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的和平學與哥本哈根學派研究（簡體書）

《冷戰後的和平學與哥本哈根學派研究》回顧了哥本哈根學派的理論淵源和歷史背景，討論了安全研究擴展與深化的基本脈絡，深入剖析了安全化理論的提出、確立和深化過程；以比較方法討論了該學派與批判安全研究和傳統安全研究的異同；梳理了哥本哈根學派安全思想的理論貢獻，總結了哥本哈根學派安全化理論的理論化方式、途徑及其實質，分析了安全化政治在當代國際關係中的路徑，以及哥本哈根學派對眾多疑問和批評的響應。
《冷戰後的和平學與哥本哈根學派研究》以北歐和平學的理論譜系為中心，開展了全面、創新和歷時性的討論，其研究對於當代國際關係理論和現實問題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葉曉紅，女，1973年8月生，湖北浠水人。1994年畢業於武漢理工大學英語系，2005年瑞典林雪平大學國際與歐洲關係碩士，2017年華中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國際政治博士。曾在美資企業行政管理與培訓部門工作多年。現任教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哲學院政治學系，主要講授國際政治專業本科生與研究生的專業英語、環境外交等課程，在《社會主義研究》《企業家天地》發表論文若干。

和平學的誕生是和平主義與現代社會科學崛起相互交匯的結果。盡管康德們一直以來主張戰爭與和平是國際關係領域的重大問題，然而，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有學者呼吁對和平的條件進行學科領域的系統研究。社會科學領域學科譜系意義上的和平研究始於1959年挪威社會學家約翰·加爾通在奧斯陸創立的挪威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Oslo，PRIO），以及1964年《和平研究》雜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JPR）的創刊發行。同時期的北美大陸也以密歇根大學為中心創立了衝突解決中心（1959）和《衝突解決》雜志（1957）。國際和平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IPRA）成立於1963年，是和平與衝突研究的國際陣地，其定期召開學者與和平主義者的會議，同時在相當長的時期內（1967-2002）指導了《和平研究》雜志的出版工作。迄今為止，《和平研究》已經足足歷經了半個世紀的風雨，同時也結出了累累碩果。
顧名思義，和平學是一門關於和平的科學。和平是指和諧、和解、和善、和而不同等之意。在東方盛行的和平主義已經是中華文化的珍貴質量。然而，盡管和平一直以來為人們所向往和膜拜，一千個人卻又有一千種和平思想。人類所能講述的語言已經不足以言說和平的珍貴、稀缺、美好、神秘和虛無飄渺。也許只有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遭遇和冷戰的核大戰陰影之後，人們才能領悟到和平的可貴，才開始真正著手於系統化的研究和管理自身所生存的條件，以最終促進人類社會的整合與進步。如果沒有人們主觀意願和科學的行動，和平始終將是逐而不得的幻影。正如“和平學之父”加爾通所說，和平是所有形式暴力的不在場或減少，和平是非暴力的創造性的衝突轉化，和平更是人類社會生存的最為基本的價值選項。
和平學是旨在對暴力與非暴力行為和導致社會衝突的結構化機制進行識別和分析的學科。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掩蓋了曾經的美蘇兩大軍事集團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各個領域的衝突。冷戰後的自由主義和平充斥著部落主義、族群衝突、民族主義紛爭，恐怖主義襲擊有恃無恐，阿富汗和伊拉克在戰爭後風雨飄搖，敘利亞、利比亞、蘇丹等小國四分五裂，土耳其民主蒸發殆盡，歐盟陷入解體困境，英國率先脫歐，更有其他歐盟國家可能淪為右翼威權主義。美國的總統大選同樣可能產生類似效應。如何對和平與衝突進行超越體制差異和意識形態的研究，從而實現一個公正與和平的世界是和平研究者追求的目標。作為一種“實踐科學”，和平學始終用和平的方式實現和平。學者保羅·羅杰斯和奧利佛·拉姆斯博塔姆指出，將和平學研究與其他學科區分開來的特徵是：它是對和平與衝突問題的關注，跨學科性，採用整體主義的方法論及定量和經驗研究方法，以及對非暴力社會與政治變革的條件的分析的價值觀上的承諾。
和平學的核心概念包括消極和積極和平、直接和結構暴力、衝突解決、衝突轉化和正義。和平之於生存就像健康之於肌體，猶如“牽一發而動全身”。加爾通指出，和平研究類似於醫學研究，目的都是為了更好地減輕或消除人類病痛，其都適用一套診斷-干預-治療的模式。借助於醫學術語，和平學診斷的是暴力的形態和原因，為了防止暴力而進行預測，並采取預防性和治療性的行動——和平之於暴力正如健康與疾病的關係一樣。
和平學的發展壯大是伴隨著一次次危機和挑戰而來的。和平研究分別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經歷了兩次危機。
第一次危機是關於和平研究議程的合法性問題，凸顯了和平研究的舊議程（戰爭起源研究、軍備動力與一體化等）與新議程（關注剝削、霸權、依附和帝國主義等）的競爭。加爾通的積極和平思想與結構暴力理論成功地溝通了彼此，消除了雙方的矛盾。

導論
一、當代和平研究的解釋學方法論
二、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作為話語結構的和平意義
三、哥本哈根學派和平研究的理論元素
四、哥本哈根學派和平研究的現實意義
五、本書各章內容

第一章 哥本哈根學派形成的歷史背景和理論淵源
第一節 哥本哈根學派形成的歷史背景
一、國際與歐洲安全形勢的變化
二、歐洲安全非軍事領域的形成
三、共同安全與非進攻性防御思想（Non-Offensive Defense，NOD）的提出
四、北歐安全模式的形成
五、北歐和平研究的興盛
第二節 哥本哈根學派的發展歷程
一、冷戰期間的發展歷程
二、冷戰後的發展歷程
第三節 哥本哈根學派的理論淵源
一、奧斯陸學派
二、英國學派
三、建構主義的影響

第二章 哥本哈根學派安全思想的擴展及深化
第一節 冷戰後安全的擴展與深化
一、布贊的安全思想
二、從傳統安全觀到寬泛安全觀
三、防範安全困境的思考
第二節 安全層次在理論上的深化
一、和平研究的層次觀
二、國際關係理論的層次觀
三、哥本哈根學派的層次觀
第三節 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層次觀
一、個人安全
二、國家安全
三、地區安全
四、國際安全
第四節 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領域觀
一、安全多重領域的演進
二、安全領域的理論框架
……

第三章 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化理論
第四章 比較視野下的哥本哈根學派安全觀

結論
參考文獻

所謂積極和平，是“用非暴力方式創造性地實現衝突的轉換”。積極和平表明，和平不僅涉及對暴力的秘密控制或者取締，而且是對人民之間橫向群體關係富有責任的垂直性的社會進步。在消除直接暴力的在場以外，消除結構暴力才能構成積極和平。積極和平的獲得是和消除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以及發展公正平等的社會條件相關的。所有人都尋求平等獲得社會經濟福利以及享受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的途徑。對邊緣化群體，平等意味著克服與制度、文化、態度和行為歧視有關的障礙。消除壓迫和貧困是和平的首要條件。積極和平的目標觸及許多影響生活質量，包括個人成長、自由、社會平等、經濟平等、團結、自主、參與等要素的問題。①加爾通的積極和平觀在國際上受到了廣泛的歡迎。聯合國認為，應超越國家和國際層面的暴力與敵對，使所有人享有經濟與社會公正、平等以及一系列完整的人權和社會基本自由。由於積極和平的條件是將所有形式的剝削最小化以實現和諧的關係，因此積極和平觀還認為應延伸至人類對自然的尊重。
關於和平學的研究方法，加爾通認為，和平學遵循的是一種複雜而豐富的研究範式，辯證法、內部緊張、矛盾論或者陰陽論、一種不同單元間的相關看法等都是重要的分析方法。而在衝突分析中，社會和世界空間的底線意識發揮著重要作用。
加爾通認為應當從診斷一預後一治療的模式人手，將暴力狀態的研究作為和平研究的一個基本點。診斷是指分析暴力狀況，制定解決暴力傷害的方案；預後則關注暴力進程的動態變化；而治療是依據診斷和預防方案采取必要措施實現暴力的減少和消除以形成消極和平，或因此促成衝突轉化，改善生活境況而帶來積極和平。和平研究從對暴力的分析走向衝突解決和衝突轉化，從破壞性關係向合作性關係轉變，這將是一項永無止境的任務，是一種革命性的變革訴求。它在制度上要求文化與結構的和平，在個體上提倡非暴力手段而不是身體或語言的暴力。顯然，加爾通擴大了暴力的內涵並為衝突及其化解提供了現實基礎。
由上述可知，加爾通的和平學，不僅對國際關係學中關於和平主題的闡述和研究做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對當代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具有重要實踐意義，為世界上從事和平研究和期待和平的人們提供了一種普適性的積極和平觀，而且為後來的和平研究者提供了可以承接的思想寶庫。作為一種理論淵源，他與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有著明顯的淵與流的關係。
首先，和平學關於擴展的和平研究與擴展安全視角在其研究物件的規範性上具有共性。加爾通的結構暴力理論急劇擴大了安全威脅物件的範圍，因此安全指涉物件是通過結構性的不利地位建構的……個體可以脫離國家而顯現出來，正是因為他們的個體性是被建構在一種特殊的結構——政治意義之上的，不管這種意義是宗教的、種族的、階級的還是性別的。結構暴力理論認為，衝突從個人到國家和國際的各個層面都有可能爆發，都同樣具有重大威脅；另外，不管威脅來自國家、其他群體或全球帝國主義以及全球經濟結構，這類指涉物件都應該被賦予規範性的要求。
其次，和平學關於和平問題的論證，為哥本哈根學派的和平研究提供了許多承接點，特別是在研究主題上的承接點尤為重要，它關係到一種新的理論研究的良好開局。
加爾通的和平學研究的主題是“和平”，與其對應的是暴力。首先必須知道暴力存在的空間場地。加爾通指出，暴力有六種存在方式，即自然、人、社會、世界、文化和實踐。如果從這六種空間裡減少或消除暴力，就可以獲得相應的和平，由此可以得出兩個結論，一是和平就存在這六種空間裡。二是和平與暴力可同屬於一種空間裡，二者存在矛盾對立、此消彼長的關係。以上回答盡管簡單，但它開啟了加爾通和平學研究的序幕，接踵而來的便是有關和平學的一系列重要論述。
哥本哈根和平研究的主題是“安全”，與其對應的是威脅。安全研究的空間範圍為權力與和平的“中間地帶”。安全的存在性威脅也主要來源於中間地帶。中間地帶論也很簡單，但是它導致了哥本哈根學派的和平研究實現了向安全主題的轉向，使其新的寬泛安全研究取得顯赫成就。
哥本哈根學派對加爾通在主題研究上是有意承接還是學術性感染無從考察，但是他們在研究主題上存在的實際對接關係是很值得關注的。除此以外，在加爾通和平學與哥本哈根學派之間還有許多承接點，例如和平研究有四個方面（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安全研究有五個領域（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與環境）；和平或暴力有分析層次論，安全分析也講層次性；暴力有主體間性，安全也有主體間性；和平學講衝突論，安全研究也講衝突；和平學講結構研究，維夫聲稱自己是後結構主義者，等等。
以上所述反映了加爾通和平學對後來的和平學研究的影響。至於後者由於冷戰後的現實和政治基礎對加爾通和平學做出了批判的轉向並非不可理解。作為學術研究，沒有批判，就沒有進步，這並不影響加爾通在學術界的理論地位。國際關係中不存在獨自的和平。國際關係歷經不穩定和平中的衝突預防，到危機時的外交直至走向戰爭，衝突循環，周而復始，國際歷史的舞臺因為暴力和衝突使得和平的價值彌足珍貴。和平研究注定要追尋一條相互學習、認知和對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