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清史講義(全3冊)（簡體書）

整理說明

一、清史資料

二、清代之先世

三、滿洲入關前的禮俗

四、滿洲入關前的社會

五、明清之戰事

六、滿洲入關與順治朝

七、平定三藩

八、鄭成功與臺灣

九、清初圈地、薙頭、投充、逃人問題

十、康熙及雍正治國

十一、康雍乾西北西南用兵

十二、乾嘉道農民起義

十三、土地、賦役與國家收支

十四、漕運與經濟

十五、社會矛盾與保甲組織

十六、政治制度

十七、八旗與內務府（辛者庫附）

十八、軍事制度

十九、中外關係

二十、《明史》纂修

二十一、考據學

二十二、近代史

二十三、其它

附錄一 讀史札記

附錄二 清史專題與講義大綱

一、清史專題（1955年2月南開大學）

二、明清史提綱（1956南開）

三、中國史明清部分補課提綱（1958.11.7—1959）

四、中國史明清部分補課提綱（1958—1959年度）

五、明清史料學（1956）

六、清史講義大綱

七、清史研究和檔案（1962）

附錄三 重要摘錄

一、理論學習

二、周揚同志在編寫中國通史座談會上發言

附錄四 鄭天挺明清史講義清史部分現存卡片原順序目次

一、明清之戰事

二、明清史參考書

三、清史資料

四、清代之先世

五、滿洲入關

六、入關前的社會

七、軍機處與議政大臣

八、明之復興運動、明清之戰事、三藩之平定

九、鄭成功與臺灣

十、清初圈地與土地制度

十一、康雍乾政治

十二、清代田賦

十三、清初封爵、康乾武功、順治政治

十四、清代職官（有其他內容）

十五、清初禮俗

十六、清代農民起義、乾隆武功

十七、八旗（內務府附宗室）

十八、清代軍制

十九、投充、逃人及治河

二十、清代國家收支、紅樓夢的時代

二十一、清代海禁、外貿、朝貢、澳門

二十二、清代漕運

二十三、清代經濟、物價、關稅、鹽法

二十四、清修《明史》

二十五、清代考據學

二十六、越南、出劫紀略

二十七、清代階級矛盾

二十八、新疆、改土歸流

二十九、近代史

附錄五 鄭天挺清史專題現存卡片原順序目次

一、清史專題卡片（一）

二、清史專題卡片（二）

探微技藝精宏論卓識高——《鄭天挺清史講義》反映的清史教學與研究（代整理後記） 常建華

探微技藝精　宏論卓識高——《鄭天挺清史講義》反映的清史教學與研究（代整理後記） ……常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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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明史》纂修與清代考據學及其它

清修《明史》是清朝歷史的大事，鄭先生對於這一問題有著精深研究，形成了系統的讀書卡片，我們將之放入《鄭天挺明史講義》緒論部分的“明清史參考書”之“《明史》及明史源流”目下孫衛國等整理：《鄭天挺明史講義》，第30—80頁。，不過《鄭天挺清史講義》中還有涉及《明史》纂修的部分卡片，我們連同鄭先生對於清代考據學的專題研究，再加上未歸類的“其它”類，將這三個專題在此介紹。

“《明史》纂修”專題計有20條。

鄭先生重視清修《明史》的活動，將其與清朝政治、黨爭問題聯系起來考查，這一問題集中思考在1964年，當時鄭先生承擔了標點《明史》的工作，進一步思考《明史》纂修問題。康熙十八年清開特科博學鴻儒科，征天下學者，錄取者用於纂修明史，鄭先生考察纂修《明史》，亦重視這一問題，尤其關注其中的朱彝尊，留下了閱讀朱彝尊文集《曝書亭集》等資料的卡片。“朱彝尊”條多有考證：依據陳廷敬《竹垞朱公墓志銘》指出：朱彝尊“應生於崇禎二年（1629），舉鴻博授翰林時（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十一”。《清史列傳·朱彝尊傳》記載康熙二十二年朱彝尊入值南書房，而李光地《榕樹語錄續集》卷十五說：“朱錫鬯忽點講官，東海（徐乾學）恐其至南書房踞其上，遂嗾人為上言其毫無所知，動不得筆，而人又輕躁，遂乃斥去。”鄭先生指出，據此，朱似未入南書房，與本傳異。但是《曝書亭集》十二有《元日南書房宴歸，上復以肴果二席賜及家人恭紀》一首，卷十一有《二十日召入南書房供奉》者，則本傳為確。於是指出：“李光地敵視徐乾學，以惡歸之，似非是。”根據朱彝尊集中記載自己獲譴、翰林院檢討龐氏改調，鄭先生又指出：“當時黨爭殊烈，而竹垞深有所不滿。”還根據集中趙執信寄朱竹垞詩與朱答詩，認為：“可以反映當時士夫之不安情況，亦可證黨爭之存在。”在考察朱彝尊生平的基礎上，“朱彝尊馮福貞夫婦”條，列出朱氏的主要活動年譜。特別是1964年5月初，鄭先生借閱武漢大學唐長孺教授藏朱彝尊與子孫的信札，其中朱彝尊十札，其子昆田六札，其孫桂孫一札摘錄成“朱氏三代家信手卷”條目，有助於了解朱彝尊及其參與修《明史》事情。年底所作“清修《明史》”對清初纂修《明史》活動多有考察，如順治二年五月清廷即命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充格等纂修《明史》，然而多爾袞死後，順治八年馮銓以多爾袞黨勒令致仕，祁充格、剛林以多爾袞黨論斬，範文程以多爾袞黨革職留任。鄭先生認為：“《明史》纂修中斷即在此時。”並指出：“順治帝推崇朱洪武，悲念明崇禎，修葺明諸陵，其於王承恩碑有‘朕自踐阼以來，斟酌前代之典章，每於有明用深嘉嘆’，則絕非不關心於明代史乘者。孟心史嘗談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獲譴事，亦一證。”根據顧炎武《亭林文集·答潘次耕書》記載：“辛亥之夏，孝感持柬相招，欲吾佐之修史。”鄭先生指出：“辛亥為康熙十年，孝感為熊賜履，修史修《明史》。亭林先生尚有文記其事。此在博學鴻儒前。”又據《東華錄》記載康熙十五年朝鮮國王李焞奏“今聞新命纂修《明史》”等語，指出：“可證《明史》仍在續修中。”還作有“熊賜履修《明史》”條，考察出：“王鴻緒、湯斌、徐乾學為《明史》總裁在康熙二十一年（湯斌年譜，《清史列傳》八《湯傳》，卷十《徐傳》、《王傳》），熊為監修，傳未言年月，應在二十七年以後。”此外，鄭先生還有多個條目論述纂修《明史》事，如“陳之遴修史詩”、“修史與實錄不同”、“明末邸報”、“《明史提綱》”、“明國史《孝宗大紀》與《河渠志》本朝國史”、“潘耒”、“博學鴻儒授官經過”、“康熙博學鴻儒科亦稱博學鴻詞”、“熊賜履召顧亭林修史”、“萬斯同《明史稿》”等條目。

考據學在清代全盛，形成了清儒的治學特色，鄭先生對於清代考據學有全面系統的考察。“清代考據學”的專題卡片由兩大部分構成：一是1950年代的15個條目，二是1960年代主要是1964年的45條。

1950年代胡適思想受到批判，因胡適高度評價清代考據是符合科學、客觀的治學方法，考據方法也被批判，鄭先生加強了對清代考據學的研究。早在1950年，鄭先生就有“清代考據學派的方法”卡片，1954年作有“清代親王與文人”條目。1959年所作的卡片“清代漢學”、“清代漢學宗派參考書”、“清初徐乾學等在學術上的黨派”，反映出鄭先生對於清代漢學的重視。“清代漢學”條是讀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七至三十六列出的有關學者：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萬斯同、馬骕、焦循、王鳴盛、錢大昕、戴震、崔述、段玉裁、王念孫以及邵晉涵等。還錄出該書“凡例”劃分的清朝兩派經學家：宗漢與宗宋程朱的學者。此外，尚有條目：“明末清初諸儒”、“清代著名技藝家”、“清代思想家”、“清代學問家”、“清代的所謂樸學和它們的方法”、“顏李學派”、“戴震思想”、“世宗高宗之文教提倡”、“道光時士夫風氣之改變”，清代的漢學又稱樸學，“清代的所謂樸學和它們的方法”一條，首先提出問題：“明末由於國內的腐敗和國外的壓迫，出現之明末清初的‘經世致用’的以黃梨洲、顧亭林為首的學術思想，為什麼到了清中葉反而脫離了政治？”接著就樸學的來源、名稱、內容、方法介紹，提綱挈領，概括了清代樸學。

1960年代初學術界日益重視研究乾嘉史學與考據學，特別是上海的《學術月刊》1964年第5期發表一組文章討論清代的乾嘉考據學：羅思鼎《論乾嘉考據學派及其影響》、劉益安《論章學誠對乾嘉考據學的批判》、尤置《關於乾嘉學派的評價》。1964年鄭先生開設“清代考據學”的專題課。作於1964年6月13日的講授大綱保留下來，完備而詳細，討論清代考據學派的形成和發展、治學態度和方法、成就和批判三大部分，列有參考書目。大綱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如：“對於考據學派是由文字獄威脅下養成的看法，不完全正確，不夠全面。”這一專題下的45條，寫於93張卡片。鄭先生依據《清史列傳》顧炎武、黃宗羲、錢澄之、江永、沈彤、餘廷燦、諸錦、萬斯大、胡匡衷、王鳴盛、錢大昭、顧談、李颙、全祖望、陳厚耀、惠周惕、閻若璩、錢大昕、宗稷辰、顧棟高、惠士奇、汪由敦等學者的傳記，探討了清代考據學派的方法與態度、清代的漢學、清代調停朱陸的學者、清代的古學等，又依據顧炎武的文集等重點考察其治學主張，有“治學從句讀始”、“博而不矜”、“觸類而通”、“亭林論博學”、“亭林論經世”、“窮經”、“顧亭林論時學”、“改經之病”、“實學”、“文字要有來歷”諸條目。“亭林論博學”作案語：“不專讀古籍，而要多出遊多交友。讀書只能得十之五六。”依據《日知錄》作“漢學家方法”，強調重證據與闕疑等。又據方東樹《漢學商兌》探討考據家，條目有“清代考據家重《說文》”、“考據家與訓詁名物”、“漢學家的考證”、“考據家尊東漢”、“考據家駁雜不切實際”、“清代漢學家論宋學”。鄭先生也從考據派學者文集中探討其治學特色，如讀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作“漢學家從文字入手”、“漢學家要證據”、“清漢學家治學之弊”等條，鄭先生批評錢大昕的《考異》有繁瑣、武斷之嫌。又引江藩《漢學師承記》，作“江藩論清經學吳皖兩派”，認為：“江氏始為此說，而未明言兩派，後人雖力辨吳皖為兩派，其實不然。兩派著書立說，教益後進，無顯著差異，一也。兩派弟子相互學習，無入主出奴之病，二也。”“汪中論清代漢學家”、“阮元論尊漢學”、“清代考據之始”諸條也是依據《漢學師承記》所作。

其它類是單獨或散在專題中的卡片，計有38條。這其中，1956年5、6月所作較多，主要是閱讀《遼海叢書》遼東地方志和筆記的摘錄，如“清初命旗丁修路”、“康熙初的遼陽”、“康熙初之鐵嶺”、“《全遼志》”、“清初寧古塔糧價地價”、“八旗王公宗室按旗采參珠”、“人參價”、“清初按定旗圍獵”諸條即是，反映出對於遼東與清初歷史的關注。有意思的是“內閣大庫藏書”條，記載書商推銷名家繆荃孫保存書札未買而摘錄的經過，卡片開頭的案語說：“《劉樹屏致繆小山書》，《繆小山黏存師友書札》六冊，鼎古齋書賈送來，索價六十萬元，不能留藏，姑抄此函。1951.1.28”文末是對該信的考證，頗見鄭先生的學術功力。

鄭先生購書引發的研究還有故事。《熙朝新語》一書，鄭先生1956年夏得之沈陽，該書署名餘金，字德水，歙人。書前有嘉慶戊寅（二十三年，1818）吳郡翁子敬、履莊氏序，序稱該書系1815年所得稿本，但有1816年事，加之餘氏既為歙人而所記多蘇州事，於長洲蔣氏近事尤多。鄭先生“疑其書即翁氏所自輯，而記名餘德水（魚得水）；否則亦卷末有翁氏補輯者也”。又因書有“君山”朱文印，“考古書房珍藏”朱文印，以及日本紀年，鄭先生認定此書曾為日本人所藏。並疑“君山”者或許是日本著名清史學者稻葉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