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

本書入圍2019年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中文國際圖書獎決審名單

本書榮獲第6屆韓國坡州亞洲出版獎著作獎！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現今東亞正經歷快速全球化及高速發展，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回顧歷史以及從中吸取教訓至關重要。
李伯重將東亞視為整體進行分析，並把晚明時期的中國與東亞格局變遷，放在早期經濟全球化的大時代背景之下，加以解析考量。
本書橫掃整個東亞的變革潮流，總結東亞獨有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提出了一個框架清晰、內容充實的嶄新歷史敘述。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孝悌（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胡川安（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gushi.tw〕網站主編）、涂豐恩（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博士）鄭重推薦

15世紀末至17世紀是經濟全球化大潮出現和迅速發展的階段，即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
這個時代的特徵是「火槍與帳簿」，火槍代表了軍事革命導致的新型暴力，帳簿則意味著對商業利益的積極追求。
早期經濟全球化的出現和發展，導致東亞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局。
在這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未能抓住機遇，從而不得不再等上兩個世紀，才又在新的國際環境中重新開始近代化的進程。
17世紀，歐洲各國在政治、經濟、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各種矛盾和衝突集中爆發，出現此起彼落的政治革命、貴族叛亂、民族起義、宗教衝突、農民暴動，以及城鄉騷亂等。此時的東亞世界也未能倖免，中國的明朝出現了崩潰的變局，最終未能通過這場危機，淪為失敗者。
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東亞世界的「火槍與帳簿」，導致了諸多在今天不能容忍的惡行出現和滋生。但是這些惡行不僅是該時代的產物，也是經濟全球化賴以進展的必要條件。換言之，這種惡行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邁向近代發展的動力。
從經濟的角度來說，絲綢之路雖然曾經是最主要的國際商路，但在15世紀之前，世界各主要地區之間並沒有緊密的經濟聯繫，直到大航海時代才把世界歷史帶入了新階段。李伯重用扎實的數據分析，從商品、商人、白銀三個角度分析了中國在全球化時代中的角色和定位。在軍事改革方面，反駁了人們通常認為的中國自發明火器之後就停滯不前的觀點，認為在16世紀之前，西歐和中國兩個地區各有千秋，中國尚未落伍，同時主張經濟的變化促進了社會的變化，為文化和政治力量的滲透與傳播鋪平了道路。另外，也認為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以及儒家四大宗教圈的擴大和深化，造成東亞世界文化版圖大洗牌，其中的武力征服、文化傳播和商業擴張，也伴隨著海陸角力出現東亞國際間的各種紛爭。這樣的紛爭持續了兩個世紀，直到19世紀，中國才又在新的國際環境中，重新開啟了近代化的進程。

李伯重
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北京清華大學教授，並任美國哈佛大學、密歇根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美國國會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全美人文學中心和英國劍橋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東京大學、法國國立社會可以高等研究院等機構的客座教授或客座研究員，以及國際經濟史學會執委會成員。主要著作有《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1990）、《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2000）、《發展與制約：明清江南生產力研究》（聯經，2002）、《多視角看江南經濟史，1250-1850》（2003）、《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樓縣地區GDP研究》（2010）以及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1998）等。

專家學者推薦
作者從全球化的角度，探討15世紀以後的全球經濟化、火藥革命、軍事革命和晚明東亞世界的四大戰爭。全書行文流暢簡明，用豐富的資料，帶給我們一個全新的中國歷史。
──李孝悌（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

《火槍與帳簿》透過經濟史將中國史放在全球史的脈絡中，並以公眾史的書寫方式貼近大眾，在新的歷史風潮中豎立了里程碑。
──胡川安（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gushi.tw〕網站主編）

李伯重先生是當代中國最出色的經濟史學家，研究享譽國際。這本書為一般讀者而寫，既宏觀又深入，充分展現了作者深厚的學養與功力。
──涂豐恩（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博士）

前言（節錄）
我過去幾十年都一直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重點是明清江南經濟史。但是到了近幾年來，研究興趣發生了改變，研究領域從經濟史擴展到了政治史、社會史和軍事史，研究地域從江南擴展到了全國乃至東亞世界，研究時期則從明清縮小到了晚明。這個改變始於2008年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教書時。在那裡，交流最多的同事是現任美國經濟史學會會長的霍夫曼（Philip Hoffman）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史學家，主要治近代早期歐洲經濟史。我們可謂每天朝夕相見，無話不談。當時他正在做近代早期西歐（特別是法國）軍事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研究。聽了他對該研究的看法，不禁喚醒了兒時的記憶。像大多數男孩子一樣，小時候我也喜歡玩「打仗」和「探險」的遊戲，到了中學時代，又讀了不少中外的邊塞文學和戰爭文學，對歷史上的戰爭情景充滿想像。蘇聯作家瓦西裡•揚的《成吉思汗》，至今依然印象深刻。因此之故，我在經濟史研究之餘，也開始做些明代軍事史的研究，作為調劑。不料對軍事史的興趣愈來愈濃厚，研究也從此一發而不可收。2009年，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期間去劍橋看望友人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其著作《都鐸～斯圖亞特時代英格蘭的巫術》（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近代世界的搖籃》（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等都已成為名著。但是他但近年來卻轉向與以往非常不同的新研究領域，寫出了《綠色黃金：茶葉的故事》（The Empire of Tea）、《玻璃的世界》（Glass: A World History）等與過去研究非常不同的新著。我問他何以做出如此巨大的改變。他回答說：在原來的研究領域中工作了多年，思維方法已經定型，很難再有新的想法。但是如果沒有新想法，那麼研究就成了一種習慣性工作。日復一日地作習慣性工作，沒有挑戰，難免喪失研究帶來的樂趣。轉向新領域，必然面對新挑戰，從而激發思維，獲得樂趣。做學問是為了獲得真正的樂趣，至於成敗利鈍，並非主要考慮的內容。我非常佩服他的這種精神，也十分贊同他的看法。雖然我沒有他那樣的才氣，但是至少在自己多年從事的領域之外嘗試一下別的研究，也不失對自己的一個新挑戰。
在進行晚明軍事史的研究中，我發現這項研究遠不如我先前所想的那樣容易。對我來說，這不僅是一個全新的領域，而且涉及諸多方面，其中之一是晚明這個時期的特殊性。在這個時期，經濟全球化已經開始。不把中國的歷史放進這個大過程中去研究，就會陷入一種「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境地。然而在晚明時期，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這個問題是今天學界的一大熱點，但是尚未有共同的看法。沒有這種共識作為依靠，進行研究就很困難。因此對於我來說，這又是一個重大挑戰。
新領域、新問題帶來的挑戰，是每個歷史學者都會遇到的挑戰，正如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所說：「對於歷史學家，對於所有的社會科學家，對於所有客觀的科學家，前面有如一個新大陸，永遠值得探索」。如果面前沒有一個新大陸去探索，史學家的工作可能就會想英國歷史學會前會長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所說的那樣：「當前在歷史學家當中的一個基本趨勢是保守主義」，大多數歷史學家在工作中「完全沿襲傳統」，「只滿足于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這些機器儘管低於現代最先進的標準，卻仍然能夠使企業在盡可能少地追加資本的前提下，提供一定數量的擁有現成市場的老牌傳統產品」。
除了這兩個挑戰外，還有其他挑戰。歷史學家夏伯嘉在一次訪談中，談到他當年在耶魯求學時對他影響最大的兩位老師，其中之一是史景遷教授。他說：「史景遷文筆非常好。在中國史專業裡，有些人認為他寫的東西不夠專業化，有些人則覺得很有啟發性，因而產生了些爭議。但是我覺得他給學者的啟發在於：歷史不能寫得很枯燥。怎麼把歷史寫得有意思，這是對我們所有歷史學家的一種挑戰」。要寫得雅俗共賞，不僅需要改變寫作套路，而且也要改變寫作的語言。正如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說：「能用簡短的言詞就能說明的問題，為什麼要用冗長的詞句呢？抽象的思想需要通俗易懂的例證」。這些改變是非常困難的。大多數史學工作者習慣了專業論文的寫法，積重難返，要改變文風峰，確實是一個重大挑戰。
就我而言，治史數十年，也寫了不少專門的史學著作。如今要把一些體現國際史學新潮流的看法想法寫成一本面向大眾的小書，就必須改變習慣了的寫作方法，但是由於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工作，因此這對於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各種挑戰結合起來，形為了一個更大的挑戰。在國際中國歷史學界，有一個著名的理論叫做「衝擊―回應」（Impact-Response）理論，是美國的中國學大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的，在西方影響很大，在中國也得到廣泛的贊同。這裡姑且不談這個理論，只是借用這個說法，即從生物進化論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刺激，就不會產生反應，機體的潛力也就得不得發揮的機會。在治學方面也是這樣。沒有挑戰，日復一日地做同樣的工作，研究工作就將會變得如巴勒克拉夫批評許多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像老牌發達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一樣，只滿足于依靠繼承下來的資本，繼續使用陳舊的機器，生產出與過去一樣的產品。如果這樣的話，一個學者的學術生涯也就接近於尾聲了。
在我接受了自己提出的新挑戰後，多蒙復旦大學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得以和復旦的同行和學子們一同探討這項研究中所涉及的若干問題。2013年，復旦大學邀請我去做「光華人文傑出學者講座」，講座的題目是「商戰與實戰：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為了做好這個講座，我把這兩年來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做了一個梳理，將其整理出來，分為五個專題，做了講演。在這個講座的基礎上，寫成這本小書，書名也改為《火槍與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這本書只是我的新研究的一個初步成果，還很不成熟，而且主要是想寫給大眾而非寫給專業史學家看，因此在專業史學家眼中，可能不夠學術化。《後漢書·馬援傳》有雲：「良工不示人以璞」。我本當如此，但是因為這是一項新研究的開始，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自覺尚未成熟，因此也希望能夠通過這本小書，向讀者求教，從而使得這項研究得以不斷完善，同時也向大眾提供相關的知識，促進更多的人跟上新的史學潮流，從全球史視野來看中國的歷史。這就是本書寫作的初衷。
由於本書的寫作對我是一項新的挑戰，因此我必須從成功者那裡學習寫作經驗。我近來讀了哈佛大學科學史教授謝平（Steven Shapin）的《科學革命：一段不存在的歷史》（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覺得深受啟發。他在致謝詞中說：「本書不是原創性的學術作品，而是由我集合各家說法的綜合性著作。過去十年或十五年來已累積許多有關『科學革命』的歷史研究，雖然這本書的目的是呈現對科學革命的最新詮釋，但仍非常倚重多年下來各家學者的成果。我最感謝的是諸位歷史學家，我任意地借用他們的成就，並把他們的著作和論文放在本書最後的參考書目裡。毫無疑問，這本書不只有我一個作者，還有他們。但我必須承認，我用我的方式詮釋了他們的作品，用我的方式組織他們互異的發現和說法，這都反映了我個人的觀點。因此，我必須對此全權負責」。本書的情況與上面謝平所說的情況頗為類似。本書力圖體現國際史學新潮流，從全球史視野來看中國歷史，因此也是一部集合各家說法的綜合性著作。也和謝平一樣，我在本書中也用我自己的方式詮釋了其他學者的作品，用我的方式組織他們互異的發現和說法，這都反映了我個人的觀點。不僅如此，本書的主線和主要觀點也是我提出的。因此我一方面非常感謝前人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要說明我對本書全權負責。
就史學讀物而言，尼爾（J. E. Neale）的名著 《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傳》（Queen Elizabeth I）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範例。尼爾是英國著名的正統派史學家。但是在這本傳記中，他在體例方面又作了一次大膽嘗試。他在序言中申明：「作者是在一個特殊的時刻為特定的讀者寫作這部著作的。這裡說的特殊時刻是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誕生400周年，特定的讀者是指那些對這位偉大歷史人物懷有興趣的一般男女讀者。因之捨棄了我在寫此書時苦心搜集來的一批權威的文獻檔案。某些讀者無疑會由於看到本書沒有附上參考資料而感到遺憾。我知道以上情況會使這部著作某一方面的使用價值受到限制，誕生我希望它將增加這部著作在另一方面的使用價值」。因此，這部著作不列參考書目，也不加注釋。.對於尼爾的這種嘗試，有些同事不甚贊同，但是卻獲得了空前的成功。自從1870年以來，各種伊麗莎白傳記的出版絡繹不絕，1927-1957年的30年間，平均每年出書一種。到80年代初，累計在70種以上。然而尼爾這本傳記享譽始終不衰，被稱為「標準傳記」，榮獲了傑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1955年也因此書被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封為爵士。由此而言，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在寫作面向大眾的歷史讀物，就必須改變自己習慣的寫作方式，以適應不同的讀者需求。

前言 本書的寫作緣起與若干說明
第一章 這是一本什麼書
一、新史潮
二、全球史
三、公共史學
四、東亞、東北亞、東南亞與東亞世界
五、15-17世紀中期：世界歷史大變局的開端
第二章 「貿易打造的世界」
一、全球化、經濟全球化與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
二、絲綢之路：15世紀以前的世界貿易網絡
三、大航海時代：早期經濟全球化的開始
四、舞臺：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世界
五、道具：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貿易中的商品
六、演員：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貿易中的商人
七、主題曲：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貿易中的白銀
第三章 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軍事革命
一、軍事與經濟全球化
二、「火藥革命」的第一階段：16世紀以前世界火器的發展
三、16世紀的歷史轉折：近代早期西歐的軍事革命
四、「中學」外傳：16世紀之前火器技術的傳播
五、「西學」擴散：16、17世紀火器技術的傳播
六、中國尚未落伍：明代中後期火器技術的進步
七、「早期軍事全球化」與早期經濟全球化
第四章 大洗牌：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世界
一、文化圈的變化：15世紀以前文化視野中的東亞世界
二、伊斯蘭教第二波東擴浪潮
三、「佛教長城」的形成四、儒家獨尊
五、基督教到來
六、文化圈大洗牌與早期經濟全球化
第五章 角力海陸：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國際紛爭
一、「愛恨交織」與「恩怨並存」――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東亞國際關係
二、多姿多彩：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國家
三、舊「北狄」與新「南蠻」：陸上強權的爭鬥
四、「東洋」與「南洋」：東亞世界紛爭的新場所
五、中華朝貢體系的失效：東亞世界傳統的國際關係格局的變化
六、「祖國在危險中」：處於亂世中心的中國
第六章 戰略與軍隊：晚明的國家安全形勢與軍事改革運動
一、「劃疆自守，不事遠圖」 ：中國國家安全的傳統國策
二、孰為勍敵？――明朝國防戰略及其轉向
三、不堪大任：問題叢生的明代軍隊
四、應對挑戰：晚明軍事改革運動
五、成功與局限：晚明軍事改革運動的結果
第七章 烽煙四起：晚明東亞世界四大戰
一、強敵壓境：晚明時期東亞主要強權的軍力對比
二、西南戰事：中緬邊境戰爭（1576-1606）
三、東方戰事：中日朝鮮戰爭（1592-1598）
四、東北戰事：明清遼東戰爭（1616-1644）
五、東南戰事：中荷台海戰爭（1633-1662）
六、「餘威震於殊俗」：晚明軍事改革的歷史遺產
代結語：「歷史的書寫真的很可怖」
一、「火槍加帳簿」：早期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特徵
二、「惡創造歷史」：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歷史發展的動力
三、置身新世局：晚明中國國家的責任與失敗

第三章 「早期軍事全球化」：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軍事革命
一、軍事與經濟全球化
軍事與經濟全球化，彼此之間好像沒什麼關係。但如果仔細來看，它們之間不僅有關係，而且關係還非常密切。要瞭解這種關係，首先就要從軍事的性質說起。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生物，在其種群內部都有爭鬥。但是這些爭鬥基本上都是個體的行為，目的是把對手趕走，而不會把對方斬盡殺絕。只有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與眾不同。在人類這個種群中，存在著眾多大大小小的不同的群體，例如國家、民族、階級、區域社會，等等。這些群體的領導者，總是把群體中最強壯、最勇敢的那部分人挑選出來，用最先進的科技、最珍貴的資源、最大限度的財力，生產出性能最優良的殺人利器，訓練這些人學會熟練使用，然後去殘殺同類。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因為不同群體的人們之間總是存在利益衝突。當著這種衝突無法使用和平的手段解決時，其中一方就力圖用暴力迫使另一方接受自己的意志，而對方也以暴力抵抗這種強加意志的行為，於是戰爭也就爆發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戰爭變得越來越複雜，如何打仗變成了一門專門的技術，即軍事技術。軍事技術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軍事技術，指建設武裝力量和進行戰爭的物質基礎與技術手段，不僅包括武器裝備的研製、使用和維修保養技術以及軍事工程技術、後勤保障技術，而且包括軍隊的組織、訓練等的技術。而狹義的軍事技術，則主要指武器的研製和使用技術。軍事技術特別強調武器，是因為作戰的目的是消滅敵人，而武器是用來達到這個目的的主要手段。
對於戰爭勝負來說，軍事技術水平的高低至為關鍵。因此不論在什麼時代，面臨衝突的政權都無不盡其最大努力，去尋求最佳軍事技術。這一點，古人早已清楚地認識到了。西漢初年，政治家晁錯對漢文帝分析漢朝和匈奴的軍事對抗的形勢時指出：：「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鬥，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這段話的大意是在漢朝與匈奴的軍事衝突中，奴雙方都擁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匈奴的長處是優秀的騎兵，而漢朝則是優良的兵器。因此對於漢朝來說，倘若不能一直保持在武器方面的優勢，就無法在與匈奴的戰爭中取勝。然而在歷史上，沒有一種先進技術是可以長期保密的。敵對政權在接觸中，一方擁有的先進的武器往往會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對方並被對方接受，因此任何一方都無法長期擁有武器上的優勢。為了保持己方的軍事力量，就必須不斷研製或者引入新武器技術。這種情況推動了軍事技術的不斷進步，也導致了戰爭方式的不斷變化。
在15世紀之前，軍事技術傳播的主要渠道是戰場接觸，通過戰爭傳播。例如，弩是中國的一大發明。在西漢在匈奴的戰爭中，弩是漢軍克敵制勝的利器。西漢以後，中國人一直在對弩進行改進，到宋代發展成了威力強大的床子弩（亦稱床弩）。這種床弩通常安裝有兩張弓或三張弓，利用多弓的合力發射箭矢，威力大大勝過一般的弓弩。其中最厲害的叫三弓床弩，又稱八牛弩，需百餘人或者八頭壯牛才能絞軸張弦來發射，箭矢長如標槍，可以穿透馬腹。北宋開寶年間，魏丕對床弩作了改進，射程從七百步提高到千步（大約1500米），達到了火器時代以前射遠武器所達到的射程最高紀錄。在景德元年（1004年）澶淵之戰中，遼軍攻城，宋軍在城頭安設床子弩，射中遼軍主將蕭撻覽，登時斃命。遼軍因主將殞命，無心戀戰，遂與宋朝議和。宋朝人不僅使用這種強弩發射箭矢，而且也用來發射燃燒性的火器。當然，這種先進的武器技術無法長期保密。蒙古滅宋後，大力搜羅宋軍中的床子弩手來為他們服務。蒙古人西征時就大量使用了這種床弩。1256年，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率領蒙古軍隊打到位於今伊朗北部的木剌夷（Mura'i）國時，遇到強烈的抵抗。木剌夷是伊斯蘭教十葉派分支阿薩辛派的俗稱，以盛產刺客著名，今日英文中的刺客、暗殺者assassin一詞就源於此。木剌夷國首都麥門底司城，位置險峻，城牆堅固，城內物藏豐富，易守難攻。蒙古人久攻不下，於是使用一種威力強大的牛弩攻城。波斯著名史家志費尼寫到：「當無策可施時，契丹（按指中國）匠人製造的一種牛弩，其射程為2,500步，對準那些蠢貨，流星似的射彈燒傷了魔鬼般的異教徒的許多士兵……」。木剌夷國王魯克賴丁隨即投降。這種牛弩就是床弩，在蒙古西征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另一個更為人所熟知的例子是火器技術的世界傳播，我們在後面還要講到。從這些著名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到先進軍事技術是如何通過戰爭接觸傳播的。
然而，這種通過戰爭接觸傳播的方式具有很大局限性。首先，由於這些先進軍事技術的擁有者無不進行嚴格保密，因此這些技術在一個相對較短時期內很難迅速傳播。其次，相隔較遠的國家之間，由於沒有戰爭接觸，這些技術也很難從一方傳到另一方。這些局限性使得先進軍事技術的傳播十分緩慢，傳播的範圍也很有限。因此像火器這樣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重大軍事技術進步，從中國傳到歐洲並成為普遍使用的武器，就用了幾個世紀之久。一直要到了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先進的軍事技術出現後，迅速傳遍世界許多地區，形成全球性的互動。這種情況，我們稱之為「軍事技術的全球化」，簡稱軍事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和軍事全球化，二者是如何聯手進入「近代早期」的世界呢？這就是本章要談的主題。不過，在談這個主題之前，還要先講講軍事全球化的一個基礎：近代早期的軍事革命。
二、 「火藥革命」：16世紀以前世界火器技術的發展
軍隊是一種有組織的暴力，其職能是就是消滅敵人。殺敵一定要用武器，因此軍隊的基本特徵就是使用武器。軍隊的戰鬥能力在極大程度上取決於軍人所使用的武器。晚明名將戚繼光說：「孟子曰：『執梃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非真言梃之可禦堅利也，蓋言人心齊一，即梃非可與堅甲利兵敵者，用之亦取勝」。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只有高昂的士氣，沒有良好的武器，是不能打敗敵人的。
在歷史上，武器可以分為冷兵器和火器兩大類。在13世紀以前，世界上所有國家或地區的軍隊基本上都是使用冷兵器。
中國有一句成語，說「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十八般武藝，指的是使用十八種常用武器的方法。《水滸傳》第二回說：「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那十八般武藝？矛、錘、弓、弩、銃，鞭、簡、劍、鏈、撾，斧、鉞、並戈、戟，牌、棒與槍、杈」。這十八種武器全是冷兵器，其中使用最多的是刀、槍、劍、弓箭等幾種。使用這些武器主要靠的人的肌肉發揮的力量。人的肌肉能力很有限，所以使用冷武器打仗，基本上是面對面的肉搏。面對面的搏鬥，最重要的是體力，其次是使用武器的技能。所以要做到「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必須是一個體力強壯的人經過長時期的學習和訓練，才能熟練地使用多種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