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的以色列地：從聖地到祖國（簡體書）

《虛構的猶太民族》轟動世界之後
備受 伊格爾頓/ 霍布斯鮑姆/ 托尼•朱特推崇的歷史學家 施羅默•桑德
回應猶太複國主義者的質疑
解密以色列國建立與擴張的真相

何為“以色列地”？它既不是當代作為民族國家的以色列國，也不是歷史上新月沃地出現的猶太王國。它是不同歷史時期的猶太複國主義不斷累加、增添的歷史概念，它的邊界不斷浮動，為當代以色列國擴張領土提供了歷史合法性。
《虛構的猶太民族》出版之後，施羅默•桑德並未想到，在21世紀初還有如此多批評家引述歷史權利的說辭，為猶太複國主義的殖民活動辯護。本書即是對這些質疑的回復。作為一個應由猶太人民統治的、變動著的領土空間，“以色列地”是如何被虛構出來的？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桑德從歷史證據入手，詳述自《舊約》時期的猶太民族流亡神話到現代以色列國的建立和擴張，解構了猶太人對以色列地的“歷史權利”概念以及相關的民族主義敘事。桑德認為，猶太民族所謂的法律—歷史邏輯的唯一目的，就是構建領土攫取的道德正當性。

施羅默•桑德(Shlomo Sand)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曾任教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1946年出生於奧地利林茨，是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波蘭裔猶太人的後代，幼年時生活在難民收容所，1948年舉家遷往雅法。1982年獲得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博士學位，致力於民族與民族主義、法國知識分子歷史、電影史等研究領域。其著作《虛構的猶太民族》《虛構的以色列地》《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被稱為“虛構三部曲”，在以色列和西方學界引起轟動與爭議。
另著有《知識分子、真相和權力：從德雷福斯事件到海灣戰爭》（Intellectuals, Truth and Power: 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the Gulf War）、《詞語和土地：以色列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神話》（The Words and the Land: Israeli 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alist Myth）等。

譯者簡介
楊軍
上海大學歷史系教師，學術興趣為猶太史與以色列史，發表多篇相關論文。譯作另有《盧比孔河》《以色列史》《崇高的歷史經驗》等。

我沒意識到，我的國家成立伊始就沒有邊界，有的只是永遠提供著擴張可能的流動模塊……揭開這塊土地神秘面紗的不是上帝之死，而是上帝的民族化，它把土地變成了新猶太民族能隨心所欲地踐踏和建設的一片土壤。
——施羅默•桑德

◆本書作者施羅默•桑德是民族與民族主義領域的專家。本書是桑德享譽國際的“虛構三部曲”其中一部，三本書都致力於以顛覆性的方式論述猶太人和以色列的歷史，破除各類迷思，解釋中東當下的複雜現狀，尋求可能的解答，因此“虛構三部曲”又可被稱為“祛魅猶太神話與以色列國”三部曲。

◆《虛構的以色列》沿襲了作者嚴謹而坦率的著作風格。桑德的這本書將目光聚焦在以色列建國合法性和巴勒斯坦殖民化的問題上，修正了由猶太複國主義者撰寫的以色列官方歷史，通過對一手資料的掌握和理解，作者試圖滌清蒙在以色列和猶太群體之上的民族主義污垢。本書出版後，因延續前作《虛構的猶太民族》的爭議性，又在西方世界掀起一番激烈討論。

導言 平庸的兇手與地名學
對先輩土地的記憶
對先輩土地的權利
先輩土地的名稱

第一章 製造祖國 ：生物學需要還是民族資產？
祖國—自然生存空間？
出生地還是公民共同體？
民族實體的領土化
作為空間資產界限的邊界

第二章 土地神話 ：起初，神許諾了這塊土地
天才的神學家授予自己一塊土地
從迦南地到猶大地
猶太宗教律法文獻中的以色列地
“流散”與對聖地的渴望

第三章 走向基督教猶太複國主義 ：貝爾福也許諾了這塊土地
聖殿毀滅後的朝聖 ：一種猶太儀式？
神聖地理學與耶穌之地的旅行
從清教改革到福音主義
新教徒與中東的殖民地化

第四章 猶太複國主義對陣猶太教 ：“族群”空間的征服
猶太教對發明祖國的回應
歷史權利與土地所有權
猶太複國主義的地理政治學與土地的救贖
從內部安置到外部殖民

結論 青蛙和蠍子的悲哀故事
後記 紀念一個村莊
忘記這塊土地
被忘記的土地
致謝
索引

導言：平庸的兇手與地名學（節選）

通過軍事征服，猶太複國主義及其後代以色列國來到了西牆，實現了民族的彌賽亞主義。否定它們對猶太教的歷史學觀念之前，它們絕不能放棄西牆和以色列地的被佔領部分……世俗的彌賽亞只能死去，不會撤離。
——巴魯克•科茨維爾，1970年
將猶太人與祖輩的以色列地的關聯等同於……彙聚所有猶太人到古老聖地中的一個現代領土國家的願望？這種做法毫無理由。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民族與民族主義》，1990年

在本書背後，一些看上去匿名的破碎記憶隱藏著它們是我年輕時候和第一次參加以色列戰爭時的遺留物。坦誠起見，我相信，有必要一開始就與讀者分享它們，以顯明我對民族土地、先輩埋骨之地及大塊的鑿刻石頭等神話進行學術探討的情感基礎。
對先輩土地的記憶
1967年6月5日，從耶路撒冷群山中的亞貝爾雷達站（Jabel al-Radar），我越過了以色列與約旦的邊界。那時，我是個年輕的士兵，與其他許多以色列人一樣，被徵召去保衛我的國家。黃昏時分，我們小心翼翼地穿過殘留的帶刺鐵絲網。從我們前面走過去的人踩到了地雷，爆炸撕裂了他們的血肉，四散開去。我怕得發抖，牙齒激烈地打戰，被汗水浸透的襯衫緊貼著身體。我的四肢像機器人的“手腳”一樣，機械地爬動著，頭腦裡想像著可怕的東西。即便如此，我從未停止考慮一個事實：這是我第一次出國。兩歲時，我來到以色列，成長在雅法一處貧窮街區，十來歲就開始幹活了。我夢想著出國和周遊世界，但一直沒錢。
我被直接派到耶路撒冷，參加奪取這個城市的戰鬥。很快我意識到，我的第一次出國經歷並不愉快。其他人不把我們進入的地區看作“國外”，認識到這一點後，我更加困惑了。在我周圍，許多士兵覺得自己僅僅是越過以色列國（Medinat Israel）的邊界，來到了以色列地（Eretz Israel）。畢竟，我們的先祖亞伯拉罕漫遊的地區在希布倫和伯利恒之間，而不是特拉維夫和內坦亞；大衛王征服且提升其地位的耶路撒冷城位於以色列“綠色”停火線的東部，而不是西部的那個現代繁華城市。“國外？”在爭奪耶路撒冷附近阿布圖爾（Abu Tor，意為公牛爸爸）區的艱苦戰鬥中，與我一同前進的士兵們問道，“你在說什麼？！這裡的的確確是你先輩們的土地。”
戰友們相信，他們進入的地方從來都屬�他們。跟他們不一樣，我覺得我已離開真正屬�自己的土地。畢竟，我幾乎一直生活在以色列，我害怕會被殺死，擔心再也回不來。我費力地活著回家了，還算幸運，不過，我的擔憂以一種當時我想不到的方式成了事實：我再不會回到我所離開的土地。
阿布圖爾戰鬥後的一天，未陣亡和負傷的士兵被帶去參觀西牆。我們摳開保險，警惕地走過安靜的街道。人們偷偷地從窗口打量外面的世界，一閃而過的驚恐面容不時被我們捕捉到。
一小時後，我們來到一個較窄的巷子，其中一邊是用經鑿刻的石頭建造的高牆。此時，古老的穆格拉比區（Mughrabi Quarter）的房屋還在；後來它們被拆除了，好給一個大廣場的修建騰出地方，以容納“西牆迪斯科舞場”（Discotel，由discotheque即迪斯科舞廳和表示西牆的希伯來語kotel兩詞掐頭去尾而成）的舞者們。耶沙雅胡•雷伯維茨教授喜歡稱它為“神會臨在的迪斯科舞場”。我們肮髒的軍裝上還帶著死傷者的血跡，人累得快崩潰了。由於一路上不能進開著門的咖啡館，不能進恐慌的本地人的家，我們急著找地方小便。出於對信教的猶太士兵的尊重，我們在路那邊的屋牆處方便，以免“褻瀆”聖殿山的支撐外牆；這牆由與羅馬人結盟的希律王及其後代用巨石建造，為的是提升其專制政權的威望。
在這些切削而成的大石頭的映襯下，我滿懷敬畏，覺得自己渺小而軟弱。這種感受也很可能是由狹窄的街道和我對其居民的害怕造成的。那些人還不知道，他們不久就會被遷離。此時此刻，我對希律王和西牆所知不多。在課本中的舊明信片上，我見過表現西牆的圖畫，但在我認識的人中，沒有誰渴望親眼見到它。我完全不瞭解，西牆其實不是聖殿的組成部分，與聖殿山相比，它在絕大多數時期也不神聖；虔誠的猶太人不會去聖殿山，以免沾染了死者的不潔。然而，借助宣傳手段，文化的世俗代理人想要重建和強化傳統，他們毫不遲疑地向歷史發起了民族進攻。作為勝利影像冊的一部分，他們選用了一張三名戰士的擺拍照，中間的“阿士肯納茲”士兵光著頭，頭盔拿在手裡，像在會堂裡一樣；戰士們悲傷的眼神含著兩千年來對這面大牆的嚮往，心中充滿了“解放”父輩土地的喜悅。
由此開始，我們滿懷熱忱，不停唱著《金色的耶路撒冷》。拿俄米•謝莫的這首歌鼓吹土地吞併，作於戰鬥開始前不久；在將東耶路撒冷的征服轉變為一項古老歷史權利的合理實現的過程中，它所起到的作用迅速而高效。歌曲抒情地為戰爭做著心理準備：“老城裡的井幹了，市場廢棄了，暗黑的聖殿山一派荒蕪。”可是，在1967年6月那些酷熱的日子裡，參與入侵阿拉伯耶路撒冷的人們都知道，這些不是事實。而且，很少有人理解，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歌詞其實很危險，甚至是反猶的。不過，既然那些手下敗將如此虛弱，高歌的勝利者就不在此類細節上浪費時間了。無聲的被征服者如今不僅在我們面前跪下，還淡出了永恆猶太城市的神聖景觀，就像他們從未存在過一樣。
戰後，我和其他10名士兵被派去守衛洲際飯店；後來，它被猶太化了，今天的名字是七拱飯店（Sheva Hakshatot）。這座宏偉的飯店建在橄欖山頂，靠近那些古老的猶太墓地。我給當時住在特拉維夫的父親打電話，說我在橄欖山上，他提醒我想想那個在我們家族代代相傳的故事。那時候，由於缺乏興趣，我把這故事忘得一乾二淨。
我父親的祖父在去世前，決定離開位於波蘭羅茲（Lodz）的家，前往耶路撒冷。他是個極端正統的虔誠猶太人，跟猶太複國主義者沾不上邊，因此，除了旅行的票據外，他還帶了一塊墓碑。像那時的其他好猶太人一樣，他不僅想住在錫安，還想被埋在橄欖山。根據11世紀的一篇《米德拉什》，死者的復活是從曾建有聖殿的莫利亞山（Mount Moriah）對面的這座聖山開始的。我年邁的曾祖父名叫古滕伯格，他賣了自己的全部家當，盡其所有準備這次旅行，沒給孩子們留下一分錢。自私的曾祖父是那種總想站在隊列前面的人。到彌賽亞降臨的時候，他希望自己是第一批復活者。他只想在其他人之前獲得救贖，由此，他成了我們家族第一個埋在錫安的人。
我父親提議我去找找曾祖父的墳墓。開始我很熱心，不過，由於夏季的炎炎烈日和戰鬥結束後的極度疲憊，我不得不放棄了這個念頭。人們還傳言說，一些古老墓碑被用來建造那座飯店了，或至少是用於鋪設上山的路了。那天晚上，跟父親通完話後，我靠著我在飯店房間裡的床後面的牆，想像這堵牆或許是由任性的曾祖父的墓碑造的。在飯店酒吧所藏美酒的刺激下，我驚異於歷史的反諷和欺騙的本質：我的任務是守衛飯店，防的是身為猶太人的以色列搶劫者；他們確信，飯店的一切都屬�耶路撒冷的“解放者”。這使我相信，死者的救贖不可能很快發生。
與西牆和橄欖山首次相遇幾個月後，我更深入地來到“以色列地”，在那兒經歷的一件奇事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餘生。六日戰爭後，我第一次服預備役是在傑裡科（Jericho）入口處的老警察局。根據古老的傳說，在以色列地，傑裡科是“以色列人民”征服的第一座城市，是通過長久地吹響公羊號角所引發的奇跡而征服的。按照《聖經》的說法，那些間諜在一名叫喇合的當地妓女家住下了，我在傑裡科的經歷與他們完全不同。抵達警察局後，先來的士兵告訴我，當六日戰爭產生的巴勒斯坦難民試圖在夜間回家時，他們遭到了有預謀的射擊。白天過約旦河的人被抓了起來，將在一兩天后被送回河那邊，這些人被關在臨時監獄裡，我的任務是看管他們。
1967年9月的一個週五晚上，我記得是我生日的前一晚，軍官們把我們留下，自己開車去耶路撒冷度假。一位年老的巴勒斯坦人帶著大筆美元，在路上被逮捕，之後被送進了審訊室。我在警局建築外執勤，震驚地聽到裡面傳出可怕的叫聲。我跑了進去，爬上一隻板條箱。透過窗戶，我看到那人被綁在椅子上，我的好朋友們在毆打他，用點燃的香煙燙他的胳膊。我跳下箱子，嘔吐起來，然後回到自己的崗位，嚇得發抖。一小時後，一輛小卡車裝著這位“富有”老人的屍體，駛出了警察局。朋友們告訴我，他們要去約旦河，把老人處理掉。
這具遍體鱗傷的屍體被扔進了約旦河的什麼地方？是不是在“以色列之子”渡過約旦河、進入上帝親自授予他們的那塊土地的同一地點？我不知道。但可以確定的是，令我瞭解佔領事實的“洗禮”並非發生在聖約翰使第一位“真正的以色列之子”皈依的地方，依據基督教的傳統，那是在傑裡科以南。無論如何，我永遠無法理解那位老人被折磨的原因。巴勒斯坦恐怖主義尚未出現，沒有人敢於反抗。或許是為了錢。或許行刑與平庸的殺害不過是因為無聊，不過是因為那個晚上沒什麼別的娛樂。
只是到後來，我才把傑裡科的“洗禮”看作生命的分水嶺。那天，我自己也被嚇壞了，沒試圖阻止酷刑的進行。我不知道能否阻止，然而，沒去嘗試這一事實困擾了我許多年。的確，我在此將它寫出來，本身就意味著我內心仍未能擺脫那次謀殺的陰影。不管怎麼說，那個無法原諒的事件教導我，不僅如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所證明的，絕對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它還會帶來對其他人、最終也對其他地方難以遏止的占有意識。我的祖輩生活在東歐的柵欄區，毫無權勢，我敢肯定，他們想像不出自己的後代在聖地會做出的事。
第二次服預備役時，我還是被安排到了約旦河穀，恰在建於那裡的第一批納哈爾舉行慶典的時間。抵達河谷的第二天黃昏，上任中央軍區司令一職不久的利哈瓦姆•澤維（Rehavam Zeevi）人們更熟悉他的另一個名字“甘地”來視察我們。此時，他的朋友國防部長摩西•達揚尚未送他母獅做禮物；後來，那只母獅成了以色列軍隊在西岸存在的象徵。出生於以色列的澤維站在我們面前，擺出不亞于巴頓將軍本人的姿態，發表了簡短的演說。我當時有些困，記不清他究竟說了什麼。不過，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時刻：他指著我們後面的約旦群山，激情地要我們記住那些山也屬�以色列地，我們的祖先也曾生活在吉拉德（Gilad）和巴珊（Bashan）。
一些士兵點頭同意，另一些笑起來，大多數人只想趕快回帳篷睡覺。有人開玩笑說，我們的將軍肯定是三千年前生活在河東的那些祖輩的直系後代，才會提議我們立刻出發，為他解放野蠻的異教徒佔據的領土。我沒覺得這種說法好笑，相反，將軍的簡短演講成了重要的催化劑，加劇了我對小學以來被灌輸的集體記憶的懷疑。那時我就知道，按照他聖經式的和至少有些扭曲的邏輯，澤維沒有說錯。涉及熾熱的祖國觀念，這位前帕爾馬赫英雄和未來的以色列內閣部長一向坦誠，且從未改變過。那些曾生活在“我們祖輩土地”的人們位於他的道德盲區，他也毫不關心他們存在的現實。很快，許多人接受了他的立場。
我前面提到，對於我成長於斯和最初愛上的這一小塊土地，對於塑造了我的性格的城鎮景觀，我感受到了一種跟它之間的強大的聯繫。雖然我從來不是真正的猶太複國主義者，但我受到的教導是把這個國家看作避難所，在需要的時候，接收失去家園、受到迫害且無處可去的猶太人。就像歷史學家伊薩克•多伊徹，我將導向1948年的歷史進程理解為這樣的故事：有人絕望地跳離一座著火的房子，落地時傷到了路人。不過那時候，我無法預見那些將會重塑以色列的、由軍事勝利和領土擴張導致的重大變化。它們與迫害給猶太人帶來的苦難全無關係，過去的苦難不能為其提供正當性。這一軍事勝利的長期後果強化了一種悲觀看法，即歷史是一個犧牲者和加害者不斷發生角色轉換的舞臺，受迫害者和被逐出家園者往往會在以後變成統治者和迫害者。
1967年以後，在民族文化的形成過程中，以色列有關民族空間之觀念的轉變必然會發揮重大作用，儘管未必是真正決定性的。早在1948年，對有限的領土和“狹窄的底部”，以色列人就很不滿。取得1956年戰爭的勝利後，這種不滿公開爆發了。那時候，本古裡安（David Ben-Gurion）總理認真考慮了吞併西奈半島和加沙地帶的事。
這一插曲雖然重要，但轉瞬即逝。到以色列國成立後，先輩家園的神話很快消退了，直到近二十年後的六日戰爭獲勝，它才強力回歸公共舞臺。許多猶太以色列人認為，對征服耶路撒冷老城和希布倫、伯利恒的任何批評都將破壞之前征服雅法、海法、阿卡的正當性，以及征服其他地方的正當性；在猶太複國主義關聯神話般的過往的拼貼畫中，相對來說，這些地方沒那麼重要。的確，如果我們承認猶太人“回歸家園的歷史權利”，就很難拒絕將之應用到“古老家園”的核心地。我那些不覺得越過了邊界的戰友有什麼錯？在世俗高中，我們學習《聖經》，把它當作一門獨特的歷史教育課程，原因不正在於此？那時候，我從未想到，被稱作綠線的停火線會那麼快從以色列教育部製作的地圖中消失，也從未想到以色列下一代的家園邊界觀念會跟我的相差那麼大。我沒意識到，我的國家成立伊始就沒有邊界，有的只是永遠提供著擴張可能的流動邊界模塊地區。
一個關於我人文主義政治幼稚性的事例是，我從未想過以色列通過實踐《聖經•詩篇》122：3中“連絡整齊的一座城” 的說法，敢於正式吞併東耶路撒冷，與此同時，拒絕給予其“統一的”首都三分之一居民平等的公民權，並將這個做法延續至今。我從未想過，我會見證對一位以色列總理的謀殺，只因為那扣動扳機的致命愛國者相信，總理將放棄“猶大和撒馬利亞”。我也從未想過，我會生活在這樣一個怪異的國家，它那20歲時才遷來的外交部長會在整個任期內住在以色列主權邊界之外。
那時候，我全然不知，以色列會成功控制龐大的巴勒斯坦人口達數十年，同時剝奪其自主權。我也無法預料，這個國家的大多數知識精英會接受這一狀況，資深歷史學家、我未來的同事會一直輕易地稱他們為“以色列地阿拉伯人”。我從未理解，以色列對本地“他者”的控制竟不是通過歧視性公民身份的那一套軍政府、猶太複國主義社會主義對土地的徵用與猶太化等如在1967年前“好的、老的”以色列所曾實行的那樣，而是完全否認他們的自由，為“猶太人民”中的先鋒定居者榨取自然資源。此外，我從未想到那種可能，即以色列會成功地把超過50萬人安置在新征服的地區，以複雜的方式將他們禁錮起來，使其不與被剝奪了基本人權的當地人接觸，從一開始，整個民族事業都凸顯出殖民的、族群中心的、隔離主義的特徵。簡而言之，我根本想不到，我的絕大部分人生會和一個老練而獨特的種族隔離軍事政權毗鄰而居，“文明”世界則部分地由於自身內疚的良心，不得不對它妥協，並別無選擇地支持它。
年輕的時候，我想像不到會有一場絕望的因提法達（Intifada，起義），對兩次暴動的鐵腕鎮壓，以及殘酷的恐怖主義和反恐怖主義。最重要的是，我用了很長時間才理解，猶太複國主義有關“以色列地”概念的力量與今日仍在形成中的以色列特性之間脆弱的關係，才理解一個簡單的事實：1948年，猶太複國主義者與其先祖家園的被迫分離只是暫時的。那時候，我還不是政治觀念史和文化史學者，還沒開始思考有關土地的現代神話的作用和影響，特別是軍事實力和民族化宗教結合後的狂喜所催生的那些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