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新文化（簡體書）

◎著者簡介

佐伯富，1910年生，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專業畢業，京都大學教授。著有《中國鹽政史研究》《周青銅器與玉》《法隆寺》《中國佛教美術》等。

◎譯者簡介

陳健成，1984年生，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學士、歷史系碩士，東京大學博士課程肄業，現為同校研究員。主攻近世中國思想史，研究之外尚有翻譯日英學術論文、書籍十余種。

序 / 1

第一章 民族的更新 / 3

第二章 統一的曙光 / 22

第三章 社會的重構 / 41

第四章 征服王朝的出現 / 58

第五章 民族主義與西夏的興起 / 81

第六章 近世新文化的形成 / 100

第七章 新體制的願景 / 119

第八章 黨派紛爭 / 143

第九章 質樸民族金的入侵 / 166

第十章 戰抑和 / 185

第十一章 南宋的末路 / 209

第十二章 宋文化與日本 / 230

第十三章 禪宗在日本的傳播 / 257

第十四章 宋代文化的特色 / 278

關係年表 / 294

解 說 / 300

出版後記 / 315

出版後記 / 339

序

如果沒有自由，文化就不能發展，這是歷史鐵則。在中國，是宋代打破了中世封建的桎梏，使大多數人得以發揮與生俱來的能力。宋太祖結束五代的混亂、統一天下，恰好是在建隆元年（960 年）。日本的平安時代在這一年正進行到一半， 其時仍是攝關政治的鼎盛時期，三十六年後，藤原道長成為左大臣。在西方，奧托一世成為神聖羅馬皇帝，在宋統一天下兩年後的 962 年，神聖羅馬帝國成立。日本還處於古代社會，歐洲西方仍在向中世的封建社會發展，中國則已隨著宋的統一天下，明顯地展現出新的近世社會氣息。

宋的新文化是在新社會中形成的，而其推動者是新興而胸懷希望的讀書人階層，即士大夫。在唐代以前的中世（對於年代的劃分一直多有爭議，本書姑以從東漢滅亡的 220 年到宋朝成立的 960 年間的 740 年為中世）社會，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被少數貴族壟斷，一般民眾不能染指。經濟上貴族也占有廣大的土地，大多數民眾作為貴族的隸屬，耕作貴族的土地，並由貴族保障其生計。一般民眾不被允許有自由的思考和活動。所以中世文化的發展是受到限制的。

而宋代以後的近世社會則完全不同。從前隸屬於貴族的大多數民眾，即隸農，得以從貴族支配之下解放出來，作為佃農或自耕農自立。除了經濟方面的獨立，在政治上，政府的重要職位也向一般民眾開放。貧窮的百姓通過努力，如果能在科舉考試中獲得優秀成績，以後說不定還能成為宰相。不過科舉競爭激烈，經濟上不寬裕的人是難以突圍而出的，因為參加科舉前的準備時間很長。但不論如何，通過學習就有可能進入官場，並進一步實現抱負，這給予民眾莫大的希望，很多士大夫隨之而生。宋代的新文化正是由這些士大夫創造和發展出來的，這別有意義。

文化的推動者來自庶民，其數量大幅增加，不只帶來文化總量的發展，也使得質上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進步。人類越被容許自由競爭，就越能發揮出令人震驚的力量。宋代的新文化，正是這眾多士大夫力量的結晶。這種力量可不是士大夫交上好運、安寢可得的，這是在長期的貴族統治和邊地民族入侵威脅下，被不斷的政治壓迫所鍛煉出來的。正因其抵抗是長期而強烈的，所以其力量也大。宋代文化經過一千年延續到清代，並影響到日本和歐洲，甚至對我們的現代生活仍有影響， 正可見這種力量的強大。本書以近世文化推動者士大夫為中心，闡述宋代歷史，並思考宋代文化的特色。

第一章 民族的更新

邊地民族遷居內地

在東亞，南北民族之間的對抗可以說是宿命。在北方寒冷的草原地帶過著遊牧生活的遊牧民族，其生活受到自然環境的威脅，於是轉向在南方從事農耕的漢族尋求生活物資。他們並不靠交易來獲取物資，而是靠攻掠來維持生活。在秋收結束之後，遊牧民族就開始攻擊中原。中原人在國境修建了長城， 鋪開防御線進行防守，但遊牧民族習慣乘騎，在攻掠時來去如風，防備他們並不容易。於是，中原人又安排比較漢化的遊牧民族在國境上，以防備北方民族。北方民族漸漸來到中國內地。自東漢末年，由於統一國家的瓦解導致國防松懈，邊地民族開始進入內地建立國家，南北朝時華北的混亂由此而來。而到隋唐天下一統之後，邊地民族移居內地的情況依然存在。這與中國社會的變動，即兵制的變化，有很深的關係。

唐玄宗時府兵制崩潰，而募兵制代之。比起在中央政府， 這在地方的節度使之間更為盛行。節度使制度由玄宗之前的睿宗時代開始，而在玄宗時大為盛行，其後節度使跋扈起來，形成地方割據之勢。他們為擴張自己的勢力而擴充軍備，努力取得精銳的軍隊，於是注意到邊地民族的部隊。邊地民族慣於乘馬而精騎射，並且生活樸素。這種人易於駕馭，也有作為理想軍人的素質。於是實際為軍閥的節度使爭相羅致邊地民族部隊。突厥、回紇、黨項各族作為募兵，紛紛進入邊境，而各民族之叛亂隨時有發生。玄宗開元九年（721 年），胡人康待賓率突厥降戶與黨項謀亂，眾號七萬。被平定後，玄宗將降戶五萬人遷至河南的許、汝、鄧、唐等州。這樣，邊地民族就不僅生活在邊境，還深入到了中原。

邊地民族深入中原，必然會影響中原人的風俗。例如在設鎮於河南蔡州的淮西節度使吳元濟為朝廷所滅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因宋英宗之詔而編成，能用作政治參考的史書， 敘述由戰國初到五代末的歷史）對其地方風俗有這樣的記載：“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這樣的地方，正是遷移突厥降戶的地方。因為突厥移民， 中原本來的風氣，一變而為粗野。此事意義重大，從根本動搖了固化的中世社會。這為已經老化、缺乏自身革新動力的中世社會，帶來活潑的新風，帶來民族的更新。充滿活力的中國近世社會，即由此而生。

安祿山之亂

節度使本來是為了防御邊地民族入侵而在邊境設立的， 為此節度使常召募很多邊地民族作為募兵。這些邊地民族長期生活在中原，通曉漢語、慣於漢族習俗，有不少被拔擢為軍中首領。安祿山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柳城（遼寧朝陽）的雜胡，本為平盧節度使張守珪的部下，以狡黠事人，通過賄賂，在宮廷中也博得了聲譽。天寶元年（742 年），他被任命為平盧節度使，後兼範陽、河東節度使，掌管兵馬、財政、民政，權力大增。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就會想去運用它。安祿山見唐朝政治荒廢、武備松懈，野心遂起，以討伐君側奸臣楊國忠為名， 舉起反旗。這場叛亂由天寶十四載（755 年，從玄宗的天寶三年正月起改年為載，一直沿用到之後的肅宗至德年間）持續到廣德元年（763 年），九年間華北成為戰場，首都長安和東都洛陽皆為淪陷之地，玄宗皇帝和其寵愛的楊貴妃逃出首都。唐朝威儀掃地，社會極度混亂。

在安祿山之亂中，不論官軍還是賊軍的將領，幾乎都是邊地民族。安祿山是胡人，與之並列入安史之亂的史思明是突厥人，孫孝哲是契丹人，阿史那承慶是突厥人。而官軍的將領中，著名的高仙芝是高麗人，李光弼是契丹人，哥舒翰是突騎施a 人，仆固懷恩出身鐵勒，還有安國人李抱玉、李抱真。以上不過數例，不能盡舉。將領尚且如此，其部隊中邊地民族的數量，自不待言。中世以來的邊地民族遷入中原內地，在安祿山之亂時達到頂峰。戰亂之中，不只軍人，西域商人也因軍隊需要軍需物資而分外活躍。

當時形容很稀有的東西會用到“窮波斯”一詞（唐朝時在中國的波斯人多為富豪，窮人很少見，這在李商隱的《義山雜纂》中可見一斑）。這說的是貧窮的波斯人非常少見，但也

西安（長安）城的西門

表明了在中國的波斯富豪人數之眾多。波斯人之外，中亞的粟特人也是中國商業界的一大勢力。這些外來商人活躍於兩軍之中，獲利甚豐。安祿山之亂可以說是邊地民族在中原內地，為各自利益而廝殺的一段歷史。

這場叛亂，由於敵人的內訌和回紇的援助得以平定，但歷時九年的混亂，給唐代國家社會帶來巨大的打擊。稅制混亂、國家財政貧乏，當然是後來的兩稅法等新稅制出現的原因；而為討伐叛軍將邊兵內調，則使邊境民族的力量趁機得到了擴張。特別是西部的吐蕃曾攻入長安搶掠，使唐朝大為震駭。回紇憑恃平定賊軍之功，將大量不堪乘用的劣馬以高價售與唐朝廷，給中央政府造成很大的財政負擔。如大歷八年（773 年），一匹馬價值絹四十縑，而一次交易達到數萬匹，甚至前使未還，後使又至。歲賜和馬匹貿易，成為唐代的一項巨額支出。

這樣，安祿山之亂給周邊民族帶來了發展的機會，是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而進一步促使唐朝崩潰，並徹底打擊了中世社會的，是節度使的跋扈。

河北三鎮

為了平定安祿山之亂，唐王朝當時在內地設置了多個節度使。平亂之後，為了優待叛軍的降將，也將他們封為節度使。被稱為河北三鎮的盧龍、魏博、成德，就分別任命了安祿山的降將擔任節度使。這些降將大部分來自邊地民族，其部下不必說也為邊地民族。魏博節度使部下多為回紇人，最是勇猛。這些兵將和節度使之間，僅是以金錢維系的主從關係。當時的中國是由儒家精神維持國家和社會的秩序，但並不能指望能將這些邊地民族納入儒家秩序中。俸給如果遲來，他們就自行更換節度使；如果朝廷不予承認，就不停鬧事。而朝廷出於對其可能發展成叛亂的擔心，無奈下只能認可。當時有所謂“長安天子，魏府牙軍”a 之語，說的是長安天子由宦官廢立；而魏府即魏博藩鎮的節度使，是由牙軍，即其近衛所擁立。當時的社會就是這樣的一個奇妙的狀態。像這樣，在兵將致使節度使不時更迭的同時，也有節度使的子孫在兵將擁戴下繼任節度使的現象。兩種情況都說明節度使的地位取決於兵將的感情，很容易變動，極其不穩定，在其背後則是逐利而動的邊地民族部隊的活動。

所以，節度使對兵將的待遇特別關心。節度使在軍政權、民政權之外，還擁有財政權，除了將征收到的賦稅用在州和藩鎮方面，還要上供交給中央政府（唐代租稅三分，一部分留州使用，稱留州；一部分供節度使用，稱送使；所餘送到中央政府，稱上供）。但節度使拒不上供，而是將之花在兵將身上， 以取得他們的歡心。朝廷因財政困窮而來催促，一概無用；如果對藩鎮施加制裁，則招致叛亂。

河北三鎮靠近邊境，各種邊地民族部隊人數眾多，而且距離都城長安很遠，在這種朝廷威信和命令難以覆蓋的地方， 很容易形成反政府的氣氛。朝廷雖然時加討伐，但河北三鎮結成同盟， 另外還有淮西（鎮河南蔡州）、平盧（鎮遼寧朝陽） 等藩鎮效仿反抗朝廷，朝廷也無可奈何。而這樣的傾向一旦出現，便影響到各地的節度使，以致他們都跋扈起來。朝廷為討伐節度使而疲於奔命，消耗了國力。唐的國家和社會，受到徹底的打擊，走向衰頹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