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現場與詮釋（簡體書）

編者的話

作為傳統的學界熱點，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當前面臨在“歷久”之餘能否“彌新”、如何“彌新”的問題。表面上看，經過不同背景論者與不同專業學者長達百年的持續挖掘，五四言說已難有剩義；但近年已陸續有人指出，若能充分利用後出材料，並對既有研究範式作出必要的反思，老樹依然有望萌發新枝。就歷史研究而言，現今的五四研究既在孕育範式更新，也有對於既存範式的強化與細化。這後一類取徑固然在持續證明著早先範式的合理性與生命力，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也會誘使論者低估五四議題向其他方向或層面延展的潛力。

“現場”與“詮釋”，可以成為估測五四議題之潛力的兩個維度。首言“現場”。近年越來越多的學者強調，研究五四應當回到“歷史現場”，這實際上是承認，早先看似已臻細密完備的現場再現，依然存在某些問題——這不單是指在再現的“畫面”上還有空白值得填補，也指原先的“畫法”本身，依然有值得反思之處。這裡可以追問的是，此處所言，應是哪個“五四”？如所周知，“五四運動”一詞的所指，長期以來廣狹不定。這主要涉及現場的時間性與相應的人事內容差異。最狹義的“五四運動”應專指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反日愛國事件；由狹及廣，可指1919年5-6月間的學生或民眾運動；最廣義的“五四運動”則指1919年前後數年內的運動（數年究竟是幾年，也有諸多版本），可以既包括外交政治運動又包括思想文化運動，也可傾向於指、或專指其間的思想文化運動，在此突出思想文化運動的意義上，“五四運動”可以等同於所謂“新文化運動”，或連稱“五四新文化運動”（當然這個詞也可意為“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五四”的不同定義，也便關涉不同的“現場”，指向不同的人物、事件與語境脈絡。流衍至今，狹義“五四”現場的某些風云人物，如全國學聯開初的正副會長段錫朋、何葆仁等，在最廣義的“五四”研究中已鮮少得到關注；而胡適、周氏兄弟這些對1919年春夏間愛國運動實際沒有多少參與的人物，卻被幾乎公認為處於最廣義之“五四”論述的中心位置。這一現象早被認作天經地義，多數論者處之泰然，唯基於“回歸現場”的旨趣，或有一定“去熟悉化”的必要。這就需要探問，這些五四現場究竟是怎樣“

生成”的，多個“現場”的分化如何在整體的“現場”中產生；而反過來，我們也應探究各種不同定義下的“五四”所對應的“現場”之間，又是否存在關乎原初的整體性的聯系。例如在五四愛國運動之前及期間，外交內政問題如何與思想文教問題有所區分又相互糾纏，政界、工商界與出版輿論界、文化教育界具體如何互動，這些“跨界”互動又如何影響了此後“思想”“文化”“社會”等運動的形成或發展。對於研究者而言，各個“現場”之間的門扉誠然存在，但無須保持鎖閉；尤其是外交政治視野與思想文化視野下的五四現場研究，理應存在進一步交流對話的可能性。

“哪個‘五四’”的下一個問題，是“‘哪裡’的現場”。這主要涉及現場的空間性。在地域空間的意義上，早先從最狹義到最廣義的所謂五四現場，多半聚焦於北京，偶及上海等其他中心城市。直到近年，學者開始較多注意到不限於此類個別中心點的現場。第一種思路可稱“放大”，即在跨國區域（如“東亞”）甚至全球這類更廣闊的現場中定位中國五四，析論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世界性的政治或文化趨勢，如歐戰後國際關係、民族自決、文化思潮與社會主義運動等的更加具體的關聯。第二種思路，可稱“轉移”，在近年似乎更為多見，即將視線轉向國內其他地方，而這類現場的呈現，也不能被簡單處理為五四宏大敘事在該地的縮微復制版。這通常意味著考察五四時期的信息流通、書報流傳、地方知識人的具體言動，也意味著提升五四前後地方自身歷史節奏與脈絡的重要性。換言之，地方自有其“現場”，而若照向地方的燈光依然只能由中心城市提供，則地方顯現的明暗光影仍將為個別中心點所決定；不如在地方也依托該地情形布置燈光，成立屬於地方的“問題意識”，中心與邊緣不僅可以在史料上實現拼合，在研究的方法思路上也有望相互補正。

除卻地域空間，尚有社會文化意義上的場景空間。這兩種意義上的空間當然無法判然兩分，而無論是整體上被定性為中心、還是定性為邊緣的地域內部，也都存在多元的社會文化空間，需要結合論題具體定性與分析。而在此特地強調社會文化空間的意義在於，首先，就思想史視野下的五四研究來說，個別“思想家”思想文本的重要性無可否認，但尚須考慮思想賴以產生效用、引發變革的方式機制，不宜默認思想言說可以遵循思想者自身的意圖，或某些研究者通過細密的文本分析得出的條理與系統性，自然而然地移風易俗。 進一步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面向，也非當時的紙墨言說可以總括。五四愛國運動，包含城市與郊野、校內與校外、官廳會所與書局報館內外等諸多場景，對這些場景的描述及其來龍去脈的展示，亦可與書報言說本身相綰結。而新文化運動現場的呈現，也包含組織活動、表演（包括演說與演劇等）會議、社會網絡、制度化等等方面的內容；這些內容誠然可被認為關乎某些“思想史”論題，但不見得必以種種思想“論戰”為中心，其本身也有成為相對獨立之論題的價值。要之，五四中人呈現給後人的除卻頭腦，尚有脖頸以下直至連接地面的部分；思想與社會文化存在種種耐人尋味的銜接方式，這便需要我們針對思想史與社會史（或文化史）的結合部做更多的工作，不時脫出對於純粹思維世界的執著，謀求提升對於歷史空間之多維性的想象力。

次言“詮釋”。圍繞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詮釋，或講求系統條理，或流於只言片語，而對運動過程的梳理、運動之“史”的書寫，自然也含有“詮釋”之意味。其形式可以訴諸書報，也可訴諸宣講、教育行為，及其他各種場景化的展示、定期紀念之類。這些詮釋在五四現場即已發生，又在現場之後持續地生產或再生產，相當於圍繞本體不斷疊上影子，久而久之，本體與影子之間的界線也愈趨模糊。今人倡言回歸五四歷史現場，一個重要的原因，也是歷來關於五四新文化的詮釋太過紛繁，後加的詮釋或遮蔽實相，或與實相相混，甚而可能弱化了不少論者深入追索實相的意識與動力本身。唯進言之，此處的“現場”與“詮釋”，歷來也無法一刀兩斷，時人及後人對於五四“現場”之“所在”及其“邊界”的認知，也一直存在五四“詮釋”的重要影響。

從內容上講，五四新文化的詮釋長期以來聚訟紛紜、言人人殊，這種詮釋的多元化的程度，在整個中國近代史當中亦屬罕見。近年且有海外學者徑將“新文化運動”視作一個彈性極大的“時髦詞”（buzzword），認為各方都可以近乎任意地使用這一詞匯，兜售本方的思想理念。 大致來說，除卻“愛國”“救亡”“啟蒙”“文藝復興”之類常見的整體定性，詮釋可傾向於思想學術，也可偏於社會政治；可突出團體傾向，也可凸顯個人主義；可主要指向國族主義，也可指向與國族主義不無抵牾的世界主義。而詮釋者是否覺察到、或在何種意義上覺察到此類抵牾，也往往是個問題；彼此不無矛盾的詮釋，甚至可以體現在同一方面或同一人前後相隔不久、甚或在同一時間點的詮釋活動中。不過，如陳平原先生援引意大利學者艾柯（Umberto Eco）之言所指出的：“詮釋活動潛在的無限性，並不意味著其無所歸依，可以像流水一樣毫無約束地隨意蔓延。” 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在盡力展示“萬變”之餘，也應意識到“宗”的存在，這裡的“宗”首先關係到五四“現場”的限制——盡管“現場”的人事與時空界限有相當的彈性，但這種彈性也絕非無限；其次關係到詮釋者如何在有所偏向的同時，保留對於某種內容整體性或時代整體性的追求，這後一點亦有深論的空間。

姑舉一例。學界普遍認為，（最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核心訴求，可以歸結為“民主”與“科學”（有時加上“道德倫理”改革，即在“德”“賽”二先生之外加上“穆小姐”之類）；這一論斷依據的關鍵文本之一，便是陳獨秀1919年初發表於《新青年》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 不過，似已多少引起學者注意的是，既是“答辯”之詞，通常援引的便應是在當時不甚特異的思想觀念，否則無法引起同情、收到辯護效果；據此，“民主”“科學”之類更像是其價值已為、或一出口便易為舉世所公認的褒義詞匯，而不見得可用以彰顯《新青年》的特出之處。只是，陳獨秀力圖將白話文與反對孔教等富於爭議的、故而實際上也更有資格作為刊物之“特色”的內容與“民主”“科學”之類的理念建立“必然”的聯系；而後來胡適對於陳獨秀這段話的引用，實際也回避了“為何”民主、科學必然要求白話文、反對孔教這一問題，而徑視之為不證自明。 舉這個例子無非是想提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詮釋屢見派系印記，但派性與共性在研究中不宜混同或默認其間存在天經地義的聯系，而五四詮釋事實上也從未為一方一系所壟斷。在《新青年》同人以外，又有哪些力量參與了促使“民主”“科學”之類觀念成為（或被認作）時代共性的工作，並將本方特性與時代共性的互相形塑，以及各方特性的互動納入五四詮釋之中？這類問題已經引起、也值得引起更多重視。而多方詮釋交織，固然顯得喧嘩，然而倘能貫徹歷史化的思路，從喧嘩的生成與演變過程切入，這也不會是一團無從解析的噪音。

以上既是對研究現狀的概括，也有延伸性的展望與設想。本輯收入的十篇論文，可以說結合“現場”與“詮釋”維度，給出了“舊錦新樣”的若幹可能性。首先，是有綜論性質的兩篇文章。張仲民《新文化運動的“五四”起源——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的再思考》一文，指出既往五四研究較少關注的四個面向。前兩個面向，提示兩個外源性勢力——天主教系統與基督教青年會在五四“前史”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種重要性似乎長期為慣常的五四論述所遮蔽。之後，結合思想內容與媒介利用問題，再論新文化運動中所謂“新舊之爭”的實質。復次，結合歷史現場中人的理解與後續五四詮釋的理路，強調應注意分析五四愛國運動“如何”再造新文化運動的過程。瞿駿《勾畫在“地方”的五四運動》一文，則著重探討五四地方史的徑路。文章指出，不宜默認一種中心城市的五四光芒會自然而然地向別地輻散的圖式，這就需要留意五四時期關乎書報本身的各個“具體方面”，以及地方讀書人實際鮮活的生命歷程。進而重點圍繞以下三個問題，深究歷史情境，以破除某些大而化之的想當然：地方感受、認知五四新文化的條件與方式；對地方讀書人“主體性”的考察，如何能夠進一步具體化；從地方“返觀”中心如何可能。兩篇綜論側重點不同，但其中都強調對於五四“前史”的深入檢視，進而對以往通常重“去脈”而相對輕“來龍”的論述傾向提出反思。

接下來，是針對“五四運動”或“新文化運動”語詞概念本身的三篇文章。語詞概念史在近年已蔚為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一種再現語詞概念及“詮釋”自身之“現場”的嘗試。陳建守《重思五四：五四的概念化與歷史書寫》，集中探討了“五四”被概念化的歷史，這關係到“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等語詞表述如何出現並相互勾連，五四的“紀念政治”如何發生發展，以及五四在某些新運動（如所謂“新啟蒙運動”）中如何被進一步“政治化”的歷史過程。而對語詞概念的考察，尚須考慮其在空間意義上的流傳接受情形，在此意義上，概念史亦可與“地方史”的關注點有所結合。周月峰《五四後思想界的轉變與“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則細致梳理了“新文化運動”一詞的興起流變。“新文化運動”原初被各方各人用於指涉多元互歧的社會改造方案，通常既是描述現狀，也是表達對於未來的期許；早先尚有不少人希望統合各方趨新的努力，然而未獲成功，之後遂從“多合於一”趨向於各自“多中取一”，在此過程中，胡適代表的中西新舊框架與中共代表的階級分析框架脫穎而出，成為迄今兩種最主要的關於“新文化運動”的敘述。徐佳貴《“五四運動”初期詮釋史》一文，聚焦於五四愛國運動期間至1920年代前中期的較短時段，析論“五四運動”之詮釋發生及演變的具體過程及邏輯，及詮釋與語詞本身所指變遷的關聯。其重點在探討在國、共、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等陣營壁壘尚不森嚴的早期，“五四運動”是如何“被賦予”了在“思想史”中的重大意義的。

五四新文化研究向以人物研究為大宗，收入本輯的有三篇可歸入這一大類的文章。彭春凌《近代思想全球流衍視野中的章太炎與五四》一文，討論全球思想史視野中章太炎與五四的關係。“晚清”與“五四”在思想史意義上的連續性，可從基於科學革命與進化學說的近代宇宙觀、社會觀全球流播與衍變的角度予以檢視。另外兩文，則是圍繞公認的“五四巨子”胡適，而分別聚焦於其賴以“暴得大名”的兩項“事功”——文學革命與傳揚杜威學說。袁一丹《重構文學革命的前史——以胡適敘事為底本》，考察胡適對於文學革命“發生史”的建構，通過勘探各文本內部及文本間的關聯與裂隙，揭示此種建構本身的語境與觀照、彰顯與遮蔽；在反思經由“巨子”精心“打磨”的歷史敘述之餘，提示重構文學革命“前史”之可能。彭姍姍《以翻譯“談政治”：五四時期杜威與胡適的政治哲學講演論析》，通過對海內與海外史料、新發現與常見史料的細致比勘，揭示胡適翻譯師說行為的“政治性”；翻譯往往意味著整合作者與譯者各自的思想傾向，以及各自關注或關涉的社會語境，但整合的努力依然難掩種種矛盾之處，具體到本文，“演說”這類媒介形式及與之相關的知識生產方式，對於矛盾的發生與處置有著重要影響。以上這些人物研究，講求更加體貼入微的文本考察，同時也出入文本內外，對文本與其相關歷史情境的互動有自覺而充分的展示。

最後是兩篇圍繞具體議題的研究。趙妍杰《家庭革命：五四時期婚姻、家庭制度被問題化的思想傾向》，探討五四時期作為全國性議題的“家庭革命”論。破棄既有家庭觀的烏托邦論述一時蔚起又互相競爭，在此，遭受質疑的婚姻及家庭制度不單是中國傳統的，也可以是現代西方的。原本屬於家庭的權責轉而被不少人歸於“社會”，但這又要面臨在家庭倫理被毀棄之後，應當如何“凝聚社會”的問題。趙帥《龔自知與云南文化運動》一文，則聚焦地方議題，考察五四前後云南（主要指昆明）地方知識人主導的文化運動。盡管地處西南邊陲，云南仍得參預時流，而其間也顯現出地方自有的變遷脈絡，尤其是地方政治與文化事業的糾葛，直接影響到了該地知識人自身的命運以及文化運動後續的在地演變。

五四已過百年。其間，五四研究也走過了綿長而斑斕多彩的路，但並未抵達終點。本輯作為五四專輯，意欲通過展示一些實踐的可能性，參與提示未來五四研究的更多可能性。而深究五四的歷史，也不見得如一些人憂慮的那般，必會傾向於消解五四的“意義”。畢竟，“意義”並不一定意味著凌虛蹈空，其在大多情況下理應尊重人間的運作邏輯；將這樣一個劇變時代視作過往人世的一部分，使得劇變的發生機制、來龍去脈可被仍在探索前路、追求轉型的今人更真切地理解感悟，或許已是在彰顯一種為時代所需的“意義”。

編者的話

新文化運動的“五四”起源——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的再思考 張仲民

勾畫在“地方”的五四運動 瞿駿

重思五四：五四的概念化與歷史書寫 陳建守

五四後思想界的轉變與“新文化運動”一詞的流行 周月峰

“五四運動”初期詮釋史 徐佳貴

近代思想全球流衍視野中的章太炎與五四 彭春凌

重構文學革命的前史——以胡適敘事為底本 袁一丹

以翻譯“談政治”：五四時期杜威與胡適的政治哲學講演論析 彭姍姍

家庭革命：五四時期婚姻、家庭制度被問題化的思想傾向 趙妍杰

龔自知與云南文化運動 趙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