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與影響。美國歷史協會費正清獎獲獎作品，被稱為“現代東亞歷史研究的最佳著作”（簡體書）

導　言　１

公眾同情:超越哈貝馬斯　５

公眾、消費文化與性別　１１

情的歷史及它在上世紀３０年代的命運　１５

暴力、正義和情的道德權威　１８

歷史和史學研究中的情感:一個全球性的視野　２０

第一章　刺客與復仇:大眾傳媒時代的道德英雄主義和女性的自我想像　２３

大眾媒體的時代　２６

刺　客　２９

貪婪的軍閥　３１

忠誠的軍人和冤屈的父親　３６

復仇:正義和英雄主義　３９

感情、預謀和故事的講述方式　４８

結　論　５２

第二章　媒體炒作:公共正義與城市大眾的同情　５６

小說連載，復仇女子和現代道德的主體性　５８

戲劇與公共正義　７０

結　論　８２

第三章　精英們的矛盾態度———對大眾和女性化情感的畏懼　８６

禮、情和變化中的社會秩序　８７

私人復仇和國家力量　９４

女性之“情”與男性“理性”的對抗　９７

女性出版物和對英勇的女性美德的同情　１０８

結論:精英的焦慮、新女性和媒體時代　１１１

第四章　審判———法庭奇觀和法治中的道德情操　１１６

２０世紀的法律:情、禮和改革　１１９

法庭、審判和新公眾　１２３

辯護:作為官方策略的情　１２７

被告:迎合大眾同情　１３８

原告:以法律為策略　１４３

法庭:正當的法律程式　１４７

結論:劉景桂之法律案件　１５０

第五章　國家特赦———國民黨統治下被認可的暴力　１５５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的鄭繼成案　１５９

特　赦　１６１

傳統英雄、孝義復仇、“新生活”的國粹　１６５

協會的力量:司法獨立和黨義　１７４

流言、軍閥和同謀　１８２

結論:徐道鄰案　１９１

第六章　３０年代之後———從戰時愛國主義到反革命的情感　１９８

女性的“情”和愛國主義在抗日戰爭中　１９９

施劍翹晚年的命運　２１１

結　論　２１７

結　論　２２３

參考文獻　２２９

譯後記　２６０

１９３５年秋，一個名為施劍翹的女子發現她不共戴天的仇敵、前軍閥孫傳芳，成了天津南馬路清修院居士林的理事長。為了摸清孫傳芳的行蹤，施劍翹數次造訪居士林集會會場，最後決定在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３日早上採取行動。當天早上，孫傳芳被安排主持誦經儀式，但因下雨的緣故，這位下野軍閥遲遲未到會場，讓施劍翹以為計畫要被迫取消。當孫傳芳最終出現的時候，她不得不租車趕回她英租界的家中取其勃朗寧手槍。根據她事後的供詞，為了避免節外生枝，她要確認孫傳芳在場後才敢把槍帶出英租界。回到佛堂，施劍翹的機會終於來了。她從正跪著的孫傳芳的背後向其射了三顆子彈。當佛堂陷入一片混亂和恐慌時，施劍翹保持著鎮靜並勝利地宣佈:“大家不要害怕，我是為父報仇，絕不傷害別人，我也不跑。”接著她便歸案自首。報紙報導行刺成功後的施劍翹“異常從容”。一篇報導更稱她“態度從容，儼然無事”。施劍翹非比尋常的復仇行動立刻成為媒體熱切關注的焦點。１１月１３日晚上，事發後僅數小時內，當地報紙《新天津報》便印發了號外大肆報導該事件。１４日，行刺的第二天，被時評家林語堂推舉為民國時期眾報紙中唯一質量可靠的天津《大公報》以《血濺佛堂!》的醒目標題報導了這一事件。文章寫道:“乃三時一刻，闔堂正在虔誠誦經之際，孫身後座誦之女徒，突袖出手槍，向孫腦後狙擊。該彈由前額射出，腦髓濺流，孫當場倒地。又射一彈，由右太陽穴射入，左額穿出。第三槍射腰部，前胸透出。孫立時身死。”

媒體的炒作並沒有隨著行刺成事而告終。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市民讀者們飽覽了報章雜誌有關刺客的身世及案件與軍閥政治千絲萬縷的關係的種種報導。媒體的銳眼更沒有放過隨後曠日持久的法庭審判的各個階段。經過兩次上訴，南京最高法院對案件做出了最終判決，其從輕發落的處理手法引起了爭議。而兩個月後，最高法院的終極判決更是被國民政府的特赦令推翻。施案的戲劇性發展使這位復仇孝女的故事成了長達一年的頭版新聞。

除報章外，其他媒體對施案傳奇色彩的塑造也是功不可沒。活躍的期刊雜誌投入了大量篇幅讓熱衷改革的都市專業人士和社會評論家對孝義復仇及其引起的民眾支援的利弊進行辯論。以施案為藍本的小說、廣播劇、戲劇作品更像雨後春筍似的在各大城市出現。上海市民觀賞劇場表演，天津和北平的民眾則每日追看著描述仇殺案的連載小說。最終，連法庭審判本身也成了一場奇觀。民眾爭相湧入地區及河北省法院，為求一睹這名女刺客的真面目。當時一名論者曾如此一本正經地慨歎:公眾幾乎完全沒有留意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被刺殺未遂的事件，而施劍翹這一看起來微不足道的復仇事件卻成了街談巷議。

難以簡單說清為何媒體和民眾如此專注於一樁看似微不足道的家族仇殺事件。１９２７年，國民黨表面上結束了困擾中國多年的軍閥混戰，定都南京，開啟了史稱“南京十年”的國民政府統治。然而，儘管世界各國均承認國民政府作為中國統治政權的合法性，但國民黨集權中央、建立強大的國家機器、鞏固國家主權的努力卻一直收效甚微。這十年來，日本在東北和華北持續擴張的勢力從外部威脅著中國的主權。在城市和內陸組織起來的共產黨，以及在西部、西南部以及尤其致命的華北擁

兵自重的軍閥則是自成一體，從內部挑戰著國民黨政權的統治。重建社會、建立現代統治制度的大業舉步維艱;國民黨一方面試圖實現現代化，另一方面又要對有待革新的社會和制度予以威權控制，更是進退兩難。儘管當時的評論家對案件引發的媒體炒作曾作出種種評價，但未能解釋何以施劍翹復仇案會在民眾間觸發大量公眾同情和引起廣泛的輿論爭議。一名記者在回顧其職業生涯時，指出這場轟動一時的案件曾提供他事業上的重大突破。一名傳記作家則對施案能在當時國內外引起異常轟動嘖嘖稱奇。安徽的地方誌史學家對原籍安徽的施劍翹一生的非凡事蹟引以為傲，而搜集中國歷史奇案的編纂者更是對施案大書特書。然而這些記載並沒有具體說明為何這件案子會引起如此廣泛的爭議，也沒有審視案子是否包含著更深層的社會政治意義。著意借助施劍翹的名氣抬高該省聲望的安徽地方誌只是把復仇者不加批判地描述為一名巾幗英雄。通俗史家和傳記作家則是把施案引作為民國亂世的憑證，僅把它視作是當時政治秘聞的注腳。

有別於對施劍翹美譽有加以及把這宗謀殺案當作荒誕軼事的敘述，本書將透過這樁奇特的案子指出施氏奇特而暴力的孝義行為促生了一種嶄新的公共道德情感——同情。相應地，筆者將探討施案如何推動了輿論關於“情”在中國現代性中的角色的論爭，這一“情”既包括施氏訴諸孝義的道德情感，也包含史無前例的市民公眾的集體情緒。圍繞著英勇的孝行是否應當成為現代國民的素質，以及復仇女的正義動機是否應當贏得法院的司法寬恕和行政當局的特赦，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另外，施劍翹英勇的孝義行為引發的公眾同情引起了某種特定的社會焦慮。對於某些人來說，案件中的集體情感構成了一種強大而嶄新的公眾情感。基於情感具有道德純潔性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觀點，他們認為這一公共情感能夠抗衡傳媒的浮躁炒作、國民黨政權的四分五裂以及司法制度的種種不公。然而，其他論者則把集體激情視為落伍和危險的洪水猛獸。他們以為施劍翹獲得的廣泛支持是一群難以駕馭的女性化的公眾的自發的情感表達;此公眾挑戰著現代性的父權形式，譬如“法治”和左翼知識份子對歷史唯物主義和關於社會發展的論述。

這裡先要交代一下施案在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史學和理論問題。首先，通過審視施案中所表現的公眾同情，本書將重新處理中國現代史學界關於“公共領域”的論爭。筆者嘗試用一種不同的方法去理解在大眾消費文化萌芽和政治威權主義持續強化的氛圍下城市公眾在現代中國的興起。其次，這一研究將深化對“情”這一複雜概念的探討。作為亙古以來儒家世界一個重要但模糊曖昧的道德概念，“情”一直是研究明清文化、哲學和文學時所不能忽視的複雜概念。但從施案可以看出，“情”在現代中國試圖建構後儒家時代的社會和政治秩序的進程和論爭中仍佔據著重要地位。最後，透過審視這一轟動性的行刺案件，本書將深化我們對民國時期暴力文化的認識，並闡述施劍翹刺孫這類案件如何調和了道德暴力在現代正義中扮演何種角色的論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