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債務、危機與希特勒的崛起（簡體書）

1.承襲凱恩斯的預言，瑞士銀行顧問托比亞斯完美總結希特勒上台的經濟原因： 凱恩斯在《<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中預言了賠款會導致德國經濟崩潰並引發經濟危機，終引發德國的複仇戰爭；托比亞斯是蘇黎世大學經濟史副教授、瑞士銀行顧問，他在凱恩斯的基礎上，援引更多史料，通過表格、照片、數據等佐證，徹底講透希特勒上台背後的經濟原因。

2.金融時報、BBC、書評等一致推薦，打開書2019年度好書，美亞五星好書： 《金融時報》稱“歐洲的每一個決策者都應該讀一讀”；《BBC歷史》認為“對於那些希望寫納粹主義崛起的人來說，現在有一本通俗易懂的非專業書籍來解釋經濟方面的內容”；《書評》將其與奧威爾的《1984》相提並論；《打開書》則將其評為2019年度好書；美亞的讀者也是一致好評。

3.揭露美英法等國聯手“幫”希特勒上台的幕後原因： 協約國等戰勝國一方面用《凡爾賽和約》逼迫德國賠付大量戰爭賠款，一方面盡力摧毀德國的工業以防止它東山再起。然而，歐洲經濟具有一體化的特點，英法等戰勝國的經濟也與德國息息相關。在矛盾中，美英法連續拋出“楊格計劃”和“胡佛計劃”等幫助德國渡過難關的延緩還債方案，但只是隔靴搔癢。魏瑪政權的軟弱讓其失去民心，德國共產黨則不受資本家歡迎，於是善於鼓動人心、手段狠辣且符合資本家需求的希特勒趁勢攫取了權力，登上了德國權力之巔。

4.圓脊精裝，雙封設計，打造完美閱讀體驗： 圓脊精裝，內封 外封雙封面設計，還原原版書的設計理念，挖掘作者的真實意念，加上超順滑膠版紙印刷，打造內外如一的完美閱讀體驗。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而德國還要向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支付巨額戰爭賠款。 1931年夏，德國的金融崩潰成為現代大的經濟災難之一。它引發了全球性恐慌，拖垮了國際貨幣體系，導致全球經濟迅速衰退並陷入了長期的蕭條。
雖然英法美等國試圖通過“楊格計劃”“胡佛計劃”減輕德國的還債負擔，但利益糾纏之下的各國心懷鬼胎，兩個計劃均以失敗告終，德國以及世界經濟進一步滑向深淵。
希特勒設法成功地從危機中獲利，因為他一直是對賠償制度直言不諱的批判者。隨著金融體系的崩潰，他對外國債權人和德國政府的沆瀣一氣進行無情地批判和攻擊，這項舉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引起選民的共鳴。希特勒就此通向權力之路。
作者托比亞斯·施特勞曼揭露了這場致命危機的根源，展示了一個債務陷阱是如何導致一個歐洲國家的金融和政治終迅速崩潰，以及納粹黨和希特勒如何崛起的故事。

托比亞斯·斯特勞曼（Tobias Straumann）
蘇黎世大學經濟史副教授，瑞士銀行特邀經濟顧問。
他在二十世紀歐洲金融和貨幣歷史領域發表了大量著作，著有《貨幣的固定觀念》和《風險的價值》。
代表作《1931：債務、危機與希特勒的崛起》被《金融時報》《BBC歷史》《外交事務》《書評》《打開書》等媒體推薦，並被牛津大學圖書館、WEILY在線圖書館、IDEAS在線圖書館等收藏。

瑞士經濟史學家托比亞斯·施特勞曼的這本著作的價值在於：它使我們的注意力全然集中在那一年發生的戲劇性變化上。那時，正是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脆弱的政治和金融秩序試圖步入正軌的年份……本書節奏明快，敘述條理清晰且富有創新性……如果說，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以他1955年的經典之作將1929年的經濟崩潰狀況永遠銘刻在了人類社會的共同記憶中，那麼本書作者施特勞曼正為我們如實呈現了1931年的歷史。歐洲的每一位決策者都應該讀一讀。
--《金融時報》 亞當·圖茲

托比亞斯·施特勞曼的這本書真讓人大為稱讚……施特勞曼充分介紹了德國經濟危機的演變進程以及德國這一危機如何與各種棘手的問題，尤其是作為戰敗國必鬚麵對的賠償問題相互交織、互相影響的情況。施特勞曼條分縷析地講述了諸多複雜的事件，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專業術語的使用，同時也體現出了洋洋灑灑的敘述風采。通常沉悶又枯燥的科學知識在本書中的呈現並不乏味。令人欣喜的是，對於那些希望了解納粹主義的興起的讀者來說，本書正是一份頗有價值的參考。它以普通讀者能夠理解的方式介紹了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
--《BBC歷史》 羅傑·穆爾豪斯

這是一份關於魏瑪共和國時期的金融恐慌及民主崩潰狀況的詳盡又通俗的作品。
--《打開書》2019年度書籍 斯里納特·拉加萬

托比亞斯·施特勞曼的這本書正如同喬治·奧威爾的《1984》，令人感到冷峻而後深思，頗具諷刺意味和參考價值。
--《書評》 大衛·馬克思

前言
這本書的主題是現代社會重要的事件之一--1931年德國金融危機。那一年夏天，德國銀行系統部分發生了崩潰，德國政府停止償還部分外債，同時暫停了德國貨幣的自由兌換。這些衝擊引發了全球清償危機，破壞了金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並在美國引發了嚴重的銀行業危機，終使得國際經濟衰退演變成了一場經濟大蕭條。 1931年德國金融危機導致了毀滅性的政治後果：它破壞了民主黨派已經建立的政治基礎，並促成了希特勒的崛起，讓他能夠通向權力之路。
初創作這本書的想法來自我的一個信念，即"公眾並不了解1931年德國金融危機這一事件，以及它在希特勒迅速從選舉中獲得成功的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但促使我立即動筆開始寫作的原因是，我對自己觀察到的人們圍繞歐元危機展開的激烈辯論感到不安。這場危機於2010年在希臘爆發，並波及其他南歐國家和愛爾蘭。就像1930年發生的那樣，政府債務、私人債務、銀行倒閉和有缺陷的貨幣體系連接起一個注定會出現問題的閉環，這個閉環導致了一場震驚西歐政界的金融危機--在我看來，它在持續地動搖西歐的政治基礎。
無論如何，1931年德國金融危機與當下的辯論息息相關。德國危機的根本原因是當事方受制於國內政治現實，無法滿足國際協議的要求。次世界大戰的戰勝方希望能設計出一個賠償計劃，藉此在不壓垮德國的前提下對其進行懲罰。為了實現這個目的，許多抱有善意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多次嘗試改造這一計劃，使其對德國更加寬容，他們的成果便是1930年所謂的"楊格計劃"。但是，楊格計劃的談判者未能充分考慮到德國迅速惡化的經濟和政治局勢。 1929年開始的經濟衰退迫使當時海因里希·布呂寧總理領導的政府屢次降低工資、削減支出、提高稅收，並通過這些辦法償還德國的戰爭賠償和其他外債，這進一步加劇了經濟衰退，並直接促成希特勒的上台。
希特勒熱衷於將德國的經濟困難歸咎於外部力量的影響。而由於幾乎所有的魏瑪政客都對賠償制度不滿意，所以他們並沒有將精力花費在反駁希特勒的論點上。當然，希特勒的這些批判對他上台所起的幫助作用被誇大了。不言而喻，還有其他因素促使希特勒取得成功，比如他的個人魅力和政治才能；歐洲當時反猶太主義的大氣候；希特勒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立場、對民族主義的強調和如救世主般許下的團結德國人民的承諾。然而，分析他的演講和競選活動的影響，我們會發現：他對賠償制度的無情譴責成功地給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債、緊縮政策和希特勒的崛起息息相關。
為了展開敘述，我從和朋友、同事的多次交談中汲取靈感。其中重要的當數馬庫斯·迪姆·邁爾、馬庫斯·索姆和奧利弗·齊默。他們促使我明確論點--解釋一場已經過去的金融危機與當今社會存在的關聯。此外，奧利弗是我所知道的在社會變遷及其政治含義方面敏銳的觀察者，也是個鼓勵我從經濟以外的層面對1931年的德國金融危機進行反思的人。他不間斷的支持是我完成這個項目的關鍵。以下的經濟史學家同樣對1931年的那場危機有強烈興趣，我在和他們的交流中獲益良多：奧利維爾·阿科米諾蒂、亞歷山大·阿波斯托利季斯、約翰內斯·貝爾、西蒙·班霍爾策、文森特·比尼翁、厄於溫·艾特爾海姆、馬克·弗朗德羅、胡安·弗洛里斯、盧卡·弗勒利歇爾、佩爾·漢森、克萊門斯·約布斯特、拉爾斯·喬農、德魯·基林、揚·托雷·克洛夫蘭茲、彼得·庫格勒、馬蒂亞斯·莫里斯、拉爾斯·厄格倫、拉爾斯·弗雷德里克·奧克森達爾、瑪麗·奧沙利文、詹盧卡·帕爾迪尼、亞歷山大·拉特克、阿爾弗雷德·雷肯德里斯、薩馬德·薩費拉茲、馬克·施珀雷爾、斯特凡諾·烏戈利尼、斯科特·厄本、漢斯-約阿希姆·福特、弗洛里安·韋伯、烏爾里希·沃伊特克和尼古勞斯·沃爾夫。後，我要感謝伊恩·羅傑，他幫助我闡明自己的想法，使這本書具有可讀性；感謝盧恰娜·奧弗萊厄蒂和她在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工作人員的出色管理與支持。

前言
緒論

部分：自信
1 嘲笑烏鴉
2 外交官的勝利
3 “一手好牌”

第二部分：猶豫
4 希特勒的勝利
5 勒馬回頭
6 “俾斯麥之後位真正的總理”

第三部分 ： 絕望
7 化圓為方
8 來自華盛頓的幫助
9 尾聲
10 希特勒的崛起

結語
註釋
參考文獻
圖片出處

緒論
1931年7月14日，納粹黨柏林分支的領導人兼納粹黨的宣傳主任約瑟夫·戈培爾感到歡欣鼓舞。 “政治中瘋狂的事情發生了，”他在日記中寫道，“信譽已經喪失殆盡。布呂寧總理遇到了嚴重的問題。我們的國家正處在破產邊緣。屬於我們的時刻正伴隨著可怕的確定性臨近，而我們將會抓住這一時刻。布呂寧之後，該輪到我們了。”（注1）
很遺憾，戈培爾做的估計只有一部分是對的。德國的金融危機以驚人的速度促成了魏瑪共和國的瓦解。短短18個月之後，在1933年1月，希特勒就被興登堡總統任命為總理。戈培爾也做出了錯誤的估計--他認為納粹黨會在布呂寧之後立刻接管政府。而實際上，還有另外兩人曾在希特勒掌權前短暫地坐過總理的位置：弗朗茨·馮·帕彭和庫爾特·馮·施萊歇爾。但戈培爾基本的直覺是正確的。一個關閉銀行、引入資本控制並且在經濟深度衰退時聲明部分違約的政府幾乎沒有機會生存下來。布呂寧嘗試掌權至1932年5月，但在1931年7月身受重創。
德國在1931年的金融危機不僅為納粹分子提供了所需的開放機會，而且引發了國際清償危機，使全球的銀行和金融市場陷入混亂。驚慌失措的投資者迫使英鎊脫離了金本位制，從而在諸如印度和日本這樣遙遠的地方掀起了一波貨幣貶值的浪潮。此外，它還引發了美元貶值以及美國的銀行業危機。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全球經濟的支柱接連倒下。使世界陷入經濟蕭條的不是1929年的股市崩盤，而是1931年德國的經濟危機，而這次危機又進一步削弱了德國經濟和柏林政府。
這之後，歷代學者都在研究這個特殊的年代與這場政治和經濟上的浩劫。 （注2）現在我們正處在擺脫另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生活在政治兩極化的世界，因此，現在是時候來回顧1931年的這起事件了。從它發生以來，我們需要解答的中心問題只有一個：為什麼政策的製定者沒能夠避免這樣的災難？
一個普遍的假設是他們並沒有看到危機來臨，也有一些事實能夠證明這一觀點：早期來自獨立經濟學家的預警被忽視了，很多政治家沉迷於缺乏基本經濟素養的道德宣講。直到納粹黨在1930年9月的德國國會選舉中大獲全勝，在德國引發了一場貨幣危機之後，許多政客才意識到德國正處於金融崩潰的邊緣。從那時起，他們原本有足夠的時間來防止災難的發生。因此，認知慣性僅能解釋這場悲劇發生原因的一部分。
但是，政策的製定者如果意識到了他們已危在旦夕，那麼為什麼在這麼長的時間後才採取行動？他們是否缺乏做出艱難決定的勇氣？有一些證據能夠支持這一觀點，比如，毫無疑問，當時在任的政治家並不是非凡的政界元老。但是，當我們研究那個時代的西方政治領導人的傳記時，這些政治家看起來又顯得不那麼膽怯無能。美國總統赫伯特·胡佛是一位睿智且經驗豐富的管理者，對歐洲的問題有著出色的見解。英國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對國際合作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渴望建立緩解緊張關係的橋樑。法國的外交政策掌握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手中，他是曾為法國服務過的、有能力的外交官之一。德國總理海因里希·布呂寧也被認為是一位頭腦精明的政治家，並且是那個時代製定財政政策的權威專家之一。當然，這些人都犯了錯誤，尤其是布呂寧，但很難說如果換成另一批政客上任，他們就能輕易地將這枚嘀嗒作響的炸彈拆除。
另一個假設則強調了限制政客進行操作的製度框架。這似乎是合理的解釋。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由於沉重的外債負擔，德國政府幾乎沒有迴旋的餘地。德國政府不僅必須支付次世界大戰賠償，而且由於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的繁榮時期大舉向外國銀行舉債，德國還背負著沉重的外債。當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時，德國政府別無選擇，只能推行緊縮政策，這進一步加深了衰退程度，德國政府也被迫數次削減開支和增加稅收。此外，金本位制很難為銀行體系提供足夠的流動性。按照規定，德國央行需要為所有流通中的紙幣至少持有40%的黃金和外匯儲備。在這種險惡的背景下，激進黨派贏得選舉、金融和貨幣體系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注3）
很明顯，債權人（無論是私人還是具備公營背景的人）都能夠且應該免除德國的債務，有很多重要人士只提出了這麼簡單的要求。但法國、英國和美國的政客都因為可以被理解的原因猶豫了，選擇了更漸進的外交辦法。因為對於大戰的記憶仍然清晰，政府之間都不信任彼此，戰爭的主要參與國的國內輿論對重大讓步和免除債務持懷疑態度。不僅如此，危機以極快的速度加深，政治和外交的例行安排都無法承受如此壓力。終，在危機發生後的第11個小時，美國總統胡佛提出了一項旨在製止德國貨幣擠兌的倡議，但是為時已晚，這場金融危機已不可避免。
因此，德國的危機具有啟發性，並不是因為它表明政客有時沒有勇敢地採取行動--這是可以預料的，而是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喜歡安全。相反，它為我們上了永恆的一課，說明正確地達成國際協議有多麼重要。在20世紀20年代，協約國未能提出與德國的經濟和政治現實相匹配的賠償制度。沒錯，外交官和政客們努力調整賠償制度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他們舉行了近三十次特別會議，並商定了1924年的道威斯計劃和1930年的楊格計劃。但是，對一份20世紀20年代會議紀要的研究表明，鮮有證據證明當時有人意識到他們迫切需要一份更現實的新方案。 “在政治上可行、經濟上合理的選項就是戰爭，”一位當代觀察家恰當地總結了1919-1931年發生的悲劇，“這就像一場發生在山坡上的拉鋸戰，政治力量在不停地努力，希望能夠向山上更進一步。有時他們的確能取得一些勝利，而更佔優勢的經濟因素卻將他們穩穩地送上了下山的路。”（注4）
後面的部分將重點介紹戲劇性的時期，即從1930年1月楊格計劃被通過到1931年7月金融危機爆發這一段時間。在部分中，我們將看到大多數銀行家、外交官和政治家在解讀正在發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時反應遲鈍。第二部分描述了他們了解到所面臨風險的轉折點，以及他們如何在條件約束下嘗試改變。第三部分描述了避免災難的努力終失敗和金融危機的迅速惡化。這是一個堪比《聖經》的故事，說明了開始看似可控的局勢很快就會失控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