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論集（簡體書）

朱熹集新儒學之大成/24

論朱子之《仁說》/58

新儒家範型：論程朱之異/90

朱子評老子與論其與“生生”觀念之關係/116

朱子之《近思錄》/138

朱子之宗教實踐/194

朱子固窮/218

朱陸鵝湖之會補述/246

朱陸通訊詳述/264

朱門之特色及其意義/282

元代之朱子學/310

早期明代之程朱學派/340

從《朱子晚年定論》看陽明之於朱子/360

《性理精義》與十七世紀之程朱學派/390

歐美之朱子學/424

附錄一 朱熹與新儒學

附錄二 陳淳《北溪字義》

附錄三 譯後贅言

朱熹集新儒學之大成

治中國思想者，咸知朱熹為將新儒學導致最高發展最偉大之新儒家，但其貢獻之在哲學上重要性，則殊少論及。《宋史》引述朱熹高足黃榦（一一五二—一二二一）語，“道之正統，由孔……孟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但《宋史》於朱子之如何有功於儒學亦未予闡述。黃榦於其《朱子行狀》中謂其師於周、程、張、邵四先生之書，為之裒集發明，但勉齋亦未有所闡發。自來學者固多覺察朱子之重要貢獻，但若非概括之論述，徒謂朱子集新儒學之大成，即僅簡述朱子學術之一二點，幾無一能外乎此者。吾人應特別認識朱子於儒學之基本改變以及其改變之哲學上的重要性。

“集大成”一詞乃孟子用以贊述孔子，猶之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推孟子之意，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乃聖之時者也。依朱子之釋，三子為一小成，而孔子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當其訓釋孔子之際，朱子或未遑以大成自居，但若就新儒學而論，朱子之所成就者，亦正如孔子集前聖之成就。

朱子之集大成，約有三端，即新儒家哲學之發展與完成，新儒學傳受道統之建立，以及《論》《孟》《學》《庸》之集合為四子書。凡此俱關涉儒家哲學、儒家傳統以及儒家資料與方法。而此一集大成，姑無論僅為一種綜合，一種重建，或為一種創造，俱屬仁智互見。朱子固未運用任何儒學新資料或創造任何新名詞，但朱子所予新儒學之新特質與新面貌，此實無可否定。其支配於中國、韓國以及日本思想者，達數百年之久。自未能視為一歷史上偶然事件也。

一、新儒家哲學之完成

朱子於新儒家哲學之完成，誠有多端。茲從四方面論述之：

（一） 確定新儒家之方向

新儒家在第十一世紀之興起，固由於儒學攻擊漢代經典版本注疏之學以及唐代文學之研求。而佛學發展之挑戰與夫宋代建國以來，社會與政治改革之迫切，其勢俱需要在觀念研討上，有所轉 移。因之，經籍中之《春秋》與《易經》在當時蔚為鉆研興趣之熱 潮。所謂宋學三先生胡瑗（九九三—一〇五九）、孫復(九九二—一〇五七）與石介 （一〇〇五—一〇四五），均孜孜於《春秋》。胡瑗、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輩則致力於《易經》講授與撰注。前者探討 政府治平之原理，後者示人以待人接物之方與實務。就儒學歷史言，此一運動之創新，實由於在各方面均已遠離漢唐儒家之學風，因而成為新儒學。但其學術興趣，基本上仍是傳統，亦即仍在個人修養、社會秩序與世界和平。如實言之，學者如司馬光、王安石終乃經世之士。但至十一世紀末，新儒學有較高之發展，使儒學進入一新境域。所謂北宋五先生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與邵雍，固不僅有志於經世之務，抑且更進而尋求了解事物之理與性。整個 運動由此而推動而發展，名之為性理之學。

但若以五先生所趨之方向全同，或共同湊集於理之觀念，是亦不然。周敦頤以所著《通書》及《太極圖說》見稱。前者之基本觀念為誠，後者所強調者為靜，《圖說》簡言之謂“無極而太極”。又謂“太極動而生陽……陰，兩氣交感，而化生萬物，惟人得其秀而最靈”。又謂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而主靜為本”。周子得太極圖於道家穆伯長，伯長傳自陳搏（九〇六—九八九）。《太極圖說》雖在探討上是唯理，而其含有道家氣味則顯而易見。理字固見於《通書》，但在書中並非重要。

理字常見於張載與邵雍著述之中，但此亦不過《易經》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學說之重述，尚非一種哲學系統之主旨。

在張載，存在之基本要素為氣。張子認氣與太極為一，陰陽為其兩面。就體言，當其發散而未凝聚，氣為太虛。就用言，當其動靜，其聚散，氣為太和。在其持久凝聚與發散之過程中，有若干基本法則之運行。如謂物必有對，無物可以孤立。抑且，依理言，物有始終，有聚散。因之，理自有其重要之地位，但根本要素仍為氣。在邵雍，存在之基本要素為數。良以宇宙之運行或變動由於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而數生於理。理雖重要，但仍屬背境。能使理之觀念為其哲學體系之基石者，唯兩程子為然。事實上，使理之觀念居於中國哲學史最關鍵之地位，以兩程子為先河。理之觀念初不為早期儒家所重，亦每為漢唐時代所忽視。但在佛教之衝擊下，尤在華嚴宗事理圓融觀之哲學發展至頂峰情況之下，早期新儒家亦唯有亦步亦趨，尋摘上述《易經》語，以為支援。二程兄弟不僅有如其他新儒學所為，只僅發揮上述《易經》語之觀念，而繼而使此理之觀念，為其整個哲學之中心。依二程言，理同於人之性，物之性。程頤云，“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程顥亦云，“有物有則，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

吾人可知十一世紀末，新儒學中，約言之，有四種趨勢，一為雖唯理而帶有道家氣息，一為集中於氣，一為數，一為理。茍朱子所偏好於張邵之哲學，或周敦頤道家之傾向，則新儒學在近七百五十年來之往程，必將全異其塗轍。但朱子采擇二程兄弟唯理哲學，尤以程頤思想為甚。馴致其結果，整個新儒學運動，至今稱之為理學或程朱學派。

在朱子抉擇中，使新儒學免淪為道家之厄。吾人前已指陳周敦頤思想著述中之道家成分，當時對於《易經》之廣泛興趣，誠易使新儒家為道家哲學所吸引。《易經》一書在前數世紀，固大半用為道家之占卜也。新儒家一（理或氣）生二（陰陽），與二生萬物之基本宇宙論，有如《太極圖說》所顯示，亦可於老子書中尋其端緒。佛學無論在理之觀念上與心性之學上，俱有莫大之影響。新儒家固極反佛與反道，但佛道兩家學說凌駕儒學之危機曾如是之大而真實。

如何揚抑於佛老之學，朱子之地位實居關鍵，而朱子抑之。其於周敦頤，吾人可知朱子費盡心力，在其注周子《太極圖說》中，以儒家思想解釋道家極顯明之無極觀念。因而將周敦頤道家 思想洗滌蕩盡。其於邵子則簡直棄之而不顧。其最佳例證莫於 其摒棄邵雍於其所輯《近思錄》之外。在淳熙二年（一一七五），朱子與呂祖謙兩人，於周敦頤、二程兄弟與張載四儒著述之中，選輯六百二十二條，以代表新儒家之全部教義。此一部《近思錄》，實是第一部新儒學之專集，並作為以後《性理大全》一書之範本。此部《性理大全》，自永樂十三年（一四一五）以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以來用作國家考試取士之資。其影響並籠絡中國思想者 達五百年之久。此輯錄並為自朱子以至十九世紀以來，儒家之無 數輯錄之鼓舞與垂範。

邵雍完全摒棄於《近思錄》之外，並未自其集中直接征引一 節，僅程顥引述其語一次而已。邵雍之所以全然摒棄，乃由於邵子於孔門談論仁義之基本教義，幾至未予論述。但尤為重要者為 邵子哲學在本質上道家氣味過重。邵雍象數之學得自於道家李之 才，而李則由陳摶所傳授。朱子避而不錄邵子者，乃使新儒學 遠離於道家之軌道。

朱子之遠離道家之嫌，即在細節上亦然。此於《近思錄》中朱 子曾更改一段，可作明證。在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原作中，原 句有謂“故曰性其情”，又謂“故曰情其性”。朱子將此兩句俱予 刪除。良以前一句來自王弼（二二六—二四九）之注《易》，在其《易》 注中正反映漢儒性善而情惡之共同信念，而此—信念最受道家之 影響。

至若張載，朱子雖予盛贊，但其以氣為終極實體之基本哲學， 殊不為朱子所願接受。依朱子意，氣一於性，但必須依附於理。朱子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伊尹伯夷之於孔子，伊尹事太甲，伯夷寧 饑死而不事武王。孟子雖謂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其聖一也，但伯夷 之成德，為“非其君不事”，伊尹之成德，為“何事非君”。惟吾孔 子，“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25。易言之，張子氣之哲學，得其 一偏，而二程理之哲學，則圓融焉。

朱子之宗二程，其為一哲學性選擇之結果，至為顯然。姑不論 自覺或非自覺，朱子乃引導新儒學，出於唯物論（如張載）或道家之自 然主義（如周敦頤與邵雍）之樊籠，而環繞學理之路線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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