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政治與洛克的《政府論》（簡體書）

跋 語

(節選）

在《政府論》出版之後發生了些什麼？潘恩、杰斐遜、亞當•斯密、盧梭和馬克思又是如何看待其觀點的？這是另一個故事。我試圖解釋這部作品是怎樣寫的，為什麼這樣寫，其觀念對於洛克和那些與他一起組織起來參與擊敗天主教和暴政力量的政治運動的人們意味著什麼。然而，除了最後一章的結論部分之外，關於《政府論》所講的一切內容，都可以與這部著作的寫作過程聯系起來辯護，哪怕它從來不曾發表。在洛克開始寫作《政府論》到他將已完成的手稿付梓，其間過去了將近十年。考慮到洛克的許多其他著作也經歷了類似的醞釀過程，考慮到像《政府論》這種作品在1680年代出版時面臨的具體政治環境，其間時光流逝如許，也不是什麼特別的問題。

然而，決定出版一部完成的作品，顯然仍是作者的一個自主行為，因此我們很可能就會問一個問題，為什麼洛克要將他的手稿公開出版？相當奇怪的是，從未有人問過這個問題。人們總是認為，洛克出版《政府論》是為了證明光榮革命的正當性。當拉斯萊特質疑以前的這個公認的正統觀點以便將這部作品的寫作置於廢黜危機時期的時候，他並未碰觸正統觀點的這個部分、這個問題。洛克本人在“序言”中說，希望他“對政府的討論”，“足以證明我們偉大的恢復者、我們當前的威廉國王登上國王寶座是正當的；足以證明他是基於人民的同意而榮登帝位的……並足以向世人表明，熱愛正義和自然權利並決心捍衛這些權利的英格蘭人民，把處於奴役和毀滅邊緣的國家拯救過來這一做法是完全正義的”（《政府論》，序言）。因此，似乎洛克本人的話確切地肯定了前述看法。

然而，進一步反思一定就會清晰看到，洛克希望證明光榮革命的正當性這一說法，盡管說了點什麼，但確實又說的不是很多。因為，除了詹姆斯二世黨人（積極鼓噪反對這場革命的少數人）以外，在這一時期出版著作的每個人都是為了證明這場革命的正當性。這個看法作為對《政府論》付梓的一種描述，盡管正確，但也幾乎不可能將它與其他幾百本小冊子區分開來。洛克出版《政府論》有沒有更為具體的理由？我認為有。我覺得，甚至洛克出版這部著作的決定，就是一種鞏固的舉動——鞏固他自己在1689—1690年參與的激進主義事業。當時，激進主義者對光榮革命的意義的解釋，受到了托利黨人的直接攻擊，而宮廷輝格黨人也默契地對此保持沉默，當時，激進主義者對這場正在進行的革命運動的失望和期待的幻滅正在日益加深，於是他們發動了一場意識形態的反擊。突然之間，從左翼對這場革命所作的批評性評價就發表出來了。同時出現的小冊子還以最為激進的語言主張革命的正當性。我認為，洛克的《政府論》實際上打響了這場捍衛激進主義的發令槍。

《政府論》表達了一種激進主義的觀點，我想我已經從文本到語境都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為了將激進主義者反對以其他論證來支持威廉國王的意識形態斗爭與洛克出版這部作品的意圖聯系起來，我們需要更清楚地了解他對光榮革命所持的個人看法。不幸的是，洛克對這場革命的直接評價極為少見。盡管如此，我認為從洛克的通信和一部新近發現的重要手稿中，重構這個看法的基本維度是可能的。在1688年12月底，洛克的朋友古道爾（Charles Goodall）醫生寫信給他說，在“將我們這個悲慘、不幸的王國從天主教和奴役中”解脫出來的事業中，上帝賜予了奧蘭治親王“輝煌的成功”，正如洛克的朋友們完全了解的，洛克自己也贊同對光榮革命所作的這種描述。古道爾繼續提到了詹姆斯二世的逃離和非常國會的組成和集會。古道爾希望他自己帶來的消息“能激勵你一旦處理好你在荷蘭的事務，就立刻返回英格蘭”。

在1689年1月31日，應該被當作激進主義事業的積極參與者（獨立於她的丈夫莫當特勛爵）加以關注的莫當特夫人——她是約翰斯頓的情報來源之一——寫信給洛克說，詹姆斯國王的去國和“這場非常國會的”舉行，“使得我們……有機會不是對政府修修補補，而是將其回爐改造，讓其煥然一新，這就讓我不免希望，你能在那位偉人沙夫茨伯裡爵士的感染下，給他們規劃一個正確的政府方案”。顯而易見，她有理由相信，將“回爐改造”的角色賦予非常國會，也會是洛克所贊同的觀點，事實上正是如此。在離開荷蘭前夕寫給克拉克的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中，洛克說道：

這裡的人們很想了解特權委員會、訴願委員會等等的情況，好像這是一個常規的議會，而不是一個具有其他性質的機構，並且好像它也沒有事關更為重大的歷史契機和結果的事務要處理……這裡的人們很驚訝地看到，他們幹預的是一些細枝末節的事情……因為他們現在有機會找到補救措施，並制定一部可以永久保障本國一切臣民的公民權利、自由和財產的憲法。這些想法才配得上這樣一個非常國會的稱號，如果（正如這裡的人們懷疑的那樣）他們將自己看作是一個議會，投身於常規議會的緩慢程序之中，想著修正一些零碎錯誤或任何無關政府重大框架的事情，他們就會眼瞅著這個在性質上不可能久持的大好良機白白溜走了。

洛克認為非常國會是一個修憲機構，具有獨特的良機為英格蘭“找到補救措施，並制定一部憲法”，他不認為這是一個其有限的“零碎”改革手段難以令人滿意的“常規議會”，這一點，在這封信中表達得極為清楚。洛克與其他激進主義者都持有這個觀點。例如，漢弗萊在他的《千萬不要錯過好建議》中（與洛克這封信寫於同一時期），懇請非常國會重修憲法，警告他們“如果他們現在不做這件事，未來的時代將會永遠有機會譴責他們”。

激進主義者並非念茲在茲於建立一個共和國，他們的對手反而以此指責他們，盡管如此，但他們確實是在以“更為宏大”、更具“國家性”的措辭思考這場革命，他們對那些在決定這場革命結果的緊要關頭還沉溺糾纏於細枝末節的人，以及那些不能認識到“事關更為重大的歷史契機和結果”問題的人，表現出了極大的不耐煩。正如洛克指出的，如果“政府的重大框架”（憲法本身）“不曾遭受詹姆斯二世所作所為的侵犯”，那麼“人們不斷抱怨就是犯了大錯”。但是，如果這些事情已經發生了，那麼“查看政府框架失序之處”，並修復“原初的憲制”，就是這個非常國會應負的責任。換句話說，這個非常國會的憲制角色，直接有賴於激進主義者的下述斷言：詹姆斯對憲制的侵犯——而非威廉登陸英格蘭——才是詹姆斯喪失權威和政府解體的根源。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種說法體現了激進主義者政治理論及其對光榮革命意義所作解釋的主旨。並且正是對詹姆斯喪失權力的這個斷言，到了1689年年底的時候，在各種發表的布道和小冊子中遭受了步調一致的攻擊。

在回到英格蘭之後，洛克繼續懷著“憤怒”抗議非常國會的“拖拉方式和緩慢進程”，因為當時“處於這場危機之中”的“緊急事態”，要求面對國內外敵人更為堅定、更為迅速地捍衛“新教和英國人的利益”。確確實實，洛克對“遲遲”不能完成光榮革命的進程如此惱火，以至於他認為那些對此負有責任的人簡直就是在“犯罪”。在4月，他寫信給克拉克說，上議院拒絕同意下議院要求主教向威廉和瑪麗宣誓效忠的法案，是在“阻礙這個國家的和平穩固”，他還補充說，“我對這個世界越來越厭惡了”。我認為，這並不是反映洛克有自殺的傾向；毋寧說，就像數量越來越多的其他左翼人士一樣，洛克是對這場革命的進展方式，對重新掌握權力的顯要人士，對國教會神職人員的積極鼓動宣傳，總之，是對正在削弱這場革命的力量、正在削弱“這個國家和平穩固”的趨勢，越來越感到“厭惡了”。畢竟，幾個星期之前洛克還寫信給莫當特說，“我在此世不期待任何其他的幸福，我只希望看到［這場革命的］完成，再也不必耗費我曾為之貢獻出來的微薄之力”。如果洛克覺得他的健康狀況不允許他接受一個駐外國大使職位的話，他也仍然能夠為將這場革命和對英格蘭的拯救扳回到正確軌道作出一些貢獻。我認為，這個貢獻就是一份體現真正的政府原則的激進主義宣言。

到了8月，就在他將《政府論》交付印刷之前的兩個星期，他寫信給林博基談到應對國內分裂負責的“某些人的陰謀詭計”，還談到“主教不作效忠宣誓肯定是錯誤的”。甚至更糟糕的是，“其中一些主教還固執己見”，洛克這樣說，我認為他不僅是想指出他們拒絕承認這種宣誓的必要性，而且還想指出，這種行為由他們對現有政府之正當性的看法來支持，並且在更為宏大的意義上，由他們一直信奉的那種政治理論的各種弱化版本來支持。

在1689年4月，有些激進主義者提議，所有的成年男子都要服從這個新的效忠宣誓，以表達對政府普遍一致的同意，這也是一種對托利黨施加極大壓力的策略。約翰遜甚至還建議應認定那些拒絕宣誓的人為違法。在《政府論》就要印行之前出版的一份激進主義小冊子中，作者表達了他自己的驚異和困惑：革命之後我們當中這麼快就有了“這麼多心懷不滿的人”，這麼快就有了“數量眾多的不滿的人”，拒絕承認這個在法律上具有正當性的政府。這位作者還提出了一種洛克式的抵抗觀，他強調說，“顯而易見，詹姆斯二世已然喪失了國王的所有權利，甚至在他逃跑之前就已經喪失了”，因此，他遭到有權利拿起武器的人民的抵抗，就是公正合理的。盡管如此，這位作者還是對下述事實感到不安：在革命過了6個月之後，這個原則仍然不被很多人、包括一些身居政府職位的人所接受。神職人員尤其應該對教授謬誤的政治信條負責，他們必須懺悔，因為他們背棄了“社會的自然權利”。然而，所有“那些反對國王喪失權力和抵抗理論的人”，“都應被宣布是國家的敵人……以及暴政和天主教的始作俑者和教唆犯”。

激進主義者對他們的宿敵——丹比、諾丁漢和哈利法克斯——重新掌權極為憤怒。實際上，莫裡斯在寫到諾丁漢的時候說，“整個王國……都應警惕”，因為他可能會任職於國家秘密委員會（Lacey，頁232）。在6月，豪在下議院宣稱，“我無法相信，那些與詹姆斯國王一起坐在樞密院的人，到頭來現在還是適合在樞密院任職”（Grey，9:281）。豪對丹比做了相當猛烈的抨擊，以至於國王派戴克韋爾特作為私人代表請求他出聲溫和一些，但這種做法沒有起到什麼作用。豪答復說，他正在做的事情是“幫助國王擺脫他的虛偽的朋友”。其他一些激進主義者也接過這個主題大加議論，結果就是增加了威廉對他們的敵意。

到了8月初的時候，國王就對莫當特、豪和德拉米爾公開發火了，並且還想將漢普頓派駐西班牙做大使，目的只是為了趕走他。10月，查爾頓將自己對威廉任用哈利法克斯的不滿公開化了（《薩維爾》，2:247）。1689年的聖誕節，沃頓給威廉寫了一份言辭激烈、傲慢無禮的信，指責他任用“無賴”做大臣。弗格森也反對威廉繼續“任用前任暴君的那些爪牙”，他認為，“子孫後代將失去這場革命的大多數成果”（Ferguson，頁275—276）。

1689年底，一位激進主義者在反思這一年的事件時，事實上代表所有這些人發了言，他評論說，“這場革命的幸福階段已經過去，諸事不幸的階段開始了”（《真輝格黨主義》，頁224）。這一點在《濫用的權威》中得以清楚地表述出來，這本小冊子站在左翼立場尖銳批評了這場革命的進程。在直指威廉的“序言”中，這位作者十分明確地警告國王要堅持革命信仰，不要讓革命陷進“一些精明政客”制造的沼澤中去，因為這樣的發展方向“對你非常危險，可能會造成像去年那樣的極大的失望”。更為不祥的是，他評論說，後果“很可能是破壞性的”，就像詹姆斯的行為所造成的那些突如其來的破壞性後果一樣。他尤其惱火的是，“關於這個政府的憲制的謬誤觀念的宣傳者”，不僅竟獲允散布他們的危險看法，而且他們發表這些看法時實際上還得到了某位首席國務大臣的“權威”出版許可。這真是太過分了，並且（在他看來）這還是一個明顯的標志，表明“我們再次墮入了與過去一樣的不幸境地之中”。因此，邪惡的國務資政與其“唯利是圖的”發言人聯合在一起，顯現著“去年給我們帶來失望的那些人的惡行”。

……

前言 /1

版次說明 /12

縮略詞 /13

導論 /17

第一章 政治論辯的框架 /34

第二章 不奉國教者的意識形態維度 /60

第三章 洛克政治思想的發展 /104

第四章 激進主義政治的基礎 /170

第五章 輝格黨意識形態的塑成 /236

第六章 階級衝突與選舉政治 /295

第七章 從抵抗到革命 /366

第八章 陰謀的語言 /431

第九章 流亡與叛亂 /517

第十章 持守信仰 /594

第十一章 激進主義的宣言 /662

跋語 /748

附 錄

沃爾芬斯坦 紀念阿什克拉夫特（1938—1995） /765

夏洛克 洛克的政治學之根 /767

鄧恩 評《革命政治與洛克的〈政府論〉》 /772

凱利 評《革命政治與洛克的〈政府論〉》 /777

第九章 流亡與叛亂

（節選）

［406］當時的政府從黑麥屋陰謀的暴露和一部分參與者的供詞中，獲得了它所需要的粉碎輝格黨反對派的政治力量。詹姆斯寫信告訴奧蘭治親王威廉說：“雖說這個陰謀意圖破壞現在的君主制，但我們正可以好好利用這個陰謀來鞏固［君主制］。”無論查理在給予同謀者懲罰的時候心情是怎樣矛盾——這是蒙默思參與這項行動的後果，但是，詹姆斯卻毫不猶豫想借此機會鏟除政敵。詹姆斯一直認為輝格黨就是秘密的共和主義者，黑麥屋陰謀案只不過確認了他長期以來的下述看法，即英國君主制的懦弱無能和優柔寡斷給了這些人肆意妄為的自由。就其能夠對自己的哥哥施加的影響而言（在查理統治期間的最後兩年，詹姆斯的影響力似乎相當之大），詹姆斯決定拼盡全力將對黑麥屋陰謀案的檢控轉換成對君主專制正當性的證明。

［原腳注］不僅輝格黨人相信這一點，而且早在7月23日，巴裡朗就曾寫信給路易十四說，詹姆斯試圖利用黑麥屋陰謀案作為在英格蘭建立君主專制的手段。對這一點所作的最為完整的討論，見Doreen J.Minlne，《黑麥屋陰謀的結果及其對1688年革命的影響》（“The Results of the Rye House Plot and Their Influence upon the Revolution of 1688”），見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5th ser.1（1951）:91—108。關於詹姆斯在查理二世統治的最後兩年對他哥哥的影響的論述，見G.N.Clark，《斯圖亞特王朝後期》（The Later Stuarts，Oxford，1940），頁111；Maurice Ashley，《查理二世》（CharlesⅡ，London，1973），頁315。

大多數同謀者都設法找到了路子，或單獨、或成群結隊地逃到了荷蘭。政府沒有對外公布這個陰謀的敗露，並且直到6月21日，也就是基林和詹金斯大臣第二次會面一個星期之後才簽發了對所有參與該陰謀的人的逮捕令，這當然有助於他們的逃亡。因此，弗格森和其他人才能夠在政府對港口和邊境加強控制之前逃出英格蘭。洛克一開始可能沒有想要離開這個國家，雖然他肯定一直躲在暗處。他自6月18日就沒有在日記中記錄自己的行蹤了，［407］並且據後來（瑪珊女士）披露，洛克在英格蘭西部躲藏了很長時間，因為他在那裡有很多朋友，並且恰好那裡也是不奉國教者最密集的居住之地。然而，隨著拉塞爾被處決，隨著艾塞克斯7月底死在倫敦塔，隨著他的朋友和同仁們一個接著一個地被捕，洛克可能也更加確信必須逃亡海外了。如果這樣的話，隨之而來的許多問題中最基本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維持生計。在國外，洛克如何才能得到經濟保障呢？

當然，不只他一個人面臨這個問題。有很多逃往荷蘭、瑞士還有其他國家的人都不得不想辦法維持生計。而且，這些逃脫了英格蘭監禁與死刑的人，並沒有放棄推翻查理二世政府的政治目標。在流亡中，他們策劃實施蒙默思叛亂，即由從荷蘭出航的英格蘭和蘇格蘭激進主義者組成的入侵力量。這項遠征計劃也需要資金購買武器、征召士兵、置辦船只。所以，對於堅持這場革命運動來說，對於他們的流亡中的日常生活來說，將資金從英格蘭轉移到荷蘭就顯得尤為重要。到目前為止，幾乎還沒有說過財政的主題，不過這個問題值得仔細思考。這些激進主義者如何維持生活，如何在荷蘭獲得資金，他們如何能拿到資金購買武器、裝備船只，然後進攻英格蘭，這些問題都相當重要，因為它們可以進一步闡明這場革命運動組織問題的性質，尤其是闡明商人與銀行家階層的參與者所扮演的角色。

就像沙夫茨伯裡說的，如果銀行家和富商們不打算親自上陣設壘的話，或許他們願意以其他方式為這份事業做出貢獻。據稱，激進主義者在黑麥屋陰謀中曾經安排了向銀行擠兌的方案。而在蒙默思叛亂中，確實發生了這樣的擠兌，導致了很多銀行家破產，並且破產還像“瘟疫一樣蔓延”到了鄉村。就像一位當時的人說的，“雖然這場叛亂本身並沒有推翻這個國家的政府，但從金融上，確實莫名其妙地撼動了這座城市，［408］摧毀了銀行家和政府的信用”。另一位觀察者也提到，“倫敦城裡的富人非常不滿，致使這裡的貿易活動陷入停頓，因為他們大多數人的財富和資金都投放在這裡，他們對現存政府甚為反感，於是捂緊錢包，不將資金投入到貿易流通中去，即使在這段時間裡損失利息和利潤也在所不惜”。在蒙默思叛亂發生的那段時間裡，有兩百多人被捕，其中包括“一些有名望的商人”，但這並沒有改善商人階級和政府之間的關係。而且關鍵在於，如果1680年代的大多數革命行動都是由工匠或者雇工開展的話，就會對倫敦的商人、零售商和店主中的激進主義者提供巨大的支持力量，這就可以重創斯圖亞特政府了。

所以不足為奇的是，當時的政府對流亡者的財務往來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也再次證明了它想要嚴厲懲罰已經被俘的資助逃亡者的任何人的意願。在這種情況下，把資金從英格蘭轉移到荷蘭，給像洛克這種有逮捕令和引渡要求在身的政治流亡者，這就遠非簡單、清白的交易了。這種行為必然會被賦予政治含義，所以必須秘密進行。

我們關於洛克這一時期的收入情況了解甚多，原因在於他是一位謹小慎微的記錄者。洛克的財務往來與他在荷蘭的行動一樣，在其日記和筆記中有一些不大靠得住的例外情況。學者們從未過多關注或查驗洛克的個人收入，可能是因為這種東西中規中矩，也可能是因為這與對洛克觀念和活動的討論似乎不大相幹。但就像我們要看到的那樣，不僅洛克個人的生活依賴於在荷蘭的激進主義者與英格蘭建立的地下交流網絡，而且在流亡的這六年中，他也一直在革命運動的政治活動中繼續擔任著自己的角色。［409］在本章中，我們將聚焦於洛克政治生涯中的這兩個互相交織的維度。

在他的父親去世後，洛克繼承了一處不大的房地產業，從中可以每年收到一些租金。這筆租金不是很多；合理猜測的數字是大約每年100英鎊（並且經常還不到100英鎊）。

［原腳注］Cranston，頁70。克蘭斯頓估計洛克在1670年的財產收入是240英鎊，但在這個說明中他重述的是1669年內6個月的數字，加起來不到這個總數的一半（頁114—115）。例如，在1680年，這處地產半年的租金是33英鎊。在1683年，不到32英鎊。在1696—1697年，一年的租金還不到60英鎊。（MSc.26，fols.67、78；MSc.19，fol.21）。洛克的主要收入來自他擔任不同職位公務員的薪水，但在1689年之前，他的公職生涯是極為短暫的。而且，雖然他打算接受1673—1674年間擔任貿易與殖民地委員會秘書的800英鎊薪水，但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事實上收到過其中的哪怕一個便士（Cranston，頁156）。然而，大概在同一時期，洛克從沙夫茨伯裡那裡購買了一份800英鎊的年金保險，這確保他每年可以有100英鎊的收入。因此，從1673年到1683年間，福克斯伯恩估計的洛克年收入200英鎊的數字似乎是合理的（1:432）。

顯然，洛克的主要收入還是來源於他擔任公職的薪水以及和沙夫茨伯裡的交往。這筆收入，又讓洛克可以在各個商業項目上進行大量投資，有時候還以6%的利率借錢給他人。

［原腳注］在1673年，洛克在生絲貿易上投資了400英鎊；第二年，他購買了皇家非洲公司的400英鎊股票，在1675年又賣掉了。在這一年，他投資了100英鎊給巴哈馬風險投資商，在1676年賣掉，獲得了大約30英鎊的收入。同時，他以6%的利率借給溫德姆女士600英鎊（Cranston，頁115n；K.G.Davies，《皇家非洲公司》［The Royal African Company，London，1957］，頁65n）。因為這些交易意味著洛克原始資本的再利用，所以很難算出他每年以其他收入來源在銀行與商業投資上的收入。然而，以上的交易似乎在1680—1690年間（因為沒有出現在他的賬簿或日記中）沒有為洛克產生任何收入，要麼是因為他已經轉讓了自己持有的全部股份，要麼是因為找到了其他路子利用自己的資金。

然而，當在1683年夏天他準備離開這個國家的時候，沙夫茨伯裡已經去世，而且，洛克已經多年不再擔任公職了。就像我們之前看到的，洛克寫好了一份遺囑，並且對其私人財物做了很多安排，這表明洛克知道流亡生活將是漫長無涯的。如果這樣的話，他就需要有持續不斷的資金來維持生計。那麼，錢從何而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