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全八冊)（簡體書）

★★★★體例多元、視野開闊、註釋詳備、獨出新意

★★★★張靜廬這套書收錄的史料，大都來源於報刊、雜誌的第一手資料，更有29篇未經發表的新史料，這些史料，或是特約編寫，或是專門調查研究的文章，充分體現了蒐集、輯註這套書的不易，更展現了其中史料的珍貴價值。

★★★★阿英、章錫琛、王重民、傅惜華、孫伏園、陰法魯、胡道靜等名家協助蒐集資料，使這套書的準確性、可靠性無與倫比，且後無來者。

“四馬路出版界的霸才”、資深出版家、民國出版史上重大事件親歷者張靜廬先生歷經十餘年功夫，收集、整理、輯註自1862年京師同文館立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近100年時間內的有關出版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全書共七編八冊，250餘萬字，408篇資料，並附錄了262幅涉及出版事業的珍貴插圖、書影等資料。是近現代出版史、文化研究方面不可或缺的文獻參考書。

（《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其史料的原始珍貴，長期以來備受重視，至今仍被各學科專業史學者廣為徵引。 ——武漢大學出版科學系教授吳永貴

作為新中國第一部近現代出版史料鴻篇巨制，迄今為止仍是無法替代的近現代出版史參考書之一。 ——著名作家、藏書家薛冰

毫不誇張的說，張靜廬所編纂的《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開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研究的先河，是後輩研究出版史不可繞過的重要基石。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鄒振環

……整套《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取材範圍廣泛，內容上不拘一格，凸顯示出選家獨特的眼光和注家審慎的學風，具體列舉如下：

1、注意宏觀的歷史概述。如李澤彰《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出版業》、陸費逵《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與印刷業》、王雲五《十年來的中國出版事業》等；還有一些專題論述，如茅盾的《近年來介紹的外國文學》和《連環圖畫四十年》、傅惜華《百本戲曲書籍考略》、葛綏成《清季民初地圖出版工作及出版物》、孫海波《近三十年中國考古學及其出版物》、鄭鶴聲《清末民初對於民眾讀物編審之經過》、曹冰嚴《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統制中國出版事業的企圖和暴行》等。

2、重視時論文獻的開掘。如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出版界的混亂與澄清》，大部分選錄的是1945至1946年的《出版業為文化危機向參政會緊急呼籲》《昆明文化界爭取出版自由的宣言》《出版業爭取出版自由致政治協商會議意見書》《北平出版業為抗議摧殘出版發行自由緊急呼籲》等。

3、留心教科書文獻。教科書是清末才出現的新文獻類型，和今天研究者不同，清末以來教科書文獻不僅受大學者的重視，很多教科書的編纂者都是大學者，如蔡元培、張元濟、蔣維喬等，都是商務印書館中小學教科書的編纂者。這一板塊中就收錄了《教科書以前的童蒙讀物》《教科書之發刊概況（1868—1918）》《教科書發刊概況（1919—1925）》；陸費逵《論中國教科書史書》、蔣維喬《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吳研因《清末以來我國小學教科書概觀》等。

4、關注出版機構的史料。官方出版機構有孫家鼐《官書局開設緣由》、聯豫《奏陳西藏設立出版機構片》，也有民營書局的資料，如蔣維喬《創辦初期的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等。其中商務印書館是重頭，如《商務印書館大事紀要》《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的經濟鬥爭》《商務印書館試行編譯工作報酬標準辦法糾紛記》《“一二八”商務印書館總廠被毀記》《“一二八”被毀後商務印書館之解僱及復業問題》，其次是中華書局共和生活書店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出版機構，如企虞《中華書局大事紀要》、韜奮《生活史話》、丁珉《記北方人民出版社》、辛墾《憶北方人民出版社》、林陵《回憶“蘇商”時代出版社的工作》等。

5、蒐集出版規章。如孫家鼐《官書局奏開辦章程》、鄒代鈞《譯印西文地圖公會章程》，其他還有《大清印刷物專律》、《國民黨政府之出版法》、《譯書公會章程》《京師同文館館規》《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章程》《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章程》。

6、採集圖書序跋。序跋在今人看來是研究書籍的副文本，而張靜廬較早注意到序跋對於研究出版史的重要價值。如收錄《申報館書目序》《西學書目表序例》《本館（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譯印政治小說序》《東西學書錄敘例》《東籍月旦敘論》《譯書經眼錄敘例》等。

7、網羅報刊資料的研究篇文。如《中國各報館始末》《清末小說雜誌述略》等，尤其註重發刊啟事，如《月月小說發刊詞》、《小說林發刊詞》等。對於抗日戰爭時期各解放區和上海淪陷後在黨的領導下出版的紅色報刊、進步報刊的發展情況，收集特別詳細。

8、收聚編譯文獻。如總理衙門《奏請創設京師同文館疏》、馮桂芬《上海設立同文館議》、馬建忠《擬設翻譯書院議》、李端棻《奏請推廣學堂設立譯局報館折》、梁啟超《大同譯書局敘例》、康有為《廣譯日本書設立京師譯書局折》、總理衙門《奏請京師譯書局歸併舉人梁啟超主持片》、盛宣懷《奏請設立譯書院片》和《奏陳南洋公學翻譯諸書綱要折》、周樹奎《譯書交通公會序》、丁韙良《同文館記》、畢乃德《同文館考》、吳宣易《京師同文館略史》、傅蘭雅《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君素《一九二就年中國關於社會科學的翻譯界》、賀麟《嚴復的翻譯》、《譯印西文地圖公會章程》、《譯書公會章程》等。

9、匯集若干書目年表：如《漢譯東西洋文學作品編目》《中譯俄小說編目》《高爾基作品中譯本編目》《五四以來新詩集簡目》及補遺、《茅盾先生著譯目錄》和補充書目、《郭沫若先生二十五年著譯編目》等，以及一些出版大事年表。

10、收集印刷裝訂技術的文獻。印刷裝訂技術作為出版史研究的重要方面，編者特別加以留意，收集的篇文有《清代印刷史小紀》、《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印刷術》等，並附刊珍罕書影和插圖。

11、提供不同類型的註釋。或簡註並做考訂，如《近代二編》所附《出版大事年表》1917年有“上海英僑創刊《誠報》畫刊，始用影寫版”，但在註釋中說明：“國內有影寫版設備始於1923年，該刊系在國外印刷運滬發行者”。或有補注，如《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工的經濟鬥爭》一文後提供了商務印書館《罷工案專卷》、商務印書館高級人員近四年花紅分配表等多項補充材料。或有集注，如《東方雜誌“五卅”特刊被控記》就“中國人反對《印刷附律》”的註釋，除了提供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外，還提供了工部局原提案、上海書業商會《二十週年大事記》，1925年4月13日《申報》刊載的《印刷物附律問題之經過》，以及1924年5月10日《東方雜誌》刊載的時事述評等。或補充人物生平資料，如《基督教文字播道事業談》一文後對涉及的利瑪竇、馬禮遜、林樂知等，一一出注。或對技術難點補充解釋，如《中國書籍裝訂之變遷》一文後附有2700多字的註釋。註釋之豐富，令人嘆為觀止。

12、收聚未經公開發表的文稿。如張元濟《擬制新式排字機議》、阿英《庚子八國聯軍戰爭書錄》、傅惜華《百本張戲曲書籍考略》、《商務印書館大事紀要》等。 《近代二編》《出版補編》所附張靜廬編纂的匯集有許多珍貴資料的近代和現代《出版大事年表》，並一一提供出處。這些資料是編者特約編寫和專門調查的，極為難得。對於研究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的價值和意義，無論怎樣評價都不算過譽。

張靜廬何以能夠完成《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編纂的這一艱鉅任務，筆者以為原因有三：一是他深度參與了民國出版業的活動，深切地認識到近現代出版業的發展繁榮與出版史研究有著密切的關聯；二是張靜廬除了具備了編纂這套書的才具和能力外，其個人在出版界的經歷，使其成為完成這一厚重的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者的最佳條件；三是晚年的張靜廬退居出版工作的二線，給他帶來的身份轉變，使他贏得了大量的時間，有精力全情投入出版史料整理工作。

作為近代出版業歷史的親歷者，張靜廬深知第一手史料對於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研究的意義和價值，他所編纂整理的這一出版史料集，不僅內容翔實，而且收錄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新史料，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他毫不吝惜地將這些正規的收藏化私為公，金針度人，努力實踐“學術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 使這一宏富的史料著述成為中國近現代出版研究最完備的參考文獻，迄今仍是相關學科研究者必備的最重要的參考工具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