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君主：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八世與蘇萊曼一世（簡體書）

不了解歷史的真諦，就將其劃分為不同的時代，極易誤導人們。一個時代與歷史發展普遍進程的聯系遠勝於一代人與下一代人之間的聯系。人的思想、原則、目標的確都在改變，但這種變化是緩慢的，並且正是這種變化孕育了歷史的結局。新舊一代的相互融合就如同晝夜相互融入一樣。晝夜盡管互融，但還是迥然各異，即使不能準確說出黎明何時來臨，白天何時開始。同樣，現代與其淵源的中世紀也是不一樣的。

一旦認識到這一點，人們或許容易理解15世紀末歷史的重要性。在這段歷史中，教皇和君主統治下的、帶有濃厚中世紀色彩的基督教世界已經喪失了實權。皇帝的權力被限制在神聖羅馬帝國，即便在那裡也有爭議。教皇如果仍然堅持自己的主張，將不再具有昔日的權威。教皇不僅遭到歐洲各國的反對，而且遭到帝國議會的嚴厲批評。領導人們最終瓦解西方教會的人已經出現。與此同時，舊社會已經四分五裂：人們不再受貴族、土地、貿易、城鎮及同胞和生活的束縛。現代生活的“個體”正在出現。許多因素促成了這一變化。文藝復興運動使人們從狹隘的中世紀精神局限中解放出來。它向人們敞開了通向遠古知識的大門，讓人們領略到了更廣闊的思想世界，而西方世界即將發現的新大陸成為一個不錯的證據。經濟變革帶來了同樣的效果。現代競爭的興起導致封閉行會體系下舊的交易組織的瓦解。在生活中，在思想界，個體已經在不斷闡述自己的觀點。

在經濟變革帶來的競爭性利益衝突中，一種新的統一原則—民族性—產生了。這個概念源於對利益身份的認同。利益身份以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宗教、共同的自然邊界、共同的希望和共同的恐懼為基礎。就神聖羅馬帝國而言，民族性雖然不那麼具有吸引力，但至少更具有實現的可能性，並且似乎能夠獨當一面地確保個人主義不至失控。尤其是在法蘭西王國、西班牙王國和英格蘭王國，這種新的民族性得到最成功的體現。如果神聖羅馬帝國不是一個松散的諸侯國聯盟，那麼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制基礎早已奠定了，而相比之下，在意大利的教皇不過是一個世俗王國的君主而已。民族性勝利的第一個結果並不令人驚訝。

一旦意識到自己的利益，人們就會變得好斗。現在這種情況發生了。的確，英格蘭王國因為遠離歐洲大陸，又被國內問題困擾，迄今為止尚無明顯動向，但其他國家開始放眼國外。意大利，一個沒有政治統一的地區，成為利益均沾的犧牲品。法蘭西王國首次采取行動，宣稱對那不勒斯的領土主張。這立即激發了法蘭西人的貪婪野心。接著，西歐卷入了一系列戰爭。這些戰爭一直持續到1598年《韋爾萬和約》簽訂。

歷史的時代環境賦予這些戰爭顯著的特性：國家的統一一直體現著君主制原則的勝利。在與貴族長期斗爭之後—最近的一場斗爭並沒有局限於世俗領域，國家的統一也體現在宗教會議和帝國議會之間的衝突。在接下來的歷史中，統治家族的王朝利益占據了主導地位。毫無疑問，君主代表了臣民的熱情和抱負。然而，君主的政策受到個人和家族的競爭對手的深刻影響。因此，戰爭的時間大大地超出了君主們本來的設想。在某種程度上，這必須歸因於聯盟和反聯盟的交替。這些聯盟和反聯盟的交替如同萬花筒般紛繁，變化迅速。於是，就戰爭而言，這段時期是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之一。在隨後的斗爭中，羅馬人和德意志人有了第一次親密但充滿敵意的接觸。權力平衡理論成為政治的指導原則，外交也隨之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