元的生命力自城市抹殺。《失序之用》警示財富和權力集中可能會對城市造成影響，哈德遜城市廣場便是典型例子。這個城市廣場象徵著紐約市已經蛻變成由房地產推動的城市。如果《失序之用》指出現代主義的發展等同施加秩序，正在抹殺城市的生命力；那麼全球化房地產產業便是施加秩序類型的主要力量。
活力又開放的城市並非自然出現。僵化的都市環境不允許隨興狀況發生，這些地方完全不可能產出隨興活動、社交互動，因此，為失序進行規畫有其必要。建築師帕布羅．森德拉讀畢《失序之用》，決定探索什麼樣的都市介入措施設計，才能促成適當類型的失序，用以誘發未經規畫的活動，並提供能根據居民行動變化的開放都市設施──成為本書中解決那些難以發生隨興活動、社交互動之空間所提出的都市設計實驗。《城市不服從》的主要概念，並非為已存在隨興和社交狀態的空間提出設計策略，而是探討哪些都市設計必須被擾動，才有可能反轉過於僵化的環境。
建築師帕布羅．森德拉和社會學家理查．桑內特於《城市不服從》聯手合作，重新檢視《失序之用》裡「無秩序、不穩定、直接社交生活」的概念，並轉化成應用於實務的都市設計實驗。第一部中，理查．桑內特回顧當初受啟發寫作《失序之用》的脈絡，以及這本著作之於現代的意義。繼而桑內特進一步說明他的開放城市（Open City）提案，這套做法有助於解除規矩環境的僵化。本書的第二部，帕布羅．森德拉則會提出一些都市設計實驗／作，這些實驗足以瓦解過度有秩序的都市環境，並鼓勵公共空間被自由運用，促進社交互動。森德拉的提案絕非一套規範性的守則，而是針對設計提出建議，包括如何在尺度上更開放，實務上也更顧及集體。第三部則收錄帕布羅．森德拉和理查．桑內特的對談討論，由編輯里歐．賀利思（Leo Hollis）主持，反思《失序之用》在當代的涵義。

臺灣版前言

前言

PART I. CIVIL SOCIETY
第一部　失序狀態與公民社會
　第一章―隱形城市中的政治
　第二章―開放型態的城市

PART II. INFRASTRUCTURES FOR DISORDER
第二部　設計「失序基礎設施」
　第三章―從草稿到計畫
　第四章―地面之下
　第五章―地面之上
　第六章―斷面層次的失序
　第七章―流程與流動

PART III. UNMAKING AND MAKING
第三部　何為都市？何為規畫？─解構與建構
　對談

謝辭

註解、引用

【內文試閱】
第二章　開放型態的城市

封閉系統與脆性（Brittle）城市
引人嚮往的城市應該整潔又安全，具備高效率的公共服務，有熱絡的經濟作為支柱，可以提供文化上的刺激，並且盡力弭平社會中種族、階級和文化族群之間的分歧。然而我們生活的城市並非如此。
城市之所以無法滿足上述的種種條件，原因包括政府政策、難以修正的社會弊病，以及超出地方控制權的經濟力量。就這些角度來看，每一座城市都不是自身的主人。儘管如此，對於理解城市樣貌為何，我們還是有很大誤差，而且問題嚴重。想像出理想城市比以往更加困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都市規畫必須嚴守法規與官僚制度，例如相比於一八七〇年巴黎的法規書，一九六〇年已厚上不少。這情況其實弔詭。
當代規畫師有齊全的科技工具，從照明、造橋、隧道工程，一直到建材等，全都超出百年前都市學者的想像。我們如今所能運用的資源比過去還要多，卻無法以更具創造力的方式運用。
這種弔詭情況可以回溯至一個嚴重錯誤─城市遭過度限定的視覺型態與社交功能。技術原本該讓各種實驗成真，最後卻淪為權力體系用於確保秩序和控制權的工具；我們受制於僵化印象和一絲不苟的描述方法，對都市的想像變得毫無生命力。一個世紀之後的現代，我們擁有更先進的技術能力，正是解放城市的時機；我們必須把城市的開放（開放城市）想像成容許實驗、接納非正規事物的空間。
眾人漸漸對城市缺乏想像的端倪， 其實從一九二〇年代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在巴黎實施的瓦贊計畫 （Plan Voisin）就可以看出。柯比意的構想是將一大片具有歷史意義的巴黎中心地帶，改造成外觀統一的X形建築；街道平面上的公共生活將澈底消失；每一座建築的用途都會經由單一主計畫協調指派。
瓦贊計畫澈底杜絕街道上不受管理的曖昧生活型態，取而代之的是，孤立狀態的居民在高樓層生活和工作，等同凍結了整座城市。這種垂直式反烏托邦實驗後來經由多種形式變成現實，從芝加哥到莫斯科等城市的公共住宅皆受到瓦贊計畫方法影響，讓這些住家反而變得比較像容納窮人的倉庫。柯比意企圖摧毀充滿生命力的街道生活，而隨中產階級興起的市郊成長正好實現了他的想法─取代綜合商業大街的單一功能購物中心、門禁森嚴的社區、自畫成獨立區塊的學校和醫院。
過度限定造成的後果就是變成脆弱易毀的脆性城市─就現今建築而言， 用途一旦轉變，建築會直接被摧毀而非改造；目前英國新建公共住宅的平均壽命是四十年，紐約新建摩天大樓的平均壽命是三十五年。脆性城市看似具有某種開放性，總有新建設能取代舊建設，但這種轉變其實有害。在美國，一般人會逃離衰敗的郊區，而不是重複投資同一個地區；英國及歐洲大陸的狀況也和美國一樣，「更新」內城的貧民區，通常指的是把原本生活在當地的居民趕出去。都市環境中，「成長」是更為複雜的現象，不該只求取代原本存在的一切；成長需要過去與現在的對話，而重點在於進化不是抹除。
這項原則不僅能套用在社會層面，也可以套用於建築層面。社區內的連結不可能只靠規畫師的大筆一揮而就，連結需要時間培養。當今打造城市的方式──區分功能、同質化人口，透過分區與規範意義先發制人──無法提供時間和空間讓社區進化，這兩項卻是城市成長的必備條件。
脆性城市其實是社會大規模以封閉系統運作所引發的症狀，「均衡、整合」是這類社會型態的重要特徵。
以均衡為導向的封閉系統，源於前凱因斯時代的市場運作理論，主張有一種底線會讓收入和支出維持平衡。運用至國家規畫的層次，資訊回饋循環和內部市場的目的，是確保計畫不會「過度投入」，也不會「讓資源被吸入黑洞」──近期美國在改革醫療服務使用的就是這類語言。都市規畫師討論運輸基礎設施資源該如何分配時，應該也對這些說法不陌生。把一項任務做好最大的限制，就是擔心會忽略其他任務，封閉系統中必須同時兼顧每個層面的一部分。
其次，封閉系統的目的就是要完成整合。理想情況裡，系統每個部分都能在整體設計中適得其所；這種理想所造成的後果就是「排除」，吐出與其他部分衝突或方向迥異的特出經驗。「無法被整合」就是沒有價值。都市環境規畫透過強調脈絡以實踐壓迫式整合，「脈絡」是個文雅但強大的詞彙，可以用來散布懷疑，壓迫任何不一致的事物，確保沒有任何突兀、違規或挑戰。
強調整合等於抗拒實驗； 如電腦界的代表發明家約翰． 希利． 布朗（John SeelyBrown）曾說，每一種科技進展在誕生之時都會帶來威脅，對更大規模的制度造成顛覆和異常。城市也是相同道理。
均衡與整合的孿生失誤會危及教育、社福或企業健全的計畫， 如同導致脆性城市； 此外，不論是國家資本主義還是國家社會主義，都難逃這對失誤姊妹花的魔掌。封閉系統洩露出二十世紀官僚對失序的恐懼。
封閉社會的對立面不是自由市場，脆性城市的替代方案也並非交由開發商掌管空間。狡猾的新自由主義嘴上說著自由派的語言，暗地裡卻操控封閉的官僚制度，以攫取菁英階級的私人利益。真正能與封閉系統抗衡的，是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社會系統。

開放城市
開放城市的代表是義大利那不勒斯，封閉城市的代表則是德國法蘭克福。
開放城市並非我發明的概念，這要歸功於偉大的都市研究者珍．雅各（Jane Jacobs），她在反駁柯比意的都市願景時提出了這個概念。雅各試圖釐清的是， 若地方變得密集、多元，會產出什麼結果？例如擁擠街道和廣場所混合的公共與私人功能，這類環境會催生出意外的相遇、機會探索、創新。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的名句正好呼應了她的觀點：「藝術源於過度擁擠。」
雅各的目標是，讓城市擺脫均衡或整合的限制後，制定特殊的都市發展策略：鼓勵運用相互矛盾的公共空間，包括對現有建築進行古怪簡陋的改建或擴建，或是把愛滋安寧照護廣場設置於購物大街正中央。就她的觀點而言，大規模資本主義和勢力強大的開發商通常偏好同質性──確定、可預測且均衡的型態；因此激進的規畫師扮演著擁護歧異的角色。雅各在令她聲名大噪的發言中表示：「如果密集和多元可以帶來生命力，這兩者孕育出來的生命就是失序。」
假若雅各正如她經常自稱的，是「都市無政府主義者」，那麼她應該屬於比較特殊且保守的類型，理念上接近保守主義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艾瑪．高德曼（Emma Goldman）。雅各認為開放城市是一種緩慢進展的都市型態；隨著生活讓改變一步步發生，大眾吸收、適應改變的成效會最好。這就是為何那不勒斯或紐約的下東城雖然資源稀少，卻仍然能夠自給自足，居民也因此對地方產生深刻的情感。居民生活的方式是融入這些地方，就像築巢，是時間讓他們對地方產生了依附感。
現在除了歐洲地區以外，我們所熟知的城市全都發展極快；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都市化是這數十年才發生的事，而不是數個世紀。促成快速發展的各方勢力──開發商、投資人、國家行為體──他們希望打造出封閉型態的城市；換句話說，就是可量化、限定、均衡且全面整合。這些投資人清楚知道自己可以從中獲得什麼。
如果我們希望都市發展能以開放的方式進行，不可能只用「慢下來」或「等等」這些話來與各方勢力抗衡。雅各對城市發展的時間感偏向伯克派的觀點，再加上她支持小型企業，在當今的政經局勢下沒有太大吸引力。事實上，在反對封閉型態城市的情況下，有抗衡作用的設計反而更顯重要。
就我的觀點而言，我思考過哪一種實體型態有助於反制封閉城市，並促進開放城市的發展。森德拉在本書中提出的計畫，會談及可能具有上述效果的實體基礎設施。
地平面上， 有三種「都市DNA」可以在快速且大尺度的都市發展情境下部署， 這三種開放城市所具備的型態為：
一、通行領域（Passage Territories）
二、不完整物件（Incomplete Objects）
三、非線性敘事（Nonlinear Narratives）


一、通行領域
「通行」 是我們瞭解整體城市的方式， 我想花一點篇幅詳細描述城市中通行不同領域的體驗； 對規畫師和建築師而言， 設計出不同地方之間的通行體驗實非易事。首先， 要從牆這種看似是阻礙通行的設施談起， 接著探討都市領域的邊陲地帶是以什麼方式發揮牆一般的功能。

●之一，牆──
牆乍看之下不是好主意。這種都市設施實際上就是會把城市變得封閉。火藥問世前，人類遭受攻擊時會躲在牆後；城牆上的大門也有管制人口，進入城市貿易的功能，目的通常是要分辨該收取哪種類型的稅金。至今仍矗立在普羅旺斯艾克斯（Aix-en-Provence）或羅馬的中世紀大型城牆，也許導致我們對城牆有普遍的誤解；古希臘時代的牆比較低也比較薄，不過我們對於中世紀城牆本身的功能也抱持著錯誤的想像。
儘管城牆讓大門緊閉，卻也為城市提供了自由發展所需的位址──中世紀城牆兩側都有住宅；黑市或未稅產品的非正規交易在牆邊層出不窮；因為中央的控制鞭長莫及，靠近城牆的區塊就是異端分子、異國流亡者，以及其他無法融入社會之群體聚集處。支持無政府主義的雅各肯定會深受這類空間吸引。
不過，城牆的特性也很符合雅各對於自然發展的偏好。這些牆的功能和細胞膜類似，兼具滲透性和防護力。而我認為， 這種膜狀的雙重功能正是打造現代都市生活型態的重要原則。我們欲建立屏障，就必須確保屏障具有滲透性；在內與在外的分界儘管不能模糊不清，但也得保有彈性。
當代廣泛應用的平板玻璃牆就無法具備上述功能；確實，行人走在街上可以看到建築內部，但是卻無法摸到、聞到或聽到內部的任何一切。平板玻璃通常鎖死固定，內部只會有單一且受管制的入口。造成的結果就是透明牆兩側都沒有太多發展機會：不論是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設計的紐約西格拉姆大廈（Seagram Building），或是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設計的倫敦市政廳，牆的兩側空間都死氣沉沉；建築內部的生活不會在此積聚。
相對的，十九世紀的建築師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就以更具彈性的方式運用較原始型態的平板玻璃，他的設計像是在邀請人群聚集、進入建築或是在牆角稍做停留；這種嵌入式平板玻璃的功能如同具滲透性的牆。平板玻璃設計的差異突顯當今對於現代材質的應用多麼缺乏想像力，以至於對社會造成影響。
兼具防護力和滲透性的細胞牆概念， 可以從單一建築延伸到城市之中不同社區的交會地帶。

●之二，邊界──
生態學家如史蒂芬． 傑伊． 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讓我們注意到， 自然世界中有必要清楚區別界線（Boundary）和邊界（Border）。界線指的是某個範圍結束的邊陲；而邊界則是指不同群體互動的交界處。自然生態系中，邊界是促進有機體交互影響的地方，不同物種或物理條件交會在此。舉例來說，湖濱線是水體和土地的交界處，是互換活動相當活躍的地帶；各種生物可以在這裡找到和攝食其他生物。湖裡因溫度分層也是相同的道理：層與層的交界處就是生物活動最密集的區塊。想當然，交界處也是天擇過程最劇烈的地方，而界線便是指稱一種具防衛的領域，例如獅群或狼群看守之處。界線畫分出封閉空間，邊界的功能則比較類似於中世紀城牆，是一個閾限空間（Liminal Space）。
回到人類文化的範疇，領域是由概念類似於界線和邊界的空間組成，最明顯的，就是城市中門禁森嚴的社區與複雜、開放街道的比較。不過落到都市規畫層次，區別更為明顯。
當我們開始想像社區生命力從何而來，通常會往社區中心尋找；當我們想要強化社區的生命力，都會試圖增強中心的生命力。一般認為邊陲地帶比較了無生氣，而現代的規畫措施，如用高速公路封起社區邊緣，確實會創造出缺乏滲透性的僵化分界。然而，忽略邊陲地帶的狀況─或可稱分界思維─意味著不同種族、文化族群或階級社區的交流會消失。獨厚中心的情況下，等於削弱了連結城市中不同人類群體必要的複雜互動。請容我用自己失敗的實務規畫舉例說明：幾年前，我參與了一項計畫，要為紐約西班牙哈林區的西班牙裔社區成立專屬市場。位在曼哈頓上東城九十六街這一帶，是紐約市的貧困社區之一。而只要在九十六街南邊突轉，就會看到全世界最富裕的社區──從九十六街延伸到五十九街─相當於倫敦的梅費爾區或巴黎的第七區。所以，九十六街本身發揮了界線或邊界的功能，但我們這些規畫師做了錯誤決策，選擇把雜貨市場La Marqueta 設置在西班牙哈林區正中心，把十個街區外的九十六街當作毫無生氣、沒有活動的邊陲地帶。如果當初把市場設在九十六街， 也許就能促進活動， 讓富裕人口和貧困人口能進行某些日常商業接觸。比較聰明的規畫師從我們的錯誤中學習，以在曼哈頓西城開啟不同種族和經濟群體的交流大門為目的，計畫將新的社區資源配置於社區之間的交界。當初我們優先重視中心，卻導致當地遭到隔絕；如今他們理解邊陲地帶和邊界的價值，因此促成整合。
我無意過度美化這種大膽的規畫──開放邊界代表不同強弱的群體會面臨競爭。邊界有時候會是較激烈而非友善的交流場址，想想看自然生態系邊界環境的掠食狀況就知道了。話雖如此，我認為承受這些風險，是我們在城市打造出長期社交集體生活的唯一方法，就像現在有些規畫師在黎巴嫩的貝魯特（Beirut）和賽普勒斯的尼古西亞（Nicosia）面臨更變動的環境條件；畢竟，孤立狀態並沒有辦法真正確保文明秩序。
具滲透性的牆以及有邊界功能的邊陲地帶， 都是城市的開放系統中不可或缺的實體元素。具滲透性的牆和邊界可以打造出閾限空間，這種空間中，控制是有限度的，正因為有限度，才能容許意料之外但定位集中在此的事物、行為和人出現。生物心理學家利昂內．費斯汀格（Lionel Festinger）曾指出閾限空間定義了「周邊視覺（Peripheral Vision）」的重要性。就社會學和都市研究的層面而言，這些位址的運作方式，不同於其他只把焦點放在中心的地點；在地平線、在周邊、在邊界，差異都會浮現，因為有人會注意到自己正在跨出一個領域並踏入另一個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