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技藝：統治不可統治之地（簡體書）

序言 航行在民族主義的風暴中 / 001

引言 “帝國”的“通詞膨脹”與古今之變 / 013

一 帝國是什麼？ / 013

二 帝國的古今之變 / 027

三 為什麼研究近代帝國？ / 037

第一章 帝國壓力與帝國之道 / 051

一 帝國壓力 / 051

二 帝國的分類 / 075

三 假說：帝國的應對之道 / 089

第二章 英帝國 / 097

一 反帝國主義 / 098

二 美國革命與帝國憲法 / 106

三 帝國改革運動：1837—1869 / 126

四 帝國聯邦運動 / 149

五 社會隔離 / 161

第三章 法帝國 / 173

一 法帝國的源流與動力 / 175

二 帝國的治理方針 / 189

三 歷史慣性與共和主義意識形態 / 201

四 帝國治理的後果 / 220

五 法帝國的終結：帝國改革計劃的失敗 / 245

第四章 奧地利—哈布斯堡帝國 / 253

一 帝國的由來與諸次改革 / 258

二 集權—隔離政治 / 294

三 制度隔離的效果 / 318

第五章 俄羅斯帝國 / 337

一 沒有“帝國民族”的帝國 / 337

二 一個非正式的帝國 / 353

三 波蘭綜合征 / 363

四 俄羅斯化及其後果 / 384

五 俄羅斯化與革命 / 407

結語 帝國比較 / 417

參考文獻 / 447

上海人都知道，市裡最洋氣、最適合逛馬路的地方是原來的法租界。那裡的道路幹凈清爽，兩邊滿是法式梧桐、花園洋房、咖啡館與畫廊。其實，從晚清到民國，法租界就已經是一個高檔社區了。相形之下，英租界（公共租界）給人的印象就比較淡薄，外灘多的是高樓大廈、洋行商站，更像一個純商業區。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同為租界，為什麼英租界看起來就沒有法租界那麼宜人？

法國學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在《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中回答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英法兩國在租界管制上的理念、做法完全不同。用白吉爾書中的話來說就是：“公共租界采用大不列顛的自由主義制度，法租界則奉行雅各賓派的傳統。一邊是商人寡頭挖空心思維護自身的利益，另一邊則是專制官僚自稱要為共和理想服務。”

大致來說，公共租界的管理方式是商人自治。對這些商人，英國領事告誡道：“在華英商應該自強自立，要懂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旦放棄了這種態度，過多的依靠國家幫助，他們就不再是企業家……不再是英國人。”公共租界的領導機關是工部局，對市政建設興趣寥寥。該租界的公共設施由私人投資，以盈利為目的，既不充足，也不普及，有也只供外國僑民使用，盡管在19世紀後期已經有大量的中國人選擇在此生活。

法租界的情況就兩樣了，其奉行的是巴黎到上海的垂直行政管理。白吉爾指出，“如果說公共租界的地位更加接近於自由港的地位，那麼法租界則像是一塊受巴黎政府管轄的殖民飛地”。法租界公董局（法租界領導機關）董事會雖然經由納稅人選舉產生，但要聽命於法國領事。法租界的年度行政預算是在巴黎規劃制訂，由外交部直接派發，市政建設的經費也得到了法國國內的支援。相比英國商人，在滬的法國商人要少得多，行政官僚、醫生和傳教士居於僑區的領導地位，其主要活動並不是求取利潤，也不具備同巴黎抗衡的動機與實力。相比工部局，公董局更像一個巴黎派出的政府機關，有“大政府”的氣魄。

這當然是由於法國大一統與政府集權傳統所致，但公正地說，法國人對其屬民，確實也要比英國人來得更“一視同仁”。雖然屈尊紆貴，但是，公董局或多或少都表示出對整體利益（租界的中外居民）的某種關心。“例如，自1862年起，法租界就有計劃地進行公共道路和堤岸的建設。反觀公共租界所開辟的公園，直到1928年都禁止華人入內。”又比如，在公共租界，自來水由私人運營，向私人開放。在法租界，則是免費面向全體的。這是大革命時代共和理想的遺澤—人人平等、社會進步和理性規劃。正是由於這種共和理想的普世性格，法租界在1914年就引入了兩名中國士紳進入公董局擔任咨詢董事，這一舉動比起公共租界要早12年。正是由於法租界的公共建設較好，所以當時有大批中國的富商、士紳搬到了法租界，為租界提供了大量的稅源，這反過來又刺激了法租界公共建設的發展。正因如此，法租界才有了現在洋氣宜人的外貌。

以上並不是要說，法租界的治理比英租界好，而是說，在某種程度上，法租界的治理模式呈現了整個法蘭西帝國的特性。在本章中，我們將部分以英法對比的形式介紹法帝國的治理方略。

一 法帝國的源流與動力

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鼎盛時期，法國及其海外領土—有些人稱之為“大法蘭西”（La plus grande France），擁有1,100萬平方公裡的土地和1億多居民。巴黎控制著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國，領地囊括加勒比海、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島嶼，北非、西非和赤道非洲上的大片土地，以及印度支那半島和馬達加斯加。如果說英帝國領土上的太陽永不落下，那麼法帝國也是一樣。

這個帝國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不同的歷史階段，在每一個階段的末尾，都會遭受一次明顯的挫折，並出現大幅度退潮。我們可以大致將法帝國的發展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從16世紀初到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從1830年（征服阿爾及利亞）到1870年（第二帝國滅亡）；從1875年第三共和國時期到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去殖民化浪潮的高峰）。

法蘭西第一殖民帝國是從16世紀早中葉開始的，當時，在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的競爭中，法國開始在北美、加勒比海和印度建立商貿點與殖民地。從一開始，法國人的殖民行為就跟英國人非常不同。日後德意志帝國的首相俾斯麥打趣說：“法國有殖民地，但沒有殖民者。”俾斯麥雖然評論的是他那個時期法國人的殖民行為，但追溯歷史，這一說法也是非常準確的。托克維爾也曾說：“法國，由於它的地理位置，它領土的範圍，它的富饒，一直以來都位列大陸強權中的頭等。陸地一直是展示它力量與榮耀的國家舞臺。海上貿易只不過是它存在的附屬品。海洋從未激起，也永遠不會激起那些航海和商業民族對之會有的那種尊敬和國家情緒。海洋事業從未吸引法國的重視，也沒有獲得財力或人才方面的幫助。”除了少數商人與冒險家，很少有法國人願意出海定居。

拿法國北美殖民地新法蘭西的重要據點魁北克來說，1763年，法國在“七年戰爭”中失敗，並將之割讓給英國人，當時魁北克的法裔人口總共才不過5萬到8萬（而其他地方最多才有2萬人），而英國的北美十三殖民地總人口已經達到了200萬，實在是眾寡懸殊。商人其實也並沒有表現得更好一點，為了開拓海外領地而建立的私人公司大都紛紛失敗。法屬西印度公司在1664年建立，只勉強維持了10年就被政府接管。法屬東印度公司同樣在1664年建立，維持的時間雖要長得多，但是其開拓的力度不大，只維持了幾個貿易點，在1769年同樣被政府接管。其他的公司也紛紛破產。

由於缺乏足夠的殖民者和足夠的商業與社會刺激，法蘭西第一殖民帝國很脆弱。當英國人通過“以海養海”獲得海上霸權之後，法國在一系列海外戰爭（從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到拿破侖戰爭）中就一直居於下風，並逐漸喪失了絕大部分海外殖民地。

法國大革命及其後的歐洲戰爭幾乎完全使法國把目光從海外收回。強勢如拿破侖·波拿巴，考慮到法國在北美的大片領土並無人居住因此難於保衛之後，也只能無可奈何地將路易斯安那以極低的價格出售給新生的美國。有一次，他表示並不願意出售路易斯安那，認為美國將在兩三百年後成為歐洲的威脅，但是他並無閑暇為後人操心。他對印度倒是表現出了興趣，但那多半是為了打擊英國，以及向亞歷山大看齊。在拿破侖統治的絕大多數時間裡，拿破侖的目標都是在歐洲建立一個大陸帝國，而不是一個海外帝國。

拿破侖埋頭建設自己的大陸帝國無暇他顧（其帝國旋起旋滅，無足道），等到拿破侖戰敗，法國剩下的一些殖民地也相繼喪失。法國留下的地盤只有加勒比海上的幾座島嶼、紐芬蘭附近的一個漁業基地、印度的幾座商站、塞內加爾的四個老殖民城鎮（被稱為“四公社”），等等。

之後復辟的波旁王朝“坐守困城”，也沒有什麼海外作為。直到1830年，法國才幾乎從零開始重啟海外征服事業。在此之前幾年，法國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阿爾及爾的藩屬諸侯起了外交爭端，到了1830年，法王查理十世內外交困，正面對一場可能的革命（七月革命），為此，他的首相建議他發動一場海外戰爭，來爭取公眾輿論的支持。於是，在該年6月，法軍登陸阿爾及爾西部，並迅速擊敗本地的德伊，占據了阿爾及爾城。雖然這一勝利並沒有挽救查理十世的政治生命（同年7月，法國人發動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但是法國在阿爾及爾就此盤踞下來，開啟了法國對阿爾及利亞長達132年的統治。在接下來的40年時間裡，法國進行了一場耗資巨大又漫長的征服戰爭，將法國的實際控制範圍推進到突尼斯邊境和撒哈拉沙漠的內陸地區，然後引入歐洲移民進行墾殖。這種由政治因素推動的征服，日後成了法蘭西帝國的一大顯著特徵。

七月革命之後所建立的七月王朝（1830—1848年）是一個目光內斂的政權。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 Philippe I）是一位著名的資產階級君王，他的首相弗朗索瓦·基佐（Fran.ois Guizot）喊出的口號是“通過勤勞與節儉而致富”。他本人在1842年國民議會中發表演講說：“我堅信，總的來說，法國繼續在遠離本土的地區開拓新的大型殖民地是不合適的。”他認為，法國需要的是一些關鍵的貿易點，而不是殖民地。如此作為的原因在於，開拓與維持殖民地的費用高昂，非此時能夠實現。

相較於他的資產階級前任，拿破侖三世要激進得多。他的理想是實現“進步的君主制”。他和他的叔叔雖然都是法國大革命遺產的繼承者，但他努力向舊王朝靠攏，做“馴服法國革命的人”。但是帝國的革命色彩使他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皇帝這個頭銜又使他與共和派反目。在沒有確定社會階層支持的情況下，皇帝陛下不得不依靠反復的借力打力與政治騰挪。他需要借助公決、普選產生的立法團體來表示自己受到了人民的擁戴，但又不能真的將之化為政治現實。為了應對這個兩難局面，第二帝國需要一位張揚的君主，需要議題政治，需要皇帝陛下用宣傳、遊行、節慶、城市翻新和外交冒險來吸引他人的注意力，以掩蓋他帽子下面那只拿著兔子的手。所以在他的時代，法國四面出擊，幾乎同時進行了很多場冒險，有些慘痛地失敗了，比如他試圖在墨西哥扶植奧地利的一位王子，有些則獲得了成功，比如他在1854年占領了新喀裡多尼亞，在1854至1865年間持續推動對塞內加爾的殖民化，在1858至1870年間相繼占領了交趾支那和柬埔寨，與此同時，他也大大鞏固了對阿爾及利亞的占領與改造。

拿破侖三世的冒險終於以他在德法戰爭中的慘淡結局收場。法國戰敗，割讓阿爾薩斯與洛林給德國，巴黎公社起義，“一半人想要掐死另外一半”（福樓拜語）。令人吃驚的是，在分裂中新生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被證明帶來了法蘭西帝國的黃金時代。在這一時期，帝國高歌猛進，迅速成長，帝國的面積增加十倍不止。在東南亞，法國在1884至1887年間，陸續占領越南中部、北部，成立了法屬印度支那（1893年老撾也被納入其中）。在北非，法國以阿爾及利亞為基地向東西方向擴張，突尼斯於1881年、摩納哥於1912年淪為法國保護國；在西非，法國以塞內加爾為據點，逐次將幾內亞、達荷美（貝寧舊稱）、科特迪瓦、馬裡、毛裡塔尼亞直到尼日爾等地都囊括旗下（於1895年成立所謂法屬西非）；在中非（赤道非洲），則是喀麥隆（從德國手上獲得）、剛果、加蓬、乍得、中非等地（於1910年設立所謂法屬赤道非洲）；在南非，馬達加斯加島則於1896年落入法國之手。

為什麼帝國在第三共和國時期狂飆突進？可能有好幾個答案。最簡單的答案可能是，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政治動蕩終於落下了帷幕。在此之前，法國始終有足夠多的國內問題要處理，沒有精力放在持久的海外事業上。

第二個答案則要歸結於普法戰爭。這場大災難大大刺激了法國人，甚至可以說徹底改變了法國人對海外帝國事業的態度。首先，法國人有迫切恢復大國地位、走出屈辱的心理動機。曾經兩度擔任法國總理的茹費理（Jules Ferry）是殖民事業的堅定支持者，1885年7月28日，他在眾議院為其殖民政策辯護，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

（法國政府是否要）沉溺於這些痛苦而無所作為？是否準備當一個看客，任由其他民族控制突尼斯和越南……掌控赤道非洲地區？……在我們生活的時代，一個民族是否偉大在於它遵循怎樣的發展路徑……（如果）沒有實際行動，不參與世界事務……我保證這樣的態度會使我們的國家很快走向終結……法國不能只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她也必須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在歐洲的命運中行使屬於她的所有影響力。她必須在世界各地傳播這種影響力，帶去她的語言、習俗、旗幟、武力和精神。

在演講後的第五年，茹費理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在其中，他給出了一個極短而有力的論斷：“如果一個人只是待在後院，就不能成為一個強大的力量。”法國的眾議院對茹費理報以熱烈的掌聲。茹費理的這些主張直接來自法國學者保羅·勒魯瓦—波利歐（ Paul Leroy-Beaulieu）於187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題為《現代國家中的殖民主義》（“La Colonisation chez les peuples modernes”），該文提出：“殖民就是一個民族的擴張，權力的復制，將一個民族的語言、習俗、思想傳播到世界的過程。擁有最多殖民地的民族是高等的民族，即便現在不是，有朝一日也會成為高等的民族。”換言之，由殖民入手，恢復國家榮譽。

其次，當時德國無論在人口還是出生率上都要遠遠超過法國（法國的人口年增長率為0. 3％，是整個歐洲最低的），法國需要在外部尋找人力資源充實自己。當時的普遍認知是，“為了拯救一個小法國，必須有一個更大的法國” 。“一戰”時，帝國動員數百萬海外屬民為法國而戰，就證明了這一動機。

最後，由於普法戰爭恥辱性的失敗，法國的軍人也有挽回顏面的需要。庫馬爾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了法國軍人的這一願望：“在撒哈拉沙漠和印度支那的叢林中，他們將消滅1870年至1871年的恥辱。此外，他們敏銳地感到這項任務降臨到他們身上，他們既有最大的需要，也有最好的機會。他們經常主動采取行動，對巴黎文官政府的指令置若罔聞。”

那麼，還有沒有經濟上的原因呢？

許多法國帝國主義者在為海外擴張提供理由時，確實提出了一些經濟上的主張。比如，茹費理自己在1884年面對眾議院說：“在經濟領域，我這裡有統計數據的支持，向你們說明了為殖民擴張政策辯護的各種考慮，從需要的角度來看，歐洲工業化人口，特別是我們富裕和勤勞的法國人民越來越迫切地感受到了對出口渠道的需要。”

問題在於，行動人物的理由可能並不是真實的動機，即使動機真實，行動是否符合動機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法國對一些殖民地的占領是很難用經濟理由來解釋的。北非的毛裡塔尼亞，國土的90%都是一望無際的撒哈拉大沙漠。法國在赤道非洲所進行的征服，也肯定是虧本的。在尼日爾，灼熱的沙漠，缺水，氣溫高達50攝氏度，農業或礦產資源明顯缺乏，這些使得尼日爾極度缺乏經濟吸引力。征服乍得時，帶隊的法國軍官承認，乍得非常幹旱，很難找到飲用水。他後來說：“當我獨自一人的時候，我對自己說，為了征服這樣一個被遺棄的國家而殺死這麼多人，付出這麼多痛苦，這真是不值得。”20世紀初，在整個乍得，只有20名歐洲人居住，其中只有一名法國商人。強迫勞動和對人民征收的各種稅負所產生的收入只相當於行政費用的一半。

宏觀的經濟數據也並不能支持茹費理的說法。1882至1886年間，法國與殖民地的貿易只占法國對外貿易總額的5. 71%（1909—1913年，上升到10. 2%），而同時期英國與其殖民地的貿易要占到總貿易額的三成以上。法國對外投資的重心是奧斯曼土耳其、東南歐、俄國和南美洲，而不是自己的殖民地。1900年，法國對外投資的71. 1%是在歐洲（俄羅斯就占了25%），只有5. 3%的投資是花在了法國自己的殖民地身上（1914年，終於上升到8. 8%）。

通過觀察是哪些人在推動法國的殖民活動，我們也許能夠得到更準確的答案。

在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政治圈子裡，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超黨派集團，其由各個派別的人士組成，盡管在其他方面可能會互相敵對，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主張—海外擴張。茹費裡就是這個集團的重要成員，其他成員有政府的高級官員、巴黎地理學會的探險家、重要軍事將領、神職人員、學者和探險家，還包括一些商人和金融家。

他們提出了若干主張。殖民地應該為法國服務。它們必須提供有用的原材料、購買法國商品和吸引法國投資。海外業務將擴充逐漸飽和的國內市場，使法國在經濟競爭加劇和保護主義抬頭時獲得有保障的貿易渠道。它們必須擴大法國的實力和威望，對抗國際競爭對手。此外，殖民地必須有助於解決民族問題。社會改革者希望至少有一些殖民地能夠為無地農民、城市失業者甚至孤兒提供家園。那些被判犯有刑事罪或政治罪的人可以被送往殖民地，以消除法國政體中的危險因素。帝國將復興一個由於自我滿足、懶散從而喪失民族意志的法國。傳教士認為，當地人的福音化將會對抗日益增長的反教權主義和世俗主義。技術專家和工程師則把這個帝國看作一個巨大的橋梁、運河、港口和鐵路工地。社會主義者夢想著建立模範定居點。道德家則說，帝國將為青春活力、男子氣概和開拓精神的發揮提供一個平臺。對軍人而言，帝國將成為陸軍和海軍的訓練基地。

盡管這些人有以上這些五花八門的主張，但不是所有人都真的投入了海外殖民活動。首先，普通民眾對帝國似乎並不感興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居住在法國殖民地的法國人只有70萬，其中50萬還集中居住在阿爾及利亞。在有些法國殖民地，法國居民的人數甚至要少於其他歐洲人。第三共和國的政治雖然仍然動蕩（換總理如翻書），但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仍屬平穩、寬容，沒有什麼少數群體因受迫害需要出走。而且相對來說，法國所占領的那些殖民地也實在很難說是什麼風景如畫的肥沃之地，對移民的吸引力也小。

唯一的例外是阿爾及利亞，這主要是由於以下原因：1848年革命之後，特別是在1852年拿破侖三世政變和第二帝國建立以後，政府將兩萬名以上的政治犯運到了阿爾及利亞；1871年，法國被德國打敗之後，阿爾薩斯和洛林部分地區的難民也被送往北非安置。此外，從西班牙、義大利和馬耳他也涌來了很多外裔移民，他們拋棄了自己的貧窮國度，因法國政府的優惠安置政策而來到這個相對鄰近的地方。1889年，巴黎將公民身份擴大到外國移民在阿爾及利亞出生的子女，這極大地增加了“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的人口數量。這些因素都是不太可能復制到其他殖民地的。

盡管商人、金融家和工業家對殖民地所能產生的收益非常感興趣，但是法國政府才是殖民經濟背後的發動機，到20世紀早期，這一點變得越來越明顯。很少有殖民地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法國駐軍和官僚機構是法國產品的最大市場，政府承擔和資助的公共工程是許多殖民地最具活力的經濟活動，政府的各種政策決定著投資盈利與否。正如數據所顯示的那樣，法國資本家對殖民地的投資並不多。所以，雷蒙·阿隆堅持認為，法蘭西第二帝國的建立並非是法國企業界的功勞，因為它明顯動力不足。另外一位法國作家則認為，法國的資產階級想象力不足，他們追尋的是自己內心的反復無常或頭腦的精明，對國家目的不屑一顧。

真正具有衝勁和主動性的是兩個群體—傳教士和軍隊。法國國內，教權主義與世俗主義的斗爭異常激烈，受此刺激，傳教士希望能夠在國外發展大批信眾，反過來復興法國的天主教信仰。拉維杰裡主教（Charles Lavigerie）對法國的北非政策施加了相當的影響，一家義大利報紙中肯地評論: “紅衣主教拉維杰裡在地中海的影響力超過了一支軍隊。”在很長一段時期裡，傳教士團體都是各殖民地最大的民間組織。

至於軍隊，他們與海外征服的關係要更加密切。巴黎政府對海外軍隊的控制似乎非常弱，而軍官們從海外冒險中看到了相當的機會。庫馬爾尖銳地評論說，在法國的帝國英雄萬神殿中，商人們是缺席的，他們的位置由士兵取而代之。

利奧泰元帥（Marshal Hubert Lyautey）就是個中典型，他在北非和印度支那服役，戰功卓著。在印度支那半島的時候，他寫道：“在這裡，我就像水中的魚，因為操縱事物和人類就是力量，是我所熱愛的一切。”之後他被派到馬達加斯加島任南部地區的總督，控制著將近法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100萬人口，他甚至在給父親的信中自詡為路易十四。再之後他被調往阿爾及利亞。1903年，他未經巴黎政府的許可就移師摩洛哥。1911年，他成了摩洛哥的實際統治者，直到1925年去任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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