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盛期的歐洲（簡體書）

11世紀之初，從地中海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農民在不那麼肥沃的土地上為領主耕作，羅馬式的圓拱教堂零星矗立在大地上。教會對普通人還沒有什麼控制力，許多王國也尚未成形。

到了14世紀中期，歐洲人口已然翻番，城鎮湧現，高聳的哥特式教堂遍佈各地。教皇與國王爭鬥不休。十字軍發起了九次遠征，聖地失而復得、得而復失。通俗騎士文學成為從貴族到平民的消遣，大學建立，古典文化復興，政治結構在各方勢力的消長中悄然改變。為這一切希望、變革、成就、擴張畫上句點的，是突如其來的饑荒、瘟疫與戰禍。在那之後，歐洲再不是從前的那個歐洲了。

在王權和教權、王國與王國的纏鬥中，限制權力的機構得以創制。為理解信仰，經院哲學家構築了理性的大廈。在國家與教會的危機中，蘊含著革新和復興的轉機。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歐洲，就在中世紀盛期裡孕育醇化。

威廉•喬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

中世紀學者，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曾任該校中世紀研究項目主任。他研究十字軍史、英國憲政史，關注中世紀的政教關係、性別、經濟、猶太人地位等問題，著有《路易十四與十字軍的挑戰》《從奴役到自由》《法國王室與猶太人》《大饑荒：12世紀早期的北歐》《從英格蘭到法蘭西：中世紀盛期的重罪與流放》等多部著作，其中《大饑荒》獲得哈斯金斯獎。

“企鵝歐洲史”系列中文版總序
《中世紀盛期的歐洲》導讀
作者序
第一部分 11 世紀的歐洲
第 1 章 1000 年的基督教世界
第 2 章 地中海地區的歐洲
第 3 章 北歐人、凱爾特人與盎格魯—撒克遜人
第 4 章 法蘭克/ 法蘭西
第 5 章 中歐地區
第二部分 12 世紀的文藝復興
第 6 章 主教敘任權之爭
第 7 章 第一次十字軍運動
第 8 章 知識界
第 9 章 12 世紀的文化創新：俗語文學與建築
第10 章 政治勢力及其環境（上）
第11 章 政治勢力及其環境（下）
第三部分 13 世紀的歐洲
第12 章 社會結構
第13 章 教皇英諾森三世與第四次拉特蘭會議
第14 章 學問
第15 章 北方諸王國
第16 章 波羅的海和中歐
第17 章 哥特世界
第18 章 南歐
第四部分 14 世紀早期的基督教世界
第19 章 饑荒與瘟疫
第20 章 政治與社會暴力
第21 章 危機中的教會
結語
致謝
附錄
世系表
參考書目
推薦閱讀

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景色讓人久久難忘：藍天明淨，鹽沼地上的草浪隨風起伏；空氣溫暖潮濕，水鳥或成群成雙，或形單影隻，翱翔於天際，直到循著潟湖找到捕魚與休憩之處，方才歇息落腳。波浪拍擊著海岸，不遠處是廣袤的綠色原野，數百年來，人們一直在其上耕作。在遙遠的高地上，橡樹和冷杉組成了大片林地。村莊中，葡萄藤和繁花盛開的果樹散發出晚春和夏季特有的芬芳氣味。
地中海沒有明顯的潮汐現象，這片海域及其歐洲腹地為中世紀的捕鳥者、漁民和水手提供了豐厚的機遇。當地狩獵盛行，貴族鷹獵者喜歡在蒼鷺築巢之地打獵，鄉民們則每年捕獲數以十萬乃至百萬計的候鳥。據估計，每年約有500 億隻候鳥離開位於非洲的冬季庇護所，遷徙到歐洲的夏季棲息地，而地中海北岸的歇腳處便成了它們的喪命之處。此外，海中也能找到食物，不過地中海鹽度較高，魚群密度不及北歐海洋。來自不同民族、信仰和文化的信使、商人和奴隸出現在港口，這給地中海的居民提供了許多交流接觸的機會。
然而，地中海這個夥伴有時也信不過。冬季可能會有狂風暴雨，水手們不願在此時出海。許多大陸港口都不適合大船停泊，部分原因是海水漲落幅度太小，沖不走平緩河流匯入海中時帶去的大量淤泥。盛夏時節，潟湖中散發出惡臭，攜帶病菌的昆蟲肆虐，當地生活變得令人生厭。強勁的海風偶爾吹過，送來新鮮的空氣，將成群蚊蚋一掃而空，不過，風暴來臨，不在避風處的船隻也會因此損毀。
盛夏也帶來了乾旱。歐洲南部的降水比不上北部。山脈的春季徑流形成了無數小河，而到了6 月末7 月初，這些小河的下游就會變成乾涸的河床。8 月時，在西班牙中部、法國南部和意大利南部的部分地區，生態已經變得與沙漠相仿。曾經嫩綠的山巒丘陵變成了蒼灰色，有如餘燼。清晨陽光的熱量令大地重現生機，讓蜥蜴們愉悅不已，正午驕陽的炙烤，又使它們慵懶閒適起來，人類和家畜只能倦怠地躲在任何能找到的陰涼處所。幸運的是，那裡有山脈，比如伊比利亞（Iberia）半島的坎塔布連（Cantabrian）和比利牛斯山脈（Pyrenees）、法國南部的賽文山脈（Cevennes），以及意大利的亞平寧山脈（Apennines），靠近群山的地方湖泊常滿，溪水常流，附近繁茂的草場能為成群的家畜和野獸提供充足草料，至少曾經如此。在群山中，在海島上，在南部許多有森林覆蓋的地區，土地原本的肥沃程度與人類耕耘的回報多寡因地而異，這是世界上幾乎所有地方的共同點。在某些情況下，人類干預是關鍵。在巴倫西亞（Valencia），灌溉技術在穆斯林到來之前就有應用，又在穆斯林手中得到了完善。到11 世紀時，灌溉技術已經使這座城市成了花園般的塵世樂土。在其他地方，自然環境的改變並非如此徹底，卻也帶來了類似裨益：西西裡島（Sicily）的峽谷風景迷人，那裡也是11 世紀歐洲生產力最高的地區之一。在大陸上，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谷地中牧草繁茂，吸引平原地區的牧人們在晚春時節長途跋涉而來，哪怕這裡地勢險峻，人跡罕至，在許多民間傳說中，這裡更適合猛獸和未開化之人居住，而非信仰基督教的文明人。
地中海南部的獨特環境塑造出這裡日常生活的特有形態。夏日正午的酷熱使午休成為慣例。就連篤于苦修的本篤會（Benedictine）修士們也得到指令，從大齋節（Lent）直到10 月，都以閱讀代替室外勞作。葡萄園無處不在，在沒有宗教禁令的地方，生產葡萄酒輕而易舉，成本低廉，因此南方人的飲料也不會局限於麥芽酒、蘋果酒和牛奶—至少對基督徒和猶太人而言是如此。橄欖樹的栽培意味著南方可以用橄欖油作為烹飪用油和製造用油，不像在北方那樣只能用動物脂肪。軍事和政治的歷史也使南方和北方出現了差異。在語言方面，和阿蘭人（Alans）、汪達爾人（Vandals）和哥特人（Goths）一波波的入侵和移民相比，羅馬帝國的長期統治、拉丁文化的多年浸染更有影響力。在伊比利亞、法蘭西、意大利，還有以撒丁島（Sardinia）上薩爾多（Sardo）為代表的島嶼地區，基於拉丁語或羅曼語的各式方言固然多樣，但在語言學上，這些方言依然與遙遠北方的日耳曼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談及法律時，南方人依舊認為自己處於羅馬法的約束下。這話的意思是，從他們訂立契約的程序和一小部分契約責任的實質中，仍能辨認出古代帝國管理者創立的原則和格式化用語。
巴斯克人（Basque，他們是9 世紀誕生的納瓦拉王國的創立者）在高盧（Gaul）西南和伊比利亞西北一隅持續抵抗羅曼語言的影響，羅曼語系因而沒能在歐洲西南部獲得全面勝利。東南方向，早年羅曼語在達爾馬提亞（Dalmatian）沿海等地區的成功轉瞬即逝。穆斯林勢力于711 年征服西班牙，902 年又奪取西西里，隨著阿拉伯語的引入，羅曼語遭遇了最有力的對手。阿拉伯穆斯林之後，包括北非柏柏爾人（Berbers）在內的一批又一批非阿拉伯人接踵而至，帶來了在此後數代人時間裡影響南歐生活的又一組文化因素。伊斯蘭教本身成了文化領域最大的挑戰者。它給了信仰基督教和猶太教的人們另一種選擇。改信伊斯蘭教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是因為在穆斯林統治區，改信能使人獲得最好的工作與受尊敬的社會地位。在教義方面，較之於複雜的三位一體基督論，伊斯蘭教教義十分簡潔，再加上其教義整合進了對耶穌和聖母馬利亞的尊重，也許便說服了一些不太堅定的基督徒，使他們認為改變信仰並非神父口中的罪孽。1000 年時，在歐洲，穆斯林的第一波征服和伊斯蘭教的首次傳播固然都已結束，但其大規模的退卻遠未開始。在11 世紀的歐洲，南方生活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強勢的城市文化，這種文化並未徹底失去來自遙遠過去的傳承。穆斯林征服者們以極強的責任感鼓勵人們適應城市的生活方式與文化氛圍，科爾多瓦（Cordoba）這座羅馬帝國時期的省會城市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他許多失去了古時光彩的城鎮也是如此。而在基督教歐洲地區，至少在南部，城市景觀依然存在，但是繁華不比當年。相比之下，羅馬只是當年盛況一個殘影。這座在古代有100 萬人居住的帝國都城，此時居民數量僅為2 萬左右，有時像座鬼城，其中的宏偉建築已人去樓空。話雖如此，倘若沿著朗格多克（Languedoc）南部海岸或整個法國地中海沿岸地區尋找，人們一定能發現一些規模雖小卻十分繁榮的基督教城鎮，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納（Tuscany）與倫巴第（Lombardy）也是如此。
在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盡頭，威尼斯也開始嶄露頭角。從10 世紀晚期到11 世紀，為數眾多的此類城鎮已經脫離了皇帝、教皇、教區主教或一方諸侯的控制，與自己曾經的主人重新商談保有獨立的條件。在基督教君主國家裡，唯一明顯偏離這一趨勢的例子出現在11 世紀時經歷基督教再征服後的西西裡島。在那裡，一個強大的王國建立在穆斯林式制度之上，防止了城邦的出現。城鎮成了多種商品的集散中心，部分原因在於，在歐洲南部生活的人們通常會種植並銷售特定的商業作物。1060 年時，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裡亞（Calabria），農民已經開始大規模種植桑樹，他們還收集蠶蛹供絲綢紡織業之用，這一產業自10 世紀開始就以北意大利的盧卡（Lucca）為中心。此外，在意大利南部，也有染料行業的靛藍（indigo）製造業，種植園裡也有蔗糖生產活動。
在歐洲南部，形形色色的文化與信仰混在一起，這在前文已有提及。在西班牙，除北方比利牛斯山區的幾個基督教小王國外，自711年起，多數地區已經完全處於伊斯蘭政權的統治之下。征服者將權威施加到廣大基督徒與數量可觀的猶太人身上。有人認為，穆斯林的統治，至少到再征服運動真正展開時，都能保證基督徒、猶太教徒和穆斯林間和平共處。雖然在穆斯林統治伊比利亞半島期間，穆斯林人口一直占少數，但通過改信與移民，他們的人口數量始終在穩定增長。而且，穆斯林自信能夠長期保持霸權，因此雖然沒有給予基督徒和猶太教徒所有權利，卻依然和後兩者友善地生活在一起。雖然有不平等因素存在，但人們還是都享有宗教自由，不過，被征服民族的宗教被認為是次於伊斯蘭教的。被征服者的建築、詩歌和其他文化與知識的表達形式，借鑒了許多阿拉伯與伊斯蘭風格的主題和修辭，並重獲新生。
近來，上述圖景被批評為現代自由派和反教權派學者的理想化描述，甚至是對史實或多或少的有意歪曲。這些學者憎恨西班牙後來變成的樣子—充斥著教士和種族主義者的西班牙，在歐洲其他地方盛行啟蒙運動之際，西班牙卻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大幅滯後。許多19 世紀和20 世紀的學者幻想能有這樣一個時代：教會權力受限，基督徒不以血統純潔或世襲傳承來分為三六九等，不同信仰的人們一起勞作和娛樂，創造出繁榮進步的社會。但即便這種和平共處的情景純屬虛構，至少在西班牙，雖然信仰三種宗教的人群間存在著鴻溝，但當時暴力行為的數量依然少於中世紀較晚時期，即伊比利亞半島差不多完全回歸到基督徒統治之時。
朗格多克和普羅旺斯（Provence）則從未經歷過穆斯林統治。在這裡，穆斯林征服時期建立的前哨據點僅僅是曇花一現。穆斯林曾多次襲擊沿海並向內陸進軍，還曾向北深入了相當一段距離。事實上，直到11 世紀，類似攻擊還在繼續，穆斯林要麼從普羅旺斯的拉加爾代弗雷納（Garde Frainet）這種位於歐陸沿海的基地進軍，要麼從他們治下的島嶼，比如巴利阿裡群島（Balearics）出發。這些襲擊，加上當地基督教領主的內鬥，使朗格多克各地在政治經濟發展上不甚均衡。儘管如此，從圖盧茲（Toulouse）到法意邊境的廣大地區，依然存在一些普遍性的特徵。
朗格多克和普羅旺斯大體以鄉村為主，不過，當地還是有一些沿海或靠近海岸的城鎮，本地居民成分多種多樣，既有基督徒，又有數量可觀的猶太人。和平時期，這些城鎮—其中以納博訥（Narbonne）、阿爾勒（Arles）和馬賽（Marseilles）最為重要—會和北非、西班牙、意大利進行貿易往來。在充斥著暴力的歷史時期，許多居民轉而幹起了海盜的勾當。在內陸，城鎮規模較小，數量也更少。圖盧茲是內陸最值得注意的城鎮，或許也是唯一的大城市。像阿維尼翁（Avignon）、奧朗日（Orange）和瓦朗斯（Valence）這樣的城鎮將在中世紀後期的政壇上扮演重要角色，但11 世紀時，它們只是荒僻的小城而已。
在上述兩省的廣袤鄉間，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基督徒中（在鄉村，猶太人數量不多），包括了古代融合之後的高盧—羅馬人和日耳曼人後裔，除此之外，還有大量信仰基督教的居民被補充進當地人口—這些人是在穆斯林征服西班牙之後遷來的。在鄉村社會中，對個人的忠誠成了人與人之間最主要的紐帶。11 世紀的某個時刻，人們可能會將這種關係以封建制度的形式表述出來，這一情況在不同地區出現的時間不同。不過，執掌大權的人（potentes，“強大者”）與權力較小的人（mediocres，“平凡者”）之間的紐帶，並不是通過宣誓效忠與賜封采邑形成的。上述兩類人統治著為數眾多的“弱小者”（impotentes），也就是貧窮的自由民、農奴和奴隸。這些人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依附於社會地位更高的人，他們和教士階層一樣，在鄉村的暴力活動中成為飽受侵害的對象。
在10 到11 世紀發生的變化中，上述暴力行為促使大批教會人士與世俗貴族樹立一套政治與社會層面的公正觀念，這個體系強調了正當與非正當戰爭之間的區別，也著重區分了暴力與復仇的合法與非法對象。一些地區領導者發起了“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或“和平運動”（Peace Movement），號召地方顯貴與大批弱小者和貧民出席集會，取當地教堂的聖物為見證，試圖約束暴力行為。他們宣佈了一系列規定，確立了衝突期間的行為準則。
26 在989 年召開的沙魯（Charroux）會議上，“主教、教士和修士皆有列席，更不用說還有大批平信徒在場”，面對這些人，波爾多大主教領銜的高層神職人員嚴肅譴責了破壞教堂、劫掠鄉村貧民、攻擊神父瀆神的惡徒，將他們逐出教會。“許多聖徒的遺體”也在會上得到了展示，“這些聖徒在世時常行神跡”。994 年，在利摩日（Limoges）召開了另一場會議，同樣帶著奇跡的光環。與會者也發佈了一份地區性的“和平與正義公約”。11 世紀早期，在普瓦捷（Poitiers）與魯埃格（Rouergue）召開的歷次會議延續了這項工作，其原因正如普瓦捷會議所指出的：“和平之名如此美妙，合一信念如此美好，和平與合一都是基督升天時留贈給門徒的。”（引文均出自Head and Landes，1992 年，第327—342 頁）
1027 年，在魯西永（Roussillon）的埃爾訥（Elne）召開了會議，會議在圖盧日（Toulouges）的大草場上舉行，以容納大群教士、貴族，以及“大批虔誠信徒（其中不僅有男人，還有女人）”。主持會議者制定了許多關乎“上帝的和平”的教規，也規定了休戰條例，限制了打鬥可以合法進行的時間段。“ 前述伯爵領地和（魯西永）主教區的居民，不可在禮拜六的第九個小時到禮拜一的第一個小時之間，向任何敵人發起攻擊，這是為了讓人人都尊崇我主的日子。”就像上帝的和平一樣，上帝的休戰也迅速傳播開來，而且條例禁止打鬥的時間往往得到延長，將原本允許合法打鬥的時段也包括在內。到了1041 年，似乎整個朗格多克省都已經處在了開戰禁令的影響之下，該禁令禁止人們在“從禮拜三晚上到下個禮拜一的黎明 ”之間進行暴力活動，不過並非所有人都遵循這樣的約束。
禮拜儀式上的詛咒是修士們為了推進和平而進行的一項傳統活動，也被用於推行“上帝的和平”：以上帝之名、借由聖靈之力，並從主教們那裡，獲取了使徒之首、受祝的聖彼得所賦予的神聖權威之後，我們將這些人（作惡者）從聖母的教會的懷抱中趕出，並降下永久的絕罰，使得這樣的人無法從任何基督徒那裡獲得幫助或與之取得聯繫。願他們飽受詛咒，在城市中如此，在鄉村亦然。願他們的穀倉被詛咒，願他們的骨頭被詛咒。願他們在家園中身陷詛咒的折磨，願他們離家成為居無定所的流民。願這樣的人像那無信而不幸的（古代異端）阿裡烏斯（Arius）* 一樣，流盡內臟而死。願上帝借摩西之手施加於那些違背神聖戒律者的懲罰，都加在他們的頭上。（Little，1993 年，第36 頁）
對作惡者的另一項懲罰是讓聖物在他們面前受褻瀆，聖物被從祭壇上拿下並放到地上，直到作惡者為其行徑懺悔為止。不過，根據上述引文，處以絕罰乃至下禁令（interdiction）這樣的終極手段，可能依然是教會最強大的武器。逐出教會，意味著把人終身隔絕於教會那賜生命的聖禮之外，他們的朋友若和他們接觸，也是有罪的。而禁令則禁止人參與當地所有教會活動，為的是在破壞和平者、他們的支持者和無辜的旁觀者心中埋下深深的恐懼。使用這樣的武器確實能夠給社群施加巨大壓力，使作惡者意識到自己做錯了，需要懺悔。在朗格多克和其他地方，上帝的休戰與和平也許並沒有遍及所有角落，但這依然體現了天主教教士階層與許多世俗貴族對保持穩定、主持公正的關切，這樣的舉動最終會重新催生出教會監督之下的強力世俗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