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戶到東京：小人物們的明治維新（簡體書）

中文版序言

此次承蒙張敏老師、丁諾舟老師翻譯，使中國讀者得以閱讀鄙人拙作，萬分榮幸。

2017年、2018年兩年，正值日本王政復古、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之際，各類相關論壇、研討會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召開。本人也參加了一兩次相關學會，在會上深刻感受到，學術界對明治維新的研究方法與視角不斷多樣化。學者們不再局限於既往的政治史研究，基於性別史視角的明治維新研究、針對現代日本殘存的維新記憶的社會影響研究、將明治維新置於近代化過程中的全球史比較研究等等，新研究方法層出不窮。

本書在研究方法多樣化的潮流中，以日本近世社會史研究為基礎，不將明治維新視為“走向近代化的成功故事”，而將其看作近世社會解體過程中諸多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的產物。

1990年後，日本的近世史、社會史學界開始注重“身份等級”研究，各種身份等級、職業集團、地域社會的實情不斷明了。為了維持生活，普通民眾們自發結成了固定的“身份等級集團”，土地所有制、技術與產品銷售場所構成了各集團的基礎性要素。研究者們借由研究上述基礎性要素，不斷深化對近世固有社會構造的理解。本書認為，日本近世的身份等級制並非自上而下制定的制度，而是以人們為了生存需要自發形成的集團為基礎，不斷完善的。幕府和大名均以村、町等身份集團而非個人作為發布命令的直接物件。

明治維新的本質是否定身份等級制度的政治改革。本書以明治維新造成的具體社會影響為主題，聚焦在身份等級制崩潰後的混亂中努力求生的人們，以此探究明治維新時期社會的實際狀況。

明治維新時代是激情與混沌並存的時代。面對舊有社會秩序的崩潰，福澤諭吉大力地宣傳近代社會的運轉機制，借此鼓舞萬民。福澤諭吉言，“上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明治五年《勸學》）。這句名言不僅被明治時代的民眾奉若圭臬，更為今人所熟知。然而，福澤諭吉又言，“期凡夫百姓自起向學之意，宛若植杉苗而求帆柱”（明治八年《國權可分說》）。福澤諭吉鼓勵曾經的武士階層奮發努力、實現近代化，卻將本書的主角們統稱為“凡夫百姓”， 不抱任何期待。然而，支撐福澤諭吉的生活乃至整個明治社會的，卻正是這些被福澤諭吉視為愚民的底層勞動者們。

失去了長久以來賴以維生的身份等級制度，這些撐起社會頂梁柱的百姓們是如何克服困難的呢？本書選取從江戶轉變為東京這一激烈變革的時期，描繪了奮斗在城市底層的人們。拙作篇幅短小，在龐大的維新史、近世史研究基礎上，不去描寫英雄，只關注掙扎在生死在線的百姓，希望能借此重新審視明治維新。

橫山百合子

和暖春光 伴雨寥書

2021 年4 月14 日

目錄

中文版序言 1

序章 1

第一章 從江戶到東京 7

第一節 大名小路的風景 9

第二節 藩邸的戰略性配置 18

第三節 江戶的占領統治 25

第四節 荒廢的武家用地 34

第五節 新房主們 40

第二章 東京的幕府遺臣們 49

第一節 新政府的苦惱 51

第二節 身份等級制重組之矛盾 57

第三節 幕府遺臣本多元治的明治維新 64

第三章 町中生活 79

第一節 町中的“管家”們 81

第二節 明治時代的人口遣返政策 86

第三節 街邊的明治維新 94

第四章 花街的明治維新 107

第一節 新吉原花街和江戶社會 109

第二節 支撐花街的金融與人口買賣 116

第三節 不願為娼——妓女阿悴的掙扎 123

第四節 輿論的變化 133

第五章 屠宰場的人們 139

第一節 彈左衛門統治的終結 141

第二節 牛肉產業的誕生 147

第三節 三味線皮匠小林健次郎的挑戰 155

第四節 伊呂波大王與自由民權 162

結語 169

文獻解題 174

後記 192

譯者後記 195

第三節 不願為娼——妓女阿悴的掙扎

竹次郎事件

本節將以妓女阿悴為例，分析明治維新對妓女造成的影響。

阿悴是隸屬於三州屋的妓女，三州屋位於新吉原京町二丁目勢喜長屋地帶。新政府發布“娼妓解放令”之後，阿悴獲得了人身自由。阿悴出生於越後國蒲原郡卷野東汰上村（現在的新潟市西浦區）的百姓家庭，父親名叫忠七，母親名叫阿弓。不同史料對阿悴年齡及賣身地的記載略有差異，大致而言，阿悴七歲時被賣給了下野國日光例幣使街道合戰場宿的妓院福田屋，十三歲時以七十五兩的價格轉讓給品川宿紅屋，規定服務期為十年，但是一年半後又被以七十五兩的價格轉賣給了深川西橫町的低級妓院經營者橋屋政五郎，在此服務了七年。明治四年（1871 年）十二月，阿悴被新吉原京町二丁目勢喜長屋的低級妓院經營者三州屋國次郎以八十兩的價格收購，規定服務期為五年八個月，但第二年十月二日就迎來了“娼妓解放令”。

京町二丁目內的道路網十分密集，道路兩側聚集了數十間低級妓院。道路的中央設有屏障，保證外人看不到店內的狀況。看守們手執鐵棒守在路上，對不來光顧妓院的路人高喊

“繞路走，繞路走！”面向道路的低級妓院內部被隔門分割出若幹區域，

每個區域大致能鋪下一床被褥。有客人來店，妓女們就會關上門開始營業。

明治五年（1872 年）正月版的《新吉原詳圖》是“娼妓解放令”發布前印制的最後一版吉原觀光圖。此版地圖顯示，京町二丁目中有全盛長屋、萬長屋、稻毛長屋、勢喜長屋四處低級妓院聚集的建筑群，勢喜長屋的入口處就是三州屋花經營的妓院。經營者的名字不是國次郎而是花，應當是國次郎借用了妻子的名字，這種現象在當時並不少見。阿悴在此版地圖發行的前一個月才被賣到三州屋，因此地圖上並沒有阿悴的名字。三州屋的妓女只有初梅、花裡、琴浦、小菊、錦山五人，但此時阿悴應該已經在此服務。

幼稚的結婚請願書

在三州屋服務了十個月後，新政府發布了“娼妓解放令”，阿悴不得不回到上一個主家橋屋政五郎之處。此時，政五郎已經不再經營妓院，轉居在吉原附近的淺草花川戶町。政五郎逼迫阿悴去別的地方工作，阿悴卻向東京府提交請求，願與新吉原京町一丁目海老屋的傭工竹次郎結婚，不再當妓女。東京府文書中的“娼妓解放”一冊中，收錄了竹次郎和阿悴提交的請願書，請願書表達了阿悴的真實情感。

直言請願 誠惶誠恐

新吉原二丁目勢喜長屋三州屋妓女阿悴，越後國蒲原郡卷野東汰上村人，幼名阿豐，父為百姓忠七。七歲之時賣予下野國合戰場宿福田屋，十五歲之時賣予東京深川橋屋政五郎。至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共侍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賣予新吉原三州屋，侍五年八個月，計八十兩之契也。今聞解放令，欣喜萬分。吾等向來情深意切，望為夫婦。與政五郎議及此事，政五郎曰無十五兩不可成婚。吾等自無十五兩，願償食費並些許之財。政五郎不從，曰今日即往吉原升屋（妓院）。阿悴不願為娼，萬望大人慈悲，準其還良，全吾等之願。

吉原京町一丁目 海老屋吉助 傭工 竹次郎（拇指印）

阿悴（拇指印）

（貼紙）“村上權典事殿御談”

阿悴在請願書中介紹了自己從七歲時賣身直至成為新吉原妓女的經歷，表達了對“娼妓解放令”的欣喜之情，然而主人政五郎卻說若要同竹次郎結婚，必須付款十五兩，用於償還解放令頒布後半個月期間阿悴的伙食及日常生活費用。阿悴說可以交出飯費和少許金錢，政五郎不同意，要求阿悴去新吉原的妓院升屋賣身。阿悴卻表示無論如何也不願再做妓女，希望還良結婚。請願書末尾署上了竹次郎和阿悴兩個人的名字，上呈至東京府。

東京府的官吏看到這封請願書時，恐怕是苦笑連連。在專門處理請願書等行政文書的官員看來，這封請願書的格式散亂，內容也極其幼稚。請願書題目使用的是口語說法，篇中錯字頻出，寫錯的地方被直接塗黑，曾在寺子屋學習過的人一般不會犯此等低級錯誤。當時，政府正忙於處理“瑪麗亞·路斯”號事件，對政府而言，此事件是有關國內、國際形勢的重大難題。如果不是在“娼妓解放令”剛剛發布的時間點上呈這封請願書的話，請願書很有可能被隨手扔掉，或被駁回，自然無法流傳至今日。

最大的問題是，竹次郎在簽名處按下了拇指印。女性用拇指印較為普通，但是男性使用拇指印是極為罕見的。可見竹次郎本人未立門戶，也沒有監護人或男性親屬為其聯名上訴。請願書以竹次郎的口吻書寫，但不知是竹次郎本人親筆書寫，還是同情竹次郎與阿悴二人的朋友代為書寫。無論如何，這封請願書向我們展現了不熟悉公文寫作的妓女、傭工及其周邊人群的真實願望。

收到這封請願書後，第五大區小八區戶長福島正義聽取了阿悴和政五郎的證詞，並留下了證詞記錄。根據證詞記錄，竹次郎第一次拜訪政五郎，請求與阿悴結婚之時，政五郎以“竹次郎身為傭工，未立門戶，產業未定，前途未卜”為由，拒絕了竹次郎的請求。因此，竹次郎與阿悴決定直接向東京府請願，呈上了上述請求書。請願書的末尾附著寫有“村上權典事殿御談”的貼紙，意味著東京府的官員通過口頭命令，駁回了這封請願書。

雖然文章幼稚，且請願以失敗告終，但“不願為娼”一句，傳達了當事人的急切心情。阿悴從小舉目無親，長期生活在性服務行業的圈子之中。在二十二歲迎來解放令之前，阿悴生活在監視與暴力之中，被迫出賣自己的肉體。“娼妓解放令”為阿悴帶來的喜悅與希望是難以言表的。然而“娼妓解放令”發布後，阿悴還是要繳納十五兩才能獲得自由，否則就要立即去新吉原升屋再做妓女。政五郎的態度粉碎了阿悴的“解放”美夢。涌上阿悴心頭的是“不願為娼”的哀嚎與對政五郎的憤怒。阿悴的心情打動了非親非故的傭工竹次郎，是以竹次郎才大膽地直接向東京府投書請願。

政五郎的應對措施

阿悴和竹次郎的請願雖被東京府駁回，但政五郎卻感到可能失去阿悴。明治五年（1872 年）十二月二日，政五郎制作了一份借款證書，放款人是三州屋國次郎。證書中將政五郎寫為阿悴的養父，內容是“吾之養女，此番真心願為妓女”。因為家中貧窮無衣可穿，阿悴懇請國次郎借款十五兩，阿悴賣春收入用於償還此款。

政五郎和三州屋國次郎無論如何都要保持阿悴的人身所有權，因而在借款證書中融入了兩項避免娼妓解放的要素。第一，政五郎與阿悴的關係為養父女，屬於戶主權適用範圍。第二，“娼妓解放令”發布半個月後，阿悴自己向三州屋借款十五兩（相當於今日一百萬日元），因而必須承擔償還義務。“娼妓解放令”規定，命令頒布前的賣身費無需償還，但頒布後的借款則按規矩償還。在阿悴看來，半個月的伙食費及生活雜費居然要十五兩巨款，這筆錢最終會落入“養父”政五郎之手，自己卻被債務束縛。近代以後，戶主權和債務一直是束縛妓女的兩大要素，政五郎的借款證書堵在了阿悴通往自由的道路上。

菊次郎事件

阿悴不得不遵從政五郎命令，前往三州屋為娼。明治六年（1873 年）一月十一日夜晚，新吉原發生大火，三百四十五戶全部被燒毀。三州屋國次郎帶領著妓女阿悴外出避難，一月十四日早晨，阿悴帶著所有物品趁亂逃跑，躲到了一直關照她的常客深川第六大區小十五區東扇橋町理發師石原菊次郎的家中。菊次郎是深川東大工町二號店理發師糟屋定吉的弟子。阿悴向菊次郎訴說了自己的心願，菊次郎卻提出了不同意見。

菊次郎的意見並無史料記載。理發師在江戶時代屬於底層人員，菊次郎對阿悴的回答應當是“如果幫你逃跑，我自己就要鋃鐺入獄。我地位卑微，也沒有為你贖身之財。你雖然可憐，但還是回去為好”。阿悴在菊次郎家住了一周左右，一月二十日，阿悴又回到了三州屋。

然而，二十八日早晨，阿悴又帶著隨身物品跑到了菊次郎家中。二月二日，阿悴與菊次郎向東京府起訴，要求獲取人身解放並結婚，訴狀如下：

一月二十八日（中略）阿悴前來商談，因恐勞煩大人，故請菊次郎師尊定吉前往淺草花川戶第五大區橋屋政五郎處詳談，願償借款，政五郎不從，反言欲對簿公堂。菊次郎只得求於深川扇橋町町官後丁音藏，町官卻拒不過問，只得懇請東京府（後略，《娼妓解放》二）。

菊次郎被阿悴的誠意打動，願意以結婚的方式解救阿悴，於是先找師傅定吉咨詢。定吉答應替菊次郎調解，親自去拜訪政五郎。近世的民事糾紛原則上可以進行庭外調解，這一習俗一直延續到明治維新之後。

定吉表示可以立即償還阿悴的十五兩借款，此借款對菊次郎來說是無法負擔的。然而在近世，從事同一工作的町人在生活上往往會互相幫襯，這一傾向在近世町人師徒間十分明顯，為數不少的師傅願意將營業權（包括開設店鋪和上門服務）傳給弟子。顯然，沒有師傅定吉的經濟支援，菊次郎無法替阿悴還清欠款。

雖然菊次郎表示立即償還政五郎提出的不正當借款，但政五郎依舊不同意，甚至威脅說要對簿公堂。走投無路的菊次郎不得不向町官後丁音藏告狀，後丁音藏卻拒絕受理，可見基層的行為與娼妓解放的指示完全相反。菊次郎盡全力為阿悴贖身，卻處處碰壁，二人只好向東京府上訴。

阿悴的申訴

阿悴不斷尋找結婚物件以求還良，甚至不顧妓院經營者的暴力懲罰，趁火災逃跑，究竟是什麼驅使她做出如此大膽的行為呢？阿悴在訴狀中陳述如下：

明治四年十二月，三州屋國次郎以金八十兩購得妾身五年六個月，去年解放令發布，妾無親無故，只得歸橋屋政五郎處，後政五郎以妾之名義，借金十五兩於三州屋，以妾身為抵，借金日積，妾再無安生之日（後略，《娼妓解放》二）。

“以妾身為抵”意味著阿悴的人身自由被作為借款的抵押物。訴狀中，阿悴對不經當事人同意的上述行為表達了強烈的不滿。

針對菊次郎和阿悴的上訴，二月三日，新吉原所在地第五大區十二小區的戶長組織了調查，並向東京府上交了報告書。報告書認定十五兩借款為阿悴本人所借，換言之政五郎制作的借款證書發揮了作用。二月五日，五名當事人菊次郎、糟屋定吉、橋屋政五郎、阿悴、三州屋國次郎與深川東扇町、深川東大工町、淺草花川戶町、新吉原京町二丁目的官吏聯名向東京府上呈了最終調解決議書。調解結果是，政五郎將阿悴帶回家，菊次郎不得與阿悴結婚。

政五郎獲得的十五兩（解放令發布後一個月的借款，實際上為賣身費）被認定為阿悴本人的借款，他需要把該款還給阿悴。然而，國次郎卻說阿悴再次逃跑前幾周已經支出了三兩二分二朱，此外還有各種雜費。即使阿悴手中有十五兩，減掉這些雜費後，依然無法償還借款。阿悴此後的境遇再無史料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