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苦旅到鳳凰涅槃：日本漢字問題與語言政策研究（簡體書）

自20世紀中葉，越南、朝鮮及韓國相繼廢除或限制漢字的使用以來，日本可以說是除中國之外唯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漢字的國家。無論是在日本旅行時漫步街頭，還是在中國書店、圖書館等翻閱日文出版物，我們都會因其充滿了大量的漢字而備感親切。然而，我們有所不知的是，即使在日本，圍繞著漢字的存廢，即在步人近代之後是否繼續使用漢字這一問題，亦曾展開過一場激烈的爭鬥，其場景可謂一波三折，洶涌澎湃。本書所講述的就是這場自明治維新以來歷時近一個半世紀的博弈過程，就其起源、歷史與思想背景，歷屆政府及學術界、輿論界等的幹預，均做了詳盡細致的考察。其所展示的內容，即使對於我這樣來往於中日之間三十余年，且專門從事兩國文化交流工作的讀者，也不由得感嘆相加，興奮不已，並著實地接受了一次學術啟蒙。
就一個近代國家而言，文字的使用，關乎整個民族的文化認同和國家建構。如果所用文字與其主體文化傳統相悖或脫節，勢必造成其國民文化認同的分裂，而無法建構統一的國民意識。同時，如果所使用的文字不能或很難被廣大國民掌握和運用，則亦會造成國民內部讀寫能力及教養的差異，而這對於以均質化為目標的近代國民國家而言，也是必須回避和克服的。以此兩點來審視中國和日本，兩國雖在傳統上都已持續使用漢字長達數千年，但步入近代後，所面臨的境遇卻大不相同。由於中國是漢字的母國，不存在使用文字與主體文化傳統相悖或脫節的問題，故不必排除或限制漢字的使用。中國所需要解決的只是如何將難讀難記的漢字簡易化，使廣大國民能掌握運用，以達到國民之均質化，從而完成國民國家的建構。近代以來中國歷屆政府所推行的識字運動以及新中國成立後所進行的文字改革，即策定使用簡體字，便是出於這一目的。雖然也對過於繁雜難辨的漢字規定了一些使用限制，但此時我們工作的重點則是將漢字本身作為改革的物件，對其字體，以減少筆畫的形式來進行簡易化，使其易記易學。
相比之下，作為一個自古以來以借用漢字來表述本國文化的國家，日本在其明治維新後，則相繼需要解決兩個問題：首先，為了建構一種近代國民國家的語言表述，在邏輯上一定要盡可能擺脫並非出自本國而是外來文化的漢字這一束縛，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文化認同；其次，即使無法全面排除漢字，也要在其使用的數量上加以限制，以確保全體國民能相對簡單地掌握和運用，以達到其均質化之目的。也就是說，與中國不同，日本的措施並非針對漢字的字體本身，盡管後來也簡化了部分字體，但首當其衝需要處理是否廢除或減少漢字這一非常困難的問題。之所以稱之為困難，是由於自漢字傳人日本已有兩千余年的歷史，其存在已經完全融人這個島國的文化體系之中。盡管日本很早便發明了可以標注其日語發音的符號一假名，但始終是漢字與假名並用，歷時千年以上。可以說，廢除或限制漢字的使用，幾乎等同於否定自身的傳統文化，這對其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實所謂廢也不是，不廢也不是。也正是因為這一無法解決的兩難窘境，才產生了日本朝野上下歷時近-個半世紀的爭鬥，而其間之波瀾曲折，也實在令人扼腕不已。

叢書總序
序

緒論
I 揮之不去的問題意識
II 既往研究綜述
III 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IV 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第一章 漢字扎根日本與前近代日本人的漢字觀
1．1 漢字扎根日本及其影響意義
1．1．1 從中國漢字到萬葉假名
1．1．2 假名文字的誕生與日本漢字的形成
1．1．3 漢字之於日本的影響和意義
1．2 西學東漸與漢字反思
1．2．1 西學東漸與文化衝擊
1．2．2 日本蘭學者的漢字觀
1．2．3 日本國學者的漢字觀

第二章 明治時期的漢字問題與語言政策
2．1 漢字問題的形成與初步展開
2．1．1 漢字問題之肇始
2．1．2 歐化思潮語境下漢字問題的形成與民間文字改革運動
2．1．3 解構漢字問題的“漢字擁護論”
2．2 甲午戰爭後日本漢字問題的新展開
2．2．1 戰勝國意識對“廢除漢字論”的加持
2．2．2 文化派與時俱進的反擊
2．2．3 民間語言文字改革運動的新展開
2．3 明治政府的語言政策
2．3．1 上田萬年與明治政府的語言政策
2．3．2 明治政府語言政策的規劃實施
2．3．3 文化派的反擊與文字政策受挫
2．4 日本漢字問題的歷史成因與明治語言政策的特點、影響和意義
2．4．1 日本漢字問題的歷史成因與實質
2．4．2 日本漢字問題言說中“支那”與“西洋”的政治·文化意義
2．4．3 明治政府語言政策的特點、影響和意義
……

第三章 大正·昭和前期的漢字問題與語言政策
第四章 二戰後至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漢字問題與語言政策
第五章 戰後初期日本語言政策制定實施中的各方博弈
第六章 日本常用漢字時代的到來與漢字價值的重新認識

終章
參考文獻
附錄
後記

2.1.1 漢字問題之肇始
工業革命之後，西方列強為滿足不斷擴張的資本主義市場需求，憑借堅船利炮將殖民主義觸角伸向東亞。1840年的鴉片戰爭即是這一殖民主義的開端。這場戰爭對近代中國的影響自不待言，對日本也產生了巨大衝擊，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逐漸解體。1853年，美國東印度公司艦隊司令長官馬修·C.佩裡率領四艘戰艦停靠浦賀的黑船事件迫使德川幕府在外交、內政上出現一系列重大變革。外交上，德川幕府與美、英、俄、法、荷等五國先後簽訂修好條約與修好通商條約，日本朝野輿論由攘夷排外逐漸轉向師夷強國，幕府決策也由消極被動開國轉向積極自主開國。內政上，幕府為了統一國內認識，避免因開國外交導致的全國混亂，開始向各大名和朝廷尋求解決良策，朝廷和薩摩、長洲等西南強藩的發言權日益強大，幕府專權的統治秩序開始解體。在此過程中，幕府為了鞏固自身統治地位，避免日本被殖民的危險，在深化同歐美各國交流的同時，積極引進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和文化知識，謀求日本近代化的發展。於是，西學知識體系替代漢學知識體系，成為日本政治、文化精英向往和追求的目標，同時也成為建構日本新知識體系的出發點和基準。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日本漢字開始被視作阻礙日本近代化發展的麻煩問題，日本漢字問題由此肇始。
日本慶應二年十二月（公歷1867年1月），德川幕臣前島密（1835-1919）向當時的幕府將軍德川慶喜遞交了一份讓人不可思議卻又意義深遠的建議書——《議漢字之廢除》。之所以說這份建議書不可思議，是因為1866年正是幕府統治瀕臨解體的動蕩之時，幕府迫切需要的是能夠力挽狂瀾、扭轉乾坤的治國救急策略，但前島密的建議書非但不是時局急需良策，而且其討論的內容更有些匪夷所思，竟是主張幕府廢除漢字。對此，他本人亦很清楚，在建議書中坦言：“當下國事多端，人人競相謀劃救急策略之際，此建言有如迂論”。然而，前島密的這份建議書並未因不合時宜而被歷史洪流所淹沒。明治中期，當這份建議書被刊載在《茗溪雜志》後，時人皆驚嘆前島密的遠見卓識，稱其為近代日本文字改革運動的先驅者。從前島密的生平經歷來看，他這份建議書也並非無中生有、空穴來風。
與同時代的文化精英一樣，前島密幼年修習漢學，少年時在江戶開始接觸蘭學，青年時代目睹過黑船事件。在日本開國後，他領悟到“凡是國家有識之士必學英語。英語不止美國使用，亞洲要地亦廣泛通用”，遂轉學英語，並研習西方海軍以及商務知識等。在幕末的歷史大轉折時期，前島密憑借個人的社會考察和對日本國內外形勢的分析，不僅深切認識到英語和西學的重要性，而且對文字與教育、學問以及國家富強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較之前人更加深入的思考和認識。
在《議漢字之廢除》中，前島密闡述了廢除漢字的原因、目的和重要性等。首先，前島密從國家、教育和文字的關係著眼，提出廢除漢字旨在普及國民教育。他指出，國之根本在於國民教育，教育要不論國民身份高低，實現普及惠眾。若要普及，則需簡易文字和文章，因此日本應該效仿西方各國采用表音的假名文字來普及教育，而不用漢字，並最終廢除漢字在日常公私場合的使用。接著，前島密結合個人的體驗觀察，並借用美國傳教士的話為佐證，痛批漢字的弊端，力陳廢除漢字的原因：“唯少年時光乃探究事物道理之最佳光陰，然為習此象形文字之無益古學而耗之，少年精神知識因之荒疏……古人將此不便且無益之象形文字舶來，最終視其為國字以常用，實為憾事。吾國人知識如此之低劣，國力如此之不振，究其根源，恐其毒害於此發作，令人痛恨。”①在這裡，前島密借由同西方這個他者的比較以及中國因使用漢字而落後遭侵略的實例，認為漢字非但無用和耗時，成為日本入學習西方知識的障礙；而且毒害和罪責不輕，是日本國力落後的罪魁禍首。對前島密來說，漢字的弊端和危害不只於此。在建議書的最後部分，前島密從學問與愛國心的關係立論，更進一步批判漢字對日本人精神的毒害，強調廢除漢字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在他看來，由於使用漢字，日本人重漢學輕國學，治學順序顛倒，造成日本人尊彼卑己，愛國心受到傷害。只有廢除漢字，采用本國文字，重視本國學問，方可興盛獨立自尊之志向，鞏固愛國至誠之精神。
如前所述，江戶中期以來，日本知識分子通過與西方文字的比較，逐漸開始反思漢字的效用性和便利性，重新正視日本假名文字的優勢和便利，但他們並未設想要取消漢字的使用。然而，當西方攜帶堅船利炮將日本裹挾至資本主義國際秩序中之後，以前島密為代表的日本文化精英的文字觀發生了巨變。在《議漢字之廢除》中，前島密對漢字的批判不再囿限於漢字本身的文字缺陷，而是開始把文字與國力富強程度聯繫起來，認為歐美列強文字簡易，所以國力富強而侵略他國；與之相比，中國由於使用漢字，所以國力不振，遭受歐美列強侵略。按照前島密的認識邏輯，漢字應被廢除也就成為呼之欲出的必然結論。也就是說，面對強勁西方文明對日本固有文明的衝突和撞擊，在日本何去何從的歷史大轉折之際，漢字不再被日本人奉為權威文字，而是面臨著被廢除的危境。可以說，《議漢字之廢除》標志著日本漢字問題的肇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