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小講 “世界的禪者”鈴木大拙力作，瞭解中國哲學的必讀佳作（簡體書）

作者采取以時間為縱線的經典整理方法，以哲學範疇為起點，以倫理學與宗教為擴展，精要論述了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發展以及特點。並揭示了中國思想史與西方思想史在發展上的不同。書中不僅提到了我們熟悉的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莊子、列子；程朱理學的程頤、朱熹；心學的王陽明，還包含鮮少有人提及的楊朱、墨子等思想家。大量引用名家經典著作，有理有據，說理曉暢了然。

鈴木大拙（1870～1966），世界禪學權威，日本著名禪宗研究者與思想家。被尊稱為“世界的禪者”。得到海德格爾、弗洛姆、湯因比等的極大推崇。

本名為鈴木貞太郎，取名為“貞”，出自《易經》的“元亨利貞”（他的三位兄長分別叫元太郎、亨太郎、利太郎）。後在鐮倉圓覺寺跟隨著名禪師今洪北川學禪，改名為“大拙”。曾從事佛教典籍的英譯和西方哲學、神學著作的日譯，熟悉西方近代哲學、心理學等方面的成就。晚年赴中國進行佛教實地考察。

第一章中國人的哲學_1

中國的二元論_4

關於實證主義_12

思想家老子_19

先秦時代的一元論_25

超驗主義的出現_32

泛神論的神秘內核_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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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國人的倫理學_53

儒家思想_58

思想家孟子_74

道家哲學_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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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國人的宗教觀_133

中國人的天與帝_151

墨子學說中的上帝_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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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大致起源於公元前3000年，相傳在黃河流域生活著許多部落，而三皇五帝[1]則是這些部落的首領。在中國，存世最久遠的典籍是《尚書》[2]，其開篇便提到了堯舜的施政方針。在傳說中，堯舜[3]是公元前2400年前後的統治者。在《堯典》和《舜典》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具有宗教色彩且意味深長的史料，並由此能大致了解一些中國哲學在古代所形成的自然觀。這種自然觀不僅傳承到了今天，而且和當初的面貌出入不大。

中國哲學研究的真正發端理應以周朝漸衰時為起點，也就是公元前7世紀。

此前，思想家世代不息，想來已在歷史舞臺上等候良久，他們的思想成果或多或少地被記錄在了後人所著的《周易·系辭》與老子《道德經》[4]當中。

自公元前7世紀伊始，中國相繼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哲學家與倫理學家，其中尤以孔子、老子為最。他們拉開了中國早期哲學發展的帷幕，並在此後好幾百年間孜孜不倦地推動著哲學進步[5]。這就好比，冗長且蒼白的寒冬過後定是充滿生命力的春天。這一階段大概延續了400年之久，堪稱中國文明史中最燦爛的時段；它終止於秦朝，因此又被稱為先秦。

在此後的歲月裡，中國人變得越來越理性，並愈加深入地研究了人的心理，但從來沒有超越過先秦諸子的思想範疇。中國哲學變得更加精密了，然而不幸的是，它在自由發展的過程中走向了錯誤的方向，準確地說是毫無方向。中國哲學在先秦時代覺醒，而後致力於解決各種問題。對於思想家們而言，宇宙是新鮮的；他們總能在所關注的領域內找到突破口。他們的思想天馬行空、包羅萬象。與先秦時代告別之後，中國人的思想漸漸進入了刻板時期；如果說思想如同血液，那麼此時的血管似乎有些衰老和硬化了。

創造力十足的先秦時代戛然而止了。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兼並六國、一統天下。面對初初萌芽的自由思想，他選擇了殘暴鎮壓。身為始皇帝，嬴政對所有異端思想嗤之以鼻，一心只想“別黑白而定一尊”。公元前213年，秦始皇聽從了丞相李斯的進諫，製造了“焚書坑儒”[6]這一大事件。此般暴行令人心悸，而他卻視之為一樁樂事。

自由思想受到了沉重打擊，中國人的精神堡壘被打垮，後遺症持續了千年之久[7]。此後千年之間，中國再也沒有見解獨到的思想家誕生。秦始皇對思想界的摧殘可以說是毀滅性的，留給後人的唯有廢墟一片；後世之人沒能創造出新思想，每天做的事不過是尋找曾經遺落的先秦思想。他們捧著存世經典反復研讀，一發現新文獻就斟字酌句地研究，再寫上引經據典的備注。一部分在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文獻或已失傳，這便給了一些人偽造文獻的機會。因此，在這個時期裡，偽書大行其道。

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並不坎坷，因為當時的中國思想恰好處於惰性時期（公元前213年至公元959年）。佛教徒發現，佛教教義和中國的道家思想是有交集的，於是就借鑒了大量道家用語；當然，他們也創造了許多新詞匯來表述那些中國人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理念。佛教在中國十分盛行，尤其是在文化階層當中，並為宋代（公元960年至公元1279年）時期儒家思想的重啟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漸漸地，中國人學習到印度哲學，特別是方法論與形而上的格外精深。篤信孔子的儒家在認識到佛教的長處後，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

儒家子弟潛心研究著新鮮出爐的典籍，與此同時，佛教徒則奔赴各地積極地傳播佛法。他們將很多梵文書寫的佛經翻譯為漢文，同時還創編了大量宗教哲學著作。佛經為他們提供了靈感，不過他們自身的造化能力也十分強大，甚至可以說，中國佛教自成一家，對萬物之本的領悟更加深厚。

通常情況下，許多人都會把中國哲學史和儒家哲學史畫上等號，究其原因，除了當年諸子百家締造了先秦哲學時代之外，剩下的哲學成果大概也只有儒家思想了。不過，要更深入地了解重整旗鼓的宋代儒學的思想構架，我們就必須關注：在宋代之前，儒家思想蓄勢待發之時，佛教思想的發展有多麼重要。

宋代年間，中國哲學得以重獲新生，這是中國哲學史上的裡程碑[8]。千年以後，中國人不再沉默了。相較於先秦時代，他們的思辨變得更加智能了——盡管還沒有突出重圍，卻參透了斯芬克斯之謎[9]。面對外來的佛教，中國的思想家們終於打起了精神。中國哲學體系吸收並消化了許多佛教思想。當然，中國人並沒有盲目地大包大攬。在直覺的指引下，他們將那些和中國人的“功用”本性格格不入的部分削去了。換句話說，他們只是針對儒家思想的一系列困惑，到佛教領域中去尋找答案。中立地來看，中國哲學於宋代重獲新生，但並未提出新問題，依舊是循著先秦諸子的足跡在前行。在先秦時代，儒家是百家之一，並非一枝獨秀，而且其地位尚不如日後這般尊貴。那個時代充滿了“誘惑”，所以思想家們並不會將自己束縛在已有的理論中。但是到了宋代，情況卻完全不同了。宋代的哲學家們一直走在儒學道路上。他們對很多從西方傳入的新思想頗為了解，一心想要把這些思想利用起來，好讓孔孟思想繼續發揚光大，並進一步解讀那些像真理一樣存在的儒學典義。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離經叛道，所以宋代新儒學開創性地重新詮釋了舊儒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