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三省制及相關問題研究(平裝)（簡體書）

本書研究的主要對像是隋代的尚書省、內史省和門下省，也就是學界所習稱的“三省”；研究的主題是三省的職權、地位以及所謂的“三省制”在隋代是否成立。通過對隋代尚書省性質的轉變問題、隋代尚書省與九寺的關係問題、隋代門下內史兩省的職權與地位、唐代前期的三省問題以及“三省制”學說的由來等問題的探討，認為三省分工、制衡的機制在隋代並未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隋初尚書省權力過大，內史、門下二省並不能對其構成有效的製約；二是君主權力的無限擴大。

書末附錄三篇文章，包括對隋代廢太子案的考察、對隋代秘書省任職條件的研究、對官品製度的成立的探討等相關內容，對本書的主旨具有補充價值。

劉嘯

男，1981年生，江蘇常州人。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史。

☆三省制問題在隋唐中央政治制度的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隋制的研究一直依附在唐制的研究上,就隋制單獨立論的並不多。

☆本書獨特之處在於從隋代切人，較為完整地勾勒出隋唐百餘年間所謂“標準”三省制的演化定型痕跡，並且明確指出：“三省制”問題是製度性的問題。制度的發展與演變由種種因素交織而成,不是一人一時的事情。當我們看到成文的製度規定時,往往這個制度已經開始崩壞。在影響制度發生變化的諸多因素中,最不可捉摸和衡量的就是皇權。

☆除了正文部分精彩的研究論證，作者附有三篇文章：《楊勇的兩個朋友圈》《隋代秘書省研究》《隋代縣令雜考》，從不同層面對主題做了補充。

後 記

這本小書,是我在學習隋代政治史時斷斷續續寫成的。它的主體部分是對隋及唐前期三省制問題的討論,也附錄了一些其他的學習心得。這是我近十年工作的一個小結。

2010年6月畢業以後,我的興趣轉移到了隋代歷史上。當時因為重讀余英時先生《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兩篇長文(收入《歷史與思想(新版)》中),所以想對隋代君權與相權的問題進行一些探討,這是我對隋代三省制問題發生興趣的思想因素。另一方面, 在接下來六年的工作生涯裡,我對於權力的問題又有了切身的感受,這是研究工作不至中途放棄的動力。 2016年7月回到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工作以後,我終於有機會能將工作的重點轉移到學習中來,這是能夠完成寫作的最重要原因。

自2000年入讀蘇州大學歷史係以來,我最感興趣的問題始終是歷史上的“權力及其結構”。權力這個東西,看不見摸不著,卻無處不在。它使人瘋狂,使人變態,使人不能自拔。我最喜歡看的小說是《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和《聊齋誌異》,用錢鍾書先生的《人·獸·鬼》給這三部小說做謎面是再恰當不過的:這正是在權力之下,由人到獸變鬼的過程。那麼,權力的來源是什麼? 怎樣運行? 產生了什麼效果? 每當我看到權力重壓之下的眾相,總不免有所觸動。這些問題,即使我用一生時間都無法解答,想到退休以後還有事可做,就讓人高興。

當然,我絕不是一個“學術至上主義”者。

一是因為我覺得陪父母吃飯,陪太太逛街,陪兒子去玩具反斗城,包括買菜做飯洗衣服搞家務,重要性都不會低於學術。搞學術,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但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卻是只有今生,沒有來世的光輝事業。

二是因為“歷史學家”在我心裡是一個神聖的稱號。當我二十年前初讀呂思勉先生的《讀史札記》、陳寅恪先生的兩《稿》、唐長孺先生的《論叢》、 週一良先生的《論集》時,我就知道以我的智力是絕無可能達到那種高度的,再給我幾輩子也達不到。那時,我就已經告訴自己,我要做的主要工作肯定不是學術的生產,而是學術的傳承。我能把這些歷史學家的著作讀懂讀透,比較準確地傳給學生,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二十年來,我讀懂了一些,沒讀懂的還有一堆,智商堪憂,也只能慢慢來了。

三是因為我從不認為學個歷史就能洞悉天機。宋代編著了《資治通鑑》的大歷史學家司馬光既不能鑑往,也沒能知來,但他是個好人。歷史只關乎人性,做個善良的人,挺好。

父母、岳父母和妻子對我的支持是無私且溫情的,時時讓我感到幸福。 2017年兒子的出生更使我找到了人生的意義,生活原來如此美好。

我要特別感謝業師牟發松教授和師伯王素研究員,他們不僅時時給予我人生和學問上的指導,還熱情地寫了推薦意見,使本書稿能夠成為201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我的老師張承宗教授年近八旬,對我這個他職業生涯裡最小的學生總是偏愛有加。我在他家不僅蹭了很多頓飯,也聽到了很多學林掌故。

在我學術生涯遭受挫折的時候,虞萬里老師、陳業新老師、程兆奇老師、劉統老師、潘星輝老師給了我諸多鼓勵與幫助,令我銘記於心。

獨學而無友,會傻;獨扯而無友,會瘋。以耿朔、郭永秉、陳曉偉為代表的“損友”群,總是能和我談論除學術以外的各種話題;和武雨佳等同門扯 美食,則使我越來越肥。有朋友真好。

我的學生張越祺、廖昀幫助校對了書稿,他們的認真態度遠遠超過本書作者。當然,錯誤是避免不了的,這由我本人負責。

衷心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評。

緒 論

一、學術史綜述

二、問題的提出

第一章 隋代三省主要官員補考

第一節 三省長官補考

第二節 六部尚書補考

第三節 給事黃門侍郎(黃門侍郎)補考

第四節 內史侍郎補考

小 結

第二章 隋代尚書省性質的轉變 ———兼論錄尚書事之廢止於隋

第一節 從決策到執行:隋代尚書省性質的轉變

第二節 論隋代尚書省與九寺的關係

第三節 從職到官的轉變及其被廢止:從使職角度論漢隋間的“錄尚書事”

第三章 隋代門下、內史兩省的職權與地位

第一節 隋代殿內省的獨立對門下省的影響

第二節 門下省的職權與地位

第三節 隋代內史省之職權與地位

第四章 唐代的三省制與“三省制”學說

第一節 隋代三省制並未建立

第二節 唐代前期的“三省制”:《唐六典》的製度規定

第三節 唐代前期的“三省制”

小 結

結語:皇權與製度

附錄一 楊勇的兩個朋友圈 ———對隋代廢太子案的考察

附錄二 隋代秘書省研究 ———從身份到學問的轉變

附錄三 隋代縣令雜考

主要參考文獻

後 記

一,《唐六典》對於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職能的製度性描述反映的是玄宗開元年間中樞政局的實況。宋神宗元豐年間,依《唐六典》改中樞官制,將三省的職能概括為“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這是以後“三省制”學說的淵源。

二,對照《唐六典》的製度性規定,隋代有三省而沒有三省制。隋代三省之中,以尚書省權力最大,處於絕對的核心。如果皇帝不再信任尚書省, 或者認為尚書省權力過大時,常通過空缺不補尚書省長官的方式以達到控制的目的。隋代二帝都是大權獨攬,中書、、門下兩省基本不能發揮其職能。

三,唐太宗有鑑於亡隋之禍,對皇權自我抑制,中書、門下二省通過政事堂制度進行國政協商,有效發揮其職能。尚書省長官空缺不補,漸漸退出決策層,實際上向“三省制”發展。

四,自唐高宗對尚書省長官加宰相銜,尚書省長官的當然宰相地位發生了動搖。睿宗景雲年間,單拜僕射不算宰相成為故事,任尚書省長官即為宰相的時代過去,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開元年間,玄宗勵精圖治,事事以復貞觀舊規為目標,嘉納諫言,控制皇權,使官僚機構正常發揮作用。當時,張說改政事堂制為“中書門下”制,並設諸房對應尚書各部,尚書省在製度上不再是宰相機構,“三省制”成立。

“三省制”問題是製度性的問題。制度的發展與演變由種種因素交織而成,不是一人一時的事情。當我們看到成文的製度規定時,往往這個制度已經開始崩壞了。在影響制度發生變化的諸多因素中,最不可捉摸和衡量的就是皇權,這是最後想談一談的問題。

秦王嬴政掃清六合、席捲八荒,一掃戰國紛擾之局,天下握於一人之手。與這種千古未有的大變局相適應,高高在上的皇帝應運而生。自始皇帝出爐到宣統帝下崗,兩千年間,萬變不離其宗,“宗”就是皇帝。野心家們想當皇帝,百姓們仰視皇帝,皇帝呢? 想永遠當皇帝。不為別的,就為權力。權力這個東西,看不見摸不著,卻實實在在地存在著。權力有大有小, 作用千差萬別,唯獨皇權至高無上,獨一無二,是一切權力的根源。 《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王初並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 亂,賴宗廟之靈,六王

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 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製。今陛下興義兵, 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 ’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 ‘朕’。 ”王曰:“去‘泰’,著‘皇’,採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 ”制曰:“可。 ”

這是司馬遷筆下皇帝出現的過程,描述了志得意滿、功蓋千秋的最高統治者對可以配得上其功勞的極致名號的追求。太史公說“始皇自以為功過五 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皇帝”名號的出現就是始皇帝不屑與三皇五帝為伍的最好說明。秦王議帝號的起因是“稱成功”,丞相等的答复在描述豐功偉績之前還加上了“興義兵,誅殘賊”的字樣,以義討賊,這就不僅是功,而且是德。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

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

《太平御覽·皇王部一》引《帝王世紀》曰:

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為天所子,故謂之天子。故孔子 曰:“天子之德,感天地、

洞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稱帝。 ”

德配天地是為皇帝,為天所子是為天子。皇帝不僅是天下的主宰,也是道德的至尊。皇權來自於天,來自於神權,除了那虛無縹緲的天,沒有什麼能製約皇權。秦漢時期流行災異學說,似乎能夠通過天之意志限制皇權,但前提是皇帝得接受。如果不接受,其實臣下一點辦法沒有。

戰國時代是多家公司競爭,奇謀秘計、勇武果敢之士,只要有一技之長,不在一家幹,可以去另一家幹。蘇秦佩六國相印,張儀兩次相秦,何等風光。就是乾不下去了,翻翻《戰國策》,君主們禮送出境的事例也不在 數。秦王一統天下以後,多家公司沒了,就剩下一壟斷企業,士人要么幹、要么滾,沒有第三條道路可選。與此相對應的,戰國時代的士們甚至可以和君主談待遇,王翦攻楚前不是還跟嬴政談條件,“請美田宅園池甚眾” 嗎？先秦諸子們更是上升到精神層面,指導各國君王們為君之道。為什麼? 因為他們擁有選擇權。秦王政二十六年以後呢? 丞相李斯說得好: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 百家語者,悉詣守、尉

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 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不要以為秦政是法家思想指導下的極端產物,恰恰相反,這才是皇帝統治之下的常態。漢宣帝不就警告過時為太子的元帝:

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 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秦漢以下,大概沒有純任德教的王朝,如公孫弘般“緣飾以儒術”才是常態。士人只能在皇帝允許的範圍內活動,或者說士人如想功成名就,就必須投皇帝之所好。杜周就是深諳此道的高手,《史記·酷吏·杜周傳》:

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 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唯有以“人主意”為指南,“當時為是”,方能加官進爵、榮華富貴。秦漢以下,有廢立、有篡逆,卻很少有人對“皇帝”之製是否合理提出質疑。即使到了大分裂、大動亂的魏晉南北朝,皇權衰弱,門閥突起的時代,士人們在反思先秦以來的各種思想以圖拯救時局之時,也沒有無君之論。田餘慶先生說:

從宏觀考察東晉南朝近三百年總的政治體制,主流是皇權政治而非門閥政治。門閥政治只是皇權政治在東晉百年間的變態,是政治體制演變的回流。門閥政治的存在是暫時性的,過渡性的,它是從皇權政治而來,又依一定的條件向皇權政治轉化,向皇權政治回歸。皇權政治的各種制度經過南朝百餘年的發展,終於與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淵源。皇權政治在這一曲折反复的變化過程中,本身也起著變化。隋唐的皇權政治並不全同於秦漢的皇權政治。它們之間存在著顯著的差別,但畢竟都是皇權政治。

皇權政治是常態,即使門閥政治最盛的東晉,各士族門閥之間也只是圍繞誰來當皇帝這個問題有過爭論。不論秦漢與隋唐有多少不同,在皇權政治這一點上,沒有任何變化。百姓們從來希望的只是有一個好官(官在其管轄的範圍內基本就是皇帝),只是有一個好皇帝,從來沒想過沒有皇帝會怎樣,因為那是“無君無父”之論,是大逆不道。百姓們只能祝福皇帝,希望皇帝康健平安,這在北朝的造像記裡有很多的例子。百姓們只能讚歎、稱頌皇帝的豐功偉績,《敦煌變文·降魔變文》:

伏維我大唐漢聖主開元天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陛下:化越千古, 聲超百王,文該五典之精微,武折九夷之肝膽。八表總無為之化,四方 歌堯舜之風。同書《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 皇帝萬歲,以此開贊,大乘所生功德。謹奉上嚴尊號皇帝陛下。伏願聖枝萬葉,聖壽千春。

皇帝不僅是人間的主宰,更是護教的法王。人世間的一切,都在皇帝的保護與庇佑之下。

皇權凌駕於一切權力之上,制度的變革也不能例外。本書所討論的 “三省制”就不斷受到來自皇權的影響。自漢代以來常設的“錄尚書事”職位,經魏晉南北朝,至隋代就消失了。隋文帝不僅不置“錄尚書事”,連“尚書令”也不置,這就打破了常規,成為慣例,以後也被唐代繼承。唐長孺先生說,“隋代不置尚書令,當然不是避諱,只是由於尚書省位高權重,文帝、 煬帝都不願有這樣一個上逼皇權的宰相”,這種立足於君權相權之爭的看法,雖然被時下學者目為常識,視為簡單,卻是非常準確的。一般來說, 對皇權最大的威脅當然來自於相權,皇權的擴張就是通過不斷削弱相權獲得的。在不置錄尚書事與尚書令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只是皇權在起作用,相權並沒有任何反抗,甚至沒有任何反應。文帝時期,尚書省的最高長官是尚書僕射,其中尚書左僕射高颎在位十九年之久,位高權重。但是當他捲入廢立太子之爭,文帝就毫不費力地罷免了他。文帝與高颎之間關係的根基在於信任,在於寵信。一旦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在皇權面前,官僚權力或者官僚制度並不能發揮什麼作用。煬帝大業三年(607)以後,連尚書僕射都不置,這種空缺不補實際上導致了尚書省退出了決策層面,為唐代尚書省退出決策層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方法。煬帝是一個大權獨攬的人,從唐初蕭瑀的奏對就可以看出,當時朝令夕改,臣下無所適從,這只能說明皇權予取予求,與王言形成最有關係的中書、門下兩省形同虛設,只是代天宣命,傳聲筒而已。隋代皇帝的個人專制主義色彩異常濃厚,政不任下,這也是隋代不會有三省制的根本原因。

楊隋兩代而亡,隋末巨大的動亂造成了群雄逐鹿的局面,李唐皇室也 是其中的一員。李淵本來就是隋代高級官僚群中的成員,和隋皇室還有親緣關係,對於隋代中央政治的得失大概不會陌生。李世民南征北戰,在李唐一統天下的過程中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正是由於長期的戰爭生涯,使得李世民比唐初統治階層中的任何人都要更加了解戰爭的殘酷與人民的疾苦。巨大的社會波動與王朝更迭的迅速必然使他對皇權有更深刻地了解。因此,李世民對皇權的自我抑製造就了貞觀之治。正是由於皇權的讓步,官僚機構能夠正常運轉。雖然唐太宗對於相權的顧忌,使他採取了與隋煬帝一樣的策略,即長期對尚書僕射缺而不補,但由於中書、門下二省能夠有效運轉,客觀上使三省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高宗繼位之初,給尚書 僕射加上“同中書門下三品”的宰相職 銜,王素先生形容為“君主的試探”,這是一個非常貼切地判斷。從此以後,尚書僕射當然宰相的地位被 限制,那麼尚書省作為當然宰相機構的地位也就被限制了。雖然此後五十 餘年間,拜尚書僕射例帶“同三品”,但這就為尚書僕射不帶“同三品”的宰 相銜創造了條件。以後從豆盧欽望不及時加“知軍國重事”銜到韋安石單任僕射,尚書僕射終於不再是當然的宰相,官位的價值大打折扣,尚書省也就最終退出了決策層。武則天革唐為周,皇權意識高漲,詔敕不經鳳閣鸞台,任官則有“車載斗量”之譏;“中宗時官爵渝濫,因依妃、主墨敕而授官 者,謂之斜封”,政出多門;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門”,史謂“軍國大政,事必參決,如不朝謁,則宰臣就第議其可否”,皇權旁落。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三省能否正常運作都有疑問,自然不可能 形成三省制。皇權的回歸與把握是李隆基即位以後面臨的最重要問題,沒有皇權的撥亂反正,官僚機構的正常運作就是不可能的事。

當玄宗最終清除了太平公主的勢力,他選擇了太宗朝政治作為學習的榜樣。就三省來說,當時尚書省已經退出了決策層,這是三省制形成的最重要環節,這種退出背後的因素是皇權對相權的又一次勝利。由於皇權的排擠,使得西漢中期以來尚書省的權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如果沒有皇權的自我抑制,中書、門下兩省也不能發揮其職能。所以當歷史進入開元時代,一方面,尚書省在製度上不再是宰相機構,變成了執行機構;另一方面, 玄宗刻意效法太宗貞觀政治,抑制皇權,使中書、門下兩省有效運作,至此, 我們認為三省制最終形成,《唐六典》的條文正是這一變化的忠實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