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風箏的人(精裝紀念版)（簡體書）

前言

如同《追風箏的人》中的阿米爾，我在上個世紀70 年代的喀布爾開始寫作，當時還是孩子。雖然我用來寫作的語言已經變了——從法爾西文、法文，到如今的英文，但有個因素卻始終未變：我向來只為一個讀者寫作——我自己。某個特定的人物或者場景激起我的興趣，我坐下來，強迫自己將其完成。《追風箏的人》正是這樣寫就的。我腦海中有兩個男孩，其中一個在感情和道德上不知何去何從，搖擺不定；另外一個單純、忠誠，生性純良正直。我知道這兩個男孩的友誼前景暗淡，兩人的決裂對他們的生活影響巨大。內中緣由是促使我在2001年3月開始創作這本書的原因。我必須將其找出來，因為到頭來，於我而言，寫作總是服務於我自己，是一種把故事告訴我自己的行動。

我從不曾想過還有別的人會真的閱讀這本書。也不盡然。我知道我的妻子羅雅會看。我的父母、兄弟和姻親也會。我想或許還能哄騙一兩個表親來看。在我腦海中，我會說出阿米爾的故事，然後書稿將會安放在儲藏室的書架上，和我那些裝滿小故事和短篇小說的牛皮紙信封相伴。

我開始創作這本小說的六個月後，雙子塔倒塌了。

不久之後，我的妻子建議——實際上是要求——我把手稿投出去。當時我完成了差不多三分之二，而我每寫出一章，羅雅便讀一章。我反對將這本書投給出版商。首先，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否夠好。更重要的是，我認為全美國沒有人會聽一個阿富汗人的訴說，不過這個想法似乎錯得更加厲害。你們一定理解的，當時那次襲擊發生未久，傷口尚新，民憤高漲。現在阿富汗人備受歧視，我對羅雅說。就算我接受這個滑稽的假設，認為我的書有可能出版，但人們幹嗎要買它呢？那些在美國的土地上製造了有史以來最大慘案的人就在某人的祖國進行訓練，人們幹嗎要把錢放進他的口袋呢？況且，我還擔心，當時把書稿投出去會有機會主義的嫌疑，好像我在利用一個悲劇——盡管我創作這本書早在阿富汗人成為國際社會關注點之前。

羅雅不贊同。她認為這是我獲得更多讀者的機會。她信心十足，費了好大勁說服我。她覺得當時實際上是向世界講一個阿富汗故事的良機。那些日子——很悲哀，直到如今——關於阿富汗人的文章多數圍繞著塔利班、本·拉登和反恐戰爭展開。到處是對阿富汗人的誤解和偏見。你的書能讓他們看到阿富汗人的另一面，羅雅說。我雖然猶豫，但不得不認可她的部分觀點。《追風箏的人》很大部分發生在20 世紀70年代，蘇聯戰爭之前的時期，對很多西方讀者來說，實際上是個盲點。甚至還有相當多的篇幅談到流亡美國的阿富汗人，而至少是在小說界，這些人很少被提起。羅雅最後的也是產生作用的理由是：他們妖魔化，你可以人性化。

情況並非全然如此，我們兩人都知道。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已經見到多數美國人民不再妖魔化阿富汗人。他們的憎惡直接發泄向塔利班——而人們無法妖魔化那些已經是魔鬼的人。此外，她對這未完稿的前景的估計，我認為很善意，但過於樂觀。盡管如此，我明白了她的意思。

2002 年6 月，我把書稿寄到紐約，給一位可愛的女士，名字是伊蓮·科斯特，是個文學經紀人。7 月的一個炎熱下午，她給我打電話，說的話跟幾個月前羅雅說過的差不多。那年夏天快結束的時候，她給《追風箏的人》找到了家。這本書於2003 年6 月在美國出版。

這本書自出版之後在全世界範圍內備受歡迎，你們能想象得到我有多麼吃驚。別忘了，我寫下它的時候，意識中的讀者只是我自己；所以，能收到印度、南非、特拉維夫、悉尼、倫敦、阿肯色的讀者來信，表達他們對我的感情，我非常地驚訝。很多人想捐錢給阿富汗人。有些人甚至還告訴我，他們想收養阿富汗孤兒。在這些信中，我看到小說作品獨有的聯結人們的力量，我還看到了人類的體驗有多麼普遍：羞恥、負疚、後悔、愛情、友誼、寬宥和贖罪。

對我來說，這些讀者來信是巨大的滿足感的來源，也不斷提醒我，我娶了一位賢妻，沒有她，這本書可能還擺放在我的儲藏室裡。身為作家，若讀者對這個故事、對裡面的人物和他們的艱苦、對情節的糾纏轉折有所觸動，我感到激動。身為阿富汗人，當讀者告訴我，閱讀這本小說讓他們對阿富汗人有了具體的認識，他們再也不把我的祖國看作僅僅是一片不幸、麻煩不斷、災難深重的土地，對此我深感光榮。

我希望你們也這樣。

謝謝你們閱讀這本書，願你們的風箏飛得又遠又高。

卡勒德· 胡賽尼

拉辛汗慢慢地伸開雙腿，斜倚在光禿禿的墻上，他的舉止是那樣小心翼翼，仿佛每個動作都會帶來劇痛。外面有頭驢子叫起來，有人用烏爾都語[1] 不知道喊了些什麼。太陽開始下山，那些搖搖欲墜的房子的裂縫中，滲出閃閃的紅色斜暉。

我在那年冬天、以及隨後那個夏天所犯下的罪惡，再次向我襲來。那些名字在我腦海回蕩：哈桑、索拉博、阿裡、法莎娜，還有莎娜芭。聽著拉辛汗提起阿裡的名字，恍如找到一個塵封多年的老舊唱機，那些旋律立即開始演奏：你今天吃了誰啊，巴巴魯。你吃了誰啊，你這個斜眼的巴巴魯？我努力想起阿裡那張冰冷的臉，想真的見到他那雙安詳的眼睛，但時間很貪婪——有時候，它會獨自吞噬所有的細節。

“哈桑現在仍住那間屋子嗎？”

拉辛汗把茶杯舉到他幹裂的唇邊，啜了一口，接著從他背心的上袋掏出一封信，遞給我。“給你的。”

我撕開貼好的信封，裡面有張寶麗來相片，和一封折疊著的信。我盯著那張照片，足足看了一分鐘。

一個高高的男子，頭戴白色頭巾，身穿綠色條紋長袍，和一個小男孩站在一扇鍛鐵大門前面。

陽光從左邊射下，在他那張圓臉投下半邊陰影。他瞇眼，對著鏡頭微笑，顯示出缺了兩個門牙。即使在這張模糊的寶麗來照片上，這個戴著頭巾的男人也給人自信、安適的感覺。這可以從他站立的樣子看出來：他雙腳微微分開，手臂舒適地在胸前交叉，他的頭稍微有些傾向太陽。但更多的是體現在他的微笑上。看著這張照片，人們一定會想，這個男人認為世界對他來說很美好。拉辛汗說得對：如果我碰巧在街頭見到他，一定能認出他來。那個小男孩赤足站著，一只手抱著那男人的大腿，剃著短發的頭靠在他爸爸的臀部上。他也是瞇眼微笑著。

我展開那封信。用法爾西語寫的，沒有漏寫的標點，沒有遺忘的筆畫，沒有模糊的字詞——字跡整潔得近乎孩子氣。我看了起來：

以最仁慈、最悲憫的安拉之名

我最尊敬的阿米爾少爺：

親愛的法莎娜、索拉博和我祈望你見信安好，蒙受安拉的恩寵。請替我謝謝拉辛汗老爺，將這封信帶給你。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親手捧著你的來信，讀到你在美國的生活。也許我們還會有幸看到你的照片。我告訴親愛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那些我們過去一起長大、玩遊戲、在街上追風箏的事情。聽到我們過去的惡作劇，他們會大笑起來！

阿米爾少爺，你少年時的那個阿富汗已經死去很久了。這個國度不再有仁慈，殺戮無從避免。在喀布爾，恐懼無所不在，在街道上，在體育館中，在市場裡面；在這裡，這是生活的一部分，阿米爾少爺。統治我們祖國的野蠻人根本不顧人類的尊嚴。有一天，我陪著親愛的法莎娜到市場去買土豆和馕餅。她問店主土豆多少錢，但他充耳不聞，我以為他是個聾子。所以她提高聲音，又問了一句。突然間有個年輕的塔利班跑過來，用他的木棒打她的大腿。他下手很重，她倒了下去。他朝她破口大罵，說“道德風化部”禁止婦女高聲說話。她腿上浮出一大塊淤腫，好幾天都沒消，但我除了束手無策地站在一旁看著自己的妻子被毆打之外，還能做什麼呢？如果我反抗，那個狗雜碎肯定會給我一顆子彈，並洋洋自得。那麼我的索拉博該怎麼辦？街頭巷尾已經滿是饑腸轆轆的孤兒，每天我都會感謝安拉，讓我還活著，不是因為我怕死，而是為了我的妻子仍有丈夫，我的兒子不致成為孤兒。

我希望你能見到索拉博，他是個乖男孩。拉辛汗老爺和我教他讀書識字，所以他長大成人之後，不至於像他父親那樣愚蠢。而且他還會射彈弓！有時我帶索拉博到喀布爾遊玩，給他買糖果。沙裡諾區那邊仍有個耍猴人，如果我們到他那兒去，我會付錢給他，讓猴子跳舞給索拉博看。你應該見到他笑得多麼開心！我們兩個常常走上山頂的墓地。你還記得嗎，過去我們坐在那兒的石榴樹下面，念著《沙納瑪》的故事？旱災令山上變得很幹，那株樹已經多年沒有結果實了，但索拉博和我仍坐在樹下，我給他念《沙納瑪》。不用說你也知道，他最喜歡的部分是他名字的來源，羅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很快他就能夠自己看書了。我真是個非常驕傲和非常幸運的父親。

阿米爾少爺，拉辛汗老爺病得很重。他整天咳嗽，他擦嘴的時候，我見到他袖子上有血跡。他消瘦得厲害，親愛的法莎娜給他做米飯和蔬菜湯，我希望他能多吃一些，但他總是只吃一兩口，即使這樣，我相信也是出於他對親愛的法莎娜的尊重。我很為這個令人敬愛的男人擔憂，每天為他禱告。再過幾天，他就要去巴基斯坦看醫生了，奉安拉之名，他會帶著好消息歸來。親愛的法莎娜和我告訴索拉博，說拉辛汗老爺會好起來。我們能做什麼呢？他只有十歲，對拉辛汗老爺十分敬愛。他們兩個很要好。拉辛汗老爺過去經常帶他去市場，給他買氣球和餅幹，但他現在太虛弱了，再也做不來。

後來我常常做夢，阿米爾少爺。有些是噩夢，比如說夢到足球場上掛著腐爛的尸體，草地血跡斑斑。我會很快驚醒，喘著氣，渾身大汗。但是，我夢到的事情多數是美好的，為此得感謝安拉。我夢到拉辛汗老爺身體好起來了。我夢到我的兒子長大成人，成為一個好人，一個自由的人，還是一個重要人物呢。我夢到花兒再次在喀布爾街頭盛開，音樂再次在茶屋響起，風箏再次在天空飛翔。我夢到有朝一日，你會回到喀布爾，重訪這片我們兒時的土地。如果你回來，你會發現有個忠誠的老朋友在等著你。

願安拉永遠與你同在。

哈桑

我將這封信看了兩次，把信紙折好，拿起照片，又看了一分鐘。我把它們放進口袋，“他現在怎樣？”我問。

“信是半年前寫的，我到白沙瓦去之前幾天。”拉辛汗說，“離開之前我用寶麗來拍了這張照片。到達白沙瓦一個月後，我接到一個喀布爾鄰居的電話。他告訴我這麼一件事：我離開之後不久，有個謠言迅速傳開，說一個哈扎拉家庭獨自住在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豪宅裡面，大約是塔利班放出的風聲。兩個塔利班官員前來調查，逮捕了哈桑。哈桑告訴他們，他跟我住在一起，雖然有很多鄰居作證，包括打電話給我那個，但他們指控他說謊。塔利班說他像所有哈扎拉人那樣，是騙子，是小偷，勒令他全家在天黑之前搬離那座房子。哈桑抗議。但我的鄰居說那些塔利班的黨羽覬覦那座大房子，就像——他怎麼說來著？——是了，就像‘餓狼看見羊群’。他們告訴哈桑，為了保障它的安全，他們會搬進來，直到我回去。哈桑又抗議。所以他們將他拉到街上……”

“不。”我喘氣說。

“……下令他跪下……”

“不！天啦，不。”

“……朝他後腦開槍。”

“不。”

“……法莎娜尖叫著跑出來，撲打他們……”

“不。”

“……也殺了她。自我防衛，他們後來宣稱……”

但我所能做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低聲說著：“不。不。不。”

我想著1974 年那天，在醫院的病房裡面，哈桑剛剛做完補唇手術。爸爸、拉辛汗、阿裡和我圍在哈桑床前，看著他舉起一面鏡子，察看他的新嘴唇。如今，除我之外，那個房間的人要麼已經死去，要麼即將死去。

接著我還看到其他東西：一個男人穿著人字形背心，將他那把俄制步槍的槍口抵在哈桑腦後。槍聲在我父親房子那條街道上回蕩。哈桑撲倒在柏油路上，他那不求回報的忠貞生命，像他以前經常追逐的斷線風箏那樣，從他身上飄走。

“塔利班搬進了那座房子，”拉辛汗說，“他們托詞趕走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人，殺害哈桑和法莎娜被法庭當成自我防衛，宣布無罪。

沒有人說一句話。我想主要是出於對塔利班的恐懼。但也是因為，不會有人為了一對哈扎拉仆人去冒什麼風險。”

“他們怎麼處置索拉博？”我問。我覺得勞累不堪，精疲力竭。

一陣咳嗽襲擊了拉辛汗，持續了好長時間。當他最終抬起頭時，他的臉漲得通紅，雙眼充血。“我聽說他在卡德帕灣區某個恤孤院裡面。

親愛的阿米爾……”接著他又咳起來。咳嗽停止後，他看上去比剛才要老一些，似乎每聲咳嗽都催他老去。“親愛的阿米爾，我呼喚你到這裡來，因為我在死之前想看看你，但這並非全部。”

我一語不發。我想我已經知道他接下來要說什麼。

“我要你到喀布爾去，我要你把索拉博帶到這裡。”他說。

我搜腸刮肚，尋找恰當的詞匯。我還來不及接受哈桑已然死去的事實。

“請聽我說。我認識一對在白沙瓦的夫婦，丈夫叫約翰，妻子叫貝蒂·卡爾德威。他們是基督徒，利用私人募捐來的錢，開設了一個小小的慈善機構。他們主要收容和撫養失去雙親的阿富汗兒童。那兒又幹凈又安全，兒童得到很好的照料，卡爾德威先生和太太都是好人。

他們已經告訴我，歡迎索拉博到他們家去，而且……”

“拉辛汗，你不是說真的吧？”

“兒童都很脆弱，親愛的阿米爾。喀布爾已經有太多身心殘缺的孩子，我不希望索拉博也變成其中之一。”

“拉辛汗，我不想去喀布爾，我不能去！”我說。“索拉博是個有天分的小男孩。在這裡我們可以給他新的生活、新的希望，這裡的人們會愛護他。約翰老爺是個善良的人，貝蒂太太為人和善，你應該去看看她如何照料那些孤兒。”

“為什麼是我？你幹嗎不花錢請人去呢？如果是因為經濟問題，我願意出錢。”

“那和錢沒有關係，阿米爾！”拉辛汗大怒，“我是個快死的人了，我不想被侮辱！在我身上，從來沒有錢的問題，你知道的。至於為什麼是你？我想我們都知道，為什麼一定要你去，是嗎？”

我不想明白他話中的機鋒，但是我清楚，我太清楚了。“我在美國有妻子、有房子、有事業、有家庭。喀布爾是個危險的地方，你知道的，你要我冒著失去一切的危險，就為了……”我停住不說。

“你知道嗎，”拉辛汗說，“有一次，你不在的時候，你爸爸和我在說話。而你知道他在那些日子裡最擔心的是什麼。我記得他對我說，‘拉辛，一個不能為自己挺身而出的孩子，長大之後只能是個懦夫。’

我在想，難道你變成這種人了嗎？”

我垂下眼光。

“我所哀求的，是要你滿足一個老人的臨終遺願。”他悲傷地說。

他把寶押在那句話上，甩出他最好的牌。或者這僅是我的想法。

他話中帶著模棱兩可的意思，但他至少知道說些什麼。而我，這個房間裡的作家，仍在尋找合適的字眼。最終，我吐出這樣的句子：“也許爸爸說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