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周錫瑞先生代表作品。關於義和團運動的經典研究著作，填補空白，頗負盛名。（簡體書）

目 錄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

第一章 山東———義和團的故鄉　１

華北平原 1

華北地區 3

山東的社會經濟區 7

義和團的故鄉 15

山東士紳的分布 34

第二章 秘密宗教、義和拳和民間文化　４４

山東秘密宗教起義 45

官方對異端宗教的禁止 47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秘密宗教起義 49

秘密宗教徒和習武者 51

刀槍不入和降神附體 60

民間文化和農民村社 71

第三章 披著基督外衣的帝國主義　７６

洋貨進口的影響 76

中日戰爭 82

基督教和西方擴張主義 83

山東的傳教活動 86

德國的天主教聖言會 90

天主教——政府中的政府 95

第四章 大刀會　１１２

金鐘罩 121

大刀會、盜匪和官員 128

大大會與天主教 132

1896年6月起義 136

第五章 巨野教案　１４６

事件起因 147

攫奪膠州的衝擊 154

第六章 冠縣梨園屯:“義和拳”的興起　１６２

背景 163

秘密教派活動史 168

教 民 169

梨園屯 170

民教爭端 172

桃花拳 177

煙峰再起 180

義和拳 183

1898年:教民的勝利與拳民的解散 187

1898年秋:爆發與鎮壓 194

第七章 風暴云結　２０１

山東的改革 203

政府的財政危機 204

自然災害與內亂 211

1898—1899年的外國侵略

德國人在山東 224

魯東南的反洋教事件 226

1899年的德國入侵 230

毓賢的作用 233

毓賢的義和團政策 244

外國的反應:德國與美國 252

第八章 神拳　２５４

魯西北的民間秘密宗教 258

魯西北的洋教 263

神拳的轉變與傳播:1898—1899年

官員們的態度 282

義和拳組織及其傳播 284

神拳的社會成分 287

第九章 衝突不可避免　２９４

平原縣的神拳 294

拳民暴力行為和外國人的抗議 296

在杠子李莊針鋒相對 301

森羅殿戰鬥 305

官府的反應 311

朱紅燈的最後日子 314

拳變蔓延 327

第十章 烈火燎原　３３４

朝廷的政策 335

蔓延直隸 338

1900年春天:衝突的加劇 344

外國的威脅和朝廷的搖擺不定 349

義和團在京津 356

“宣戰詔書” 367

京津包圍戰 373

文明世界的復仇 376

教　訓 379

結語:打破“起源偶緣”　３８１

附錄:清朝中葉的義和拳與白蓮教　４０２

本書自１９８７年在美國出版,至今已５年有余。現在有機會將它奉獻給中國讀者,我感到由衷的高興。

近年來,中外學者在學術領域中的交往日漸加強,雙方增加了相互間的了解與認識。向中國讀者介紹西方學人研究中國問題的著作,是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並不是說西方人在研究中國問題上比中國人有什麼高明之處,而是說通過各種譯著,中國讀者可以看到西方學者在研究問題的角度、思維方法以及概念使用上與中國學者的異同。從比較這種異同中,讀者們可以盡情地發揮自己的想象與思維能力,以期對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做出較為全面的判斷。

讀者在閱讀本書時,很快就可以發現我的研究指導思想與大多數中國學者不同。在近現代史包括義和團運動的研究中,中國學者強調對歷史要做出評價。近幾年來,在肯定和否定義和團運動的問題上,又有了熱烈的爭論。義和團運動是一場反帝愛國的偉大群眾運動還是一場由意識落後、封建迷信的小農發起的民眾運動? 它緩和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還是阻礙了中國現代化進程? 這一類評價問題,並未在西方學者的研究中引起爭論,因為大多數人認為沒有必要對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事件或人物進行類似的評價。在我個人對義和團運動的研究過程中,我所感興趣的是如何盡量客觀地理解運動的源流、時代背景、發生的原因以及運動發展的邏輯性。我希望中譯本能使讀者更清楚地了解義和團運動的性質和發生原因,在此基礎上,讀者可以做出自己不同的歷史評價。

介紹西方學者的學術文章及摘要雖然不乏其數,但是想要客觀全面地了解他們的中國學研究,最好的辦法就是通觀整部著作。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我以為也是為了這個目的。讀者們可以從這套叢書中看到不同作者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特點。

本書翻譯小組為此書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我謹向王棟、王建朗、江禹、葉瓦、杜繼東、吳義雄、路義忠、張俊義、樊書華表示誠摯的感謝。張俊義先生整理了原書初譯稿,肖志偉等一起與我核對了原文及譯稿。對最早組織翻譯工作的王棟和最後審校全書的張俊義先生,我表示特別的感謝。沒有大家辛勤的勞動,本書中譯本的出版將難以想象。

這本中譯本由１９８７年英文版直接翻譯而來,除了更訂原書注釋中極少的人名、地名及引用材料的錯誤頁碼外,全書沒有做任何重大改動。本書１９８７年出版以來,又不斷有新的義和團史料及學術專著出版。它們對我的研究很有啟發,但並沒有改變我對義和團起源的基本看法。因此保持全書原貌,可以使讀者比較清楚地了解我個人的觀點,以及它們與中國學者的相同和不同之處。同時,我也願借此篇幅,專門談談我對近年來義和團運動研究的看法。

近期義和團研究的某些著述相當引人注目。１９８８年路遙與程嘯兩位教授出版了«義和團運動史研究»論文集。這本書包括了兩位作者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以來的研究成果以及６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作者在河北及山東威縣實地調查的部分資料。兩年之後,路先生有«義和拳運動起源探索»一書問世。這本書將新發現的一批中文資料(包括梅花拳拳譜與經卷、族譜、家譜等)和外文資料(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信件和日記)集中在一起,強調探討義和團源流應該由“區域”研究開始,做“多層次多方面”的考察。同年,在中日兩國學者聯合調查(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０年)的基礎上,論文集«中國的家、村、神神———近代華北農村社會論»一書在東京出版。書中關於義和團研究的文章,表達了與我對義和團運動起源研究相類似的觀點。

除了上述的專著外,史料方面的出版也有相當的進展。１９９０年出版的«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極大地豐富了公開出版的資料。１９８０年我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的資料以及本書引用的山東巡撫檔案,大多收入其中。續編還包括了清朝中葉義和拳、神拳檔案史料(附編)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的«義和團源流史料»中的資料。我在本書中所引用的８０年代時尚未公開發表的資料,基本上可以在這兩集續編中找到。除了上面談到的專著和史料以外,還有很多研究有關義和團運動的文章,它們刊登在多種學術刊物和義和團研究通訊上。１９９０年在濟南召開的國際義和團運動討論會上也出現了不少有見解的文章。

毫無疑問,以上所談到的研究與史料加深了我們對義和團運動的理解。其中大部分新材料可以加強本書的論證,但也有少部分說明本書在一些細節上需要加以補充修改。例如,據«義和拳運動起源探索»中的梨園屯“閆氏家譜”記載,閆書芹的“芹”字與官方所記的“勤”字相抵;又如閆銘見(明見,明鑒)不是擁有土地百畝的大戶,而是僅有土地１５畝的小戶。這批資料中最重要的一部是路遙教授和他的學生發現的一批梅花拳拳譜和經卷。它們對梅花拳的歷史和實踐提供了一份較為翔實的記錄。其中“習武序”為梅花拳第五輩楊炳所做。楊炳可以說是梅花拳裡的關鍵人物之一,在這篇拳論中,他將“儒家思想滲透進去”,同時楊炳還是梅花拳中唯一入仕的人(中康熙壬辰科武探花)。他的“衛君衛國”“不可犯上作亂”的忠君思想是毫無疑問的。同時被路先生發現的還有一本與民間宗教中羅教有關的梅花拳經卷,他認為這個經卷證明了梅花拳與羅教之間的歷史聯繫,梅花拳是“依附於無為教的一個秘密會社”。而梅花拳裡文武場之分,也被看作是與教門的聯繫。在未見到經卷全文之前,我不敢貿然反對這種看法。但從歷史上看,梅花拳曾協助過清廷鎮壓１８１３年的八卦教起義;１８９８年趙三多起事前,梅花拳的首領還曾勸他不要“鬧出亂子”,說梅拳“祖師自明末清初授業至今文的看書,給人治病,武的練拳從沒有過叛亂的事”(見本書第六章)。因此, 在探討梅花拳與教門關係時,我們應當十分謹慎。另一方面,也應該考慮這部經卷中與«皇極寶卷»甚為相近的部分很可能是由義和團時期之後的梅花拳所繼承並加以修改的,這種修改甚至可能晚到民國初年。因為明清兩代禁止邪教失效後,民初教門活動重又興盛起來,他們的經卷也隨之廣泛流傳過。

路遙和程嘯教授的«義和團運動史研究»一書提供了比我以前所見的更多的白蓮教降神附體儀式的資料。而我書中第二章“秘密宗教、義和拳和民間文化”對於教門中的降神儀式有所低估。但是如果把秘密宗教中的降神附體儀式都看作受神拳影響,似乎還應做更多的探討。我認為大部分降神附體儀式都來自民間習俗中的跳神,在文獻中也很少記載秘密宗教與神拳的聯繫。

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可以使關心義和團研究的中國讀者比較中西兩方學者在研究同一課題,使用基本相同材料時,分析方法上的異同。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０年當我在山東大學做這一課題研究時,受到路遙教授及其他同行的相當關注,對此我表示深切的感謝。他們給予我的幫助不僅在於提供了６０年代山東大學所做的口頭歷史調查資料,還在於他們的研究直接影響了我對義和團運動發展階段的看法。關於魯西南大刀會、直魯邊界的義和拳以及魯西北神拳是義和團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觀點,就是直接接受了他們的分類方法。另外,路遙先生的«義和拳運動起源探索»一書在研究方法與角度上,與我也有著某些相同之處。首先我們的研究基礎都是建立在歷史文獻與口頭歷史調查資料上;其次是區域性的研究,特別是義和團發生地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環境。在對社會背景的研究上,路先生與我所持觀點極為相似。我們的研究也存在著不同之處,在起源問題上我們最主要的分歧點即路先生認為:雖然大刀會和神拳在義和團運動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直魯邊界地區的義和拳是這次民眾運動的主要來源,即“義和團運動顯然是義和拳運動的直接發展”。而我在研究中認為對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和傳播起了核心作用的是它的具有標志性的儀式———“降神附體”“刀槍不入”。就此一點來講,與首

倡降神儀式的神拳相比,直魯邊界地區的義和拳缺少這種儀式。

對上述分歧做更詳細的探討的話,首先可以用日本學者小林一美的話來概括。他在«義和團戰爭和明治國家»一書中寫道:“很多中國學者義和團源流論的最大弱點是熱衷於尋親,而忽略了對形成義和團運動的固有邏輯及發展規律的解釋。”在探討義和團起源的問題上,中國學者一般著眼於“組織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書中強調的是“降神附體”儀式對義和團發展過程所的作用。換句話說,使我感興趣的並不是儀式的始祖 ,而是它為什麼會在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００年間如此迅速地傳播開來。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它的易於接受,而易於接受又與它本身來自華北農村的文化和風俗習慣息息相關。在儀式中,義和團所降所請的神祇都是老百姓心目中武藝高強的英雄好漢,他們來自民間戲曲、小說,特別是«封神演義»«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中的人物。降神附體儀式在形式上與農村巫婆神漢的跳神走巫如出一轍,武術與氣功更是民間文化中健身防身的一種相當流行的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