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鬼簿校訂（簡體書）

前 言（節錄）

王 鋼

《錄鬼簿》的作者鐘嗣成，字繼先，因為貌丑，自號丑齋，汴梁（今河南開封）人，出生於元至元中期，南宋滅亡那一年前後。據今可考的資料，他幼年都是在杭州度過的，足跡不出江浙一帶，汴梁應該是他的祖籍。杭州是南宋的“行在”故都，入元後又是江浙行中書省的治所所在。而江浙行中書省是江浙最高的行政機構，東南政治、經濟的中樞，管轄範圍包括了今浙江、江蘇、上海、福建，以及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區。

鐘嗣成可能出身於儒戶。南宋滅亡後，儒士的地位一落千丈，再無往日風光。不過，元代戶籍制度中還是專門設立了“儒戶”這個特殊的門類，它包括前朝的進士、發解、秀才、真材碩學、名卿士大夫等，但基本條件只是“能通文學”。與軍戶、匠戶等不同，儒戶與職業無關，可以種田、經商，從事各種營生。政府出於治理社會、培養吏員的需要，曾頒布條例，儒戶除種田繳納地稅、經商繳納商稅外，免除其他差役。其義務是必須要有一名子弟入學學習。至元末或元貞年間，鐘嗣成進入杭州路儒學，成為一名儒學生。

杭州路儒學原是南宋臨安府學，也是元代江浙首屈一指的學府，學舍儼整，名師薈萃。江浙行省每年重要的祭祀活動，也在這裡舉行。在杭州路儒學，鐘嗣成師從著名學者鄧文原。鄧文原時任杭州路儒學學正，職位僅次於教授，後來擔任過最高學府國子監的正職國子祭酒。以後鐘嗣成還曾師從知名學者曹鑒和劉濩，前者歷官至戶部尚書，後者雖終生布衣，但在杭州享有很高的學術威望。

當時尚未開科舉，官吏的選拔實行“歲貢儒吏”制度：各路儒學每三年選拔一名優秀儒生，送入肅政廉訪司，充為書吏；各道廉訪司每年選送一名儒人書吏，到中央政府的六部做令史，考滿（三十個月，大德間則四十個月）即可“出職”，轉為從七品官員。這是最快的捷途，但能入選者極少。未入選六部的書吏，考滿可授正九品官。未被選為歲貢的儒生，則可補地方政府路、府、州的司吏，或者補地方儒學的學官。司吏是吏職系統中最低的吏員，考滿只能入流外職。學官包括儒學的教授、學正、學錄、教諭等，並不都是官職，只有諸路儒學教授任滿授從八品，府、州（上中）儒學教授正九品。司吏和學官的前途都漫長而坎坷。大德七年，衢州鄭介夫上奏過一篇《太平策》，其中說道：“今隨朝自部典吏轉為省典吏，又轉而部令史，部升之院，院升之省，通理俸月，不十年已受六品之官。而各處州縣以吏進者，年二十即從仕，十年得補路吏，又十年得吏目，又十年可得從九，中間往復給由、待闕，四十餘年，才登仕版，計其年已逾六十矣。或有病患事故，曠廢月日，七十之翁未可得一官也。以儒進者，自縣教諭升為路學錄，又升為學正、為山長，非二十年不得到部。既入部選，陷在選坑之中，又非二十餘年不得銓注，往往待選，至於老死不獲一命者有之，幸而不死，得除一教授，耄且及之矣。望為少年相、黑頭公，必不可得也。”（《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七）另一方面，令史、書吏、司吏、學官，其來源不止是歲貢儒吏，還有其他諸如舉薦、蔭敘等途徑，這給儒生的道路增添了更多的殘酷競爭。但無論如何，補吏、補學官，再入官，是儒學生員的正途，也是他們追逐的理想和目標。

鐘嗣成所敬重的前輩，像宮大用、鄭德輝，都是這樣走過來的，補了學官、路吏。他的同學，不少在這條道路上有所進步：陳彥實補衢州路吏，屈子敬補學官，劉宣子補淮東道廉訪司書吏。一些朋友，如鮑吉甫、周仲彬等，也都如此。其中一些幸運者，如比他年長的黃公望，至元末年受到浙西廉訪使徐琰的賞識，直接辟為書吏。再如班惟志，年齡與他相仿，雖然未必相識，但同為鄧文原的學生，至少會有所風聞：大德二年，朝中征調趙孟俯、鄧文原赴都，為徽仁裕聖皇後書寫《大藏經》，鄧文原推薦了班惟志等二十名學生參加，當年事畢，“二十人皆賞官”，班惟志授溧陽州儒學教授，最後歷官至正五品的集賢待制。

盡管鐘嗣成對世俗的吏途心有不屑，為了長遠的抱負，他還是走上了這條路。他寫道：“生居天地間，稟受陰陽氣。既為男子身，須入世俗機。”在學業上，他應該算是有所成就，所以被稱為“善之鄧祭酒、克明曹尚書之高弟”。從《錄鬼簿》的行文，也可以看出他扎實的功底：用典恰切自如而不露痕跡，記人寥寥數語而兼得形神。在散曲《自序丑齋》中，他借夢中“捏胎鬼”之口，講到自己“既通儒，又通吏”，這是吏員的重要條件。當時選吏的標準是：“行移有法，算術無差，字畫謹嚴，語言辯利，能通《詩》《書》《論》《孟》一經。”（《廟學典禮》卷一《歲貢儒吏》）

然而，“從吏則有司不能辟”，鐘嗣成始終未能如願。後來，只是在江浙行中書省，謀了一個“貼書”之類的案牘雜役，與同學趙良弼“同筆硯”。此後的延祐年間，趙良弼也補了嘉興路吏，最終出職入官，成為從九品的嘉興縣尉。大約三十歲時，鐘嗣成寫下散曲[南呂·一枝花]《自序丑齋》，宣泄胸中的牢落不平，把吏途的失敗歸因於自己外在的相貌不揚和社會對自己內在才華的輕視。不過，在省府當差的經歷，至少使鐘嗣成的眼界和交際得到拓展。

延祐元年恢復科舉，對業儒者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機遇。於是鐘嗣成積極應試，希望以才學博取功名，施展抱負。首次江浙行省的鄉試，主考官是他的老師鄧文原。可是，在人分四等、榜分左右的種族政策支配下，南人倍受歧視。同時，江浙行省區域遼闊，人杰地靈，競爭十分激烈。“一省應詔而起者，歲不下三四千人，得貢於禮部者，四十三人而已。”（《畏齋集》卷三《江浙進士鄉會小錄序》）這四十三人中還包括蒙古人五人、色目人十人，南人僅得二十八個名額，能夠通過鄉試、名列左榜者，百不及一。杭州一路，甚至“三年或不能貢一人”（《始豐稿》卷五《送趙鄉貢序》）。最終，“累試於有司，命不克遇”。

歲貢儒吏的制度，早在至元初期就有規定，不得超過四十五歲。隨著年歲增長，吏途日漸無望。鐘嗣成大概因此意志逐漸消沉。他的散曲[雙調·清江引]重頭小令十首，表現出濃重的消極意識：心灰意冷，漠視功名，無是無非，希望“早尋個穩便處閑坐地”，當即是其思想變化的痕跡。

始於儒家濟世救民而追求功名的入世思想，繼之以懷才不遇而憤世疾俗，終以道家看破紅塵的出世思想，而內心仍保留著獨善其身的儒家觀念，大抵便是鐘嗣成走過的道路，也是那一時代許多文人所走的道路。

元代的杭州，宋亡時沒有遭到太大的破壞。前朝舊都的風物之盛，東南要津的地利之便，吸引了大批達官貴胄、文人雅士、佛道僧侶來遊歷、定居。從元代文獻中可以看到，杭州文化名流的燕集遊賞、詩曲唱和，幾無虛日。由此促使杭州在學術討論、詩文創作、書法繪畫和圖書刊刻等文化領域，重新繁榮起來。元以曲名代，“大元樂府”興起北方，宋亡後迅速南傳至杭州。戲曲大家關漢卿、白樸都曾到此一遊；馬致遠、尚仲賢、戴善夫、張壽卿等還在此任職；《錄鬼簿》列舉的那些身居要職的散曲名家，大都到過杭州；散曲家、歌唱家北庭貫云石，長期隱居杭城，傳其藝於劇作家楊梓。這一時期，杭州涌現出大批知名的北曲作家、藝人和優秀作品。現存三十種元刊本雜劇，即有七種標“古杭新刊”。與此同時，南曲戲文也秉承南宋傳統，持續發展，今存《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就有兩種出自杭人手筆。北曲南傳杭州，與南曲結合，還誕生了南北合腔的元曲新形式。這些現象表明，杭州成為元曲活動的又一個中心。

在這種環境下，鐘嗣成自幼受到元曲的熏陶。他父親的好友中，便有一位著名曲家宮大用。他本人也與一些前輩曲家如鄭光祖、曾瑞等多有交往。這使他得到許多創作上的經驗，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潤益良多”，“至今得其良法”。他所在的杭州路儒學，也有施德仲那樣知名的樂師，相信在音樂方面會對他有所裨益。此後，他與杭州乃至江浙一帶的曲家保持了廣泛聯系，也與一些藝人如王玉梅、吉誠甫等多有交往。鐘嗣成以嚴肅的態度對待元曲，並不把它視為遊戲文字，而看作是可以言志載道的藝術形式，是“英華自然發外”的結果。可以說，元曲是他“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的人生寄寓。他一生至少寫了七部劇作：《馮諼收券》《詐遊云夢》《錢神論》《斬陳餘》《章臺柳》《鄭莊公》《蟠桃會》，但“皆在他處按行，近者不知”，今亦未能幸存。他還寫過不少散曲，今存小令五十九首，套數一套。這些曲作大都富有文采，略帶恣肆豪放之氣，追求駢儷而又不事雕琢，華美自然；《錄鬼簿》吊詞十九首，則沉抑悲鬱，在元曲中別具一格。此外，他還有文集若幹卷，大都未曾刊刻，今亦失傳。

天歷元年冬至二年春，在短短的幾個月中，他的摯友趙良弼、金志甫、陳無妄、廖毅相繼辭世。同命相憐，惺惺相惜。他已逝和在世的前輩和友人，大都“門第卑微，職位不振”，或者一生在吏途上沉浮奔波，倍嘗世事艱辛；或者志不屈物而放棄吏途，甘於自適；或者混跡市肆，以醫、卜、商、道為業。他們又都高才博識，文采燦然，因為對曲的熱愛而志同道合。隨著歲月流逝，他們將被埋沒在歷史的塵封珠網之中。這促使鐘嗣成次年寫成《錄鬼簿》，以使那些“已死未死之鬼，得以傳遠”，並藉以抒發胸中的抑鬱。“才高命薄，今猶古也”，在《錄鬼簿》的字裡行間，充滿了對亡友和自己命運的感嘆。他晚年修訂《錄鬼簿》時，流露出更為傷感的情緒：“往者不可諫，來者不可追。已而！已而！”從這裡，我們可以深深感受到這位終生不得志的老人晚年悲涼的心境。然而，如他所願，《錄鬼簿》真的使那些創造了燦爛戲曲文化的曲家得以流芳千古，“日月炳煥，山川流峙，及乎千萬劫無窮已”，成為不死之鬼。他若有知，九泉之下定會感到莫大的欣慰。

在談到《錄鬼簿》作者時，還需要提及另外一位人物吳弘道。《錄鬼簿》“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類末說：“其所編撰，餘友陸君仲良，得之於克齋先生吳公。”也就是說，這一部分的原始資料，或者說初稿，出自吳克齋即吳弘道之手。

吳弘道，字仁卿，號克齋先生，祁州蒲陰（在今河北安國）人。大德五年前後任江西行省檢校所書吏（掾史），是地位較低的吏員。此後一直在吏途上奔走，他的散曲《錢塘感舊》說：“虛名仕途，微官茍祿。愁裡南閩，客裡東吳，夢裡西湖。”其間，泰定二年可能擔任過建康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這個職位雖然仍是吏職，但已是比較重要的吏員，屬於統管諸吏的“首領官”之一，只有待選的有品級官員才有資格擔任，吏員出職，多數也先要擔任首領官。再往後出職，擔任過某縣縣尹。年近七十時請辭，授府判致仕。在仕途上，吳弘道可算是小有正果，畢竟府判是從六品的官職。按照元代的規定，七品及以上官員，可封贈先輩、妻子，一子承蔭，如果子幼家貧，還可以享受半俸，以至終老。

吳弘道也是一位曲家，所作雜劇，《錄鬼簿》著錄五種，俱佚；散曲《金縷新聲》亦已失傳，見於《樂府新編陽春白雪》諸選者，尚有小令三十四首、套數六套。他還編有《曲海叢珠》，大約是一部散曲選集，明以後即毫無影響。他又曾編輯北方文人名士的往來書信，為《中州啟劄》四卷，今幸存於世。其中如杜仁杰《與楊春卿》書、許楫《與馬彥良》書等，亦是珍貴的曲家史料。吳弘道是北方人，能夠編輯《中州啟劄》，應該對北方文人比較熟悉。作為曲家，他對北方的戲曲活動當也比較了解。這正好彌補了鐘嗣成“僻處一隅”的不足，為《錄鬼簿》充實了內容。他的經歷，使我們感到《錄鬼簿》中這類曲家的資料是可信的。

鐘嗣成將吳弘道列入《錄鬼簿》“方今才人相知者”類中，因此兩人應該有過直接交往，盡管《錄鬼簿》卷上的資料是由陸仲良轉達的。吳弘道晚年到過杭州，寫作了《西湖宴飲》《西湖泛舟》等小令，收錄於《類聚名賢樂府群玉》。此書所收曲家大多為杭州人或流寓杭州者，曲作亦以詠杭州者為主。其《錢塘感舊》還寫道：“到寓居，問士夫，都為鬼錄。消磨盡舊時人物。”似乎他還見到過《錄鬼簿》。

前言

凡例

簡本錄鬼簿

錄鬼簿

簡本錄鬼簿校勘記

繁本錄鬼簿

新編錄鬼簿卷上

新編錄鬼簿卷下

繁本錄鬼簿校勘記

增補本錄鬼簿

錄鬼簿卷上

錄鬼簿卷下

錄鬼簿續編

增補本錄鬼簿校勘記

附錄

題跋輯錄

書目著錄

資料匯編

版本敘錄

鐘嗣成年譜

引用書目

凡例

一、《錄鬼簿》傳本系統有三，曰簡本，曰繁本，曰增補本，已明之於前言。三本各有所長，各有所用，未能為他本所代，合之則俱傷，無以見原書之貌，故今分別校訂。

一、簡本以明鈔《說集》本為底本。校本用明孟稱舜編《古今名劇合選》附刻本，簡稱孟本。明朱權《太和正音譜》中《群英所編雜劇》，系就簡本、增補本《錄鬼簿》整理而成，故今用以入校，用影鈔明初寧藩刻本。

一、繁本以清康熙四十六年尤貞起鈔本為底本，簡稱尤本。校本用清曹寅編揚州詩局刻《楝亭藏書十二種》本，簡稱曹本；清嘉慶間戴光曾鈔本，簡稱戴本；清吳允嘉《錢塘縣志補》節鈔本，簡稱節鈔本。參以清許焞輯《說部新書》本，簡稱《說部》本；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簡稱上鈔本；劉世珩輯《匯刻傳奇》附刻本，簡稱暖紅室本。

一、增補本以明天一閣鈔本為底本。參校清勖初齋鈔本，簡稱勖本。

一、今已知王國維鈔本源自戴光曾鈔本，其異文大抵為繕誤，故不再出校。暖紅室本曾以玉海堂鈔本入校，而玉海堂鈔本源自曹本，異文亦為繕誤，故暖紅室本異文可考為玉海堂本繕誤者，亦不出校。

一、其他參校版本隨文注明。各本具體情況詳《附錄·版本敘錄》。

一、校訂包括校正文字及考訂史實。凡底本傳鈔之衍脫訛誤，予以刪補更正，並於校記中說明；凡作者之誤，不改原文，只於校記中辨述。校本之誤，需辨論者出校辨之，無需辨者不出校。校本異文，虛詞不影響文義者不出校。參校版本僅擇善、擇要入校。

一、原文曲家名號籍裡間或失載，可考者補入校記中。

一、簡本、繁本、增補本之間，若非必須，不據此改彼，以存各本之貌。

一、校記中凡云“不合曲譜”者，據《元人小令格律》，參以《太和正音譜》《北詞譜》；云“失韻”者，據《中原音韻》；云“草書形近之誤”者，據《草字編》等。

一、元劇中人名、地名多用同音借字，凡與史不合者，如“晏叔原”作“晏叔元”、“青陵臺”作“青綾臺”，不視為誤字，只於校記中說明史作某字或應作某字。

一、凡古字、俗字、異體字等，略加統一，改為今字、正字，一般不出校，個別生僻者出校注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大抵隨原文用字。他如“女真”作“女直”者，亦隨原本之舊。

一、凡底本中書手習慣性誤字，徑改正，不出校。此凡五例：簡本“鄉”俱誤作“卿”；繁本小字注，“折”大都誤作“拆”；增補本“宵”俱誤作“霄”，“炙”俱誤作“灸”，“密”俱誤作“蜜”。其他破體不成字者，如“忒”作“曔”等，亦徑改正，不出校。

一、簡本底本書寫格式原不盡一致，其關漢卿、白仁甫二人傳文用大字，屈英甫、喬夢符、趙文寶、孫子羽、張鳴善五人傳文用小字；劇目排列兩排至四排不等。今俱加以統一。

一、繁本今日最為通行，故各本俱誤或疑誤者，詳說於繁本。

一、繁本中時有“一云某某”字樣，或作雙行小字，或作大字與正文等。如《陸仲良傳》有“一云姓陳”，案仲良為鐘嗣成友人，曾傳遞《錄鬼簿》中“前輩”資料，鐘氏必不至於不知其姓氏，是“一云姓陳”者為後人校記。他如孔文卿《東窗事犯》注“一云楊駒兒作”等，亦可考為後人校記，今概予刪除，入校記中。

一、增補本書寫格式不一致者，如《庾吉甫傳》不另起行，書於白仁甫《流紅葉》劇下；他如傳文及劇目下題目正名小字書寫者，或居行右，或居行中，或居行左，今俱加以統一。

一、增補本傳文、吊詞曾經傳鈔者有意節略，其文句可通者，不再補正；文句不通者，據簡本、繁本補之。

一、《附錄》所輯資料，以撰作者年代為序編排。

一、校勘記及《附錄》引文，遇原文誤字，以正字加方括號［］附誤字後；脫字加六角括號［］補脫字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