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簡體書）

中國的古建筑遺跡，主要分為漢式建筑、藏式建筑、伊斯蘭建筑和基督教建筑四大系列，其中以漢式和藏式古建筑更加重要。宿白1959年、1988年兩度入藏考察，在繼承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前輩開創的營造學社調查研究漢式古建筑方式的基礎上，觀察西藏不同時期佛寺建筑形態和發展進程，在藏式古建筑研究領域具有開創之功，建立了邏輯明晰、立論堅實、獨辟蹊徑的科學系統。

書後所附近七十幅圖版是記錄西藏寺院歷史面貌的珍貴資料，已成為重建和修復這些古建筑的重要依據。除藏地佛寺建筑，書中也涉及甘肅、青海、內蒙古明末以前的藏傳佛教遺跡，也有專章討論元大都（今北京）、杭州兩地的藏傳佛教寺院。全書以巨量的建筑實物證據，展現出西藏歷史文化與祖國內地聯系越來越緊密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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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白先生與西藏古建筑研究

羅 炤（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房山云居寺與石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1983年，我在西藏半年多，回京以後見宿先生，他關切地詢問西藏的情況，我告訴他薩迦北寺在“文化革命”中被全部拆毀了。他連聲說：“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隨手打開抽屜，拿出三個筆記本，告訴我，這是他1959年在西藏調查寺廟建筑和文物時的記錄。我認真地翻看，感覺太寶貴了，因為宿先生那時記下的不少重要建筑，經過“文化革命”已經不存在了，就建議他整理出版。他說這些只是素材，單憑這些記錄還不夠。我又告訴他，拉薩藥王山下有一個吐蕃早期的石窟，保存的還比較好，建議他再去西藏。宿先生有些動心，但當時考古系剛剛從歷史系分出，事情很多，他無法分身。1984、1985年我又去西藏一年多，當時全國開始文物普查，支援西藏文管會工作的張建林、張仲立、何周德、仵君魁等同志在山南地區先後調查和發現了幾座早期殿堂以及其中的塑像和壁畫，我也去現場參觀了，感覺更有必要請宿先生再次進藏，便和文管會前後兩任主任甲央和索朗旺堆同志商談，他們都很重視，誠懇歡迎宿先生。

回京後，我把新發現的塑像、壁畫的照片拿給宿先生看，他認為很重要，此後多次約見來京編寫阿裡地區考古報告的建林、君魁同志，進一步了解情況。經過充分的準備，1988年宿先生再次進藏調查。此後數年，他埋頭整理、研究兩次調查的資料，並且將當時出版的幾乎所有的漢文西藏歷史文獻搜羅殆盡，僅個人買的就有260多種，前幾年他把藏書捐給北大圖書館的時候，還親筆寫了這些書“是為《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輯聚之書”。

那時我去看他，說的全是西藏的事，在兩、三年的時間裡，幾乎每次去他家，書桌上攤的都是那兩張後來出現在《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結語部分（《西藏寺廟建筑分期試論》）的大表，他不是低頭在表上填圖，就是在仔細地填寫或核對文字，頭也不抬，直到完成工作才和我打招呼。1996年《藏傳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他特別鄭重其事地送我一本。認真拜讀之後，我才明白，全書的精華、他幾乎全部的心血，主要都凝結在這兩張大表上了。我原來只是覺得宿先生筆記本裡的那些圖和文字記錄太寶貴，應該整理出版，促成他再次進藏也僅是覺得有新的重要發現了，需要進一步補充資料，期望的目標只是出一本西藏古建筑資料匯編而已，聊以彌補“文化革命”留下的歷史遺憾。沒有想到，此時看到的是一個事實充足、圖文並茂、邏輯明晰、立論堅實，而且獨辟蹊徑的科學系統！宿先生以每一座寺院皆有的平面布局和西藏建筑必具的柱頭托木作為觀察的切入點與對比的標尺，解析紛繁的藏傳佛教寺院建筑，勢如破竹，排出了一個整飭的序列。這時我才知道宿先生的分量有多重了，他是一個什麼層級的學者了；也才明白了，此前從宿先生那裡學到的佛經版本目錄知識，只是他學問中的一個小枝節，我掌握的不過是一項入門級的小本事罷了。

我到過西藏一百多座寺院，調查貝葉經之餘，還有些興趣觀察西藏寺院的建筑特點，但一直不得要領。不過，因為腦子裡留下了很多直觀的印象，《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的結語以及其中的那兩張大表，讓我茅塞頓開，拍案叫絕！由此觸及到宿先生治學的奧秘，開始認識他掌握和運用的那一整套嚴密、精細、科學的方法。那是歐洲科學界積累了幾百年才形成的體系和規範，宿先生是中國傳統的史學出身，沒有留過洋，怎麼會有這樣的本領？怎麼會這樣觀察、記錄、分析、綜合、展示考古物件？有一位考古學家曾經當面對我說：“宿白先生是樸學。”他可能沒有透徹讀過宿先生的著作，只是知道宿先生精通古代文獻而已，並不真正了解宿先生在理論和方法上的造詣。經過多年探問，我才知道宿先生先後師承馮承鈞、孫作云、容庚、湯用彤、向達、趙萬裡、裴文中等人，在治學方法上尤其受到馮承鈞、湯用彤、向達、裴文中四人的影響z大，而這四位前輩學者都有深厚的歐美學術背景。

在古建筑領域，宿先生受益於梁思成、劉敦楨、趙正之三位先生甚多。中國的古建筑，主要的遺物可分為漢式建筑、藏式建筑、伊斯蘭建筑和基督教建筑四大系列，就世界性的地位和影響來說，漢式和藏式古建筑更加重要。梁思成、劉敦楨先生在漢式古建筑的研究領域貢獻巨大，人所共知。宿先生在藏式古建筑研究領域的開創之功、以及他建立起來的科學系統，至今尚未得到充分的認知，就連我原來也只認識到《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是西藏歷史考古學的奠基之作，對它的科學意義僅僅是從方法論方面留意了一點，但對其整體的科學價值則遠遠認識不足。實際上，從學科劃分來說，《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的建筑學成分相當大，已經不能完全歸類於文科著作和考古學著作了。

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營造學社的前輩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調查、發現的唐、宋、遼、金時期的古建筑，絕大部分是漢傳佛教寺院裡幸存下來的遺物。漢傳佛教寺院自梁武帝時期的同泰寺開始依照皇宮規制構建（稍早的北魏洛陽永寧寺已有部分按皇宮規制營造），至中晚唐時期，以佛殿為中心的佛寺形制逐漸取代南亞、中亞傳來的以佛塔為中心的寺院形制，雖然遼、宋時期仍然存有很少的如應縣佛宮寺和莆田東巖山報恩寺這樣的、以佛塔為中心的寺院，但絕大多數佛寺的規劃布局都是以中軸在線的佛殿為中心，至20世紀前期的一千一百多年裡，漢傳佛教的寺院布局和殿堂、樓閣的形制結構總體穩定，僅有局部的變化。同時，漢傳佛教的僧人和佛寺數量在南北朝後期達到D峰，此後銳減，唐玄宗以後漢傳佛教的發展進一步萎縮，雖然邊遠的四川、南詔—大理、遼等地曾經一度輝煌，但總體上漢傳佛教是不斷走下坡路的。漢傳佛教建筑反映了以上的歷史演變，唐玄宗以後再也沒有出現北魏的平城五級大寺與洛陽永寧寺、梁武帝的同泰寺和武則天的天堂這樣的宏大建筑了。

營造學社對於古建筑的調查研究是在漢傳佛教極度凋零的歷史時期進行的，當時五臺山南禪寺尚未發現，遺存最早的佛光寺東大殿距離漢傳佛教第一座寺院建成已經有800多年了，梁思成、劉敦楨等先生發現的是寥若晨星的唐、遼、宋、金代古建筑，而且每一處只有一、兩座孤零零的早期殿堂、樓閣、佛塔，最完整的正定隆興寺（大佛寺）和大同善化寺也僅餘三、四座北宋和遼金時期的大型建筑物。因此，他們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對於地上早期遺存物的測繪和記錄，重點對於《營造法式》和木作工藝等建筑技術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梁、劉等先生雖然十分重視寺院的歷史沿革，但客觀存在讓他們只能從文獻資料和多種多樣的零散遺跡中，了解晚唐以前的房屋建筑、包括佛寺建筑，無法直接從現存的地上實物具體認識自東漢至晚唐時期漢傳佛寺的規劃布局與建筑物的實際形制，及其詳細的發展變化過程。

宿白先生對於藏傳佛教寺院的調查研究，面對的是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和實存狀況。藏傳佛教最早的寺院、始建於公元647年的大昭寺，其最初的構筑至今仍然保存，其他的小昭寺、桑耶寺、薩迦北寺和南寺、納塘寺、霞魯寺等吐蕃時期至元代早期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和科學價值的寺院，不僅可以勘查它們的早期規劃和布局，而且能夠比較清晰地看出它們的歷史演變過程。特別重要的是，經過吐蕃時期的兩次挫折，10世紀後半期以後藏傳佛教恢復發展，12、13世紀以後寺院規模和僧尼人數成倍、甚至成10倍地大擴張，至20世紀中期仍方興未艾。這樣，宿先生對於西藏古建筑的調查研究是從最早的建筑形態開始的，而且探討的是一個由小到大且巨大擴充的發展過程，而不是漢傳佛教古建筑研究只能從中間形態開始、而且研究物件呈逐步萎縮狀態的情況，因此不能簡單地照搬營造學社的研究模式，必須從新的視角、以新的方法觀察、反映西藏不同的佛寺建筑形態和發展變化進程。

宿白先生調查的第一個寺院是拉薩著名的大昭寺，發現其最初的建筑遺存幾乎是原封不動地移植印度佛寺的形制，而與大昭寺相距不遠、且同屬松贊幹布時期的札拉魯浦石窟寺，則移植了中原和河西走廊石窟寺的形制；此後在11世紀至14世紀前期，大昭寺不斷地改、擴建，吸收了祖國內地和西藏本土的建筑元素，與原有的印度形制融合成為一體；14世紀中期至17世紀初又不斷局部整修，結構進一步改變，進入第三階段；17世紀前期至20世紀中期為大規模整修擴建階段，內地建筑元素大量增加，西藏本土特色更加鮮明。

細致地解析了大昭寺這個重要的標本之後，宿先生觀察藏傳佛教其他寺院建筑便有了一個準確、可靠的尺度，能夠進行比較精細的對比研究，發現吐蕃時期建立的寺院、如著名的桑耶寺，也經歷了和大昭寺大體相同的變化，其他的眾多寺院則步伐不同地分別走過了11世紀至14世紀前期、14世紀中期至17世紀初、17世紀前期至20世紀中期的三個階段，而始建於15世紀前期的格魯派大寺院還發展出巨大規模擴建和嚴格等級規制的第五階段。藏傳佛教寺院建筑總體上經歷了五個時期，無論是單體的建筑物形態結構，還是寺院的整體布局，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是在漢傳佛教建筑中看不到的情況。

大昭寺

宿白先生還詳細地調查了以江孜白居寺塔為代表的各種尼泊爾—藏式佛塔，為研究西夏和內地元、明、清時期的眾多藏式佛塔提供了翔實的參考資料。

在宿先生對於藏傳佛教寺院的調查和研究中，首先注意的是建筑物的規劃布局和形態結構，同時高度重視木作工藝等技術手段，特別關注印度—尼泊爾、中國內地和西藏本土這三種建筑元素的結合和演變，展現出西藏佛教寺院存在著從移植印度佛寺的規劃布局和建筑形制，到越來越多地吸收祖國內地和西藏本土建筑元素的發展變化過程，不僅建立起一個明晰的科學系統，而且從古建筑領域以巨量的建筑實物證據，清晰、自然地顯示出西藏歷史文化的發展軌跡——與祖國內地的聯系越來越密切的西藏本土化進程。

在宿先生1959年進藏的數年之前，原營造學社成員盧繩先生已曾對承德外八廟的藏式建筑進行了認真的調查和測繪，發表了學術價值很高的論文，1982年天津大學建筑系在盧先生工作的基礎上出版《承德古建筑》一書，在國內外獲得盛譽。不過，外八廟是仿藏式建筑，與西藏的古建筑尚有差別，而且是在康熙至乾隆時期不足七十年間建成的，無法從中理出藏式建筑的體系。遺憾的是，1959年盧先生身處逆境，未能和宿先生一同赴西藏調查，1977年又過早離世，對藏式建筑進行全面、系統調查研究的重任，便由宿先生獨自承擔了。

宿白先生全面地繼承了營造學社的學術傳統，同時，面對西藏不同的、紛繁復雜而又完整豐厚的遺存狀況，他另辟蹊徑，創造性地建立起新的學術系統，並將其延伸到漢式古建筑的研究領域——既重視古代建筑物個體及其構筑工藝，又重視古代建筑（城市、寺院、衙署、府第等）整體的規劃布局。繼梁思成、劉敦楨先生之後，宿白先生在中國古建筑研究領域裡做出了新的重要貢獻。

在高寒缺氧、交通不便的雪域高原，宿先生以不到半年的時間，整日站立，爬上爬下，獨自一人觀察、步測、繪圖、記錄了四、五十座寺院，留下大量的現場描圖和文字記錄，為開創西藏歷史考古學和古建筑學積累了寶貴的、很多是獨一無二、無法再得的第一手資料。除去路途上的時間，他在寺院現場的工作時間不足五個月，平均在每座寺廟停留不到四天，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寺廟規模巨大，結構復雜，即使有一個多人合作的專業團隊共同進行調查，一個月也未必能夠完成一座大廟的工作任務。因此，看到《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中有那麼多的現場實測實繪圖和那麼細致的文字記錄，我無法想象宿先生當時在西藏是如何緊張地工作。

二十年前，我對於營造學社的學術體系一無所知，古建筑的知識也幾乎為零，在為《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寫的書評中，僅僅把它看作文科和考古學的著作，完全不懂得宿先生此書在古建筑領域裡做出的開創性工作及其科學價值。近二十年來，多多少少對營造學社有了一點了解，古建筑知識也增加了一點皮毛，才開始認識到宿先生在西藏的工作與營造學社之間的聯系、以及它們之間的差別，認識到我的失誤。我國考古界、古建筑界的不少學者、專家涉及西藏、特別是藏傳佛教方面的相關問題不是很多，可能受到我的書評影響，對《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一書的認知遠遠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在此，我應當鄭重道歉！

事實上，宿先生不僅在古建筑領域，而且在古代城市、雕版印刷、造紙、陶瓷、鹽業、絲綢、玻璃等科學技術史方面，都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對於石窟和佛寺雕塑、壁畫的研究更久負盛名。他不僅是一位貢獻卓著的考古學家和考古學教育家，還是一位科技史大家和藝術史家，1997年獲得的“島田獎”便是國際上的東亞藝術史大獎。

1996至1998年期間，我多次向宿先生討教方法論方面的問題，後來和他談起治學方法以及他的師承，曾開玩笑地說：“你是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學者。”他也知道我這句玩笑話純粹是學術意義上、方法論上的，沒有任何政治含義，不僅沒有生氣，還鄭重其事地對我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最要緊的東西還得自己上心琢磨，還是得從實際工作中悟。”

由於有興趣，我反復拜讀《藏傳佛教寺院考古》，尤其用心琢磨宿先生的治學方法，再三向他請教。他告訴我：“觀察考古物件，要找有特征性的，又是普遍存在、可以做比較的物件和樣式。”我在福建調查南少林和天地會的起源問題時，又看到很多古建筑，注意到北方古建筑比較少見、但在福建普遍存在的一個建筑構件——柱礩，按照宿先生傳授的方法，將它們的形制特征與文字記載或當地口傳的資料聯系起來，逐漸能夠根據柱礩的不同特征把宋、元、明、清各個時期的福建古建筑排出隊來，甚至能把北宋末年和紹興年間僅相差一、二十年的不同特征找出來，曾經在泉州郊外山上的兩座古建筑遺址做過驗證，我的判斷竟和事後看到的文獻記載吻合無間。遺憾的是，我不是學考古的，不會繪圖，無法準確地表示出來，只能作為業餘愛好，玩兒票而已，寫不出科學性的論文。不知福建或古建筑界人士是否做了柱礩的研究，希望能有豐滿的研究成果出現。

其實，無論是中國“樸學”的厚實，還是西方學術的精密，都不能涵蓋宿先生的全部學問。他立足於中國（包括藏、蒙、新疆地區）豐厚的歷史背景，放眼中亞、南亞、西亞和埃及、希臘、羅馬的古代文明（宿先生對於域外文明的積累我僅知皮毛），在多個不同的領域都做出了開拓性的重大貢獻。現在，國內外可能還沒有一個人有足夠的知識，能夠對宿先生的全部學術工作做出整體性的評價。遺憾的是，一是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時期，政治運動幹擾太多、太大，他頭腦裡積蓄的知識和思想遠遠沒有充分地發揮出來；二是北大考古學科的建設、乃至全國的文物考古培訓工作，耗費了宿先生太多的時間。不過，這也讓他當之無愧地成為對於中國考古學教育貢獻Z大的人。

宿白（1922-2018），中國歷史時期考古學的開創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不僅在石窟寺、佛教建筑、版本目錄等方面專有所長，而且自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成立（1952）之初便開始執教並掌管系內工作，桃李天下，奠定了後段考古的整體格局和方法，在專業領域內享有泰斗聲望；2016年曾榮獲中國考古學會終身成就獎。他的代表作如《白沙宋墓》《中國石窟寺研究》《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等所達到的學術高度和創立的學術範式，至今難以超越，是相關專業學者和學生的必讀經典。

“宿白集”作品之一種。全書近30萬字，520頁，配有數百幅照片和線圖，分西藏、甘青內蒙古、內地（北京、杭州）三大部分來考察藏傳佛教遺跡，可見出漢藏文化交流歷史的全貌，是迄今為止關於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收集資料完善、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學術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