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當無意識在場（簡體書）

1348年，鼠疫在佛羅倫薩，在這個意大利所有城市當中最美麗的城市裡蔓延。幾年前，這一災難就曾在東方的土地上造成影響，在那裡，它奪取的生命之多令人心驚膽戰。接著，災難擴散到部分歐洲大陸。毫無疑問，是我們的罪孽將它招至我們的城市。盡管官員們保持著警覺，它還是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地四處蔓延。

我們已經遺忘了。對我們來說，這場瘟疫只不過是個機遇，幾個年輕男女借機把他們自己關在一座富麗堂皇的城堡裡，待了十天，並且在那裡輪流講故事，那些故事有些還有傷風化，這是薄伽丘在他的《十日談》中告訴我們的。同樣的，1665年在倫敦出現的傳染病也不過是成就了丹尼爾·笛福，令他在《魯濱遜漂流記》之後，出版了又一部備受歡迎的作品《瘟疫年紀事》。

《瘟疫年紀事》一書的內容今天格外地引起我們的共鳴。逃離城市或是居家隔離預示了我們在 2020年的行為，比如，物資的儲備、購買食物時采取的預防措施，以及怕被無癥狀感染者傳染的擔心。同樣的，統計患病人數，監控傳染病在各個街區的傳播，隨著人們離開城市，疾病在全國各地擴散，還有市政長官頒布法令——封閉住宅、征調外科醫生、隔離病人、支援經濟和制止物價飛漲，這些昔日之事都在當下重現。

我們已經不再像薄伽丘那樣，認為是我們的罪孽招致疾病；也不再像丹尼爾·笛福那樣，相信即便“起源和傳播是自然現象”，瘟疫卻仍屬於樂於借助自然法則來施展的神的力量。然而，也許我們對於科學和技術能夠戰勝這些危險又太過樂觀。傳染病不再滿足於做尚·喬諾（JeanGiono）講述的英雄歷險故事裡的背景，或是阿爾貝·加繆所使用的精妙的隱喻。從今以後，在鼠疫和霍亂之間，還有一個新冠肺炎。

為了預防新冠肺炎，待在房子裡的命令被下達。正如每一次，在短篇小說、故事、奇遇記、長篇小說裡描寫的那樣，房子是一個避難所。它充分體現了它最初的功能，即新生兒從母親的懷抱來到搖籃時，在他出生的那個房子的墻壁，那些或真實或夢中的墻壁變得熟悉時，他所發現的那個功能。再晚些時候，房子成為他可以進進出出的地方。他征服了房間中不同的空間，有私密的，也有共享的；他在這裡重新找到自己的身體形象，他和他人關係的風格。這是我們帶在自己身上的“房子”，它和我們所居住的房子——最常見的情況是我們和親人一起居住的那個房子，結合在一起。和他們一起，我們生活在那些講述著自己故事的墻壁之間，我們共享著這些人或那些人安置的家具，房子的裝飾有時帶著過往居住者的痕跡，所有這些造就了一個房子的靈魂，也就是我們所居住的建筑的無意識。隔離，是那些最古老的建筑面臨的新的波瀾，是新建筑前所未有的體驗，隔離幾乎不會打亂房子的結構，而是讓其經受考驗。

房子是一個避難所。然而，避難所不是只有一種色彩，也不是只登錄（inscrit）在一種轉移的關係裡。如果要用精神分析的語言來說的話，這取決於它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一個孩子是被送回自己的房間，還是他決定到房間裡去，這是兩碼事。禁止他走出房間是一種懲罰。在 2020年法國居家隔離期間，出門前要填寫的特殊情況外出證明就像是家長寫的解釋條一樣。通常情況下，跨出大門這個動作由居民們自己控制，只要樂意，他們就可以去外面，或是選擇讓誰進入家裡。而現在，這服從於一個他們不能控制的規定，即使他們是接受和理解它的。大門是關上的。避難所是封閉的。禁令在主宰著。對房子的管控發生了變化。

除非生活在修道院裡，或者受到監獄或醫院的限制，居住在一個地方並不意味著離群索居。房子是開放的，而且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日常生活是發生在房子以外的。家貓有時都會因為人類總是出現在它們的空間裡而感到不滿。它們得像在它們旁邊的男男女女那樣，學會共享住所。因此，居住者們采用了一整套的房子居住策略。包括對不同空間的享用時間上的分配，以及家務活的分配——采購和儲存食品、維持居住和生活的必需品，還要在能夠去餐館和食堂吃飯前去做自己從來沒做過的飯。人們要進行無數的選擇和決策，才能在接受他人自戀部分的同時，減少衝突的產生，因為似乎對於任何人來說，有些自戀的部分是不能讓步的。

房子從未被察覺的特質被揭示：這些特質令長期同住者變得自在舒坦或是舉步維艱；但對一個主體來說，這也是房子所代表的東西，即他居住在房子裡的方式和房子縈繞 1在他身上的方式。一個建筑物實實在在的結構，與它在想象中的構造相互交織，就構成了我所謂的房子的無意識。它是每個人特有的，也是彼此共享的；而且我們知道，它越是能夠被分享，生活在房子裡才會越容易。於是，某些這樣的調整就顯得必要。這些調整既包括對房間的使用，家具的布置，也包括對居住本身的呈現。貓也學會了在白天與人類分享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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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憶起他們的第一個房子。這是位於城中一棟老房子裡的某種單間公寓，在他心中，這是最美的宮殿。小板凳上的紙箱就是一個華麗的書柜，一張由遙遠的旅行帶回來的火紅的毛毯改造了床，一幅眼花繚亂的海報點亮了有些暗淡的墻壁。他們搬離了學生宿舍，開始同居。他們不再需要遵守大學城裡的規矩，合租的那些限制、父母的目光，都消失了。從今以後，他倆都可以說“我在我家裡”，而且他們可以一起向朋友們宣告：“我們在我們的家裡。”他們可以任意地進去、出來、吃飯、工作、睡覺、相愛。

房子起著包裹作用。她是保護者，她也容許互相交流。我們可以選擇讓誰進入，入室盜竊是侵犯。在夢中，她經常代表著我們的身體。“墻壁完全平滑的房子代表男人的身體；相反，那些帶有可以站上去的突出部分和陽臺的房子代表女人。” 弗洛伊德說道。弗洛伊德還補充，這一點可以被這句德語裡的俗語證明：如果一個女人的胸部很豐滿，人們會說，她有人們能站上去的東西。這種表達在法語裡更加露骨，而這在今天已是完全不得當的：“陽臺上的人好多啊！”

然而，房子是被分享的。阿科瑪，一個來訪者講述了他對安家的回憶。在講述的同時，他也想起了和他一起組成家庭的一個年輕女人。除非過著隱居的生活，人們在自己的住所裡從來不是一個人。房子包含了住在房子裡面的人，至少蘊含著那些在這裡生活過的人所留下的回憶；房子的靈魂就是這樣形成的。居住在房子裡的人們，他們的欲望，不論是顯而易見的還是悄無聲息的，都在相互遇見、相互交織、相互對立；房子的無意識就這樣產生了。

房子是一個避難所，但它也保持著某種神秘感。一塊地板裂開，也許是因為一個鬼魂從這裡經過；一個消失已久的物件重新被找到，也許代表著過去的種種要卷土重來。小拇指以為他找到了一個庇護所，實際上他來到的是吃人妖怪的家；而小紅帽拔掉外婆門上的銷釘，拉開門閂的時候，她徹底上當受騙了。我們居住在房子裡，和我們居住在自己的身體裡並且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是一樣的。我們帶著信仰、憂慮、快樂，以及全部的過去和對未來的期望。如果說房子有靈魂，有無意識，那是因為男人和女人在不停地建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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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從1920年間開始，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起住在家庭公寓裡的是三個女人：他的妻子，瑪莎；他最小的女兒，安娜；他的小姨子，米娜。米娜的未婚夫在 1886年去世了。在知道自己生病以後，他就退了婚；但米娜並沒有借著自由之身去建立新的關係，她隔三岔五地做一些陪侍女伴的工作。1895年她來姐姐家住了幾個月，來年就在此定居了。米娜姨媽的房間與弗洛伊德夫婦的房間是相通的，沒有獨立的入口，要進去就得從瑪莎和弗洛伊德的房間穿過。這一點再加上弗洛伊德和小姨子之間的融洽關係，以及他們曾結伴出遊，還在同一個旅店一起度過幾個夜晚——至於發生了什麼，我們是一無所知的——這些，在弗洛伊德去世之後，不可避免地滋生了一些不懷好意的傳聞。在這些傳聞裡，弗洛伊德的所作所為就像是他所譴責的、原始部落裡霸占著所有女人並且對她們為所欲為的父親。老房就有舊習，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即使我們認為這個原始父親的神話有那麼一丁點兒現實性，貝爾格斯街 19號的戶型圖也不是弗洛伊德自己設計的！再說，關鍵在於，沒有過道的舊式建筑不是什麼傳說中吃人妖魔藏身的洞窟。過道和各種各樣的隔間並沒有帶來新的根本上的禁止，它們只不過是使獨立成為可能，讓隱私得到了允許，而隱私在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裡，占據著重要位置。讓房間關上門的，是私人生活的創立，並不是對縱欲的禁止，更不是那些進行惡語中傷的人們幻想的狂歡的終結。“從一連串房間穿過的夢是一種妓院夢，或是後宮夢。”

一連串的房間，弗洛伊德家裡肯定是有的。在這個維也納的住宅裡，好幾個房間連在一起，而且是相通的，但要說它是妓院或是後宮，卻必然不是。弗洛伊德家的房子沒有這樣的一種風格。公寓的私人部分就像我們能夠從 1938年的照片中看到的，從這些人或那些人的追憶中、信件中、已出版的回憶錄中讀到的那樣，顯得舒適而平凡。幾把扶手椅，一些桌子椅子，彩色的墻紙，還有一些小桌布和小擺件，這些對於馬格利特安置“女巨人”以及創作《不可能的企圖》的客廳來說並不顯得突兀。那些誘惑的女郎，“鏡前的維納斯”“裸體的瑪哈”，甚至是“著衣的瑪哈”，在這裡沒有容身之處。我們並非處於一幅超現實的畫作中。 這樣的夢與幻想，是要在其他地方發生的。

“你真的相信有一天，在這棟房子上會掛起一塊大理石板，上面寫著：‘在這裡，夢的秘密於 1895年 7月 24日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醫生揭開了它的面紗’嗎？”不過，信中提到的房子並不是維也納的公寓，而是美景城堡，它有一點像維也納的美景宮，不過要小得多，也簡約得多，它建在城北的一座山丘上。“這棟房子本是作為一個休閑場所建的。它有一些用以休閑的房間，這些房間超乎尋常的高，就像大廳一樣。” 在弗洛伊德對打針進行的聯想中，又出現了他每天一邊爬樓梯一邊吐痰，去為一位老夫人打針的事情；但是打針這一醫療操作偏離了它的功能，占據著一個象征的位置——注射尤其可引申為能夠滿足年輕的寡婦伊瑪的東西，也是致使瑪莎懷孕的東西。“盡管我沒有講出所有浮現在我腦海裡的想法，我想這也是人之常情。”弗洛伊德在幾年之後又澄清道。

有時，在太過於習以為常的環境中是很難有所發現的。1895年，弗洛伊德醫生的辦公室還設在他的家庭公寓裡面。美景城堡卻是不一樣的房子，它“本是用於舉行宴會和招待會的”。夢和幻想屬於這個地方，就像人們可以想象到的那些化裝舞會、晚會，以及其間那些扣人心弦或虛情假意的話語，那些出其不意的邂逅；人們不用在乎這棟建筑及其聲譽會因此遭到破壞。人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幻想注射器的多重功能，把玩它的用途，而不至於毀掉醫學。毋庸置疑，從神經科門診室到精神分析工作室的跨越，需要這樣的把玩，需要一個無境之地來轉達。此無境之地，我們不曾居住，亦未錨定。

之後，當對夢的秘密的揭示在科學界有所建樹之後，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就變成了一個明確的空間了；甚至它本身對於治療的展開就是有用的。我不知道 1908年弗洛伊德的工作室是什麼樣子，我也不確定有沒有人對其有過清晰的描述，但就我們所知，他的古玩收集從很早就開始了，從後來運到他倫敦家裡的古玩數量，能夠看出他的收集規模。各式各樣的小雕塑、瓶瓶罐罐占據著此地，賦予了這個地方獨特的靈魂，這與公寓的其他司空見慣的裝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裡是整個的人類際遇，它凸顯在一些可追溯至舊石器時代，或是蘇美爾、埃及、希臘、古羅馬時期的物件上；那裡是家庭生活，櫥窗裡擺著他們的紀念品，相框裡放著他們的照片，花瓶裡插著他們的鮮花。空間相互區分是有必要的。來訪者的辭說、他的生活、他的夢、他的欲望、他的個人史，應該在人類歷史之中，而不是在其他人的家庭歷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精神分析家的工作室裡，所有房子的無意識都應該得到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