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十論（簡體書）

人之情，勞則思息，久蟄則思起。一動一靜，交為之根。方一世群眾心理舉趨於靜，茍有賢能者乘之，則安固之業成於俄頃，無他，此社會向心力強焉耳。及舉世之心理方趨於動，則禍亂迭興，莫之能已，無他，此社會離心力強焉耳。方社會之亟動，智者竭其思，能者畢其力。智者竭思，則處士橫議，百家蜂起，而學術昌明；能者角力，則戰伐相尋，角逐爭雄，而土宇崩析。周之季世，思想發達，為後世冠，天下莫衷於一是，而金戈並爭於戰國；及其動久而思靜，則雜家興焉，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而以道家為中心，《呂覽》是也，而《淮南》繼之。雜家之興，其中國將一之先朕乎？而秦以帝。秦以霸爭之術，為一統之治，而不能凝民，則政乖而亡。劉氏起漢中，不五年而中國又一，何其速也？無他，人之厭亂久故耳。故日秦可以不亂而自亂之。於是黃老行於漢而中國以安。夫名法富強之治，不可以茍寧，而黃老無為之術，乃可以久安，豈不異哉？無他，社會之思靜也，而為治者乘之，故其功易集。於時百家精卓之說絕，而學一於章句，此舍黃鐘而寶瓦釜也。無他，人心之向於靜而然也。周末數百年間，思想解放哲學盛，至漢則哲學變而為宗教，道非道，儒非儒，暗淡無足論，而一世安之。然漢遂以強於東亞，開拓四方，胡越率服，此無他，群眾之方趨於靜，社會之向心力強也。
漢之末造，蟄而思起之會耶？崔寔、仲長統之徒，復振法家之緒論，佛教亦流人區夏，逮道家之清談朋興，掃棄禮法，可謂極懷疑破壞之能事，名、墨、陰陽之論靡不畢起，雖日周秦思想復活可也。於是言政治而持極端放任論者則有鮑敬言，持極端統制論者則有傅咸，異說齊鳴，大盛於魏晉之世，曰“江左儒門，參差互出”，則非復兩漢之學也，故集解興而人思各立一義以自鳴。曰“自魏以前，多效三史，從晉以降，喜學五經”，於是諸家史體競作，名理之幟高張，口舌相競，引一世於迷罔。既上取周秦之說，再旁汲天竺之法，思想解放，壯闊波瀾，卒之中原板蕩，戎馬生郊。胡羯俘裔，本寄命塞下，我並州佃客奴豎也，一朝奮起，衝決無前，而神鄉遂淪為狼豕之窟宅。權專征鎮，天子為虛名，以國政言，則篡奪相循，以學術言，則是非紛錯，以士風言，則放濁偷薄，紀綱蕩然。而文風亦靡弱不可振，蓋動之已極，社會之離心力強，天下茍且渙散，不可收拾也。周隋踵武，世運一變，裁抑浮華，鑄镕經籍，以為立言之準，清談之風，亦以永息。覽蘇綽誥命之篇，以視齊梁浮艷，迥乎不侔。故曰：“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惟讀河朔之文，蓋已氣吞江左也。卒之兼齊並陳，海宇為一，豈偶然哉！誠以言者心聲，人之性情，一表見於是，而莫可隱飾。觀一人如是，察一世亦然，欲知一世之為盛為衰，社會心理之屬動屬靜，察其文章，觀其學術，而強弱興亡之故，已燎燎也。隋可治而不治者，正政習於雄猜，以騷動天下，不七年而唐又定之，斯又社會群趨於靜之驗也。
唐之學，何莫非剿襲於六代，孔賈之疏，直取熊皇，然六代之儒，於注義不安，則加彈正，而唐人譏之為“蟲生於木，還食其木”，主於疏不破注，曰“寧道孔聖誤，不言服鄭非”。佛學在六朝參差糾繆，入唐而各統一歸納為大宗。夫儒固哲學也，乃在漢唐為宗教，佛固宗教也，而在六朝為哲學，豈非社會心理一動一靜，交為起伏，而使之然哉？以六朝史學之盛，儒、史、玄、文，各為專業，丙、丁、甲、乙，別成部居，朝有著作之官，野多卓異之作。入唐而《班書》為一時規式，授受之嚴，與五經相亞。江左名理之論，遂淪亡無跡，而學定於孔賈之輩。以漢唐方周末六代，學術退墮，奚啻云泥；而夷滅異類，拓土廣遠，為效斯宏。此又群眾心理之趨於靜而社會向心力強之效也。學定於科判，文歸於聲律，治人於文法，凡唐人學術之造述，皆貴於廣收博取，徒區以類例，而昧於深微，無甚足取，率成類書之習。而其國力強盛，威服百蠻，則不可及也。

宋史敘言
宋代史學
一 天寶後之文、哲學與史學
二 《五代史》《唐書》之重修與新舊史學
三 孫甫與司馬光
四 新學、洛學、蜀學與史學
五 南渡女婺史學之源流與三派
六 義理派史學
七 經制派史學
八 事功派史學

北宋變法論稿
一 北宋一代人民負擔與熙豐變法
甲 王朝歲入緡錢
乙 商稅、酒課、鹽課
丙 北宋疲弊之由與王安石、司馬光之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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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食貨志》言：“太祖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譴黜。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為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為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辟荒田者，止輸舊租。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埆，不宜種藝者，不須責課，歲豐則諭民謹蓋藏，節費用，以備不虞。民伐桑棗為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為首者死，從者流三千裡，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三年。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鄉三老裡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遊惰。所墾田即為永業，官不取其租。”《元史·食貨志》：“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張文謙為卿，專掌農桑水利。又頒農桑之制十四條，其法：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為社者聽。其合為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為事。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兇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於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兇喪之家，不能耕種者，眾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為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事，以備旱噗為先。凡河渠之事，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官相其輕重，官為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值。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為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並鵝鴨之數，及種蒔、蓮藕、雞頭、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其仁矣。”兩《食貨志》所著勸農之政，大體與韓嬰、班固之說相仿佛，其為依前儒之義以立制，固自顯然。夫蒙古之有中夏，原欲悉誅漢人，空其地為牧場，固不足以言政治。乃其於理鄉裡勤農桑，忽焉視宋為尤美備，豈不異哉？良以兩宋之學，以淑人濟民為旨，殆張文謙、陳邃之儔，所建白皆取之宋儒之理想，期以見之於行事耳，其精善美備，固政府之所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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