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化時代（簡體書）

序? 言
吳曉群

如今，“全球化”早已經不是一個新名詞了，今天的人們無論是擁抱還是排斥，它都已成為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全球化”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變化，變化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唯有變化是恒定不變的。
歷史上，超越國界、洲界且各方面互動持續時間長達近三百年的大變化當數兩千年前的希臘化時代。在那段近三百年的時間裡，希臘人和東方各民族雜居在一起，各方都發生了複雜的社會和文化變革。環地中海沿岸的各民族，通過彼此觀念的相互交流，調整與融合成了一種新的文明。可以說，希臘化時代的文化既是對古典希臘文化的發展和延伸，也是對東方文化的吸納與利用。希臘化時代作為東西方文明大交流的時代，也是人類觀念急劇轉變的時代。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文化大碰撞、大匯合的時代，甚至有學者認為，希臘化時代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化”時代。
在此，我們不對該提法做概念上的追究，但那個時代思想與文化的豐富性及複雜性卻是為學界所公認。“描述希臘化文明豐富多彩的面相”，將“這個極其多樣化的新世界”作為寫作的物件，也正是這本《希臘化時代》的作者彼得?索恩曼想要做的事情。然而，如何在一本僅有百頁左右篇幅的小書中完成這樣一項任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在西方，有關希臘化時代的歷史著述不少，其中多為艱深的學術著作，而這一本則屬於通識類讀物，是“牛津通識讀本”系列之一。作者彼得?索恩曼是牛津大學古代史副教授，在瓦德漢姆學院主講希臘和羅馬史。但他更有名的著作是2012年獲得朗西曼獎的《梅安德河谷：從古代到拜占庭的歷史地理》，他還與西蒙?普萊斯合著了企鵝歐洲史系列中的《古典歐洲的誕生：從特洛伊到奧古斯丁的歷史》。此外，索恩曼還定期為《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撰寫有關希臘和羅馬歷史文化方面的文章。通過以上簡短的介紹，基本上可以看出，索恩曼既是一位有著嚴謹專業背景的歷史學家，同時又是一位熱衷於向大眾傳播學術知識的通識作家。前一重身份保證了其內容的嚴謹和準確，後一重身份則要求其文筆通俗易懂。
這本《希臘化時代》恰好體現了這兩重身份的完美結合。彼得?索恩曼以專業的眼光，生動的筆觸，深入淺出地將一個多樣且豐富的希臘化時代立體地展現了在讀者面前。
首先，作者從索裡的克萊爾庫斯銘文入手，想象一個名叫克萊爾庫斯的小男孩曾做過一場開始於塞浦路斯海岸，結束於巴克特裡亞的漫長旅行。我們知道，在公元前275年前後，亞裡士多德學派的一位著名人物，哲學家索裡的克萊爾庫斯（Clearchus of Soli）的確曾從希臘來到今天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城訪問，在這座今天唯一一個被發掘出來的兩河流域以東的希臘化時代的希臘城市中，他在基裡阿斯王陵墓的一根石柱上留下了著名的德爾斐箴言中的一段文字。克萊爾庫斯之所以能夠進行這樣的旅行，完全得益於希臘化時代東西交通的便利和人員往來的頻繁。索恩曼以一場想象中的旅行開始他的敘述，這樣的閱讀體驗讓讀者猶如在向導的帶領下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化之旅。
隨後，在解釋“希臘化”這一概念的由來時，索恩曼先學術性地介紹了德國學者德羅伊森及其代表作《希臘化史》以及由此引發的學術討論，但他並未過多鋪陳，而是迅速轉向讀者，清楚地提醒他們，想要了解這個時代，需要明白自身的閱讀立場究竟是“以希臘人與非希臘人之間的文化融合為特點來看待希臘化，還是以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為特點來看待希臘化”，並將有沒有一個“統一的”希臘化世界作為一個問題提出。這樣的寫作思路等於幫讀者梳理出了理解希臘化時代最重要的問題意識，同時也提供了可能的解讀路徑。
在材料的處理上，索恩曼對希臘化時代留給後世的豐富材料予以肯定，認為抱怨這一時期文獻的缺乏是一種“無病呻吟”。索恩曼指出，除了的確不算令人滿足的敘事史外，尚可借助其他材料，如官方檔案、私人信件、商業契約、學生習題、隱修日記、神廟記錄、石刻銘文以及大量的實物證據等，來展示當時國家機制的運作、商業經營及管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諸多方面，並由此得出結論：後世對“希臘化歷史的了解要遠遠超過古風時代或古典時代的希臘世界”。正是基於材料的豐富性，作者證明了自己從多方位敘述希臘化時代的歷史與文化的合理性。
在主體敘述中，索恩曼基本上是以重要人物（包括軍閥、國王、學者等）為主線，串連勾勒出希臘化時代豐富多樣的地理環境與風土人情、複雜多變的王朝發展與政權更替、東西交流中的民族衝突與融合、政治格局的合縱互動與利益變化、城市規劃與建設、學術成就與科學研究、圖書收藏與學派興衰、文化傳播與藝術創作，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等等。由此，作者從動態而非靜態的角度，生動而又形象地將希臘化時代波瀾壯闊的文明畫卷徐徐展開，在有限的篇幅裡，揭示了希臘化時代文化與歷史“驚人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將這一段“人類歷史上短暫而美妙的時刻”以一種活潑清晰而又準確深入的筆法呈現在讀者眼前。這樣的寫作風格，可以說既體現出作者深厚的學養和專業水準，也凸顯了其獨特的問題視野與思想方法。
當然，索恩曼對希臘化時代文明繁雜多樣性的呈現，也體現出20世紀後半葉學界在希臘化時代研究中的一種新趨勢。這種新的研究視角將希臘化文明的成就和價值歸於希臘—馬其頓人和近東非希臘民族的共同創造，而非希臘文化的單純傳播，從而修正了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葉學術圈內對希臘化王朝臣屬民族文化的忽略。
事實上，無論學界對此有著怎樣的不同意見，只要人們仍然把“希臘化時代”或“希臘化世界”這些表示這一時空範圍的概念作為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單位或名稱，也就是承認了希臘化文明是多元性與統一性的結合。當然，其中也充滿了種種張力和衝突，甚至有著其自身所無法克服的難題。
應該說，兩者間的交融，既超越了古代東方，也超越了古典希臘。由此而形成的希臘化文化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合並”，雙方是在互動的基礎上相互包容，從而形成了一種新型的堪稱世界主義的文化模式。這種普世性不是通過減法和強行統一思想，而是通過加法和日趨混同而得以運行。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模式首次揭開了歐亞非大陸間文化交流、匯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後與繼往開來的意義。
如同希臘化時代所呈現出來的面貌一樣，當今世界也有著對一體化的訴求與多樣性存在的現實，只是今天的發展更進一步地顯示出，世界已不再允許西方文明的單獨發展或東方文明的孤立存在。無論我們願意與否，事實上人類正在進入一個群體生活的新階段，這是一個更加重大的時代轉換期，作為一個整體，人類將更加不再被地理環境所阻隔，也不必然為文化、民族及宗教等觀念所遮蔽。這或許是今天我們讀《希臘化時代》一書所自然產生的聯想和進一步的期望吧。
本書的中文版由陳恒教授領銜翻譯（陳恒譯第一、二、三章，李臘譯第四、五、六章）。陳恒教授長期以來耕耘於希臘化研究領域，是國內該領域內的權威專家之一，他以專業而又流暢的譯筆將這本《希臘化時代》介紹給國內讀者，既拓展了中文學界對希臘化時代的研究視角，又讓大眾對這一時代有了生動形象的了解，可謂功莫大焉。是為序。
2021年10月1日於灣谷

第一章 希臘化的概念
來自索裡的人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大約公元前350年，一個男孩在塞浦路斯的希臘小城索裡出生。像其他3 500萬人一樣，這個小孩作為伊朗國王的臣民長大，這位國王是波斯的阿塔薛西斯三世，“萬王之王、萬方之王”，猶太人、巴比倫人、伊朗人、埃及人和希臘人（盡管事實上並不是全體希臘人）的統治者。有兩百年歷史之久的波斯帝國，疆域從愛琴海岸一直延伸到喜馬拉雅山麓，本應看起來是穩如天的。
當這個男孩—我們不妨稱之為克萊爾庫斯—成年時，他所生活的世界發生了劇烈變化。公元前334年春，年輕的亞歷山大大帝率領馬其頓軍隊進入亞洲。不到兩年時間，塞浦路斯就落入亞歷山大囊中，公元前331年秋，隨著波斯國王大流士三世敗於高加米拉戰役，阿契美尼德國王的波斯帝國就煙消云散了。
當亞歷山大的軍隊行軍至亞洲腹地時，克萊爾庫斯則向西航行到雅典，在亞裡士多德的呂克昂學園研習哲學。他訪問了德爾斐阿波羅神殿，仔細地抄錄了神諭（“認識你自己”“朋友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他開始寫作，記述正在形成的神奇的新世界：猶太人的宗教、印度的智能、波斯的祭司。由於後來的作家保存了一些引文，我們仍然可以讀到克萊爾庫斯遺失的哲學著作中的一些殘篇，如《論教育》《論阿諛》《論友誼》，以及其他一些作品。
公元前323年夏，“世界之王”亞歷山大殞命於巴比倫。隨後幾個月，亞歷山大帝國就在幾位麻木不仁的馬其頓將軍手中分裂為幾個區域性的轄區：托勒密在埃及，安提帕特（後來的卡山德）在馬其頓，帕迪卡斯（後來的安提柯）在亞洲。不過，對於這位好奇的年輕人而言，世界正在向他敞開。索裡的其他年輕人已經在希臘人的新世界過上了他們無法想象的生活：索裡的斯塔薩諾作為統治者（總督）統治著伊朗東部的德蘭吉亞納，海軍將領索裡的希羅已經探險到紅海的阿拉伯沿岸，遠至霍爾木茲海峽。
正是在公元前3世紀開始的前幾年，這位索裡人出發前往東方世界。從敘利亞到中亞的所有土地，都由亞歷山大繼業者中最偉大的人物“征服者”塞琉古一世統治著。克萊爾庫斯從敘利亞海岸向東騎行到幼發拉底河；然後順河直到塞琉古的新首都—底格裡斯河畔塞琉西亞，這是現代巴格達南部地區一天的旅程。他跨越了扎格羅斯山脈，沿著伊朗沙漠北部邊緣行走，這條漫長而塵土飛揚的道路通達世界的盡頭：位於阿姆河邊的偉大要塞阿伊哈努姆，在現代阿富汗的東北部深處（見第五章中的描述）。
克萊爾庫斯在這裡發現了一個小規模的希臘人團體，他們在距離德爾斐5 000英裡遠的興都庫什雪山下修建新城。這座城市裡有一座希臘劇場和一座希臘體育館；在阿伊哈努姆的皇宮寶庫中還有殘存的莎草紙，上面有亞裡士多德遺失著作的部分殘篇。克萊爾庫斯接下來去了哪裡，我們只能靠猜測了：或許他跨越了山脈進入印度，也許長途跋涉返回到地中海世界。不過，他在阿伊哈努姆的石頭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在該城的奠基者塞薩利的基尼阿斯王的墓地建築群裡，克萊爾庫斯豎立了一根石灰巖柱子，上面鐫刻有古希臘七賢的格言，這些格言是他三十年前在德爾斐勤勉復制的：“作為孩童，舉止優雅；作為青年，自我克制；到了中年，公平正義；處於老年，睿智顧問；彌留之際，則無悲傷。”他在柱子基石上鐫刻了如下的警句：

這是那些著名老者的睿智警句，
它們在神聖的皮托（德爾斐）被奉為神聖。
克萊爾庫斯仔細復制了這些警句，並把它們
帶到這裡，鐫刻在石柱上，在基尼阿斯的疆域內熠熠生輝。

這塊石碑存留至今，雖因遊牧民族入侵遭到了些許破壞，但字母還是像當初刻寫時一樣清晰細膩（見圖1）。自2006年以來，作為喀布爾博物館全球珍寶巡展的一部分，這塊石碑甚至比克萊爾庫斯遊行得更遠：它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館和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得到了展出，2017年又在北京的故宮博物院度過了夏天。假如博物館保安長時間不注意的話，你便可以讓自己的指尖略過“克萊爾庫斯”的名字，回想那與眾不同的人生：開始於塞浦路斯海岸，（或許）結束於巴克特裡亞刺眼的陽光之下。這就是希臘化時代的生活，假如那裡確實存在過此類生活的話。



“希臘化”時代？
古代、中世紀、近代早期；弗拉維羅馬、都鐸英格蘭、“光輝三十年”；古風時代、古典時代、希臘化時代。歷史“分期”是一種鈍器，但是如果沒有分期，我們根本無法談論往昔。今天人們通常把古代希臘史分為四個時期：古風時代（約前800年至前500年）、古典時代（前500年至前323年）、希臘化時代（前323年至前30年）和羅馬帝國時代（前30年—粗略地說—至公元284年）。如此隨意定義的希臘化時代的歷史，即是本書的主題。
像古代史上的大多數時代一樣（“青銅時代”“公元前5世紀”“古代晚期”），“希臘化”的概念也是現代的發明。這個詞本身實際上源自《聖經》“使徒行傳”的一個段落，耶穌的猶太追隨者被劃分為“說希臘語的”和“說希伯來語的”，這兩個詞語大概只是指他們選擇所說的語言（希臘語或希伯來語）。現代早期的《聖經》學者認為，猶太人的希臘語使用了一種特殊的希臘方言，即“希臘化語”，這在《新約》和《七十子聖經》裡的希臘語中得到了體現。
德國學者約翰? 古斯塔夫? 德羅伊森（1808—1884）最早使用了“希臘化”這一術語，所指的不僅僅是一種希臘方言，而是地中海文明中的一個完整時代，這一時代開始於公元前4世紀晚期（前334年至前323年）亞歷山大大帝對亞洲的征服。在亞歷山大征服的時代，德羅伊森寫道：

東西方的融合已經到了瓜熟蒂落的時候，接下來雙方很快都出現了發酵與轉變。公眾生活的新覺醒導致了前所未有的新發展，無論是在國家層面、知識領域，還是在商業、藝術、宗教、道德層面都是如此。讓我們用“希臘化”這一詞語來描述這個新的世界歷史概念。希臘文化在主宰東方世界生活的同時，也豐富了它，從而創造了希臘化，在這種文化中，亞洲和希臘的異教—實際上是全部古代本身—注定達到頂峰。

對德羅伊森來說，這種東西方雜交的最終結果是基督教本身。亞歷山大對東方的征服—希臘化世界的整部歷史—在基督教信仰上達到了頂峰，這是一種典型的“希臘化”宗教，誕生於希臘精神與東方精神的融合。幸運的是，德羅伊森的著作並非完全充斥著這種模糊不清的神秘主義：他那龐大的、沒有完成的《希臘化史》，在極大程度上是一部涉及公元前323年至前222年間的嚴肅政治史。
無論好與壞，德羅伊森這個術語變得流行了。在當今，“希臘化”這一詞語不僅用來指歷史時期（希臘化時代），而且用來指地理區域（希臘化世界）。此外，這一術語也被用來指代所有符合這一區域、這一時期典型特徵的文化現象，諸如希臘化王朝、希臘化詩歌、希臘化雕塑、希臘化宗教等。
通常來說，希臘化世界處於北緯25度至45度之間歐亞非大陸西部相對狹窄的溫帶地區，從西面的亞得裡亞海和利比亞到東部的喜馬拉雅山—大致說來，這些土地是亞歷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3年殞命時所統治的地區。這個地區包括整個地中海東部地區、黑海、埃及和黎凡特、美索不達米亞、伊朗高原以及接近興都庫什北面和南面的土地。從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所有這些地區要麼是說希臘語的地區，要麼是由說希臘語的王朝統治著的地區。歷史學家有時會提到希臘化的迦太基、希臘化的阿拉伯，甚至希臘化的印度，目的在於凸顯這些邊遠地區和“核心”希臘化世界之間的文化聯繫；不過，大多數人認為，希臘化愛爾蘭或希臘化中國這種概念是有悖常理的。
現代有關希臘化時代的歷史著作大多數開始於公元前323年，即亞歷山大大帝去世時開始的，結束於公元前30年，即屋大維把托勒密埃及並入羅馬帝國的那一年。起點很明顯。亞歷山大在公元前334年至前323年間對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快速的、暴力的、戲劇般的征服是極其重要的地緣政治事件，建立了馬其頓人對幅員遼闊的西亞地區的統治。伴隨亞歷山大征服而來的希臘文化的“全球化”，或許是“希臘化”時代區別於早期希臘歷史各個時期最好的理由。
在這個時期末，事情就沒有那麼清楚了。那些位於歐洲、非洲和亞洲的馬其頓的主要繼業者王國，在西部面臨羅馬的擴張，東部面臨帕提亞的擴張，最終都土崩瓦解了，但是這一過程非常冗長且較為混亂。馬其頓本身早在公元前146年就成為羅馬的一個行省，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則一直延續到公元前30年，一些小的希臘化國家（比如東克裡米亞的博斯普魯斯王國）在羅馬帝國時期仍然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因此坦率地說，希臘化晚期的當代歷史研究有點混亂。公元前146年以後的馬其頓史通常被當作羅馬史的一部分來處理，盡管在大多數方面，“早期羅馬帝國的馬其頓”與亞洲的晚期希臘化王國之間的共同點，要多於與羅馬帝國的西班牙。
就如我們預期的那樣，“希臘化文化”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德羅伊森此處“融合”的觀念仍舊煥發著幽靈般的影響。可以肯定的是，希臘化時代是希臘語民族向埃及、亞洲大規模移民的時代，希臘語、希臘生活方式、希臘城邦制度也廣泛地傳播到被亞歷山大所征服的非希臘語地區。不過，我們要以希臘人與非希臘人之間的文化融合為特點來看待希臘化，還是以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為特點來看待希臘化，這仍然是一個激烈爭論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一個“統一的”希臘化世界嗎？與公元前5世紀或公元前4世紀的任何王國相比，塞琉古、安提柯、托勒密和阿塔利德王權彼此之間擁有更多的共同點；羅馬帝國的東部行省實際上不同於先前這裡的希臘化王國，盡管並沒有你所認為的那麼不同。從希臘到恒河流域處處都留下了獨特的新藝術風格（個性化的肖像、現實主義題材、“希臘化時代的巴洛克風格”）的痕跡，新的“東方”崇拜（諸如埃及神祇伊西斯和塞拉皮斯崇拜）在希臘語世界也非常流行。
這就是說，我們不應該讓“希臘化”這個概念制約我們。但要想對這一概念進行有意義的歸納概括是困難的，比如說希臘化家庭或希臘化經濟，更不用說希臘化美學或與眾不同的希臘化“世界觀”。不過，確實很容易把一個人為的共同體強加在希臘化世界，只要武斷地把那些不符合我們先入之見的所謂希臘化世界“真實狀況”的民族和文化排斥在外。公元前3世紀西西裡的希臘城市在這個時期的大多數歷史中並不受重視（太遠離西方了），帕提亞諸王也是如此（太伊朗了），青銅時代的歐洲各個民族同樣如此（太野蠻了）。寫於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傳道書，也並沒有被當作希臘化時代的文獻來看待（太猶太了）；用拉丁語模仿希臘史詩的恩尼烏斯的《編年紀》也是如此，作者所用的語言是南義大利的奧斯坎方言（太羅馬了）。大體來說，希臘化世界就是我們自己定義的。

書寫希臘化史
有關希臘化世界的書籍大多數一開頭就抱怨這一時期文獻的狀況。這是無病呻吟。幾乎就所有標準而言，我們對希臘化歷史的了解要遠遠超過古風時代或古典時代的希臘世界。
我們對古代世界有關希臘化王朝的敘事史了解得並不多，這是事實。西西裡的狄奧多羅斯的《歷史叢書》第18—20卷記述了公元前323年至前302年間的亞歷山大帝國的分裂，傳記作家普魯塔克（約45—120）《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的幾位早期的希臘化時代人物傳記則進一步補充了相關內容。公元前220年至前145年間羅馬興起為世界霸權的過程，是由麥加羅波利斯的波裡比阿（約前200—前118）的卷帙浩繁的40卷本歷史描述的。波裡比阿的著作只有前五卷完整地保存下來，不過很多遺失的部分可以在李維的《羅馬史》第31—45卷中重新構建，李維的著作大量使用了波裡比阿的那些遺失的敘事。眾所周知，希臘化時代的猶太人歷史是豐富的，而且有與特定事件相關的細節：“馬加比一書”“馬加比二書”（《聖經新約外傳》的部分內容）提供了一個有關公元前160年代猶太人起義反抗塞琉古統治的扣人心弦的同時代敘事，約瑟夫斯的《猶太古史》（1世紀）第11—12卷是有關希臘化時代猶太教的主要信息來源。
公元前3世紀的政治史和軍事史是巨大的知識空白，因為這方面可靠且連續的敘事沒有存留下來。公元前3世紀的“核心”歷史敘事在很大程度上仍舊是極其不清晰的：公元前280/279年，在安條克一世和托勒密二世之間是否發生了一場“敘利亞繼承戰爭”；我們並不知道科斯戰役是發生在公元前262年還是公元前255年；塞琉古王朝失去了伊朗南部地區，我們唯一知道的是，這肯定發生在公元前280年到公元前2世紀早期這段時間內。
但是，敘事史並不是一切，希臘化歷史學家還是在各種讓人震驚的檔案證據中得到了充分的補償。托勒密埃及的沙漠保存了成千上萬的官方和文學莎草紙，揭示了托勒密國家的內在運作機制，其細節的詳細程度對任何更早的地中海社會而言都是無法想象的。公元前3世紀中期，一位托勒密埃及的低級財政官吏考諾斯的芝諾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兩千多份的巨大商業檔案，大部分與法雍綠洲私人大地產的經營管理有關。法雍位於現代埃及的南部。莎草紙還為我們提供了解托勒密王朝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態的便捷途徑。我們可以閱讀私人信件、離婚契約、學校習題，甚至可以看到希臘隱士古怪的夢日記，以及孟菲斯的塞拉皮斯神廟的兩個埃及雙胞胎小姑娘的夢日記：

帕肯月第17天，雙胞胎中的一個叫泰斯的女孩做著夢。在夢中，我似乎正沿著街道走下去，數了九棟房屋。我想返回。我說：“這就是全部，最多九棟。”她們說：“哎呀，你可以走了。”我說：“對我來說有點晚了。”
帕肯月第 25天，托勒邁奧斯在月亮節的夢。我看到泰斯高興地用甜美的聲音在大聲歌唱；我也看到泰斯在笑，她的腳大且幹凈。

除了極少數情況之外，莎草紙一般只承載著托勒密埃及的內部歷史。在希臘化世界其他地方，我們擁有大量的文獻形式是石刻的希臘銘文。公共銘文和私人銘文所描述的希臘化城市是喧囂之地，很多銘文是長達幾百行的熠熠生輝的散文：國家之間的協約、獻給偉大公民捐助者的榮譽、希臘化國王們的信件；土地銷售、神廟財產清單、有爭議的遺囑、神靈顯現的描述。位於土耳其西北部帕加馬的一篇銘文有237行，極其詳細地描述了城市管理官員的職責，這類官員負責道路、山脈、蓄水池、廁所和其他公共建築的維護。一份來自邁安德河畔的小城馬格尼西亞的檔案，包含了希臘化國王和城市的六十多份信件和敕令，讓人們認識到城市及其領土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在很多情況下，這些文件是唯一留存下來的相關城市的公共文獻，因此對於從亞得裡亞海到波斯灣的希臘公民制度來說，馬格尼西亞的檔案成為寶藏一般的證據。
銘文往往進一步揭示了主要的歷史事件。比如普魯塔克在《德米特裡烏斯傳》（寫於公元1世紀晚期）中用三個短句，向我們講述了公元前287年一場成功反抗“圍城者”德米特裡烏斯王統治的雅典起義（本書第三章會概述其生涯）。1971年，考古學家在雅典廣場的挖掘工作中發現了一篇很長的獻給某位斯費圖斯的卡裡阿斯的榮譽敕令，這是一位愛琴海地區的托勒密雇傭軍首領。這篇銘文以豐富的、生動的細節描述了雅典革命的過程，開頭如下：

當人們起來反抗占領這座城市的統治者時，他們將敵方士兵趕出了城市中心；不過，莫塞昂山麓的要塞仍舊被占領著，鄉村還處於戰爭狀態中，駐扎比雷埃夫斯的軍隊控制著鄉村，德米特裡烏斯帶著軍隊從伯羅奔尼撒出發來鎮壓城市。卡裡阿斯一聽到城市處於危險中，就選取一千名雇傭兵和他一起駐扎在安德魯斯，給他們支付薪水並提供口糧，以便可以立即馳援城市，幫助那裡的人們，按照托勒密國王對人們的善意來行動；他帶領軍隊進入鄉村，全力保護谷物收成，這樣做的目的在於盡可能把食物帶到城市……（等等）

就是因為這個文獻，我們知道雅典起義得到了“救主”托勒密一世國王（前305—前282年在位）的支持，托勒密一世是德米特裡烏斯在愛琴海地區爭奪霸權的首要對手。現在，卡裡阿斯銘文是我們理解公元前280年代托勒密埃及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
除這些書面文獻以外，希臘化歷史學家也可以利用那些極好的各種類型的實物證據。從希臘到阿富汗，大量的希臘化城市、聖殿、要塞已經被挖掘出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城市是普林恩，第六章會對其加以描述。位於土耳其西南部的拉特莫斯山下的赫拉克利亞那令人敬畏的遺址，幾乎完整地保存了其全部的希臘化時代的城墻環道，以及配套的塔樓、人行道和衛兵室（見圖2）。我們一些保存最好的希臘化建築的範例來自約旦：靠近現代安曼（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斯對此進行過描述）的卡斯爾?伊爾?阿卜德要塞是小型的希臘化宮殿，而納巴泰王國的首都佩特拉古城，則讓我們對希臘化晚期都城巴洛克式的城市景觀有了充分的了解。

相比於古代其他任何時期，黃金、白銀、青銅鑄幣的研究對於希臘化歷史而言都更加重要。幾個主要的希臘化國家—特別是中亞的巴克特裡亞王朝和旁遮普的印度—希臘王朝—我們只有通過這些國家發行的鑄幣才能有效地了解它們。鑄幣也生動地說明了希臘化世界各個遙遠地區之間有著令人意想不到的文化和經濟聯繫。公元前3世紀和前2世紀，歐洲西北部的凱爾特民族第一次鑄造錢幣；這些錢幣幾乎都模仿馬其頓腓力二世（前359—前336）的黃金錢幣，這也反映了主要的希臘化王國廣泛地使用了凱爾特雇傭軍（見圖3）。

最後，盡管從根本上說當代對這一歷史時期的敘事比較單薄，但希臘化國家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學和科學文本（參見第四章的主題）。在詩歌領域，赫羅達斯的《抑揚格啞劇》和提奧克利圖斯的《田園詩》都生動地再現了希臘化世界的日常生活；悲劇作家以西結的《出埃及記》把《聖經》中關於摩西出埃及的敘事翻譯為希臘語，並以希臘悲劇的形式表現出來。我們還擁有極其豐富的希臘化時期的數學文獻，其中包括阿基米德、歐幾裡得和佩加的阿波羅尼烏斯的主要著作。“教喻”詩則位於詩歌和科學的交叉處，諸如阿拉圖斯的《物象》（論述星座），以及尼坎德的《底野迦》和《解毒劑》（論述有毒的動物和毒物）。新的發現不斷豐富我們對希臘化時代文學的認識：2001年出版的莎草紙文獻就包括公元前3世紀詩人波塞狄普斯的一百多首新警句。
從前述內容可以清楚地看出，研究希臘化時代的歷史學家可以利用各種各樣的材料進行研究。其中一個附帶的結果是，寫作希臘化時代的歷史是有趣的事情，閱讀其歷史亦是如此。既然在通常情況下，“秉筆直書”的敘事史是不可能的，那我們就可以發揮我們的想象力。很少有古代史著作能夠超越阿諾德? 莫米裡阿諾的《外來的智能》（1975）、埃利阿斯? 比克曼的《希臘時代的猶太人》（1988）或約翰?馬的《安條克三世和小亞細亞西部的城市》（1999）。現今，威廉? 塔恩已是不合時宜的作家—太因循守舊、過多的道德說教、錯誤的帝國主義觀念—但是他的《安提柯? 貢納塔斯》（1913）無與倫比的開篇，還是充分捕捉到了希臘化時代一些扣人心弦的歷史：

沒有哪一部分希臘史能夠像公元前3世紀的歷史那樣更容易讓我們了解。這是唯一一段至少可以和我們的時代相提並論的時期；實際上，就某種意義而言，這段時期極其現代。我們在那裡能遇到不少我們自己做過的事情，也能遇到不少我們自己所知的問題。薩拉米斯時代和索福克勒斯時代對當時那個時代的人來說，猶如莎士比亞時代或西班牙無敵艦隊時代對於我們現代人來說一樣遙遠。所有的範圍都得以拓展和開放；文明隨著新生活悸動著，有一種迫切嘗試所有事情的渴望。幾乎所有的障礙都被打破了……百業待興；完全就是對新世界進行物質上、社會上、知識上的征服。

這個極其多樣化的新世界即是本書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