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書：清史簡述（簡體書）

導 言

鄭克晟

《清史簡述》是鄭天挺先生1962年在中央黨校講課時的記錄稿，198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今再版之際，先略述鄭先生生平學術及此書梗概於前。

鄭天挺（1899—1981），字毅生，別號及時學人。福建長樂人，生於北京。其父鄭叔忱，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長期在翰林院供職，曾任奉天學政、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總教習（教務長）。母陸嘉坤，出身官宦之家、書香門第，亦通文史，擅長詩詞，曾任天津北洋女子學堂總教習。 1905年、1906年，其父母先後辭世，鄭天挺時年7歲，遂由表舅梁濟（梁漱溟之父）監護，寄居親戚張耀曾（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長）家，孤兒的命運使鄭天挺自幼就養成了獨立的意識和堅強的性格。

鄭天挺自幼向學，廣泛閱讀各種文獻。他生於清末，並在北京度過童年及少年時代，耳聞目睹許多清代掌故，引起他極大的興趣，這為他以後開展清史研究打下了得天獨厚的基礎。1917年，鄭天挺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師從黃侃、劉師培、錢玄同等大師，1920年畢業，從此就與北京大學結下了不解之緣。1922年進入北京大學國學門，師從錢玄同，進行“中國文字音義起源”的研究。當時清朝內閣大庫一批檔案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撥給北京大學，北大組織“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會”，鄭天挺加入該會，參與明清檔案的整理，這可以說是鄭天挺正式步入清史研究的階段。一開始就接觸清代檔案，為鄭天挺以後的清史研究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奠定了他以後從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礎。

1924年，鄭天挺任北大講師。隨後一度赴杭州浙江大學任教。1930年再回到北大，1933年晉升教授，並出任北大負責行政和總務的秘書長，直到1950年。其間多年擔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1940年到1945年，擔任西南聯大總務長。當時，北京大學恢復文科研究所，傅斯年任所長，鄭天挺任副所長，學生為此戲編對聯一副曰：“鄭所長是副所長，傅所長是正所長，鄭、傅所長掌研所；甄寶玉是假寶玉，賈寶玉是真寶玉，甄、賈寶玉共紅樓。”成為學林佳話。1952年院系調整，鄭天挺調到南開大學歷史系，任系主任，1963年任南開大學副校長。1961年與翦伯贊一起主持全國文科教材的編纂，任歷史組副組長，主編教材多種。晚年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及《中國歷史大辭典》主編。著有《清史探微》《探微集》《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及時學人談叢》等著作多種。

鄭天挺一生，儘管行政事務纏身，但始終堅持學術研究，對清史研究一直保持著濃厚的興趣。抗戰前，研究清史的老前輩及開拓者孟森（字心史）任教於北大，鄭天挺對孟森十分敬重，受他的影響也極深。他們都重視史料，精於考證，有“乾嘉遺風”。在同一領域，他們互相切磋，友誼密切。1937年“七七事變 ”不久，孟森病逝。而北大、清華與南開則遷往昆明，組成西南聯大，其間，鄭先生開始講授明清史，並對清代的宗教、禮俗、婚姻、清皇族血系以及清代典章制度，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用心極勤，隨後出版了大著《清史探微》。抗戰勝利以後，鄭先生在北京大學及南開大學歷史系，先後開設了“明清史”“清史研究”“明史專題”“清史專題”“中國近三百年史”“明清史料學”等十幾門有關明清史的課程，成為海內外公認的清史泰斗和史學大家。

鄭天挺治學，既繼承了中國古代文化的優良傳統，尤其是清代樸學的傳統，重事實，重史料。“五四”以後，又吸取了科學與民主的新思潮，視野開闊而不泥古。1949年以後，又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力求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歷史。同時，在個人修養上，他是一個執著的愛國主義者，始終把自己的研究和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抗戰期間，針對日本帝國主義歪曲滿族歷史，鼓吹“滿洲獨立論”的謬論，鄭先生以充分的史料、嚴密的論證寫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統》，以大量的史實，雄辯地證明清代皇室氏族中含有滿、蒙、漢各族的血統，原來生活在東北的滿族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世紀50年代末，中印邊境出現爭端，鄭先生又查閱相關資料，提供給有關方面參考。所以鄭先生的學術研究中充滿了愛國主義情懷。

鄭先生是學者、歷史學家，又是重要的教育家，是當之無愧的北大功臣，又是南開史學的旗幟。鄭先生在北大為秘書長十八年，1948年，在北大五十周年校慶之際，學生自治會以全體北大學生的名義給他送去“北大舵手”的錦旗，表彰他幾十年為北大操勞的業績。而南開大學歷史學能有今天的地位，成為中國明清史的研究重鎮，鄭先生功不可沒。當今中國史學界中，不少大家出自鄭先生門下。鄭先生在幾十年教學生涯中，為我國學術界、社會各界培養了許多人才。在20世紀中國的教育史上，鄭天挺先生也是座永遠的豐碑。

《清史簡述》雖然是講課記錄稿，但自成體系。全書提綱挈領地介紹了清朝入關以後到鴉片戰爭前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實，既給讀者提供了有關清史的基本知識，又提出了一些問題，在四十年後的今天依然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全書高屋建瓴，總攬清朝特點，抓住了清史的關鍵問題，儘管簡單，還是頗多創見。加之，用“中西比證 ”的方法，揭示了中西歷史的異同，很有啟發性。當然，因文稿成於20世紀60年代，初版於撥亂反正之初，不免留下時代的烙印，讀者自會理解的。此次重版，除極個別的字詞稍加改動外，基本一仍其舊，保持原貌。相信讀者既能從中獲得清史的有關知識，也能感受到鄭天挺先生的治學精神。

一、八十年間的概況

二、清軍入關與統一全國

三、沿襲明制和保證滿族地位的政治

四、清初對漢族及其他民族的壓迫

五、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六、滋生人丁永不加賦（1712年）和攤丁入畝（1723年）

七、鞏固統一的戰爭

八、清初的對外關係

清代中期的政治和經濟（1723—1840年）

一、一百一十八年間的概況

二、實行“攤丁入畝”以後的經濟發展

三、資本主義萌芽的緩慢發展

四、軍機處的設立——清朝在政治上中央集權的加強

五、乾隆時期的幾次戰爭和軍費問題

六、清代中期的對外關係

七、各族人民的起義

八、清代中期的新問題

鴉片戰爭前的清代文化

一、哲學思想

二、考據

三、史學

四、文學

五、清代纂輯的書籍

附錄 一本簡明而富於創見的清代史

概說

一、關於清史的年代問題

清朝是我國東北的一個少數民族——滿族的統治者入關統治全中國的時期。滿族是祖國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在我國東北聚居和發展。西元1616年它建立了一個政權，在山海關外的東北遼東一帶活動達二十九年之久，1644年才入關統治全國。1644年以前，滿族政權只是在遼東局部地區實行統治。從斷代史的角度來看，可以從它的先世談起，包括了1644年以前的歷史；但是在通史課程裡，1616年到1644年這一階段的歷史則屬於明代，不在我們今天講的範圍之內。

清朝的統治一直繼續到1840年以後，直到1911年才被推翻。但是從 1840年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性質發生了變化，所以在通史裡清朝的歷史結束於1840年。1840年以後的七十多年的歷史則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講，我們講清代歷史的就不談了。1644年以前的不講，1840年以後的不講，只剩下1644年到1840年這一百九十七年的時間。這就是中國通史上關於清朝歷史這一階段的年代。（這裡所說的年，都指自然年，不是周年。往往兩階段前後銜接在同一年，所以有重複的，計算周年時要剔除重複的年。）

二、鴉片戰爭前清代歷史的特點

在這一百九十七年裡，出現了一些什麼新東西？與過去有什麼不同？有些什麼突出的新矛盾？有些什麼特點呢？

我們認為有以下六個主要特點：

1.這一階段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而不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在清朝以前，中國已經經歷了長遠的、悠久的封建社會。在這漫長時間裡，有幾個根本特點，如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封建國家、超經濟強制等等，在整個封建社會中是貫徹始終的。清朝也不例外。但是由於生產力的逐步發展和階級鬥爭的強大推動力量，使社會不斷地向前發展，因此每個朝代相對地又存在著差別。1644年以後的清朝和明朝比較起來，就相對地存在著差別，出現了一些新東西。例如，明代的人口統計數字，據《明史》記載，一直在五千萬至六千萬之間，一般說在六千萬上下。明神宗萬曆六年（西元 1578年）共六千零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人。但是清朝就不一樣，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西元 1764年）中國人口突然增到二億零五百五十九萬一千零一十七人。不到兩百年的時間，人口幾乎增加了兩倍半。到了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西元 1841年），人口達到了四億一千三百四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一人。過去我們說中國有四億人口就是指這個時期的數字。當然，明清兩代的人口數字都不一定是當時全國人口的實數，但是這些數字總說明人口增長很快，反映了清代社會經濟比明代有了突出的發展。

在人身依附關係方面，清代也和前代有所不同。中國農民的徭役負擔很重。在明代，政府限制農民不得隨便離開土地，人民沒有出入往來、居住、遷徙的自由；人民離開家鄉，要得到官廳的許可，發給路票，稱為“路引”，沒有“路引”就不能隨便移動。因為徭役是不能落空的，離開了家鄉，還得按期回鄉去承擔徭役，所以要領路引，以便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但是清朝則不同， 1723年攤丁入畝以後，人民有了往來的自由，政府也不過問，並不要你按期回去負擔什麼徭役。可見封建社會的根本問題雖然沒有變化，但是各時期存在著相對的差別，而且這種差別的幅度還很大。

清代在封建社會發展中處在一種什麼樣的階段也值得我們注意。它和前代有些什麼不同呢？在明朝中葉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種萌芽並沒有導致中國封建社會解體，也就是說，還沒有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所以，在中國社會史的分期上沒有封建社會末期。所謂封建社會末期是指封建社會瓦解、資本主義產生的時期。我們說清代這一階段不是封建社會末期，但是並不等於說沒有進入到封建社會晚期。

明代中葉以來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導致封建社會解體的原因很多，我們不必舉出更多的例子，例如，封建制度本身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限制，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農民個體經濟不能很快突破舊的生產關係造成新的生產力，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工商業沒有擺脫封建的桎梏，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控制等等，都阻撓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儘管這些原因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正常發展，但是卻不能說沒有新情況的出現。儘管中國社會沒有進入封建社會末期，也不能說沒有發展到封建社會的晚期。

“末期”和“晚期”是有所不同的。“末期”是指舊的生產關係完全崩潰瓦解，並向新的制度過渡的階段；“晚期”是指這個制度已經開始走向崩潰，但是還沒有完全崩潰，在個別方面還有發展的餘地。

中國封建社會沒有發展到末期，但是有晚期。清代就正是處在封建社會的晚期。更確切些說，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也並不是從1644年才開始，明代也應該算是封建社會晚期。

2.清代是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封建經濟繼續發展的時期。這時封建經濟已經走下坡路，但是還沒有崩潰，資本主義萌芽正在孕育著，而封建經濟還繼續在發展。封建社會晚期和全盛時期有所不同，這時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封建經濟也還繼續在發展，比過去有發展、有進步，只是比較緩慢和不正規。在封建所有制加強與發展的同時，有了新的東西出現，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和發展。當兩種東西發生矛盾的時候，不是封建經濟讓路，就是資本主義萌芽受到約束。如果封建經濟讓路，那麼中國社會就進到了封建社會的末期；如果它並不讓路，反而使資本主義萌芽受到限制，那麼這就是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封建經濟繼續發展的封建社會晚期。

在康熙乾隆時期，工商業非常繁榮，出現了許多新事物。以蘇州的工匠工資為例：踹坊工價原來是計件的，踹匠踹布一匹工價銀一分一厘三毫，這時出現了“米加”，凡米價每石在銀一兩五錢時，每踹布一千匹加貼銀二錢四分（每匹平均加二毫四絲）；又如染紙作坊工價除飯食外原是計日的，每日刷紅紙五刀為一工，每工銀二分四厘（平均一刀四厘八毫），這時出現了“工貼”，多刷五刀另加伙食工銀五分（平均一刀一分，相當於基本工價一倍），還可以累計；又如紙坊工價原是計件的（所謂“計刷數為工，並不計日”），紙匠每日以刷紙六百張為一工，每月工價銀一兩二錢（每日六百張合四分），這時出現了“茶點銀”，凡是在正工六百張以外再刷六百張的，除規定計件四分外加給茶點銀半分，共四分五厘。這種“米加”“伙食工貼”“茶點銀”等等無非是工資的改稱，這一方面是工匠們反剝削鬥爭的結果，一方面是坊主們狡猾地想借此刺激生產。坊主們意圖刺激生產增加利潤，但又不甘心提高工資以致減低剩餘剝削，於是想出種種名目，希冀蒙蔽一時另尋復辟機會（例如米價降低取消“米加”）；同時，坊主們既害怕工匠們的“喊歇停工”“齊行增價”，而不敢不改變工價，但又怕一增再增，觸動自己階級利益，於是坊主們聯合買通封建官府，訂出條例，刻石立碑，把工價定死，也就是凍結起來，使它在物價增長時也不能再增加。這就反映了封建生產方式內部資本主義萌芽和封建主義之間的尖銳鬥爭。新的東西出現了，坊主不能不承認它，但是發展下去又會使坊主的利益受到很大影響，因此，坊主與封建統治者勾結起來對它加以限制。從表面上看來，似乎也還公平合理，坊主不許克扣、短少工人工資；實際上是工人從此再也不許要求增加工資，即使是物價上漲，也不得要求增加，更不許叫歇（罷工，又稱喊歇），如果叫歇，責打三十板甚至遞解回籍，使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受到了挫折，使新的生產方式的苗頭在封建主義的壓制下不可能得到發展。一般說，手工業方面的資本主義萌芽在發展過程中都有這種情況：不是封建經濟讓路，而是資本主義萌芽受到挫折。如果封建主義讓了路，那麼就會突破舊的生產關係進入新的生產關係。

3. 滿族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這是清代歷史的另一特點。滿族從1616年建立起來的政權就是封建制政權。滿族在這時已經進入封建社會。一個新興起來的，進入一個較高階段的封建制的國家，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工作作風、意識形態各方面都在上升，這是非常明顯的；特別在進入封建制幾十年以後最為顯著，最富於向上的青春活力，比起過去古老的封建國家的頹廢腐朽大不相同。所以，在歷史悠久的多民族國家當中，如果有一個新興的民族剛剛進入封建制，它一定是這個國家裡面最富於活力、最活躍的一部分，他們一定會給這個國家增加新的動力，使腐朽的社會振作起來，同時也使封建制度更加發展、更加鞏固。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這樣的情況。例如元朝，過去許多人都說元代落後、倒退，但是今天看來，在元代忽必烈時期，中國社會還是向前有所發展的。元滅宋以前，宋政府已經腐朽不堪了，但是元滅宋後的全國政權，使中國社會又得到新生與發展。清代也是這樣。康熙時國家富強，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提高，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為什麼明朝末年腐朽到那樣程度，到了清初又這麼強大？當然，明末農民大起義對社會發展起了推動作用，這是一個真正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沒有一股向上的新生的活力追隨著它一同推動前進，則力量不可能那麼強大，時間不可能那樣持久。這時，一個新進入封建制度、處在封建社會上升階段的民族，正好具備這種條件，正好發揮這種作用。元朝的忽必烈時期，清朝的康熙時期，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就在於此。康熙時期距離 1616年政權的建立不過五十年，正在封建制度上升階段，所以它增加了中國社會在農民戰爭的推動之後大力地、持續地向前發展的活力。

新興的、活躍的、剛進入封建制度的民族建立全國政權以後，原來腐朽的封建社會得到暫時的穩定，這暫時的穩定相對地延緩了資本主義的到來，使已經衰朽的封建制度得到茍延殘喘的機會。那麼，這算不算反動呢？應該肯定它，還是應該否定它呢？我認為這不能算反動。雖然它延緩了資本主義的到來，但是提高了封建生產力，改善了封建社會的人民的生活。它對資本主義萌芽沒有正面去反對和破壞，而且相反地由於它促使社會生產發展起來，正可以突破舊的生產關係，產生新的生產關係。它對社會發展還是起了間接推動作用的，所以不能算是反動。

4. 清代是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時期。清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是中國固有疆域的奠定；第二，是各民族經濟文化聯繫的加強；第三，是中央和地方關係的密切和鞏固，特別是邊疆和中央政府的關係以及對中央的向心力比前代有了進一步的加強。

我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在什麼時期鞏固、加強和發展起來的呢？今天我們所繼承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的疆土基本上是清朝時期奠定的。這並不是說，清代以前的中國不是多民族的統一國家，而是說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由清朝更加鞏固下來的。如遼東以東廣大地區，明朝時期雖然設置了奴兒幹都指揮司，但對它所屬的基層組織沒有直接派遣官吏去治理，而是指定各民族自己的首領去管理；從清朝開始，才由中央直接派官吏去治理。我們國家疆域的明確和鞏固，也是清代的功績。清代奠定和鞏固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疆土，主要是在康熙到乾隆這一時期；可以說從康熙時期開始確定，到乾隆時期加以鞏固。這並不是把國家領土的確定歸功於康熙和乾隆兩個人，而是說我們國家疆域是在那個時期確定的，他們兩人只是在客觀上起了推動作用。這樣大的國家的建立和鞏固當然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功勞，是各族人民不斷努力的結果。

由於疆域確定了，道路修通了，經濟、文化的聯繫自然加強了。當然，過去歷代對邊疆也有經濟、文化的聯繫，但是沒有清代這樣密切。

更重要的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加強。這也是從清代開始的。清朝統一全國以後，就注意到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當時對各民族實行的政策，簡單地說，就是加強向心力的措施，使他們傾向中央，並使他們安心。清代以前，雖然把邊疆民族籠絡過來了，但是沒有使他們安心。在明朝時，滿族就沒有安心。所以從康熙到乾隆，始終注意民族政策問題，通過各種措施，加強地方對中央的向心力，不僅使各民族常到中央來，而且使他們安心於中央的政治、政策。康熙首先這樣做了，雍正、乾隆也是如此，而且不遺餘力地做這個工作。這裡有一個顯著的例子：清代在熱河地方（今河北承德）蓋了許多廟宇，有滿、蒙、藏、維……各族的建築，仿佛是民族文化宮，花了不少錢，使各族人民高興。這也是加強向心力措施的一個方面。由於採取了種種措施，加強了各民族對清政府的向心力，才使各民族對中央朝廷的關係更密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了鞏固與發展。當然，毋庸諱言，在實施過程中必然不免使用強力。所以清朝施行的民族政策還只是封建性的東西，有局限性，它只是人為地甚或強制地做到了對其他民族的表面籠絡，強使安心，談不到在平等的基礎上的民族大團結和各民族之間的互助友愛。

5.清代是抗拒殖民主義侵略，進行鬥爭的時期。從 1644年起，清朝政府就開始和西方殖民主義國家進行鬥爭，鬥爭是很尖銳的。直到 1840年，最後鬥不贏了，頂不住了，中國才從獨立的國家變成了半殖民地，清朝不久也就垮臺了。 15世紀末到19世紀末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四出瘋狂掠奪的時期。19世紀末，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各個殖民國家在中國劃分了勢力範圍，情況就和過去有所不同了。在殖民主義國家瘋狂侵略下，東方的大小國家都變為殖民地。他們對中國這塊肥肉一直垂涎三尺，但是中國對付他們的辦法就是來了就打（ 1523年擊退葡萄牙於廣東新會西草灣， 1549年又擊退於福建詔安走馬溪，1624年擊退荷蘭於澎湖），因此他們就不敢進來，不敢像對待東南亞、印度那樣來對待中國。

清軍入關以前，殖民主義國家就開始來到了東方。16世紀下半期尼德蘭（荷蘭）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 17世紀英國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強大的、新起的殖民主義者比過去的殖民國家（葡萄牙、西班牙）手法更為狠毒，他們千方百計要侵入中國。清軍入關不久就遇到這個問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於 1642年，清軍入關是1644年）。在對待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問題上，從清初到鴉片戰爭，清朝始終保持警惕，從事防範和加以限制：1681年進攻鄭克塽不用荷蘭兵和兵船；1698年不許英國自由來華貿易；帝俄商隊有一定路線，海上來船有一定口岸；1706年只許不再回國的西洋人留住中國；1720年逮捕潛匿往來的西洋人，等等，都是顯著事例。如果不加警惕防範，那麼他們的侵入一定早於1840年，所以，1840年以前的抗拒努力也不要忽視。

清代在一百九十七年中和西方殖民主義國家進行的鬥爭是非常尖銳的。鬥爭包括了各個方面，如文化、科學技術、商業貿易等各方面都有鬥爭。有些方面看起來不很顯著，實際上鬥爭是存在的。西方國家總是千方百計地企圖打進中國，中國人民和清朝統治者也是想盡辦法不讓他們來，進來了就不好辦了。所以這一鬥爭也是十分曲折和非常激烈的。

6.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大一次農民戰爭以後的一個朝代。明末農民大起義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前後有十八年之久，經歷了十三省。歷來的農民戰爭還沒有像這次農民戰爭規模這麼大、時間這麼久。這次農民戰爭沉重地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推動了社會向前發展。這個特點，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

如上所述，清代歷史上有這六個特點，我們學習時應該把這些特點掌握住。把它搞清楚了，對瞭解許多問題的來龍去脈，也就有了基本的線索。

以上所談的是清代歷史的特點。這些特點都是在長時期內逐漸形成和發展的。每一個特點的發展都是跳躍的、迂曲的、波浪式前進的，不是直線式上升的。在發展過程中有時還要走些回頭路。有時單從一個方面或一個問題看不出來，如果我們把它前後聯繫起來，把和它有相應關係的問題聯繫起來，就看得明顯了。瞭解這些特點，對研究工作是有幫助的。我們知道，人民是歷史的主人，這些特點的形成都是人民共同努力的結果。

下面我們找出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作為研究清史的界標。

三、這一時期的重大事件

清朝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很多，下面我們列舉一些涉及全國人民生活，甚至影響全世界的重大歷史事件。

1.清軍入關與統一中國。滿族原來在關外活動， 1644年入關，建立了全國政權。到 1681年平定了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的“三藩叛變”，統一了全國，這是一件大事。 1644年清軍入關在中國歷史上又一次出現了非漢族政權。遼、金、元都是非漢族政權，清軍入關使非漢族政權在中國歷史上再度出現。

2. 1661年鄭成功驅逐了盤踞在我國臺灣的荷蘭殖民主義者，收復了中國的領土臺灣。從殖民主義者手裡收回自己的領土，這在當時的世界歷史上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這是全世界歷史上出現的奇跡，是影響全世界的大事，這和後來中國抗拒殖民主義國家的鬥爭是有關係的。荷蘭殖民者被鄭成功趕走以後，不甘心失敗，經常勾引清朝政府聯合進攻鄭成功，但清政府並沒有同意。清廷後來攻打鄭克塽也是自己出兵，沒有利用荷蘭的海船、海軍，這也是一件有遠見的事情。（《清聖祖實錄》，康熙十八年三月庚戌條；二十年二月庚寅條）

3. 1691年蒙古三十旗隸屬清政府，奠定中國北部的疆土；1720年肅清外來侵擾，護送達賴六世回藏，奠定了祖國西南的疆土；1759年平息天山南北的內部戰爭，建立行政機構，奠定了祖國西北的疆土：使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進一步獲得了鞏固和發展。西藏早就是中國的領土，以前是由中央封藏族首領為法王，派他管理，康熙五十九年（ 1720年）以後，又由中央加派了駐藏大臣，關係更加密切起來。

4.雍正元年（ 1723年）“攤丁入畝”，這是一件大事。在此以前，中國歷代有土地稅、人口稅等等，土地稅稱為賦，人口稅稱為役。雍正元年實行了攤丁入畝，把人口稅攤入土地稅裡一起計算，所以又叫“丁隨地起”。就是說，從此以後，不再按人口徵稅，交地稅的時候，稍微增加一些，丁稅與地稅合一，由佔有土地的人合併交納。這件事從 1723年明令開始（1723年以前，各地已個別出現），到1729年全國大多數地區都實行。從此中國就沒有了人口稅。西方國家原來也都有人口稅，直到資本主義時期才消滅，而中國在封建時期的 1723年就沒有了，這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5.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中國和帝俄訂立了《尼布楚條約》。這是中國和外國締結的第一個外交條約。

6.乾隆五十八年（ 1793年）英國派使臣馬戛爾尼來中國，要求和中國通好，並且提出條件要求與中國擴大貿易往來；中國沒有允許。這件事情如果實現，殖民國家就要打進中國來。

7.雍正元年（ 1723年）清政府嚴禁天主教教士活動，限制傳教士只許在澳門居住，不許到內地進行傳教活動。這就杜絕了殖民主義國家利用宗教到中國作不正當活動的道路。

8.嘉慶元年（ 1796年）湖北、四川、陝西白蓮教民發動農民起義，這反映了當時的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從此以後，清朝開始走下坡路。再過四十多年，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歷史就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期。

這些都是和全國有關係、和國際上有關係的大事。當然，大事很多，不勝枚舉，這裡舉出的，僅是和前面所說的特點有關的帶關鍵性的幾件。

四、關於這一階段的分期問題

從1644年到1840年的一百九十七年間有沒有分期的必要？如果有這個必要，又應該怎樣分期？

我們認為應該按照社會政治經濟的不同情況，把整個清朝的歷史劃分為不同的階段，以便研究。所以1644年到1840年這一時期，還是分一下好。就一個王朝的歷史來說，清朝應該追溯到1616年，把入關前的二十九年也算進去。1616年到1644年為一階段，可稱之為關外期。但是在整個中國通史中，這一段只能算作明代史的一部分，因為這二十九年只是從滿族本身的發展來說可以算一階段。當然，這一時期滿族的發展對全國不能說沒有關係。例如明代的遼餉，就涉及到全體人民；又如明、清之間的和戰問題，又和明代的政治結合在一起。但如果脫離開明朝的政治來講，就說不清楚。所以在中國通史裡，一般把這一時期歸入明代。

整個清朝從入關以後到辛亥革命（1644—1911年）的二百六十八年間，我們可以把它分為三段：

1. 前期（1644—1723年），從入關到攤丁入畝，共八十年。第一階段又可劃分為兩段：

（1）入關到統一（1644—1681年），前後三十八年。

（2）統一到攤丁入畝（1681—1723年），前後四十三年。

2. 中期（1723—1840年），從攤丁入畝到鴉片戰爭，共一百一十八年。第二階段也可劃分為兩段：

（1）攤丁入畝到白蓮教起義（1723—1796年），前後七十四年。

（2）白蓮教起義到鴉片戰爭（1796—1840年），前後四十五年。

3. 後期（1840—1911年），或稱為晚期。這時已經進入近代史的範圍，我們就不談了。

為什麼這樣分呢？

首先，這種分期只是近似的、有條件的。一般的歷史分期也都是這樣的。所謂近似的，是說它不是一刀兩斷、截然劃分的；所謂有條件的，是指它不是普遍的。例如頒佈攤丁入畝的法令以後，過了五六年才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所以我們說這種分期是近似的、有條件的。

為什麼要分前期和中期呢？我們認為，時間雖然很短，只有一百九十七年，但是前後兩期的發展情況有所不同。拿農業耕種面積來說，順治十八年（ 1661年）墾田面積共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四十畝；到了 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增加到七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五頃五十畝有奇。一百多年之間耕種面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增長達到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五，增加數目是不算少的。墾田面積的增加，說明前後農業生產發展程度的不同，所以可以把它分為兩期。

再拿人口增加的數字來看。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國人口共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一千三百三十四人；到了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全國人口增加到二億零五百五十九萬一千零一十七人。如果以1711年百分之一百作為基數，那麼到了1764年就增加到了百分之八百三十五，在五十四年中間，人口增加了七倍多。當然，這其中有種種原因，數字也可能不夠準確。這一增長幅度的出現，是由於攤丁入畝。因為攤丁入畝以後，再沒有人口稅了，徭役負擔也免除了，過去隱瞞的人口都報了戶籍，才使人口這樣顯著地增長。

攤丁入畝取消了人口稅，也反映了封建依附關係的削弱，從而刺激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對於生產的發展具有一定的意義。

前期和中期的階級分化情況也有所不同。在清朝中葉，階級分化是與社會發展並行的。乾隆十三年（ 1748年）有人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就是說，這個時期的土地歸富戶的大約有百分之五六十，早些時候的自耕農民這時候都已經破產，變成了佃戶。可見乾隆時期土地兼併形成一個高潮。在此以前，明代萬曆年間是一個高潮，這時又是一個高潮。土地的集中當然妨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為土地的集中創造了條件），從而引起了階級矛盾的發展。這一土地兼併的高潮的確切日期難以肯定，具體年代不好計算，因此我們沒有記到大事中去。

這就是劃分為兩期的主要原因。

清代是中國多民族國家的鞏固發展時期，祖國的領土大部分在此時奠定。從這方面來說，前期和中期也有所不同：前期是逐步統一和集中；中期是使我們國家的領土更加鞏固、確立。由於這幾方面的原因，雖然是短短的一百九十多年，而前後有所不同，因此我們把它分為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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