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制度變遷

「貨幣」從古至今，都在人類社會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貨幣的變遷，必然會使經濟和金融都隨之受到影響。
本書就是針對中國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制度的變遷所做的研究。

現代貨幣潛伏著特別重大的危險性。簡單地說，就是世界各國以及國際市場上，國家信用和私人信用市場越來越快地推動著貨幣數量快速上升，並拉高了各種資產的價格，造成貧富懸殊。
信用市場紛繁複雜的各子市場和閃電式全球性海量交易，都越來越脫離經濟發展的實質部門，而且不斷狡猾地掠奪不具備金融知識而又急於求富的人們的積蓄。
人類對於這個現象有著共同的高度警惕，世界各國都建立了自己的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法律、監管機構、工作與預警系統，並透過國際合作加強警戒。但人類仍然不能確定國家貨幣系統能否一直比較安全地運行下去。

從1978年起，中國財政、銀行系統都持續而且快節奏地大舉投資國內基礎建設，工業系統持續地更新升級，城市也從破敗中得到重建與擴張，外國資本在抗日戰爭前夕撤出後再度返回，農民走出鄉村進入城市和工廠，青年學者從歐美大學的各種專業帶回各種知識與技術……
在這四十年裡，商品出口大幅增長，外匯順差逐年增加。持續的大量的外匯流入，深刻地改變了中國貨幣的供給模式，促進了金融體系的發展。
經過人們的努力奮鬥，中國已經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成為國際貿易與資本輸出大國。
因此，想要了解如今的世界經濟局勢，就不能不了解中國的金融變遷。

解川波，大學金融學院金融系主任。主授課程：貨幣銀行學，公司金融等。主要研究方向：貨幣銀行學及金融市場。

序言

貨幣簡史

7000年到5000年前，農業社會在歐亞大陸出現，不同地區、不同部落和不同生產者之間的社會分工與物品交換活動也同時開始，貨幣逐漸產生。
在經歷了對各種各樣的貨幣材料的選擇後，歐亞大陸的人類都選擇了金、銀、銅三種金屬作為貨幣材料。貨幣應該具有天然的財務硬約束性。這一時期，人類已經明白了貨幣的交易符號性質以及金屬材料的純度問題。所以，在交易中，人們要根據貨幣的純度來確定貨幣作為交易工具的價格。但是，國家出現以後，面臨財政困難的國王總會想方設法降低貨幣純度或重量來變相增加稅收。最典型的就是歷史上的皇帝們都在窮困潦倒時發行當折錢。當折錢就是在原來的銅幣上鑄明該銅錢本身只值一個單位，但現在皇帝規定它值兩個或更多的單位。在公元10世紀的宋代，四川商人發明了替代長途運送金屬貨幣的匯票，並把匯票作為貨幣來流通。商人的智商比得上皇帝，他們憑空捏造匯票去哄人，結果鬧出了匯兌風波。於是，北宋政府沒收了商人的發行權，自己發行國家紙幣。於是我們看到，依附於金屬貨幣的信用貨幣被我們的祖先創造出來了，但其發行人的意圖、發行數量及其代表的金屬貨幣數量，以及還能流通多久，對接受者來說都存在不確定性。
在此，我們看到，在交易的支付環節，信用產生了。信用催生了信用貨幣，也在歷史上屢屢闖下危及貨幣制度的大禍。進一步講，人們追求的便利和省錢，同時也被人們的貪婪與狡詐盯上了。更進一步講，如果貪婪與狡詐的是個人，那麼人們可以將他痛打一頓，然後將他捆綁起來送到官衙懲辦。但是，如果貪婪與狡詐的是國王———那個代表國家的個人，人們基本上就無法反抗了。
在歐亞大陸的西端，到17世紀，逐漸形成的全球貿易體系和工業社會的快速成長使社會財富激增，金屬貨幣數量嚴重不足，同時人們也發現了長途運輸金屬貨幣的種種不便。成本與風險上升問題促使商人們使用匯票和支票，私人銀行更發行替代匯票和支票的紙幣。但是，歐洲商人也不是道德滿懷、善意始終的聖徒，狡詐之徒和食言者比比皆是，銀行擠兌與破產風波四起。在以貿易與工業立國的島國———英國，在私人銀行發行紙幣惹起很多風波和訴訟之後，終於讓位於國家支持的英格蘭銀行。接下來便是歐洲其他國家學習和效仿英國，把紙幣發行權收歸國家銀行。
中國國家銀行發行的紙幣在20世紀初也遇到過巨大挑戰：金銀儲備嚴重不足。黃金的價值來自它的稀缺性、易加工性和穩定性，在遠古到工業革命前，還來自地表黃金的手工操作的易獲取性。相對於農業時代的貿易和財富儲藏來說，黃金的確是不可多得的儲藏貨幣。然而，工業革命的發展，使生產和貿易的價值數十倍於農業時代，國家紙幣的發行在經濟生活中逐漸植根於生產與交易的發展。但是法律和人們的價值認同依然如故：黃金、白銀才是真正的財富。這樣的認知與社會經濟生活對貨幣的需求經常發生衝突，於是銀行擠兌和通貨緊縮，當然，還有通貨膨脹，便頻頻發生。
世界冷兵器時代便發展壯大和流行的武力爭霸文化在工業革命以後達到頂峰，歐亞大陸各國間戰火連綿不絕。兩次世界大戰，摧毁力遠超冷兵器成百上千倍的熱兵器，幾乎把歐亞各工業國打回古代。直到美國出兵，以強大的工業實力擊敗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使用原子彈徵服企圖本島決戰的日本，最終結束了人類社會漫長的大規模相互殺戮。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國際貨幣體系分裂成幾個相互競爭的貨幣集團，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動蕩不定。大英帝國因為戰爭和它在地理上、文化認同上的支離破碎而衰落了，又退回英國本島，英鎊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衰落了。二戰的「救世主」美國在戰後通過布雷頓森林會議，使美元正式替代了英鎊，並建立了戰後歐美陣營各國一致認可的國際貨幣與國際金融體制。蘇聯也派代表參加了這個會議，但是，斯大林不喜歡跟著英、美的指揮棒轉，於是他另搞了一套國際貨幣體系———國際盧布體系。
二戰後，全球性社會穩定使世界各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陣營，都出現了經濟簡潔明瞭和增長。在西方國家，金融市場的發展，現代生活的進程的加快，讓更多的人不再追逐黃金、白銀，而追逐各種各樣的投資、投機與花樣翻新的消費。1973年石油危機爆發，美元順勢脫離黃金，紙幣在法律上和人們的觀念上終於徹底擺脫了黃金的影子。當然，美元與黃金正式脫鈎，的確引起了一時的轟動和短期的恐慌。此後，黃金、白銀主要被用於工業生產，如傳統的炫耀性消費品生產，並被各國中央銀行作為高價值、易變現、低倉儲費用的金融資產。
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人們經過十來年的努力創造，也擺脫了高油價的打擊，再次進入長期的經濟增長與繁榮。在這個過程中，物價上漲與經濟增長同行，扣除通貨膨脹後，人們的實際收入仍是增長的，而且生活質量有所提高，社會福利也在增加。
2008年，當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第一次遭遇世界經濟大風暴時，儘管炒作黃金和黃金再度貨幣化的聲音很大，但是國人並沒有去追逐黃金，而是去追逐房產、股票、子女教育。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實在找不到多少使用和儲藏黃金的理由。這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貨幣制度是勝任的。
在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大危機中，歐美各國人民也是這樣平靜地對待黃金的。
2016年中國黃金產量453.486噸，連續10年位居世界第一，價值12808億元人民幣。201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744127億元，黃金產值占其中的1.72%。可見黃金在國民經濟中已經微不足道，只是採掘業中的一個細分行業。
但是，現代貨幣潛伏著特別重大的危險性。簡單地說，就是世界各國以及國際市場上，國家信用和私人信用市場越來越快地推動著貨幣數量快速上升，並拉高了各種資產的價格，造成貧富懸殊。信用市場紛繁複雜的各子市場和閃電式全球性海量交易，都越來越脫離經濟發展的實質部門，而且不斷狡猾地掠奪不具備金融知識而又急於求富的人們的積蓄。人類對於這個現象有著共同的高度警惕，世界各國都建立了自己的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法律、監管機構、工作與預警系統，並通過國際合作加強警戒。但人類仍然不能確定國家貨幣系統能否一直比較安全地運行下去。

社會主義：從蘇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20世紀初，歐洲社會大動蕩與連綿不斷的戰爭使新興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遭受了巨大的災難。舊時代的皇權、貴族和新時代的資本家合力把歐洲大陸攪得烽火連連，戰亂不絕。俄國底層人民進行了反戰、反皇權與貴族和資產階級聯合壓迫的鬥爭，在俄共（布）領導下，推翻了沙皇帝國統治，建立了工農兵聯合執政的政府，即蘇維埃政權。蘇維埃公開宣布，剝奪資產階級、舊時代貴族地主的一切財產和權利，廢除私有財產和權利，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俄共（布）領導俄國人民開始獨創一條人類社會從來沒有走過的道路：共產主義道路。在經歷了1917—1920年的內戰和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聯合軍事侵略干涉後，蘇維埃政權對小規模經營的私人經濟實行短期退讓，新的社會結構與秩序得到穩定，蘇維埃政權也得以有效運轉，世界資本主義不再對她咬牙切齒地痛恨。
從1926年起，蘇聯開始進入了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1928—1929年蘇聯工業產量年平均增長6.9%。1929年，蘇聯共產黨終於開始了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個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劃。遵循高速建成社會主義的思想，蘇聯提前完成了第一個國民經濟發展五年計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排除了多種經濟成分，社會主義成分已經取得了徹底的勝利。到1933年1月，55%的農戶已參加社會主義集體農莊。工業中，生產資料的生產年均增長率達28.5%，消費品的生產年均增長率也達11.7%，比西方國家高得多。例如，即使在「繁榮」的20世紀20年代，1925—1929年，美國的消費品生產年均增長率也只有1.4%，德國為3.1%，英國反而縮減了1.9%。蘇聯的就業人數從1928年的115萬人增加到1932年的2290萬人，基本實現了全民就業。那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灰暗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輝煌強烈對比的時期。
在包括人力資源在內的全面系統的計劃經濟中，貨幣不再重要。但貨幣最終得以保留，有兩個基本理由：第一個是無法對每個農業生產單位進行財政統一收支。農業生產具有高度分散性、季節性、非機械化性，即使已經建立的集體農莊的農業生產也是如此。農民或者社會主義化的集體農莊，都只是自耕自食的自在之民，對社會交換系統的依賴性非常小，主要是對穿的布、吃的鹽與外界有年度性的交換需求，而簡單的農具與鍋盆碗盞均可以多年不換。對這樣海量的生產單位和相對微小的交換量顯然不可能轉帳結算，只能現金交易。第二個理由是對城市人口的食物等日用消費品的供給制度在試驗後確認成本太高，還是各家各戶憑票去國營商店購買更合適。
「消滅貨幣」這個偉大夢想，蘇聯人在經過反覆實踐後，指向了共產主義實現之日。銀行成為計劃經濟活動的會計中心，在蘇聯工商企業和財政收支系統中，很快就得以實現。但貨幣仍然在流通，時時刻刻滋生著資本主義。
蘇聯宣布廢除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企業和農莊，接受黨的意志和計劃的人民都過著比較好的生活，國家計劃滲透到了包括生活、思想、工作、學習和娛樂的各個方面。這種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制度創造了俄國歷史上的偉大奇跡：迅速走向軍工導向的工業化、城市化和高就業率。
193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獲得成功，蘇聯政府滿懷自信地向西方國家的社會名流、新聞記者發出邀請，請他們到蘇聯進行訪問並報導。凱恩斯先生攜太太應邀訪問他太太的祖國，目睹了這些變化，並在1936年發表了他的不朽名著《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凱恩斯從來沒有在公眾場合和他的任何書面材料裡提到過蘇聯經濟。這樣做，在當時的英國，政治上是正確的。
然而，如果我們把《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由政府用廉價貨幣來煽動投資情緒低落的私人投資，換成政府直接控制實物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行建設，不是同樣可以得到經濟發展與充分就業嗎？斯大林的政策有沒有啓迪了凱恩斯的理論和羅斯福總統的新政？
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建立政權前就決定全面採用蘇聯社會政治與經濟制度，建立政權後在蘇聯專家顧問總團的指導下很快建立了國家計劃經濟系統。可惜的是28年的計劃經濟實踐後，中國並沒有實現工業化、城市化，人民的生活水準仍然較低。
在「文化大革命」後，中共黨中央在經過兩三年的實踐後，決定抛棄蘇式計劃經濟制度，探索一條很多方面不同於蘇聯的道路：在不完全排斥私人利益、私人財產和私人企業的情況下，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堅持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全面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共同發展。
無論何種市場經濟，貨幣和銀行都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1979年，鄧小平指示全黨要把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並確立了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大力發展國際貿易，大力引進外資。
從1978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銀行系統都持續而且快節奏地大舉投資國內基礎建設，工業系統持續地更新升級，城市也從破敗中得到重建與擴張，外國資本在抗日戰爭前夕撤出後再度返回，農民走出鄉村進入城市和工廠，青年學者從歐美大學的各種專業帶回各種知識與技術。在這40年裡，商品出口大幅增長，外匯順差逐年增加。持續的大量的外匯流入，深刻地改變了中國貨幣的供給模式，促進了金融體系的發展。經過40年的努力奮鬥，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成為國際貿易與資本輸出大國。
在此背景下，本書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發展歷程展開敘述，重現這個重要歷史時期經濟活動最高層面的主要進程，描述她的貨幣政策的產生及其發展與變化，以及由簡至繁的金融監管制度的變遷過程。

第一章　1978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銀行制度………………………… 1
　第一節　社會經濟制度的巨變……………………………………………… 2
　第二節　貨幣政策、 銀行制度及其監管制度……………………………… 4
　第三節　脫蘇向西的外貿與外匯政策……………………………………… 13
　附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切實加強銀行工作的集中統一，嚴格控制貨幣發行的決定》（1962年3月10日）…………………………………………… 17
第二章　離計劃經濟制度過程中的貨幣政策與銀行監管（1977-1983）…… 21
　第一節　國家與社會的變化………………………………………………… 22
　第二節　1977年全國銀行工作會議與另一條道路……………………… 24
　第三節　貨幣政策：從計劃分配信貸資金到市場決定信貸資金流向…… 33
　第四節　社隊企業的崛起與中國式工業化道路的探索………………… 39
　第五節　人民銀行跟進改革信貸制度…………………………………… 44
　第六節　人民銀行成為中央銀行………………………………………… 53
　第七節　國際關係：親西方經濟原則確立，出口導向型經濟開始出現…… 58
　附錄：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各省、直轄市、

第一節 社會經濟制度的巨變

1949—1950年，土地改革將農村土地全部依各鄉村人口數量與土地及房產、農具、牲畜的比例重新分配，並將高於人均擁有土地數量的農村居民劃為地主、富農，確定為階級敵人，由鄉級軍管軍人或其後的土改工作隊（也有經過區、縣兩級軍管會和其後的政府）決定分別進行槍決、判刑和原地自食其力的處理。農村社區和家族共有的學田、廟田等集體救濟性土地、房產，城市居民中軍警及政府雇員官員、工商資本家及普通自我雇傭者、教師、律師、醫生等自由職業者在農村的土地、房產無償剝奪。自此，城鄉隔離的土地制度建立，其影響深遠。
全體國民在鄉村被劃分為地主、富農、富裕中農、中農、下中農和貧農；在城市劃分為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幹部、工人、城市貧民、教師（醫生）等有文化的自由職業者、小業主、資本家。地主、富農、資本家和前政權留下的軍政官員都是階級敵人。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幹部成為國家領導階層，被社會推崇，下中農和貧農則在農村成為領導人群，教師（醫生）等有文化的自由職業者則成為社會高度警惕和反覆被教育、改造的對象。
1951年7月中國公安部頒布《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其第一條載明本法宗旨：「為維護社會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遷徙自由，特製定本條例。」但是，後來事實上卻限制了居民的自由遷徙權利。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這一決議是根據陳雲的意見，由鄧小平起草的。「計劃收購」，簡稱為「統購」；「計劃供應」，簡稱為「統銷」。1955年8月2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簽署國務院令，發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該辦法規定，居民口糧、工商行業用糧和牲畜飼料用糧，均按核定的供應數量發給供應憑證。供應憑證分為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證、工商行業用糧供應證、市鎮飼料供應證、市鎮居民糧食供應轉移證、全國通用糧票、地方通用糧票、地方糧票七種。伴隨著糧票而生的，還有糧食公司、糧站、糧店等糧食供應機構。其後，統購統銷的範圍又擴大到棉花、布料、食油、肉食品、蛋、糖、酒、鹽、菜、茶葉等生活必需品。在這一制度下，農民的糧食、肉類、油料、土特產品都只準按國家規定的價格賣給政府機構；城鎮居民每個人，從嬰兒時期到死亡前，都只能按照國家規定的配給數量和價格購買糧、油、肉、糖、酒、蛋、菜、鹽、煤及棉花、布料。農村居民則只準按國家規定的留存數量獲得糧食和計劃供給的工業產品。自此，城鄉居民被固化為世代相傳的居民與農民。
這一政策取消了歷史自然形成的，也是最有效率、交易成本最低的農業產品與工業品、手工業品的城鄉自由交易市場，包括境外貿易市場。這一政策所形成的制度，希望固定糧價和保障供應，但嚴重地阻礙了農業產出的增加，在糧、油、肉食品徵購中的徵集、運輸、倉儲、銷售中的成本費用也是極高的，城鄉各階層人民的絕大多數長期生活在營養不良狀態中，恩格爾系數高達80%以上。
人民長期營養不良並不能都歸罪於統購統銷，耕地嚴重不足、人口快速增長、化肥嚴重不足，糧食、食用油、肉、蛋、魚、土產類副食品被強制出口創匯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全中國農村入社戶占總農戶的96.3%；90%以上的手工業勞動者加入合作社；私營工業人數的99%、私營商業人數的85%，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中國基本上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9月，中國共產黨八大召開。大會指出：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雖然還有階級鬥爭，還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係下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因此，要逐步系統地制定完備的法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
但是1956年年底發生的波蘭、匈牙利事件改變了黨在幾個月前對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反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反對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復闢，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再次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首要任務。在此基本國策下，整個國民經濟更深地進入準備戰爭狀態，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才正式結束。

第二節　貨幣政策、銀行制度及其監管制度

一、社會主義貨幣、銀行及其短期信貸制度的建立

1949年2月2日，中國人民銀行由石家莊遷入北平。北平、天津、南京等城市解放後，黨組織了由大中學生組成的南下戰地服務團，跟隨解放軍，邊行軍邊培訓，在全國各地接管前政權各省、市、縣級機構的各個部門。銀行系統（包括官僚資本的私人銀行和公私合營銀行）被中國人民銀行接管後，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的組成部分。銀行各級分支機構在黨中央的財政經濟委員會領導下，與財政、稅務協同作戰，配合工作。國民黨政權時期的銀行工作人員大都配合交接，並成為新中國的銀行工作人員。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相當於臨時憲法），規定：貨幣發行權屬於國家；禁止外幣在國內流通；外幣和金、銀的買賣應由國家銀行經營。其後，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全國進軍的步伐，人民幣成為全國流通貨幣，各種各樣的紙幣、金屬貨幣、外國貨幣都退出了流通領域。
1950年4月，根據政務院《關於實行國家機關現金管理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始設貨幣管理機構，從總行至縣行，實施現金管理職能。相關政策規定，一切公營企業、機關、部隊及合作社等單位的所有現金，除規定限額外，必須存入當地人民銀行。單位庫存現金限額，由單位提出申請，經所在縣人民銀行核定後執行。限額外現金，除支付工資、向農村採購物資、差旅費支出及30元以下小額支付外，均以銀行轉帳、匯劃方式結算。庫存現金限額，每年核定一次。同時實行現金檢查制度，全面檢查現金庫存情況和逐筆審查現金支票使用情況。
1950年9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頒布實施《機關、國營企業、合作社簽訂合同契約暫行辦法》，規定：凡機關、國營企業、合作社之間有主要業務行為不能即時清結者，必須簽訂合同，並須將原合同抄送當地人民銀行一份，以當地的人民銀行為結算中心，履行合同之每筆收付，並必須使用人民銀行支票。機關、國營企業、合作社向銀行申請貸款時，應有經上級機關或主管機關批准之事業計劃及財務計劃，並須簽訂契約。合同或契約之簽訂，不得以經辦人為對象，必須以法人為對象。
1950年12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頒布實施的《貨幣管理辦法》共六章55條。該法令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制度就是中央計劃經濟的貨幣制度。確定中國人民銀行有權就現金管理、劃撥清算、短期信用、監督基本建設投資等工作實施情況對有關單位進行各項檢查，包括現金庫存、收支計劃執行情況、貸款用途以及政府基本建設投資運用狀況等。如發現不符合規定的，必須提出建議或報告上級處理，並對貸款有隨時停貸或收回之權，對基本建設投資有暫停撥付之權。
1951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放款總則，開始實行全國信貸計劃，把銀行貸款全部限定為1年期以下的各種短期週轉資金，並統一貸款利率。其要點：放款均應配合政府財政經濟政策，根據生產及商品流通計劃辦理。放款以調劑生產及商品流通過程中各種短期週轉資金為限，期限1年。放款均按計劃辦理，計劃分為年度及季度兩種，各級行均須於年度及季度前編製放款計劃草案並逐級上報，最後由總行匯編成全國放款總計劃草案，呈請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核准後逐級下達執行。凡計劃以外之放款，經辦行應對借戶借款計劃及用途詳細調查，並加具意見；按級報核，非經批准，不得辦理。利率由總行規定範圍，各行參照當地金融情況酌定，超出規定範圍者須先呈請總行核示。
當時，私人銀行和借貸業者已經確認自己沒有未來，基本停止新的放貸。國家資本也處在接管、整頓和維持性營運之中，國家計劃的長期投資開始了。
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國民經濟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最高計劃機關，已經把中國人民銀行信貸的作用限定為配合政府財政經濟政策和國營經濟計劃的短期信用。
1949年12月，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由上海遷至北京，承擔外匯經營管理工作，成為中國外匯專業銀行。1950年4月，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劃歸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領導，成為人民銀行的國際業務部門，但對外仍然以中國銀行之名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